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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承孔孟对“处士横议”之批判，并基于其严格的精英意识，船山对流俗之是非、私智私意提出严厉批判。认为国家应该“止辩言而行实政”，认同谏官专职之举措，主张废止上书言事。反对朋党之争，对士人意气陋习大为批评，认为国家应该重“老成慎重之士”，不奖励朋党之争。
关键词： 王夫之；处士横议；精英意识；意气；朋党之争
1004-7387（2012）04-0011-06
船山继承孔孟对“处士横议”的批评，认为国家建官立政有明确职责之分，不应该越分以滋事。这样做益处在于：于国家而言，不开辩言，坚守谏官专职之举措，有言论之职守者可言，无此职守者不容置喙。如此，政治实施才能不尚空言而行实事。于士人而言，不倡虚言、狂言，恪守言行，谨遵敦厚士品、养成温良不激之士风。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对船山关于言论问题思考的研究，一是国家立政设官之各有专职角度，来揭示船山对于谏官专职之认可，对上书言事之批判；一是从船山对“处士横议”、庶民之是非的严厉批评和对朋党问题的分析，来说明船山对于士之敦厚温良和平的品行的褒奖。
船山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当然是坚守自孔孟以来所强调的纲常名教，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道所赋予人之义，是人类社会之秩序。
人物同受于太和之气以生，本一也；而资生于父母、根茎，则草木鸟兽之于人，其生别矣。人之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亲疏上下各从其类者分矣。于其同而见万物一体之仁，于其异而见亲亲、仁民、爱物之义。
人物万象皆禀受于一阴一阳之道而生，此从其大原上来说，为万
于是基于此纲常名分之义理思想，船山认为《孟子·离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之说乃是“先以尊尊、亲亲、重贤、敦故之道行于庙堂之上”，“勿使游谈之士持轻重以乱天下之耳目”。[4]尊尊、亲亲、尚贤在船山看来乃是天命之秩序，固而需要有所维护，执政者不应该越次以“奖新进之游谈”。[5]于是船山认为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说有两个好处，“在国家不开辩言乱政之风，而在君子即为安土敦仁之学。”[6]具体而言：
国家因政而设位，士人即以位而授政。朝廷命官之典，即君子素位之行也。在其位，则政即其政矣；任之，斯谋之。即非其独任，而为官属，为官联相与共谋之可也。若夫学矣而未仕，仕矣而未受任，受任矣而各有所司，则虽明习于得失功罪之数，而不越分以代为筹划，而使必行。君子之不为谋，断断如也。与闻焉，则心知其是非，而但洁其去就。来闻焉，则但告以理之常，而不拟其事之变。守此道也，在国家不开辩言乱政之风，而在君子而即为安土敦仁之学。此之不讲，官常乱而士行不修，处士横议之渐不可长。[7]
船山从国家之“立政设官”之意义作用而论，认为就国家之治理而言，各个官职有各个官职规定好职责范围，在哪个官职之任上就做哪个官职之事，在官职上有相互联系而成事的，可以相互参谋。但对于没有为官君子或为官但不任此者而言，虽能分辨事情是非得失，也不越分使按自己观点意见施行。听到此事，心里明白其道理但不参与其中。如果有人来咨询于我，亦但是告之以是非道理之大者，具体实施不参与意见。船山认为能够依此道而行，于国家而言，格守官常而不开辩言，在君子而言，能够守士行以修德成业。
因此船山对于自汉设谏议大夫开始，国家职官中有专职谏官这一举措，是持肯定赞许态度。
谏必有专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进言于天子，故《周官》无谏职，以广听也。谏之有官，自汉设谏议大夫始。……谏有专官，而人臣之得进言于君仅矣。虽然，古今之时易，而广听之与慎听也，不得不殊；进言之迹同，而受益之与防邪，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概论也。
古之民朴矣，农、工、商、贾各世其业；士之游于庠序者，亦各有常学，不能侈闻见，饰文词以动当时。迨及战国，教衰而人自学，揣摩当世之务者，竞尚气说，纵之以言，则偏私逞而是非乱；则必择其忠直而达治理者任之，而后无稽之言，不敢破圣道、紊纲纪，以荧主听。则专官之任，亦未可谓尽非，时使然也。[8]
