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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周易》是中国隐逸传统的重要源头，它以象数的形式预测吉凶，为人生的进退提供行为指导，其《乾卦》《蛊卦》《遯卦》等的卦、爻辞，有着典型的隐逸思想；《易传》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周易》的隐逸思想。从儒、道比较的视野来看，《周易》的隐逸思想更多地具有儒家“时隐”特色与“家”内的眼光，与道家文明批判的立场上的“家”外眼光形成对比。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其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实际影响。
关键词 《周易》 隐逸 道家 儒家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41-06
《周易》是中国隐逸思想传统的源头，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周易》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影响。
《周易》开创的隐逸传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正史的重要内容。“二十四史”中，专门为隐士作传者居多。《史记》有《伯夷叔齐列传》，《汉书》、《三国志》也写了隐士。《后汉书》第一次专门为隐士作传，创立了《逸民传》。后代史书，《晋书》、《南齐书》有《高逸传》，《梁书》有《处士传》，《后魏书》有《逸士传》，《宋书》、《北史》、《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及《明史》，均有《隐逸传》。至少有十五史专门为隐逸列传，占62.5%以上，还不包括间接写隐士的内容。另外，有专门为隐士作传的个人著作，如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收录隐士96人，清代高兆的《续高士传》收录143人。可见，“隐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历代追述隐逸思想传统时，一般都将《周易》作为源头。范晔《后汉书》最为典型：
《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②《后汉书·逸民传》
两汉之际，“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②范晔将这一现象的思想传统源头追溯到《周易》的《遯》《蛊》等卦，把《周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当作隐逸思想的开端，以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为隐逸的先驱，第一次在正史中创立了《逸民传》，成为后世正史中《隐逸传》《处士传》《高士传》等的正式开端，开创了“隐逸传”的传统。后代诸史，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观点，而且从正面肯定了隐逸传统，如《隋书》列传第四十二《隐逸篇》说：
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故《易》称“遁世无闷”，又曰“不事王侯”……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
隐士有“坚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堪为士之表率，符合“君子之道”，其“不事王侯”反而成就了其激浊扬清之功。源自《周易》的隐逸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易》的原始意义要在占筮。”⑤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4-25页。《易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数学符号为基本结构形成的文化系统，以象征宇宙、社会、人生的变化。易学虽有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分别，但《易经》的义理寓于象数之中并通过象数表现出来，形成了复杂的象数系统。《易经》的具体内容，即卦辞和爻辞，表现为一系列的象数结构，数理是意义系统的基本结构。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六、六二、六三、、六五、上六，这些数字，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和地位，它们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易经》的象数系统。这是中国最早的数学文化。数字被视为特殊意义的表达形式，数学符号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社会、人生具有同构和对应关系，并被《易传》发挥成了两个世界：
自然界 道（不可见） 阴阳（不可见） 象（可见而无形） 器（可见而有形）
理想界 太极（不可见） 二仪（不可见） 四象（可见而无形） 八卦与重卦（可见而有形）⑤
《易经》不一定有如此系统的对应关系论，但至少说明《易经》的功能是通过象数符号形式以解释宇宙、社会、人生的变化，推断吉凶，从而指导人的行为进退。数字是可以计算的，数的这种可计算性表明外在环境的变化是可预测的，这种可预测性为人生的或进或退提供指导和建议。在此意义上说，《易经》之道，是进退之道，在根本上蕴含着隐逸哲学。
就隐逸的社会性质来看，它是一种无为之举。
“家”的束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戒”：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
“子之爱亲”，是秩序；“臣之事君”，是政治秩序。所谓“大戒”，指不得违背的规则。中国古代的“家”中有最基本的两大社会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隐士离“家”出走而隐逸，所避者主要是“义”与“命”，即“家”的秩序和政治秩序。像伯夷、叔齐之隐，其逃离秩序就是比较明显的。范蠡功成身退，是对政治秩序的规避。道家人物超越了政治秩序甚至秩序的束缚，成了离“家”出走的社群。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家”是其基础和核心。从深层的文化结构来看，与“家”的不同关系，决定了《周易》、儒家与道家隐逸观的不同性质。《周易》、儒家的隐逸思想，与道家有“家”内与“家”外的区别。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之静
关键词 《周易》 隐逸 道家 儒家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41-06
《周易》是中国隐逸思想传统的源头，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周易》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影响。
一、《易经》与中国隐逸思想传统的开端
