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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魏晋到齐梁:追摹文学轨迹和影像

收藏本文 2024-02-10 点赞:11560 浏览:46222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魏晋六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情形,直接影响到作家生态和文学风貌。在危难之时,作家通过诗文来反映生之艰难和生之愿想,以其情意的深切撼动人心;在平顺之时,文人则致力于诗艺和文章形式之美的探讨,个人情怀隐藏较深。该时段诗文艺术的总趋势是由质朴渐趋精美,由散漫渐至用功,而曹植、阮籍、陶渊明则是这条线谱上最响亮的音符。从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唐文学兴盛局面的前奏。
关键词:魏晋文学齐梁文学文学轨迹文学影像
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诗性的极富情感的语言,却一样直指本质。从汉末到魏晋再到齐梁,频繁的朝代更迭以及与此伴生的残酷争斗与屠戮,加重了社会的苦难,也加重了人生的虚幻感。朝不保夕的焦灼与煎熬,较之四平八稳的安逸平和,也许更易于促人追问: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我应该与谁同在?何处是我栖身之所?从曹植到阮籍,从左思到陶潜,从谢灵运到鲍照,其实是一路问着这些问题走来的。不独文人,政客亦如此,谈客亦如此,赳赳武夫亦如此。魏晋是一个敏于感受的时代,也是一个长于用思想测度人生和世界的时代。只是文人将内心体验借助于生花妙笔书写出来,进而成了众生生命体验的代言者。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终结者,也是魏晋文学的开启者。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不满足于立言不朽,希望有现实的作为。但曹操谢世之后,继任者曹丕、曹睿父子的猜忌,使他的立功梦破灭;尤其黄初年间来自同胞兄长的迫害,直接影响到他生命的质量,他变得心神恍惚,好像失去了把握自己人格的力量,惶惶不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前期的诗文多是奋发的,而后期的诗文多是痛切的,这痛切也是欲露还藏,是压抑的婉曲的委屈的呈现。因情满于怀,技艺纯熟,艺术境界便沉闳美妙。钟嵘谓之“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诗品》),诚不谬也。在众多擅长的品类之中,他用以抒情写意的五言诗和抒情咏物的小赋最好。《洛神赋》借助想象,通篇空灵,可谓美轮美奂。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曹植功不可没。诗歌亦然。钱志熙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说:“通过曹植,‘庄’、‘骚’等古典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在五言诗和乐府诗中得到了复活,而阮籍、嵇康则是沿着曹植的创作道路,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诗歌艺术。”
阮籍、嵇康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时代的阴霾、时政的注定了他们生命里会有更多的痛楚。士林精神的领袖,任诞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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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行止,表面看来如此的潇洒逍遥,内心却是沉重的郁结,难以承受。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字里行间都是这些。他们的意绪与曹植内在相通,他们诗歌的表情径路也师法了曹植,比兴,象征,形象地暗示,总之是司空图《诗品》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但嵇、阮是不同的,“嵇志清峻”而“阮旨遥深”。嵇康的悲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他是天真地欣喜,激烈地愤怒;而阮籍,却是隐忍地痛苦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有浓浓醉意。嵇、阮之诗文,读一读,你会感受到情绪的充盈与激荡。
西晋文坛,高才亦复不少。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是其诗界主力,皆崇尚典雅,致力于缛采增华,但“惜乎内情不充”,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制造出多少特别令人心荡神驰的作品。其中只有左思的诗歌,因发不平之鸣,颇有动人之处。他的诗有嵇康、阮籍之风概,是情胜乎辞。清代学人成书曰:“太康诗……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多岁堂古诗存》)沈德潜也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大家都承认一点,即左思诗情满怀,文为情生,这正是他高于诸人之上者。而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无论诗文,均辞采华赡,世所公认,钟嵘《诗品》说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这一点即使在文论方面也非常突出。《文赋》是他精心结撰的论文名篇,也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之一。其创作与文论均注重技巧,一方面反映了文学作为艺术的本来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形式主义倾向,使本应制衡于“文质兼美”的天平开始向着浮华文风的一端倾斜。
东晋一代,审美情趣主要在于“玄淡”二字,诗歌的主流是玄言诗,即以诗歌的形式阐说玄理,虽然时常也说山说水,但归趣只在玄理,山水形同道具。而诗歌的本质,或者说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人们对诗歌的阅读期待,是以富于美感的物象来涵融丰盈的情感,情意与物象自然交融,蕴藉丰厚,可令人品味无已。因此,玄言诗不受人待见自在情理之中了。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引导了诗思向着高处伸展,它也包孕了山水、田园等新的诗歌品类。在玄言诗的氛围里,几位伟大的诗人正如一颗颗星辰在冉冉升起,这便是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他们的诗也多有玄理的意味,但已经走出玄言诗的枯寂,而以或醇和或精美的形象与意境来打动人心了。山水和田园渐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它们活泼的生机和清新自然的优美风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在我们的文化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很多人说起陶渊明,就像说起一位相交已久的老朋友。那个爱酒的陶渊明,爱山的陶渊明,爱菊爱鸟的陶渊明,爱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陶渊明,实在是一个多情的人。他有许多爱,却唯独不爱作伪逢迎。他又有清晰的理性,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他的理想本来也像一般读圣贤书的士君子一样,是济世的“大我”与自得的“小我”的合一,但当“济世”成为不能实现的梦幻泡影,他便理智地选择了成全自己的内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得”并不圆满,并不坚实。很多时候,他是隐匿了理想消隐的不快乐,而凸显了私生活层面的满足。他也只能这样,他的本性、原则、人格里面的诗性,决定了他很难走别的路。退一步想,理想太远,生活很近,所以我们依然应该为陶渊明感到欣慰:他至少饱赏田园之美,他至少不必“违己交病”。他是质性自然的人,他最感动我们的是他的“真”和“醇”。在他真实的生活里,有一种醇厚,那是内在心灵所要求和造就的无限蕴藉;无论何等境地,他都不失人格的坦诚和心灵的高贵。所以,连苏东坡那样骄傲的人都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的确,“渊明之诗”在很多时候,是矛盾人生的一个解。
“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3]清人沈德潜如是说。所谓“性情渐隐”,是说诗人的风骨、悲欢、抱负等种种人生志意渐渐不再是诗歌主要的表现对象;所谓“声色大开”,是说山水、风物、美色等种种能满足人感官悦赏要求的事物渐渐占据了文学的舞台。这种情形到齐梁时候更加明显,与内容相适应,形式渐趋精美别致。齐永明年间,沈约倡“四声八病”说,时流以创作实践相追随,诗歌已明显远离了汉魏时代的古朴浑厚,而走向了新巧精妍,诗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开启了格律诗的时代。与此同时,散文和辞赋也因追求精美而走向骈化,这即是骈体文和骈体赋。不止于咏物抒情,就连《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竟然也以“属对精美、文采翩飞”的骈体写成,不能不令人惊叹齐梁人对形式美的追求之深切。这些现象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由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地理、文化氛围所促成。南朝文学尤其齐梁文学虽然备受争议,但它们与魏晋文学一样,为文学艺术在唐代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没有它们对文学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多方面的探索,就不可能有文质兼美、气韵俱胜的盛唐气象。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套用一个常见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想想看,不是吗?
注释: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3]沈德潜:《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李玉英山东省滨州学院中文系25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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