《周官》是没有谏职之设，原因在于古之帝王下于庶民征询谏言，此是广听。但自汉代设立谏议大夫始，后世遵此法以有专职谏官，于是臣民之得进言于人君范围就被大大地限制了，船山认为此为慎听。所以出现广听、慎听之不同，乃是因为古今时事不同，在五帝三王之时代，农工商贾是各世其业，士人学于庠序之中，不杂异端邪说以乱其视听。但自战国以后，官学衰蔽，而人自学，揣摩当时之所好以各提倡其说，船山认为此是“私智兴而百家之邪说且逞”，而后公论亡。于此之状况船山认为唯有选择“忠直晓治理者”担当谏官，才能防止无稽之言以倡，破坏圣人之道，扰乱人君之视听。因此船山认为谏官有专职不可说是不对，乃是因时事不同而变更之，后世谏官专职乃是“慎之所以广之”。当然船山并不是主张钳制下输于上之言路，而是注重指出应该根据所谏之内容，持不同听言之道：
谏官专立，职专谏矣。然非专谏于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谏也。不淫听于辩言，而不塞聪于偏听。……谏者以谏君也。……大小群臣下逮于庶人，苟有言焉，则固天子所宜侧席而听者也。即言之过，而固无可尤也。外此，人与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贤不肖，铨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虽君道之所详，而清诸其源，则是非著而议论一；争于其流，则议论繁而朋党兴。[9]
船山认为谏官之设，其职责在于谏人君，说其有专职并非是阻塞别的渠道以谏君，只是说要人君慎重以听言，不要淫听辩言，但又不能偏听偏信。于是船山主张谏官固然有职责去谏君，但大小臣工乃至庶人都可以谏君，人君也应虚心去听。但对于“用人行政”之所进言，则应恪守“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则。船山认为各个官职负担好自己所属职责，乃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此能达到是非显著而议论便于统一。如果人人得进言以论“用人行政”之得失是非，争于末流，极易造成议论繁兴和朋党之争的出现。
关键词： 王夫之；处士横议；精英意识；意气；朋党之争
1004-7387（2012）04-0011-06
船山继承孔孟对“处士横议”的批评，认为国家建官立政有明确职责之分，不应该越分以滋事。这样做益处在于：于国家而言，不开辩言，坚守谏官专职之举措，有言论之职守者可言，无此职守者不容置喙。如此，政治实施才能不尚空言而行实事。于士人而言，不倡虚言、狂言，恪守言行，谨遵敦厚士品、养成温良不激之士风。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对船山关于言论问题思考的研究，一是国家立政设官之各有专职角度，来揭示船山对于谏官专职之认可，对上书言事之批判；一是从船山对“处士横议”、庶民之是非的严厉批评和对朋党问题的分析，来说明船山对于士之敦厚温良和平的品行的褒奖。
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家三纲五常被贴上专制、封建糟粕遗留等标签后，仿佛此已经是“真理”性的判定，无须做学理上研究和争论。可以说对于传统儒家义理之主要内容的纲常名教问题，能够平实客观地做学理上的解读基本上没有。新近几年学术界对此渐有改变，一些学者就儒家纲常名分问题展开不少同情式的了解。船山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当然是坚守自孔孟以来所强调的纲常名教，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道所赋予人之义，是人类社会之秩序。
人物同受于太和之气以生，本一也；而资生于父母、根茎，则草木鸟兽之于人，其生别矣。人之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亲疏上下各从其类者分矣。于其同而见万物一体之仁，于其异而见亲亲、仁民、爱物之义。
人物万象皆禀受于一阴一阳之道而生，此从其大原上来说，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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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体之仁。但是人物之生因阴阳多少时位之不同，而有草木禽兽与人之别，而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天伦之秩序，所以从其别处来，为各有其分之义。[3]于是基于此纲常名分之义理思想，船山认为《孟子·离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之说乃是“先以尊尊、亲亲、重贤、敦故之道行于庙堂之上”，“勿使游谈之士持轻重以乱天下之耳目”。[4]尊尊、亲亲、尚贤在船山看来乃是天命之秩序，固而需要有所维护，执政者不应该越次以“奖新进之游谈”。[5]于是船山认为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说有两个好处，“在国家不开辩言乱政之风，而在君子即为安土敦仁之学。”[6]具体而言：
