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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棉纺织业明代上海地区棉纺织业形成理由和历史特点

收藏本文 2024-01-16 点赞:30563 浏览:135698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有明代上海地区的棉花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除了适宜的自然条件之外,技术改造、专业分工、政策鼓励和赋税压力等也是其重要原因。这些特定原因导致明代这一地区棉纺织业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朝代和地区的历史特点,棉纺织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贩运贸易的兴盛、汇票和行庄等衍生行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农民阶层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承担日益严苛的赋税盘剥。尽管棉纺业的发展迅猛,但在当时中国的封建性占主导的形势下,资本主义萌芽却并未产生。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棉纺织业;明代;上海地区;贩运

一、形成原因

首先,从自然条件看,上海地区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棉,这一地区夏季炎热,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很大,符合棉花的生长需求;此外,这一地区陆地形成时间较晚,由于河口位置的侵蚀沉积作用,形成了优良的沙质土壤,这些都为棉花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是技术和工具的推动作用,松江地区初期技术比较落后,“初无踏车、锥弓之制,率用手剥去籽,线弦竹狐,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工甚艰。”(1)直到元贞年间,黄道婆将在海南崖州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家乡,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的扦、弹、纺、织等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她还变革织造工艺,用错纱配色、综线契花的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乌泥泾自此声名远播。“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明)、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其利视丝麻、盖百倍焉。”(2)棉纺工具的更新换代也是技术普及和日臻成熟的关键因素,赶车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一进步。“凡棉春种秋花”,“其花粘子于腹,登赶车而分之,去子取花。悬弓弹花(为挟纩温袄者,就此止功。)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登纺车。引绪纠成纱缕,然后绕籰牵经就织。”(3)
第三,政策因素的影响。明初即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范围的政策,至明中叶以后形成了沿江濒海的大面积植棉区,保证了充足的原料供应。经济作物所占比重有所增长,虽然实际种植面积相较粮食相距甚远,但打破了历代封建政权推行的粮食为本的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折色”的施行也间接促进农民将目光转向谷粮以外的作物,赋税可以以多种形式上缴。明初,夏秋两税原征本色;洪武九年,首开“拆色”先河,准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正统元年,又仿洪武折纳税粮、解京充傣之制。折色的实行,使农民在经营上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免遭转运之苦,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商业性农业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货币的流通,为货币地租的实施打下了基础。但是以银代输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造成一部分人放弃粮食种植转投其他作物,从而引起粮食产量下降。“诸方赋入拆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人口日增,而粮食日少,粮食供应更为紧张。特别是由于官府所征赋额,岁有定数,不得减少,甚至有增无减。而民间米价波动频繁,时起时落,农民处于交易链的最底层,只能被动接受动荡造成的影响,这也为后来遭受更大程度的盘剥埋下隐患。
第四,繁重的赋税迫使农民投入到棉花种植上来。正如明代何良俊所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可见弃粮迁业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松江。但这一变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江浙地区和上海地区,这两处沿海地带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承担的布解也更重。时人的评说:“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4)清初叶梦珠曰:“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5)
此外,上海一带劳动力素质较高,加之纺织农户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改进技术、工艺以适应市场的品种繁多的棉布产品和不同时段的需求。如明代标布盛行,而清初发生转变,标布客商锐减,中机布兴盛,纺织农户便转向中机布,谓之“新改布”。上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上海棉纺业的大繁荣。

二、历史特点和局限

(一)普遍、高效并与农业紧密结合

随着棉花种植的逐步推进,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也日益密切。 “男耕女织,外内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红。”(6),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内部手工业生产链条。妇女脱离农业,专门从事生产,城镇的牙商、布商提供原料,妇女领取之后可在家中完成纺织,再将成品、半成品交售出去。许多人因此精于纺织布,获得一技之长。“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7)说明即使脱离农业后,还可以充当雇工。
松江植棉到明中叶进一步推广,万历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已有很大规模,《阅世编》卷七中记载:“上海,棉花种植之广,与稻相等。”,“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皇朝经世文编》补卷《高晋疏》中也曾提及,松江各县以至“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另外,在分工上也有老幼、青壮的明确区分,由于一部分人缺乏织布工具和资金,或技术质量不如人,亦或精于纺纱,导致一些农家妇女专门从事纺纱工作,这也导致纺与纱的地区性分工,金山一带,“织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8)。这种分工十分有利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资源优化,技术提高。
不仅如此,棉纺织业已经开始向城市渗透,“纺织不止村落,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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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9)并且在效率和规模上都有巨大飞跃。“自二三十年来,松江之民多倚织布为生。”(10),据明代嘉庆《松江府志》,“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11)高效的织布效率使得每日的产量也十分可观。

