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均等以制度匹配检视农村公共作均等化

〔摘要〕财政能力决定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供给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式财政分权需要宏微观制度匹配的事实，即宏观政治合法性与微观基层制度匹配。区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与影响性因素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财权分权要发挥应有的公共怎么写作提供效率需要匹配相应的宏微观政治制度。宏观上实现由经济绩效观向综合绩效观转变，微观上实现由管理主义模式向“参与式治理”转变。
〔关键词〕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财政分权；制度匹配；政治合法性；参与式治理；“三维”联动机制
〔〕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015-0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的政治经济研究”（2012M520833）； 2013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上海城乡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的‘三维’联动机制研究”（13YS081）；2011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城乡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hzf11021）
〔作者简介〕胡志平，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讲师，上海201620。

一、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检视：财政分权逻辑

目前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了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供给，原因在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没有财力进行公共怎么写作的提供，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是地方财力弱的表现。而农村基层财力更加困难，农村公共怎么写作的非均等化也是基层财力不足的结果。其实，农村公共怎么写作供给问题不仅仅是财政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讨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供给的政治经济逻辑，反思财政分权逻辑。

1.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中国式挑战

西方的财政分权在理论上是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怎么写作供给效率的，因为地方政府比政府更具信息优势，更了解当地居民的公共怎么写作需求偏好，因而区域性、地方性的公共怎么写作由地方政府供给会更加有效率。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建立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型 （Tiebout Model）提出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通过采取“用脚”（Voting with feet）方式激励其提供公共怎么写作满足居民需求的理论。当然，蒂布特模型即“用脚”理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中之一是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在中国有户籍制度的背景下这一理论还难以适用。居民目前无法“用脚”以影响地方政府核心官员的行动，因为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关键是上级认可而不是辖区居民认可。所以，中国财政分权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即财政分权是与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结合在一起的，财政分权具有国情特色。换句话说，中国的财政分权被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因为强调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特色。因而若使财政分权导致像西方理论上那样的公共怎么写作效率提升，需要财政分权与其他制度匹配。理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忽视其前提条件，没有相应制度匹配，结果就是反面的。钱海刚（2009）注意到，第一代、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在强调财政分权引致地方政府更容易发挥信息优势和辖区竞争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的特定环境。财政分权能刺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预算软约束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资源能力，使得地方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以及招商引资竞争等陷入恶性竞争的陷阱，并使这种恶性竞争具有自我实施功能，难以向有序竞争转变。〔1〕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中国式”充分说明，财政分权需要制度匹配才能显现其理论应有的力量。
目前，众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导致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但主要采用政治集权下的政绩考核机制与财政分权的强激励分析范式，也就是中国奇迹的“强激励与弱约束”——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强激励和公共怎么写作提供的弱约束。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制度匹配特色与西方的财政分权与政治分权制度匹配不同，但没有更加深入地探寻中国式财政分权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是什么，和为何需要GDP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强激励。试问，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是否与中国的政绩考核机制内容相吻合呢？更重要的是为何中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原因很简单，中国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还处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涉及到中国政权的基础，即政治合法性问题。中国执政必须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示了“发展是硬道理”，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扭转计划经济时代的落后状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一条“绩效合法型”的政治合法性路径，需要建立一个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的强激励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一句话，中国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逻辑，而不是单一的财政经济逻辑。改变中国的“强激励与弱约束”激励困境不仅是政绩考核内容的完善问题，而且需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显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
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之间虽然存在理论逻辑关系，但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如果与中国式政治相结合，可能的结果则是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由此，中国的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逻辑，而不仅仅是财政经济逻辑。从中国式财政分权可以发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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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明显存在城市偏向财政体制下的城乡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和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的总量非均等化。但是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却出现了大量“政绩工程”和超前消费的公共怎么写作设施提供，这不是基层财力不足可以解释的，显然是其背后晋升的政治逻辑与财力不足的财政分权扭曲结合的结果；因此，财政分权逻辑需要构建一个制度匹配的机制以消解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格局。
2.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反思：宏微观匹配机制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之间的不一致逻辑事实表明，财政分权机制需要一个制度匹配才能实现其理论力量。这里需要弄清三个问题：
首先，决定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与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之区别：财政分权的制度匹配问题。
地方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是根本性的，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政治经济利益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理性经济主体，体制是背景，是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人才是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才能根据环境变化进行理性选择。决定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政治经济利益显然是政绩考核机制，能够获得政治晋升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收益，因而这是决定性因素。而政绩考核机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模式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政绩考核内容与市场经济时代政绩考核内容的不同是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不同的结果，其逻辑机理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由此，影响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因素成了财政分权体制，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体制是政府核心行动者在政绩考核压力和政治晋升激励中面对的一个环境，只不过这个环境更加凸显出地方政府的财力困难，面对这一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会想办法改变财力困境，预算外支出的膨胀、土地财政等就是面对困境的突破案例。由此可见，财政分权体制不是决定性因素。《人民论坛》的调查数据显示：地方竞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63%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现行政绩考核与升迁机制，驱使地方官员谋求政绩；28%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政府权力大，拥有较多资源，为竞争创造了条件；26%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在现行财税机制下，发展竞赛能够实现更多的地方利益；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民众的发展诉求给予的压力；3%的受调查者选择“其他”。这说明当前地方政府竞争的驱动力来源于现行政绩考核与升迁机制。〔2〕
总之，区别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决定性因素与影响性因素说明，财政分权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构成中国式财政分权逻辑，同时也更加凸显出财政分权需要一个制度匹配框架，才能解释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问题。
其次，中国式财政分权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而不是政绩考核机制：财政分权的宏观制度匹配问题。
中国式财政分权需要一个制度匹配才能实现其应有的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激励，否则只能是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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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强激励与公共怎么写作提供的弱约束。王贤彬和徐现祥（2009）在研究政治激励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时，论证了在短期里，任期有限的地方官员会忽略这种公共品投资支出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公共品投资支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加上地方官员追求高经济增长造成的双重扭曲，使得公共品怎么写作支出长期以来呈现投入不足的现象。〔3〕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扭曲现象是政绩考核机制的结果吗？当然是。但更为重要的是，决定政绩考核内容的是什么机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作为一个执政党，显然需要考虑政治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从图1可以知道，决定政绩考核机制的是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类型，所依靠的是权威还是经济政治社会绩效抑或其他，相应的，政绩考核的内容自然就不同。目前改变GDP导向下的流行意识尚没有理论基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没有完全证明中国已经超越了不发达阶段，从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总书记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都说明中国还需要经济发展，中国的不发达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中国目前的发展已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只不过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平衡、不协调的，因而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创建平衡、协调的增长模式，即包容性增长模式。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式财政分权是激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激励价值；对于中国存在的弱约束现象，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还有目前的发展模式。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正是中国式财政分权需要匹配的宏观制度。
第