国家因政而设位，士人即以位而授政。朝廷命官之典，即君子素位之行也。在其位，则政即其政矣；任之，斯谋之。即非其独任，而为官属，为官联相与共谋之可也。若夫学矣而未仕，仕矣而未受任，受任矣而各有所司，则虽明习于得失功罪之数，而不越分以代为筹划，而使必行。君子之不为谋，断断如也。与闻焉，则心知其是非，而但洁其去就。来闻焉，则但告以理之常，而不拟其事之变。守此道也，在国家不开辩言乱政之风，而在君子而即为安土敦仁之学。此之不讲，官常乱而士行不修，处士横议之渐不可长。[7]
船山从国家之“立政设官”之意义作用而论，认为就国家之治理而言，各个官职有各个官职规定好职责范围，在哪个官职之任上就做哪个官职之事，在官职上有相互联系而成事的，可以相互参谋。但对于没有为官君子或为官但不任此者而言，虽能分辨事情是非得失，也不越分使按自己观点意见施行。听到此事，心里明白其道理但不参与其中。如果有人来咨询于我，亦但是告之以是非道理之大者，具体实施不参与意见。船山认为能够依此道而行，于国家而言，格守官常而不开辩言，在君子而言，能够守士行以修德成业。
因此船山对于自汉设谏议大夫开始，国家职官中有专职谏官这一举措，是持肯定赞许态度。
谏必有专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进言于天子，故《周官》无谏职，以广听也。谏之有官，自汉设谏议大夫始。……谏有专官，而人臣之得进言于君仅矣。虽然，古今之时易，而广听之与慎听也，不得不殊；进言之迹同，而受益之与防邪，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概论也。
古之民朴矣，农、工、商、贾各世其业；士之游于庠序者，亦各有常学，不能侈闻见，饰文词以动当时。迨及战国，教衰而人自学，揣摩当世之务者，竞尚气说，纵之以言，则偏私逞而是非乱；则必择其忠直而达治理者任之，而后无稽之言，不敢破圣道、紊纲纪，以荧主听。则专官之任，亦未可谓尽非，时使然也。[8]
《周官》是没有谏职之设，原因在于古之帝王下于庶民征询谏言，此是广听。但自汉代设立谏议大夫始，后世遵此法以有专职谏官，于是臣民之得进言于人君范围就被大大地限制了，船山认为此为慎听。所以出现广听、慎听之不同，乃是因为古今时事不同，在五帝三王之时代，农工商贾是各世其业，士人学于庠序之中，不杂异端邪说以乱其视听。但自战国以后，官学衰蔽，而人自学，揣摩当时之所好以各提倡其说，船山认为此是“私智兴而百家之邪说且逞”，而后公论亡。于此之状况船山认为唯有选择“忠直晓治理者”担当谏官，才能防止无稽之言以倡，破坏圣人之道，扰乱人君之视听。因此船山认为谏官有专职不可说是不对，乃是因时事不同而变更之，后世谏官专职乃是“慎之所以广之”。当然船山并不是主张钳制下输于上之言路，而是注重指出应该根据所谏之内容，持不同听言之道：
谏官专立，职专谏矣。然非专谏于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谏也。不淫听于辩言，而不塞聪于偏听。……谏者以谏君也。……大小群臣下逮于庶人，苟有言焉，则固天子所宜侧席而听者也。即言之过，而固无可尤也。外此，人与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贤不肖，铨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虽君道之所详，而清诸其源，则是非著而议论一；争于其流，则议论繁而朋党兴。[9]
船山认为谏官之设，其职责在于谏人君，说其有专职并非是阻塞别的渠道以谏君，只是说要人君慎重以听言，不要淫听辩言，但又不能偏听偏信。于是船山主张谏官固然有职责去谏君，但大小臣工乃至庶人都可以谏君，人君也应虚心去听。但对于“用人行政”之所进言，则应恪守“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则。船山认为各个官职负担好自己所属职责，乃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此能达到是非显著而议论便于统一。如果人人得进言以论“用人行政”之得失是非，争于末流，极易造成议论繁兴和朋党之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