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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血缘家族的解体等原因为个体自我的觉醒提供了条件，刺激了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观追求，在现实驱驰下演变为罔顾道义、违背人伦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墨法各家功利思想皆有局限，唯有重视道德人性的儒家经过历史的竞争性选择得以独尊。战国秦汉之际从觉醒到极端化，及最终回归的名利嬗变过程，表明对功利的压制与纵容都是不可取的，只能在道德约束
〔关键词〕觉醒；回归；名利
〔〕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80-03
战国秦汉之际乃中国历史巨卷的轴心时代，其变动之机与开创之功，奠定了华夏文化与政治的根基。举凡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者，多驻于此考镜索颐，精深之论，不胜枚举。然大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及具体制度层面，从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念角度阐释的相对较少。社会现象实则一定社会心理指导下的行为外现，二者相为表里，探究前者必先厘清后者。战国秦汉之际文化、政治的勃兴，与当时急剧膨胀的表现为名利的功利思想有莫大之关系。
相关研究已在不同层面得以展开。战国秦汉之际功利之特殊与极端化习见关注与论及，如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多种哲学及思想史著述中，多有真知灼见，但隐于鸿篇巨制而略显零散。个体自我觉醒也被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如周金华《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蔡礼彬《个体意识的逐渐苏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诸子各家名利观亦有专文探讨，如徐春根《试论庄子名利观》，陈道德、杨爱琼《墨子和边沁之功利论思想比较》。既有研究多从某一断面兼及，少见整体论述与架构。本文拟发掘名利观在当时崛起、发展、回归的总体脉络，觅寻该时段名利观独具的形成与运行轨迹，突显其特殊之处。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自我觉醒的表现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不畏权势的自尊。孔子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孟子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其次为不断进取的自强。宁越勤学15载，苏秦“头悬梁，锥刺股”方得成功。主父偃自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8〕此三者皆代表性人物，为获取成功长年忍受至痛至重的苦难而不放弃，表现出深刻的自强精神。第三乃建功立业的自信。《墨子·尚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孟子·公孙丑》：“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秦之末季，项羽见始皇而豪言“彼可取而代也”，〔9〕刘邦则曰“大丈夫当如此也”，〔10〕透露出建功立业的高度自信。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自我的觉醒极大地提升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适应了选贤任能的时代需求。当长期积压的主观愿望与过度客观需求相契合时，必将导致个人名利的极度膨胀。战国秦汉时期，时人对名利的贪求达到了超出常态的极端程度。
诸侯国君贪名逐利，罔顾道义。战国秦汉之际战乱频仍，诸侯国君迫于存亡极力追求富国强兵，视利益为终极目的，为了名利而罔顾道义。其一是各国竞相贪取高名。随着国势日渐强盛，诸侯国君不再满足公侯的称谓。崇高的“王”号开始出现，自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至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称王。“王”号普泛后更为尊贵的“帝”号随之出现。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立为“西帝”，同时派魏冉向齐湣王致送“东帝”的名号。秦统一后“始皇”称号的出现，是诸侯国君贪名的极致与终结。其二是国君好谈功利而不喜道义。“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12〕不仅孟子直言斥责，太史公于此亦“废书而叹”曰“利诚乱之始也”。〔13〕商君初见孝公时说以帝道、王道皆不称意，说以强国之术则孝公大悦，与语数日不厌，急功近利之心昭然若揭，商鞅亦认为“难以比德于殷、周矣”。〔14〕其三是用人重才不重德。国君重用反复无根之游士，贪于空谈之虚利往往身败国灭为天下笑，怀王欺于张仪、苏秦反间齐国皆为其例。吴起欲事魏文侯，李克评价其贪而，文侯终以为将。〔15〕陈平乃盗嫂受金之徒，汉王亦用其能而忽其行。〔16〕上有所好，下更甚之。统治者的贵利贱义，导致社会风气整体趋坏，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极端功利化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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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序运行。〔关键词〕觉醒；回归；名利
〔〕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80-03
战国秦汉之际乃中国历史巨卷的轴心时代，其变动之机与开创之功，奠定了华夏文化与政治的根基。举凡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者，多驻于此考镜索颐，精深之论，不胜枚举。然大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及具体制度层面，从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念角度阐释的相对较少。社会现象实则一定社会心理指导下的行为外现，二者相为表里，探究前者必先厘清后者。战国秦汉之际文化、政治的勃兴，与当时急剧膨胀的表现为名利的功利思想有莫大之关系。