三、中国式财政分权背后的微观逻辑是中国基层制度不完善：财政分权的微观制度匹配问题。

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创建的“用脚”模型需要居民有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与渠道两个条件，中国式财政分权虽然宏观上制度不匹配导致了“强激励与弱约束”并存现象，致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同时也存在公共怎么写作过度提供即结构非均等化问题，这就是说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提供不一致存在微观制度的不匹配——基层制度不健全。公共怎么写作供求不一致的结构非均等问题，表象上是居民声音得不到有效的反馈。郭金喜、鲁娜（2009）研究证明：农村公共怎么写作的长期性供给短缺，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实中政府投入不足密切相关。而政府投入不足，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并非单纯的财力问题，根本层面上是因为受制于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农民失声、无力和参与缺乏。〔4〕胡志平（2011）研究也认为，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的三种非均等化状况：城乡非均等、总量非均等和结构非均等化，其实都是农村公共怎么写作供给主体之间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5〕基层公共参与机制缺乏，使基层政府不能提供辖区居民真正需求的公共怎么写作。当然基层政府提供不足与结构非均等的关键原因是宏观制度上的“强激励与弱约束”不匹配，只是基层制度不完善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现象。从图1可以看到，基层制度的完善与否对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具有重要影响，这是目前世界流行的“治理模式”问题，即“单中心”还是“多中心”治理模式。采取不同的提供机制，公共怎么写作提供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总之，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具有密切的关联，要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实践结果，需要一个宏微观制度加以匹配，使宏观上的政治合法性与微观上的参与式两个制度相匹配、相结合，而不能仅仅停留于要求大力改变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体制。
二、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检视：制度匹配框架制度经济学有一句至理名言：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会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重要的预期作用，因为“制度决定什么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以及能从经验中学习什么。此外，制度还在两个意义上塑造人们的预期，即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相信可以使他人根据这些预期而接受的要求”。〔6〕一项好的制度需要相应的匹配制度形成一个制度支撑系统，才能实现制度的理想绩效，反之则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实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过程中，制度是否匹配关系到均等化目标能否实现。由此，本文引入政治合法性概念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政策的历史转变进程，跳出财政学分析框架，厘清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机理，解释财政分权与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之间的宏观制度是如何不匹配的。

