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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和几位参会的学者都提到了在大学课堂上对路遥的讲解问题，以及当下中国青年学生对路遥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日本学者加藤教授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希望我能以我个人以及我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青年学生为对象谈谈这个问题，以和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行交流。
我不太清楚日本读者对路遥其人其作的阅读情况。但是在中国，毫无疑问，路遥是严肃文学里面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就在我们举办“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的会务现场，一位与会议毫无关系的中年人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他是路遥最忠实的读者，并认为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力气去研究路遥
但是路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读者似乎突破了“年代”的限制。一些学者所作的调查报告指出，1980年代、1990年代出生的读者依然对路遥的作品持有很大的热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大学图书馆里面出借率最高的图书之一，路遥也因此被称为“常销书”作家，与市场经济时代的“畅销书”作家构成一种对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巨大的读者群的研究往往是非常含糊的，这些读者没有办法进行分类，也很难进行细化的分析，他们是如何阅读路遥的？他们对于路遥的阅读和接受相对于他们父辈而言有何变化？回答这些问题，也许从具体一点的个案和群体出发更有说服力。
先从我个人谈起吧。我出生于1980年，属于上文提到的80后读者。我于1999年进入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学位，然后又一直在中文系攻读当代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整个本科阶段，路遥并没有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虽然当时也有老师在课堂上谈到路遥，但是我从心理上对他有种排斥感，认为他是一个很“土”的作家，其时我认为余华、莫言等“先锋作家”更“洋气”，更能证明我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的优越感，至今我还记得阅读“先锋作品”的那种快感：一种情绪和语言都获得极度解放的感觉。现在想来，这种阅读感觉是有些矫情的，但也很正常，其时我刚刚从生活了二十年的农村中出来，进入城市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中国从50年始的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考上大学是农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的最有效也是最体面的方式）。我自身的那种“解放感”在“非社会化”“去历史化”的“先锋文学”中找到了某种对应。
2006年我开始在人民大学攻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中国文科博士生的课业并不是很重，我那个时候除了一周不多的几节专业课外，主要任务就是跟随导师程光炜教授研究中国80年代的文学，但刚开始路遥并没有列入我们的研究计划。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非常有意思的“路遥现象”的具体反应，即路遥虽然在普通读者群中影响巨大，但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眼里却并非一个“经典作家”。其中的原因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我在我的第一篇关于路遥的研究论文《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里面已经做了相关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我想说的是，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1984年根据路遥的《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导演吴天明，他是张艺谋的老师，主演周里京，他是中国80年代最走红的男演员。这部电影让我着迷，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和命运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随后我找来《人生》的单行本，我在小说里读到了与“先锋文学”完全不同的小说美学：朴素、温暖、平实。这是一次审美上的返乡之旅，“去历史”“去社会”的审美经验被更贴切我个体生命的历史和经验所覆盖，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具有某种“重生”般的体验。我记得当我把路遥作为研究选题向程光炜教授汇报时，他非常赞同，并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高加林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啊。”
当我从个人的情绪里抽身出来，以更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我对路遥的阅读，我意识到我的经验也许只是一种社会症候的反映。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进入大学时大概都是在2000年前后，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快速融入全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对于世界和文学的想象，实际上是带有某种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但是这种想象一旦和严肃的现实生活碰撞在一起，其脆弱性和幻灭感可想而知。2006年我对路遥的阅读与某种“世界史的逆转”隐秘地联系到了一起，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普遍历史展示了其本身的“非普遍性”，与这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所谓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已经不能承担全部的美学功能。审美的转移或者暗示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我们以更加历史化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学，去重新厘定本土美学的意义和价值。
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给本科生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所谓的“国防班”，有三十多人，全部是男性，是中国委托高校培养的后备干部，在读期间，除了完成普通本科生的全部课程外，还要参加强度比较高的准军事训练。因为这种特殊性，这部分学生中来自农村或者城市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要稍微高一些。另外一部分是普通本科生班，一般为六十人，女性占百分之八十，其中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人数相对比较少（根据一项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或者城市贫困家庭考入中国一流大学的比例还在继续降低）。在授课中，我发现他们对于路遥的阅读和理解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情况。给这两个班讲解路遥的大致程序是，首先用一个课时的时间放映电影《人生》，然后用一个课时的时间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讨论时我几乎不加以任何的评判，最后我再用一个课时的时间进行文本解读。和学生们一起观看电影并讨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学生都出生于1988--1990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读过路遥的任何作品（不仅如此，他们对整个“十七年”和“”时期的作品也鲜有了解）。他们是带有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路遥的，因此阅读路遥对于他们来说首先有一种新奇感，觉得是一种比较新鲜的审美体验；其次，对于这些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高加林完成自我的痛苦性，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上，对于他们来说，谈恋爱是一件更单纯、更浪漫的事情，更能激起他们的丰富想象。还有，他们对于路遥式的说教（尤其表现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得非常不习惯，他们天然地继承了80年代以来关于“纯文学”的想象，认为文学就应该是审美的、与社会政治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不太清楚日本读者对路遥其人其作的阅读情况。但是在中国，毫无疑问，路遥是严肃文学里面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就在我们举办“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的会务现场，一位与会议毫无关系的中年人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他是路遥最忠实的读者，并认为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力气去研究路遥
