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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正因“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其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本文笔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内部关系略作探讨。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内部关系
“排除合理怀疑”并不等于“确定被告无罪”。在“无辜者不受定罪”的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并不等于确认“被告无罪”的结果，而是对“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的情况下，对被告的有罪控告退一步予以否定；实质上说，“排除合理怀疑”更接近“确信被告无罪”的意思。英美法系的研究者主流观点都认为“确定”性是难以达到的。
在“无辜不受定罪”的法律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同的证明标准，是保障人权和现代法治社会提出的必然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排除合法怀疑”的内容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原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之间意见不一。
“排除合理怀疑”是把全案作为一个审判整体，通过对案件的据分析比对后，对案件的归纳和梳理过程必须运用的一种证据标准。
前面有对“道德的确信有罪”和“绝对事实确定有罪”进行区别辨析，“排除合理怀疑”是认识范围内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即如此接近“事实的确定性”，以至于几乎可以把“道德的确信有罪”和“绝对事实确定有罪”等同。这里的“等同”仅指两者对事实的认定程度几乎等同。但这两者的判决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道德的确信有罪”的结果是无罪释放。而“绝对事实确定有罪”的结果是判决有罪。为何两者语义接近而结果相反呢？即道德上已经“确信有罪”，为何不予以有罪判决？关键在，这样的道德确信是在主要证据存疑的大前提下发生的。所以对事实的认定还不能做到“相对确定”，此情形下，宁愿放纵可能的罪犯也不滥用司法权力，以保护可能的无辜者。引用“道德的确定性”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演绎归纳，本人认为比较直观和具有现实的操作性。
下面，引用“道德的确定性”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演绎归纳——列表式：
针对一个具体案件，如何运用“排除合理怀疑”，关键看以下几点：
1. 案件的证据疑点是不是“实质，有重大影响”的，即“怀疑”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怀疑”，则进行2.）
2. 判断该怀疑是否达到“合理”的，它是让一般人倾向对被告是有罪的观点的认定程度。对这个“合理怀疑”是否排除。看“怀疑”有没达到“道德上确信有罪”。如果达到“道德上确信有罪”，则即“合理怀疑”是否存在。
看似简单，实际过程要进行多重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综合。
首先，“主要证据”指司法机关已掌握的认定事实的证据，有可能是间接证据，也有可能是直接证据。
然后，“怀疑”怀疑指向的对象是被告；怀疑的程度是“实质的”疑问，即能让一般人意识到这种怀疑会引起重大影响；怀疑的内容是倾向有罪判决的信念。它不是生活中的疑问、猜疑，而是指在定罪判决前，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被视为犯罪的待定状态。这表明此证明标准针对的对象是可能被判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该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被证实确实无罪，则无需引出“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据标准进行断案。“合理怀疑”不是反复无常或心血来潮，也不是空谈的推测或怀疑。它是根据理智和常识的疑问，从而引起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采取行动的重要性问题。
其次，“合理的”属于规范的要件。它带有很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现实的案件是错综复杂的，对该具体证据是否为“合理的”判断需要常识和价值判断相结合。对一些规范性色彩强烈的问题，如什么怀疑是“合理的”，什么怀疑不能纳入“合理的”范围内，司法人员在审判前应该已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这里说的就是后面涉及的:法官应当指示陪审团“合理怀疑”的“适当”内容。
第四， “排除”为记述的要件，是对证据是否予以采纳的最后结果性处理，这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不对程序运行的过程给予关注，不管程序运行过程是否缺乏正当性，只处理程序运行的结果。因此，它的行使与程序的正当性不是必然直接相联系。但要使“排除合理怀疑”达到“无辜者不受定罪”的应然效果，其必须是要有正当程序的保障作为它适用的前提。
第五，“确定被告无罪”和“确信被告无罪”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完全不同，有必要对此予以说明。下面对“确定”和 “确信”进行辨析。两者在法律概念上是不一样的。“确定”是事实上确定被告无罪。“确信”是“确定值得被相信”。之所以在“确信”被告有罪的解释中引入“道德的确定性”（Moral Certainty）是为了更细致说明“相对确定”和“绝对确定”的细微区别。“确信”还存在一个顾虑：是百分之一百确定吗
第六，“Actual substantial doubt”的存在使审判法官倾向被告有罪。“道德的确定有罪”与最后通过“排除”合理怀疑而“无罪释放”看似矛盾。但其实最后这种倾向被抑制是因为“Gre uncertainty”这一条件，即“主要证据的认定的事实不确定”。为了“无辜者不受定罪”，司法人员最后通过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
（作者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广东佛山528300；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广州番禺区511400）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内部关系