相关研究已在不同层面得以展开。战国秦汉之际功利之特殊与极端化习见关注与论及，如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多种哲学及思想史著述中，多有真知灼见，但隐于鸿篇巨制而略显零散。个体自我觉醒也被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如周金华《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蔡礼彬《个体意识的逐渐苏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诸子各家名利观亦有专文探讨，如徐春根《试论庄子名利观》，陈道德、杨爱琼《墨子和边沁之功利论思想比较》。既有研究多从某一断面兼及，少见整体论述与架构。本文拟发掘名利观在当时崛起、发展、回归的总体脉络，觅寻该时段名利观独具的形成与运行轨迹，突显其特殊之处。
一、春秋战国时期个体自我的觉醒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自我觉醒的历史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进步改变了生存条件。春秋战国时期，以铁器和牛耕为代表的生产力极大提高，相应的生产关系随之改变，“自耕小农在战国时代就普遍地存在，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1〕个体社会地位显著提升、经济境况得以改善，生存条件的好转为个体觉醒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心理自觉。二是血缘宗法的解体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西周政治制度是以宗法为根本的家族政治。宗法制度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决定个人的政治名分与地位高低，当个体生产能力超越家族分配份额时，家族成为个体发展的桎梏。到了战国时期，突破地缘的社会迁徙成为常态，加速了宗族血缘关系的瓦解。“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尤为剧烈，旧的国家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国野界限完全消失，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了宗族的、职业的等级限制，人的个性空前解放。”〔2〕三是摆脱天命束缚，向人的价值转变。春秋以前，天命观念成为控制社会的主流思想。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开始改变。孔子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子产指出“天道远，人道迩”，〔4〕已经以人为主体考量现实问题，人的价值上升，天命影响下降。战国时期，人事努力日益重于天道命定。孟子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天论》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命不再制人而被人所用，实现由天到人的转变，为个体自我的觉醒提供了思想基础。“春秋战国时期， 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在对传统天命神权观念的批判中完成的。”〔5〕春秋战国时期个体自我觉醒的表现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不畏权势的自尊。孔子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孟子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其次为不断进取的自强。宁越勤学15载，苏秦“头悬梁，锥刺股”方得成功。主父偃自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8〕此三者皆代表性人物，为获取成功长年忍受至痛至重的苦难而不放弃，表现出深刻的自强精神。第三乃建功立业的自信。《墨子·尚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孟子·公孙丑》：“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秦之末季，项羽见始皇而豪言“彼可取而代也”，〔9〕刘邦则曰“大丈夫当如此也”，〔10〕透露出建功立业的高度自信。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自我的觉醒极大地提升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适应了选贤任能的时代需求。当长期积压的主观愿望与过度客观需求相契合时，必将导致个人名利的极度膨胀。战国秦汉时期，时人对名利的贪求达到了超出常态的极端程度。
二、战国秦汉之际的极端名利表现
春秋战国之间的急剧变革，在思想上表现为礼乐道德崩坏而至功利诈伪并起。“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11〕战国秦汉时期的功利表现在对名利的无所不在的索求，不同阶层各从自身利益出发凸显出不同取径。诸侯国君贪名逐利，罔顾道义。战国秦汉之际战乱频仍，诸侯国君迫于存亡极力追求富国强兵，视利益为终极目的，为了名利而罔顾道义。其一是各国竞相贪取高名。随着国势日渐强盛，诸侯国君不再满足公侯的称谓。崇高的“王”号开始出现，自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至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称王。“王”号普泛后更为尊贵的“帝”号随之出现。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立为“西帝”，同时派魏冉向齐湣王致送“东帝”的名号。秦统一后“始皇”称号的出现，是诸侯国君贪名的极致与终结。其二是国君好谈功利而不喜道义。“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12〕不仅孟子直言斥责，太史公于此亦“废书而叹”曰“利诚乱之始也”。〔13〕商君初见孝公时说以帝道、王道皆不称意，说以强国之术则孝公大悦，与语数日不厌，急功近利之心昭然若揭，商鞅亦认为“难以比德于殷、周矣”。〔14〕其三是用人重才不重德。国君重用反复无根之游士，贪于空谈之虚利往往身败国灭为天下笑，怀王欺于张仪、苏秦反间齐国皆为其例。吴起欲事魏文侯，李克评价其贪而，文侯终以为将。〔15〕陈平乃盗嫂受金之徒，汉王亦用其能而忽其行。〔16〕上有所好，下更甚之。统治者的贵利贱义，导致社会风气整体趋坏，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极端功利化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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