1.财政分权的宏观政治制度匹配：政治合法性类型解读

根据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目前处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型阶段转型过程中。从图2可以明显看到，处于不同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公共怎么写作提供的结果是不同的。传统权威型追求平等，而绩效合法型追求效率，这可以理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平观念和改革开放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念的区别，在追求效率的导向下，重视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激励，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甚至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奇迹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7〕这种激励是绩效合法型的要求，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彰显。这就是说，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刘鹏（2006）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 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 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方式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8〕这充分说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怎么写作，能否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怎么写作关系到执政党政权的稳固，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既然公共怎么写作提供关系到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政府的职能就是其体现。当前中国建设怎么写作型政府，正是应对政治合法性挑战的要求，宏观上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中观上是政府职能转型的要求，微观上则是公民权利的获得。公民权利和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践中体现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所以构建怎么写作型政府和提供公共怎么写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合法性基础深刻转换的必然要求。这三个方面都在注解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是赋予公民权利还是提供公民满意的社会福利或其他？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的需要。
政治合法性落实到实践上是应该如何考核政府官员，即政绩考核机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方向的确定，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10月20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意味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成为地方各级官员的工作方向，政绩考核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有学者如刘云龙（2001）认为，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政府的目标函数也不一样，他提出了政绩考核的三类目标函数，即传统经济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模式，经济改革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基层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模式。〔9〕刘云龙的政绩考核三类目标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官员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指南针”是不同的。同样叶贵仁（2010）考察自1949-2009年我国领导干部考核的历史过程，发现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强调领导干部的政治忠诚；1978-2001年为第二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2002-2009年为第三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具备全面的素质，并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任务。从外在的行政生态环境来看，不同阶段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乃是对统治合法性的反映，引导着地方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并主导其工作重点。领导干部考核三个阶段的演变绝非偶然，它孕育了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历程。〔10〕叶麒麟（2007）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 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型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也就是说， 中国由民族国家建构过渡到国家建构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 正是中国公共产品由城乡二元供给体制转变为城乡一体化供给体制的过程。〔11〕因此，建国后的政治合法性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匹配下，为了汲取资源形成了城乡之间公共怎么写作的非均等化供给格局。显然在赶超战略背景和政治晋升与财政分权背景下，城乡之间的非均等化供给是必然结果，要实现均等化供给，必须向现代型政治转变。进入20 世纪以后， 传统国家纷纷向现代国家转型。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权在民， 政府向全体国民负责， 并为全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12〕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与住房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虽然民生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中，但实质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有政治层面真正决意将工作重心、资源配置转向民生目的，并调控社会资本投向民生，民生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在此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实质就是政治问题。〔13〕这里学者指出了中国的民生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新的政治形态——民生政治。
进一步，从图2可以理解，中国式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模式应基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变化，当绩效合法型出现“绩效困境”时，经济增长但政权不稳定，需要逐步转向民生，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政治绩效的综合绩效观，再向现代转型；而民生政治要求建设公共怎么写作型政府和公共财政体制支撑的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提供。
宏观政治合法型基础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在于政治合法型基础不同的政府其执政理念也不同，有什么样的政府执政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偏向。政府执政理念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则，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根本性问题。政府管理行为本质上是一定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14〕政治合法性基础、政府执政理念、政府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有什么样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需要有相应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相配合，因而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决定了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也不同，进而引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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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经历各个阶段，尤其是从发展型政府〔15〕逐步走向公共怎么写作型政府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财政分权的微观制度匹配：基层治理模式解读