“排除合理怀疑”并不等于“确定被告无罪”。在“无辜者不受定罪”的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并不等于确认“被告无罪”的结果，而是对“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的情况下，对被告的有罪控告退一步予以否定；实质上说，“排除合理怀疑”更接近“确信被告无罪”的意思。英美法系的研究者主流观点都认为“确定”性是难以达到的。
在“无辜不受定罪”的法律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同的证明标准，是保障人权和现代法治社会提出的必然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排除合法怀疑”的内容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原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之间意见不一。
“排除合理怀疑”是把全案作为一个审判整体，通过对案件的据分析比对后，对案件的归纳和梳理过程必须运用的一种证据标准。
前面有对“道德的确信有罪”和“绝对事实确定有罪”进行区别辨析，“排除合理怀疑”是认识范围内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即如此接近“事实的确定性”，以至于几乎可以把“道德的确信有罪”和“绝对事实确定有罪”等同。这里的“等同”仅指两者对事实的认定程度几乎等同。但这两者的判决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道德的确信有罪”的结果是无罪释放。而“绝对事实确定有罪”的结果是判决有罪。为何两者语义接近而结果相反呢？即道德上已经“确信有罪”，为何不予以有罪判决？关键在，这样的道德确信是在主要证据存疑的大前提下发生的。所以对事实的认定还不能做到“相对确定”，此情形下，宁愿放纵可能的罪犯也不滥用司法权力，以保护可能的无辜者。引用“道德的确定性”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演绎归纳，本人认为比较直观和具有现实的操作性。
下面，引用“道德的确定性”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演绎归纳——列表式：
针对一个具体案件，如何运用“排除合理怀疑”，关键看以下几点：
1. 案件的证据疑点是不是“实质，有重大影响”的，即“怀疑”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怀疑”，则进行2.）
2. 判断该怀疑是否达到“合理”的，它是让一般人倾向对被告是有罪的观点的认定程度。对这个“合理怀疑”是否排除。看“怀疑”有没达到“道德上确信有罪”。如果达到“道德上确信有罪”，则即“合理怀疑”是否存在。
3. 结果处理，予以排除该“合理怀疑”，无罪释放被告。
4. 同理，该怀疑若未达到“道德确信有罪”，则不属“合理怀疑”范畴，此时指向被告有罪；结果是不予排除，判决被告有罪。看似简单，实际过程要进行多重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综合。
首先，“主要证据”指司法机关已掌握的认定事实的证据，有可能是间接证据，也有可能是直接证据。
然后，“怀疑”怀疑指向的对象是被告；怀疑的程度是“实质的”疑问，即能让一般人意识到这种怀疑会引起重大影响；怀疑的内容是倾向有罪判决的信念。它不是生活中的疑问、猜疑，而是指在定罪判决前，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被视为犯罪的待定状态。这表明此证明标准针对的对象是可能被判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该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被证实确实无罪，则无需引出“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据标准进行断案。“合理怀疑”不是反复无常或心血来潮，也不是空谈的推测或怀疑。它是根据理智和常识的疑问，从而引起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在其个人生活中采取行动的重要性问题。
其次，“合理的”属于规范的要件。它带有很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现实的案件是错综复杂的，对该具体证据是否为“合理的”判断需要常识和价值判断相结合。对一些规范性色彩强烈的问题，如什么怀疑是“合理的”，什么怀疑不能纳入“合理的”范围内，司法人员在审判前应该已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这里说的就是后面涉及的:法官应当指示陪审团“合理怀疑”的“适当”内容。
第四， “排除”为记述的要件，是对证据是否予以采纳的最后结果性处理，这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不对程序运行的过程给予关注，不管程序运行过程是否缺乏正当性，只处理程序运行的结果。因此，它的行使与程序的正当性不是必然直接相联系。但要使“排除合理怀疑”达到“无辜者不受定罪”的应然效果，其必须是要有正当程序的保障作为它适用的前提。
第五，“确定被告无罪”和“确信被告无罪”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完全不同，有必要对此予以说明。下面对“确定”和 “确信”进行辨析。两者在法律概念上是不一样的。“确定”是事实上确定被告无罪。“确信”是“确定值得被相信”。之所以在“确信”被告有罪的解释中引入“道德的确定性”（Moral Certainty）是为了更细致说明“相对确定”和“绝对确定”的细微区别。“确信”还存在一个顾虑：是百分之一百确定吗
源于：论文例文www.udooo.com
？不是。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程度多少的问题，即关于该证据是否值得被相信的“变量”是存在的。“信”的程度偏少，则这种“确信”带有很大“不确定性”，此时“确信”与“绝对确定”的距离最遥远；“信”的程度偏“多”则为普遍意义的“确信”，这个毫无疑问。之所以说“排除合理怀疑”是“确信被告无罪”，而不把它表述为“确定被告无罪”，是由于对无罪“存疑”。这个“疑”虽然最后被排除，但由于“疑”确实存在，同时司法实践不可能做到百分之一百确定被告无罪，因此只能够利用现有证据证明其无罪达到“相对确定”的程度，并且重点是在这个范畴内争取无限地接近“绝对确定”。可以说，“排除合理怀疑”是司法人员认为的可预见范围内，一种几乎是最高级别的证明标准。引入“道德的确定性”就是为了更细致地说清“确定”和“确信”的问题以更好地理解“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第六，“Actual substantial doubt”的存在使审判法官倾向被告有罪。“道德的确定有罪”与最后通过“排除”合理怀疑而“无罪释放”看似矛盾。但其实最后这种倾向被抑制是因为“Gre uncertainty”这一条件，即“主要证据的认定的事实不确定”。为了“无辜者不受定罪”，司法人员最后通过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
（作者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广东佛山528300；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广州番禺区51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