(二)贩运产生

当时主要产棉区为长江中下游及河南、山东等地。但是纺织业却多集中在江南,故南北棉、布交换量大。“顾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12)虽然此时棉布已经遍及许多地区,但松江之地仍以其精良的品质被广为接受。“他处皆有,然土地之宜,种植之勤,纺织之精,运售之广,吾邑独甲于天下。每岁当八、九月,郭东南隅儿于比户列肆,捆载通海市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者皆棉花,岁不下数万云。”(13)嘉靖以后,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已具出口能力,对日本的民间贸易一直在暗暗进行。“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也;妇女必须脂粉,漆扇诸工必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14)上海地区商人不仅与日本有贸易往来,而且还开辟了南洋海外航线。当时,“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15)即运至南洋各国的利润非常丰厚。明中后期,棉花、棉布成为上海港重要的大宗货物,隆庆、万历后,安徽来的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郡治东蒲鞋店“几百余家”,郡治两郊则“广开暑袜店百余家”,生意火爆,“远方争来购之”(16)

(三)衍生行业和市镇的兴起

与此种蓬勃的贸易景象相适应,当时北京和松江之间已有汇票的使用,是后来汇兑业务的先声,对于去远处进行大宗贸易的商人来说,有很大帮助。安全可靠。嘉靖时,来上海做生意的商人,“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17),忙碌景象不难想象。由于此时商品经济活跃,贸易交换频繁,为方便收购原料,松江布商深入各乡县镇开设行庄,收购棉花,由此出现许多布市;同时,为棉纺织怎么写作的染踹坊也大批出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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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18)与贸易行为适应的相关行业已经初露端倪。
商业市镇的发展也很显著,明代手工业与商业交汇中心的市镇,即是本地农产品、棉布的国内贸易集散地,也是外地原料、消费品输入的中心。明末,这些市镇甚至有了专业的区分,如,下砂镇精于刺绣,金山卫长于纺纱,朱泾镇与枫泾镇善于染布……甚至运往国外,“来比贩运布匹的商贾,带来大量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已万计。”(19)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嘉定外冈镇,“外冈布之名特诸,明万历间,人间繁庶,四方商贾之贸贩花布者,群集于此,遂成雄镇。”(20)清浦朱家角“朱家角镇在五十保,“商贾辏集,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21)
三、局限
封建统治者为榨取棉花,早在元就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22),至成宗时,把棉花纳入常赋。洪武三年(1370),“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责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其时,明太祖有言,“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余民征如故。”(23)迫使农民只能增加产量以应对政府的压榨,技术条件较好的家庭尚可依赖更新设备提高效率,那些无力更新棉纺工具的家庭只能通过不断的延长劳动时间来勉强增加产出。引明末人张鸿磐“请照旧永折疏”曰:嘉定县“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来米,以米充兑。”(24)玄扈(徐光启号)先生曰:“陶宗仪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先生亦云,其利视丝枲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1134年左右),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25)天启初年,在上海、嘉定等地从事布教活动的葡萄牙人耶苏会传教士鲁德昭,就当地的棉业,留下了下面的记录:
“南直隶最东边的地区,殷富肥沃,出产大量的棉花。据当地人们肯定的说法,只在广大的上海城镇及其所辖区内,有以这些棉花为原料的二十万台织机。因此,仅以此处一地每年就要向皇帝缴纳四十五万杜卡特。织机和布匹同样是窄幅的,所以在一间屋内可放置多架。几乎全部是妇女从事此项工作。”(26)极尽盘剥后,“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27)在出售棉花或者以布易米的交易过程中,往往由于粮价上涨给百姓带来带来痛苦。一则商人从中操纵,由于粮食需要从外地供应,远商不至,导致上涨,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求暴利。二则银谷折算变化莫测,对粮农也大为不利。

四、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深层原因

尽管棉纺织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有所加强,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是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副业,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商品小作坊,更不用说手工工场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小农经济家内分工合作纽带十分坚韧,手纺与手织以及轧花、弹絮等一系列工序,也都在家庭内部进行,农家全体参加劳动。即使出现一些狭小的纱商品市场,出现少数专业的经纱人员,也难以撼动内部这种紧密结合,纱、布等生产上的社会专业分工,还远远没有形成。
其次,农手工业与手工业各工序紧密结合,有其调节与节省劳动的合理性,这是使之难以专业分化的内在原因。同时,农民承担繁重的租税负担,给这种结合带来很大强制性,使他们耕作之余,不得不藉手工纺织以图生存。因此,不论该地区是否植棉,纺织都成为江南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副业。
第三,小农根本无力也不可能革新生产工具,上海地区自元中叶吸收海南少数民族的先进技术后,虽有改进,但此后500年,鲜有大的进步,这都是手纺织业是始终停留在个体经济范畴的主要因素。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正处于两种生产形式的交汇点,我们应该看到棉纺业发展的多面性和进步性,棉纺织行业内部开始出现分工、棉布品种也有所增多,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棉布生产加工系统。这种变化促使苏松地区市镇日益专业化,加速了棉货贸易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赋税,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同时,以棉纺织行业为代表的带有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兴起,加之新谷物和番薯的引进。明中叶以后,粮食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整个生产中的作用和比重已经明显下降,特别是江浙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变化,加快了我国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有重大意义。
入清以后,美洲白银涌入,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难题,增加社会对松江棉花的有效需求;清中叶以后,海禁废除,洋布的大量倾销,上海地区的棉布市镇在同治光绪年间逐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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