源于：大学生论文网www.udooo.com
。据我了解，这位中年人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位职员，他的工作与文学毫无关系，很显然，路遥更多的是以其作品的感染力吸引了他。也许这位中年人在路遥的读者里面具有某种代表性，他们大概都是路遥的同时代人，对于路遥作品中所描写的历史和生活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在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造就了大量的“高加林”和“孙少平”式的人物，他们在读者中引起共鸣，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生经验，而这种阅读，带有强烈的自我投射的色彩，这一点，不仅是路遥，也是他们那一代作家所普遍具有的优势。但是路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读者似乎突破了“年代”的限制。一些学者所作的调查报告指出，1980年代、1990年代出生的读者依然对路遥的作品持有很大的热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大学图书馆里面出借率最高的图书之一，路遥也因此被称为“常销书”作家，与市场经济时代的“畅销书”作家构成一种对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巨大的读者群的研究往往是非常含糊的，这些读者没有办法进行分类，也很难进行细化的分析，他们是如何阅读路遥的？他们对于路遥的阅读和接受相对于他们父辈而言有何变化？回答这些问题，也许从具体一点的个案和群体出发更有说服力。
先从我个人谈起吧。我出生于1980年，属于上文提到的80后读者。我于1999年进入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学位，然后又一直在中文系攻读当代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整个本科阶段，路遥并没有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虽然当时也有老师在课堂上谈到路遥，但是我从心理上对他有种排斥感，认为他是一个很“土”的作家，其时我认为余华、莫言等“先锋作家”更“洋气”，更能证明我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的优越感，至今我还记得阅读“先锋作品”的那种快感：一种情绪和语言都获得极度解放的感觉。现在想来，这种阅读感觉是有些矫情的，但也很正常，其时我刚刚从生活了二十年的农村中出来，进入城市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中国从50年始的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考上大学是农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的最有效也是最体面的方式）。我自身的那种“解放感”在“非社会化”“去历史化”的“先锋文学”中找到了某种对应。
2006年我开始在人民大学攻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中国文科博士生的课业并不是很重，我那个时候除了一周不多的几节专业课外，主要任务就是跟随导师程光炜教授研究中国80年代的文学，但刚开始路遥并没有列入我们的研究计划。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非常有意思的“路遥现象”的具体反应，即路遥虽然在普通读者群中影响巨大，但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眼里却并非一个“经典作家”。其中的原因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我在我的第一篇关于路遥的研究论文《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里面已经做了相关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我想说的是，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1984年根据路遥的《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导演吴天明，他是张艺谋的老师，主演周里京，他是中国80年代最走红的男演员。这部电影让我着迷，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和命运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随后我找来《人生》的单行本，我在小说里读到了与“先锋文学”完全不同的小说美学：朴素、温暖、平实。这是一次审美上的返乡之旅，“去历史”“去社会”的审美经验被更贴切我个体生命的历史和经验所覆盖，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具有某种“重生”般的体验。我记得当我把路遥作为研究选题向程光炜教授汇报时，他非常赞同，并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高加林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啊。”
当我从个人的情绪里抽身出来，以更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我对路遥的阅读，我意识到我的经验也许只是一种社会症候的反映。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进入大学时大概都是在2000年前后，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快速融入全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对于世界和文学的想象，实际上是带有某种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但是这种想象一旦和严肃的现实生活碰撞在一起，其脆弱性和幻灭感可想而知。2006年我对路遥的阅读与某种“世界史的逆转”隐秘地联系到了一起，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普遍历史展示了其本身的“非普遍性”，与这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所谓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已经不能承担全部的美学功能。审美的转移或者暗示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我们以更加历史化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学，去重新厘定本土美学的意义和价值。
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给本科生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所谓的“国防班”，有三十多人，全部是男性，是中国委托高校培养的后备干部，在读期间，除了完成普通本科生的全部课程外，还要参加强度比较高的准军事训练。因为这种特殊性，这部分学生中来自农村或者城市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要稍微高一些。另外一部分是普通本科生班，一般为六十人，女性占百分之八十，其中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人数相对比较少（根据一项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或者城市贫困家庭考入中国一流大学的比例还在继续降低）。在授课中，我发现他们对于路遥的阅读和理解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情况。给这两个班讲解路遥的大致程序是，首先用一个课时的时间放映电影《人生》，然后用一个课时的时间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讨论时我几乎不加以任何的评判，最后我再用一个课时的时间进行文本解读。和学生们一起观看电影并讨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学生都出生于1988--1990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读过路遥的任何作品（不仅如此，他们对整个“十七年”和“”时期的作品也鲜有了解）。他们是带有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路遥的，因此阅读路遥对于他们来说首先有一种新奇感，觉得是一种比较新鲜的审美体验；其次，对于这些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高加林完成自我的痛苦性，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上，对于他们来说，谈恋爱是一件更单纯、更浪漫的事情，更能激起他们的丰富想象。还有，他们对于路遥式的说教（尤其表现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得非常不习惯，他们天然地继承了80年代以来关于“纯文学”的想象，认为文学就应该是审美的、与社会政治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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