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仅不足，还同时出现了提供过度和结构不均等现象。农村田野调查证明结构非均等化现象的存在。赵和楠2007年、2009年对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高车畈村和下畈村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在结构上严重失衡。村民对于社会保障型公共品的享有度较高（如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为8783%、医疗卫生为9583%），而对于经济发展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农业技术指导为1458%、农业市场信息为1667%、农民就业培训为1042%）、生态保护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村庄绿化为6458%、村级生态环境建设为5125%），公共管理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仅为623%）处于较低水平。〔16〕显然这一现象背后不是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所能解释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提供过度的或辖区居民不需要的公共怎么写作？答案在于微观制度——中国基层的治理模式。
基层治理模式属于一种微观制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中发现了美国政治的秘密：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自由主义理论家密尔同样注意到单纯代议制政府的不足，并提出了“宏观/微观”的整合性框架，认为应该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实行代议制，在微观治理层面上实行参与。〔17〕即宏观政治层面上的代议制是相对于微观治理层面上的多元而言的。因而，我们把基础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微观制度。而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属于一种管理主义模式（王锡锌，2010），也被认为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模式无法有效地反映辖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因而公共怎么写作供给与需求脱节，导致公共怎么写作结构非均等化供给。
中国基层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与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供给的逻辑关联从图3可以清晰地显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构架是，基层政府处于压力型政治体制下，面对的是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上级政府评价基层政府并由上级决定基层政府官员的升降，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不是农民选举的，即使村民委员会也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一般都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往往对基层政府监督不力，加之人大代表对农村公共怎么写作的真实信息并不清楚，而基层政府才是信息拥有者，因此中国的基础政府能够只对上级负责，无需对选民（农民）负责。结果是农村公共怎么写作的需求者不能对农村公共怎么写作的供给者——基层政府构成压力或者西方所称的政府支持率。这样一来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需求也不取决于农民而是上级政府的偏好。所供给的必然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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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政府偏好的。这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由政府主导的而非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合作协商的管理主义或“单中心”基层治理模式的结果自然是非均等化供给。
管理主义的治理模式被简化为决策者对人和事的单向管理， 决策者对公众的政策偏好甚至需求进行塑造，公众独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则缺乏有效的政策输入途径。〔18〕显然基层管理主义模式不能适应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时代和日益多元的需求，难以克服基层政府包揽一切、成为公共怎么写作唯一提供主体的缺陷——政府失灵，并催生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与失衡。要扭转这一格局需要转变治理模式，从管理主义治理模式转向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制和技术，源于“参与式”理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主张在代议制的框架内，让公民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补充和弥补代议制的不足。〔19〕“参与式治理”与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于“参与式治理”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主张多元化主体参与提供，让政府与多元主体间进行协商和合作，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第三方失灵，以适应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怎么写作需求。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需求方，能够通过有效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公众能够参与公共怎么写作所提供的公共决策，提升公共怎么写作决策效率，完善公共怎么写作提供的公共选择过程，突破“单中心”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更加符合农村居民的公共怎么写作提供需求。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微观制度不仅在宏观政治上匹配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要求，体现出大国治理模式的转型，让农村居民参与到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由公共怎么写作提供的事务管理之中，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内涵；而且在微观政治上，让大众参与公共怎么写作这一公共事务决策，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效率。更关键的在于，解答了为何在基层政府财力困境情况下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而农村公共怎么写作供给状态依然没有根本转变的内在微观政治经济逻辑，培养了农民的参与权利意识。而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缺失，即使有财力补充，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怎么写作的动力将依然不足。
因而，中国式财权分权一方面因为宏观政治上的制度不匹配导致公共怎么写作提供不足，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微观制度不完善，治理模式缺陷，也导致农村公共怎么写作提供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完善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需要突破传统的财政经济视野，构建经济与政治制度匹配的和谐制度环境，实现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供给。

三、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制度匹配：“三维”联动机制

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的财政分权反思检视表明，财政分权体制需要一系列的宏观微观制度相互匹配，宏观上的政治制度与财政分权体制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强激励与弱约束导致了提供公共怎么写作的动力不足；而微观基层的管理主义模式则加重了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因而，财政分权体制与中国的宏观微观政治制度匹配共同构成一个“三观”的制度体系：宏观政治制度、中观财政制度、微观基层制度。中国农村公共怎么写作非均等化需要扭转宏观中观微观制度的不匹配状态，实现由“三观”向“三维”联动机制突破，其逻辑如图4所示。

1.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综合绩效观

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是政绩考核中的GDP和财政收入而非公共怎么写作提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绩效合法型政治的体现。要改变这种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绩效观，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综合绩效观，即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转向以经济社会绩效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需要更加注重由重经济绩效考核向重民生优先考核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政府的眼睛盯住公共怎么写作而不是经济绩效。未来迈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必然逐步从绩效政治迈向权利政治，公共怎么写作享有将成为公民必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改变财政逻辑的宏观制度匹配就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基础，即政治合法性类型。第一应坚持由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的政治意义在于其内涵权利政治或民生政治的重要内容，由此，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的宏观政治价值在于为实现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提供了重要路径，因而构建权利政治来源就是要把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享有权利作为一项重要权利和民生政治的基本要求，而绝不仅仅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进而突破“绩效合法性困境”，构建综合绩效观，实现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综合绩效观。第二应坚持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将单一绩效考核转变为综合绩效考核。这就需要大大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怎么写作考核指标，减少经济绩效考核指标，改变政府的办事方向，从重经济增长转向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即将经济考核转变为经济与民生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观。第三应坚持完善考核内容的执行机制即问责机制。即使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供给作为基层政府的考核内容，如果执行不力或得不到有效的问责处罚，其有效权威性必受极大的弱化。因而农村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成为考核内容需要完善政绩考核问责机制，对政府的公共怎么写作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给予处罚。更重要的是，不是由政府自己评估自己，而是由辖区民众评价。因此，有了考核的指标还需要考核的问责反馈机制，否则会产生“执法不严”的政府不作为。这里的关键是把考核权力交给谁？是所怎么写作的人民还是政府自己这个“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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