隐逸是一种不合作行为，或者叫政治不服从行为，指贵族、士能仕而不仕。隐逸一开始就与政治有关。借用台湾学者韦政通的话说，隐逸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主动或被动地退出的贵族的自我放逐和自处于无用的自残行为。①也就是说，逃避政治迫害，适时地回避正面的政治冲突以求得生存，就是中国古代的隐逸。“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②与比干、箕子的强谏不同，微子选择了离开殷纣王，这是典型的远害避祸行为。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也是典型的政治不服从行为。隐逸，一方面是“隐”，即避世而处，这是其消极意义；二是“逸”，即以逸待劳，求个人之志，是其积极含义。“隐逸”的两方面含义，涵盖了儒、道隐逸思想的基本内容。③《周易》开创的隐逸传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正史的重要内容。“二十四史”中，专门为隐士作传者居多。《史记》有《伯夷叔齐列传》，《汉书》、《三国志》也写了隐士。《后汉书》第一次专门为隐士作传，创立了《逸民传》。后代史书，《晋书》、《南齐书》有《高逸传》，《梁书》有《处士传》，《后魏书》有《逸士传》，《宋书》、《北史》、《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及《明史》，均有《隐逸传》。至少有十五史专门为隐逸列传，占62.5%以上，还不包括间接写隐士的内容。另外，有专门为隐士作传的个人著作，如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收录隐士96人，清代高兆的《续高士传》收录143人。可见，“隐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历代追述隐逸思想传统时，一般都将《周易》作为源头。范晔《后汉书》最为典型：
《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②《后汉书·逸民传》
两汉之际，“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②范晔将这一现象的思想传统源头追溯到《周易》的《遯》《蛊》等卦，把《周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当作隐逸思想的开端，以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为隐逸的先驱，第一次在正史中创立了《逸民传》，成为后世正史中《隐逸传》《处士传》《高士传》等的正式开端，开创了“隐逸传”的传统。后代诸史，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观点，而且从正面肯定了隐逸传统，如《隋书》列传第四十二《隐逸篇》说：
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故《易》称“遁世无闷”，又曰“不事王侯”……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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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备《隐逸篇》云。《隋书·隐逸篇》隐士有“坚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堪为士之表率，符合“君子之道”，其“不事王侯”反而成就了其激浊扬清之功。源自《周易》的隐逸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易经》象数与人生进退
隐逸是一种退却行为。民族的衰落、贵族的没落、个人的失意，都会导致远离政治中心的隐逸；贵族或士以退隐的方式保全自己或等待时机。那么，《易经》与隐逸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易》的原始意义要在占筮。”⑤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4-25页。《易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数学符号为基本结构形成的文化系统，以象征宇宙、社会、人生的变化。易学虽有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分别，但《易经》的义理寓于象数之中并通过象数表现出来，形成了复杂的象数系统。《易经》的具体内容，即卦辞和爻辞，表现为一系列的象数结构，数理是意义系统的基本结构。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六、六二、六三、、六五、上六，这些数字，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和地位，它们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易经》的象数系统。这是中国最早的数学文化。数字被视为特殊意义的表达形式，数学符号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社会、人生具有同构和对应关系，并被《易传》发挥成了两个世界：
自然界 道（不可见） 阴阳（不可见） 象（可见而无形） 器（可见而有形）
理想界 太极（不可见） 二仪（不可见） 四象（可见而无形） 八卦与重卦（可见而有形）⑤
《易经》不一定有如此系统的对应关系论，但至少说明《易经》的功能是通过象数符号形式以解释宇宙、社会、人生的变化，推断吉凶，从而指导人的行为进退。数字是可以计算的，数的这种可计算性表明外在环境的变化是可预测的，这种可预测性为人生的或进或退提供指导和建议。在此意义上说，《易经》之道，是进退之道，在根本上蕴含着隐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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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对“家”是非常关注的。从社会基础来说，隐逸是贵族没落和民族衰亡的产物。《周易》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对小人持有一种严正的道德批判。君子与小人的斗争，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重要现象。这种斗争，是“家”内的斗争。在《易传》中，男尊女卑的家族观念非常明显。在《周易》的直接影响下，立足于“家”的文化，儒家形成了“家”内的隐逸文化。而道家是离“家”出走的政治角色，黄老道家人物也带有离“家”者的特点。总的来看，道家的批判更主要地集中在文明和文化的批判上。道家“绝圣弃智”，“非圣无法”，已不限于对人的政治和道德行为的批判。《周易》、儒家与道家的隐逸观，有宗法之“家”内与“家”外的差异。就隐逸的社会性质来看，它是一种无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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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儒、道的共同观念，但却有根本上的差别。儒家的无为，正如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论语·卫灵公》这是一种“为政以德”的无为，近乎道德的感化和教化。《周易》的“高尚其事”，也有教化的意义。《周易》与儒家的这种无为理念，有着明显的人文主义特点。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其自然主义态度对权力有着高度的疏离感，其边缘化倾向是明显的；庄子齐万物、一生死的精神，是道家政治冷淡和政治不服从行为的思想基础。《周易》、儒家与道家这种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别，就是“家”内与“家”外的差别。“家”的束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戒”：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
“子之爱亲”，是秩序；“臣之事君”，是政治秩序。所谓“大戒”，指不得违背的规则。中国古代的“家”中有最基本的两大社会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隐士离“家”出走而隐逸，所避者主要是“义”与“命”，即“家”的秩序和政治秩序。像伯夷、叔齐之隐，其逃离秩序就是比较明显的。范蠡功成身退，是对政治秩序的规避。道家人物超越了政治秩序甚至秩序的束缚，成了离“家”出走的社群。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家”是其基础和核心。从深层的文化结构来看，与“家”的不同关系，决定了《周易》、儒家与道家隐逸观的不同性质。《周易》、儒家的隐逸思想，与道家有“家”内与“家”外的区别。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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