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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中西女性“身体写作”之比较

收藏本文 2024-03-20 点赞:3938 浏览:10226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本文意比较中西女性“身体写作”,阐明中国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一方面是受到西方女性“身体写作”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有其本身的产生源流。中西方女性“身体写作”虽然有着相同的名字,但却有着各自的产生、发展源流。中国女性“身体写作”不是西方女性“身体写作”“在中国”,而是中国本土的“女性身体写作”。在比较两者的过程中既有着“传播”的事实,更有着“平行”的存在。
【关键词】中西比较女性“身体写作”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compare Chinese and Western female “body writing”, clarify the “body writing” of Chinese women writers, on the one hand,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female body writing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its own generated origins. Although Chinese and Western female “body writing” he the same name, they he their own generated, developed origins. Chinese female “body writing” is not the Western female “body writing” in China, but China native “female body writing”.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ing the two, it has not only the fact of “spread”, but also the existence of “parallel”.
Key words: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emale “Body Writing”
前言
所谓女性“身体写作”,就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公开欣赏、宣布和正面赞美式描写,表现女性对其性别的骄傲和认同,以及想要征服男性、战胜男性的。长期以来,女性自卑于自身的身体劣势——凹的身体特征、无法与男性对抗——受着来自男性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女性主义作家意图通过写女人自己 ,用身体的语言突显出女性的特色,让妇女站起来与男性公开对抗。她们利用女性身体经验中所蕴含的创作素材进行叛逆的写作,利用女性身体异于男性的特殊之处形成一套独属于女性的话语系统,用身体的隐喻来挑战千百年来的男性话语权。
中国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一方面是受到西方女性“身体写作”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有其本身的产生源流。本文将涉及比较创作学中对于主题的比较研究内容,采用传播研究法、平行贯通法和超文学研究法,比较中西女性“身体写作”。
正文

一、西方女性“身体写作”

女性“身体写作”的主张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在她的文论《美杜莎的笑声》中率先提出的。书中,她对女性说:“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 转引自《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程丽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第29卷第4期];“书写身体吧,女人”[ 转引自《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 陈定家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第234页]。不久,“身体写作”理论传到了美国,得到了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苏姗·格巴的回应。她在《“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中探讨了女性的创作问题:“第一,许多妇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她们艺术创作的惟一可用之媒介,由此,女性艺术家和她的艺术品之间的距离常常令人吃惊地急剧消失了;第二,女性身体所提供的最基本的,也是最能够引起共鸣的隐喻就是血,由此,创作这一文化形式也就被体验为一种痛苦的创伤。同时,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艺术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女性身体隐喻的‘空白之处’,女性的内部世界,代表了对灵感和创造的准备状态,自我对潜在于自我之中的神的奉献和接受。”[ 转引自《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程丽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第29卷第4期]
以上便是女性“身体写作”理论的在西方的最有代表性的阐述,那么促使西方女性“身体写作”理论产生的因素有哪些呢?
在文学创作方面,50,60年代的欧美自白派诗歌是“身体写作”理论的重要源流之一。“自白派”诗歌主张直接表现女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矛盾冲突,在埃莱娜·西苏和苏姗·格巴的文章中都有着“自白派”的痕迹。同时,“身体写作”理论的产生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也是有一定关联的。70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到了“妇女中心”批评阶段,产生了“女性美学”的新理念,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运用于文学、语言、意念、价值和字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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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杜莎的笑声》 埃莱那·西苏1992年版 第108页],创造“女性特定的心理所产生的文学风格和形式”[ 《美杜莎的笑声》 埃莱那·西苏1992年版 第110页]。“女性身体写作”在这种新理念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理论、实践的积累与探索,便得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另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构主义理论等也是“身体写作”的重要思想来源,它们启发着法国女性主义者将语言、创作与女性的身体、联系在一起。德里达利还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了多元性思维方式和‘差异’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程丽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第29卷第4期],帮助女性主义者为女性找到了与男性对抗的有力武器。在心理学领域,以艾伯勒·金西博士为代表的性心理学家所出版的《男性性行为》、《女性性行为》等著作,也为打破女性身体劣势的歧视观念、消除女性自身的自卑感以及女性主义者“以身体反抗性别歧视的策略选择”[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程丽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第29卷第4期]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中国女性“身体写作”

中国女性“身体写作”,在小说界,以第一代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第二代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为代表;在诗歌界,以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为代表。
西方女性 “身体写作”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并在90年代中后期受到人们大力关注。从此,“身体写作”这一名词在中国出现并广为流传。然而,中国的女性“身体写作”不是单纯因为西方女性 “身体写作”理论的传入而开始产生的,不是因为要有意模仿西方这种创作形式而从零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西方女性 “身体写作”理论只是为中国女性“身体写作”这一埋在中国土壤中即将萌发的嫩芽填了把肥加了瓢水,让中国土地下潜在的暗流喷涌而出,给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一恰合时机的理论参照系。其实,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产生与发展还有其独特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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