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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以文化视角探源中西女性迥然相异价值取向查抄袭率

收藏本文 2024-03-20 点赞:10619 浏览:37698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 中西女性文化不同,其价值取向迥然不同。本文以中立的价值立场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视角,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中西女性问题进行了文化反思,寻出异质文化中女性所处困境及所做的价值取向的文化层面的原因。
关键词: 中西女性价值取向文化根源中西文化比较
人们常常为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的出现而惊讶,而困惑。发端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的女性主义,是否适合其他文化背景,是否有助于解决这些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问题?这些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但是,研究者多从史学的角度谈论其变迁,或从道德学家那里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较少从文化角度追溯其根源。经过多年探索,我认为若想对女性主义做出公正客观的评判,坚持一种中立的价值立场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视角,倾听来自女性内心深处的声音,是唯一寻出异质文化中女性所处困境及所做的价值取向的文化层面的原因的途径。

一、原罪说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人们普遍认

摘自: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www.udooo.com

为,人类的苦难皆源于夏娃,女人是万恶之源,本恬静的伊甸园中,是夏娃受蛇的引诱,偷食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她本人获得了知识,却使得包括男人在内的全人类皆被逐出伊甸园,从而饱受失乐园的痛苦,人类从此便孤苦无依地来到苦难的世界中,而这一切皆源于夏娃的不慎,男人理应歧视、压迫女人,女人的不幸是咎由自取。女性若想逃离苦海,只有凭借自身的力量。
《红字》中的海斯特无论多么无辜与能干,也雪洗不了自身的耻辱,她胸前的“A”字是她永远的耻辱。自文明伊始,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下,西方女性就被迫站在了与男性的截然对立和他者(the Other)的地位上。压迫与反抗,禁锢与寻求解放,自此战火频频,直至发展到近现代的女权运动。总体来说,西方的妇女运动始终是女性的一种自主的对抗男权社会的运动,无论是激进的争取与男性的绝对平等,还是保守的回归传统角色的反女权运动,皆出于女性自主的选择,这与西方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二、阴阳说

反观华夏文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中国文化素以儒道互补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道家的经典是“三玄”,二者是泾渭分明、对立而又统一的儒道两大体系。随着母系社会的解体,女性的这种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母神崇拜时期的“女耕”、“母权专制”转为男耕女织,地位平等,平分秋色,后降至男权专制,女性处于附属的他者地位。
儒教自从汉代以来确立起正统地位,从而牢固地树立起威严的形象,而对其有着互补作用的道家亦较为统治者所看重,所以儒道互补,阴阳相合,它们共同支撑着华夏文明的一片天地。在这个和乐融融的,类似西方人眼中的伊甸园般的大家庭中,男女各司其职,繁衍生息。人们生活在严父般的“儒”和慈母般的“道”的关爱之中。在“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和其明”的“天人合一”境界中,又有“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思维方式的支配,男女阴阳互补,和谐共处,并无尖锐的矛盾与对立,女性虽然不参与社会生活,却无时无刻不担当着“齐家”的重要职责。
在中国文化中,由于女性在男人们的心目中,从未犯过类似夏娃那样深重的罪孽,只把她们当做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极端的女权主义,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禁缠足、兴女学”,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受益者。所以中国的妇女解放概括起来讲是温情的,而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则更激烈。

三、人际关系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既不像印度人那样偏重于精神寄托,又不像西欧文化那样偏重于物质财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于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一个互相关爱的社会。在传统儒家学者看来,社会的好坏取决于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检测使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对抗状态,则世界就快到末世了。在这样一种“讲信修睦”崇尚的文化氛围之中,注定不会形成极尽个性张扬的女性主义,使得中国的男性将解决女性的问题视为己任,而且是协调家庭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与基督教文化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最基本的规范就是“孝”。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把孝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孝是人类血亲关系的反映。儒家把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孟子总结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尤其是孟子的“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实际上为男子纳妾制度大开了绿灯。丈夫往往妻妾成群或在外寻花问柳,而在家独守空房的女子须遵守“三从四德”的约束,还要牢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除了孝敬长辈、操持家务之外,不能有任何对自身价值,对事业与爱情有所追求,她的需要被剥夺殆尽,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儿子,她最大的希望便是在儿子身上将自己无法实现的价值体现出来,并延续下去。对于她的女儿,由于不时审察自己悲凉的处境,觉得女孩最终还是自己无望的期待,不必给予过多的关爱。这样,儿子深知自己肩负着传宗接代的使命,越发觉得自己地位的显赫与不可替代。女儿又从自己的母亲的经验中得知,自己永远属于卑弱者,“男尊女卑”的观念便这样代代相传了。在其中起着传承作用、亲手制造着男女差等,不是别人,正是女性自己,而女子只有到了老年,“所谓千年的媳妇熬成婆”时,方可获得某种自由与关爱。此时的女性,有已成就大业的儿孙孝敬,又有儿媳妇可以指使,也便有了某些支配权。
另外,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最为中国男性看重的是温柔敦厚的母亲形象。中国男性从上到下,无论官吏抑或是文人雅士无不一往情深,母亲已成为仁慈与伟大的代名词。对母亲的尊崇,除了与心理因素有关之外,与儒家的“孝悌”思想,并与史前的母神崇拜和道家倡导的阴柔从而导致的民族性格不无关联。这种尊母的传统往往导致以“孝”的情感代替“爱”的情感。我们在看到母爱的伟大与无私的同时,往往束缚了人的自由与选择,“母命难违”,母亲的话便是一切,甚至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全权交由父母操办,否则便是不孝。妻子可以不爱并且无人指责,对母亲的不孝则是奇耻大辱。中国古代男子在“爱”与“孝”面前时则陷入两难选择,“爱”与“孝”实难两全。这在众多文学作品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红楼梦》中贾母的至高无上的受人尊崇的地位,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中均可窥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娃在《论老年》一文中,却将此视为中国女性家庭地位极高的一个佐证,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误解。

四、个性张扬与卑屈求全

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孝的地位并不突出。《旧约》仅有一处提到子女对父母之孝。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传道时明确地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东西方这种迥然不同的家庭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在西方,男女之间的感情多建立在心灵间的相互吸引之上,较少出现“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家庭生活较少受父辈干涉。父母到了老年不愿视自己为儿女们“孝”的对象,更不愿视自己老而无用。从儿女角度讲,父母在完成了对自己的监护任务后,已成为独立的个体,儿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比传统的中国家庭要小得多。这样,男女间的爱的情感较少受到父母与子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婚姻能够建立在相悦的基础上,相爱的双方都视对方为“第一位”,这与传统的中国家庭爱父母儿女胜过爱妻子的婚姻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男女之间若没有了至高无上的爱,便会分手,中国传统家庭较难做到这一点。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了西方极尽个性张扬的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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