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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张爱玲创作衰落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时代变迁的影响，有人认为是张爱玲早期过度挥霍自己的创作才华所致。笔者认为，讨论张爱玲创作的衰落，也许应该从她私人生活的变迁入手，因为女性写作所需要的生命自在状态对于张爱玲来说至关重要。
关键词：张爱玲私人生活创作
1672-1578（2012)05-0043-01
西方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文化史上，女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她们既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又拥有女性自己的独特特征，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社会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它包容，有一部分溢出这重合的圈子之外，于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经验，它不能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是野地’（肖沫尔特语）。”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状态，是现代女性进行最具灵气的写作的一个根本前提，这对于以私生活为题材的作家更是如此。对于这类女性来说，生活就是写作，写作也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谈到，1943年至1945年是张爱玲文学生涯的鼎盛时期，《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相继问世，在文坛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正是由于作品的畅销，使张爱玲获得大笔的稿费，也成为了她安定生活的保证，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爱情最为甜蜜的时期。胡兰成，这个张爱玲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在他没有出现以前，张爱玲的童年是灰暗的和不如意的，颓废躁郁的宅第、邪恶无行的继母、阴森幽黯的禁锢……往事的辛酸使张爱玲保持了一个悟者的姿态来洞查世态炎凉和直面人生的惨淡。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旧有着无尽的空虚和悲哀，正如这一时期她作品中笔下的人物：乔琪、葛薇龙、许小寒、白流苏、范柳原一样，而这种心境就使得她在写作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上的沟通，他们所感受到的异样悲哀，其实也是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哀，他们生存中所有的绝望心态，与她本人对虚空的恐惧正暗暗相合。”
1944年的春天，胡兰成的出现，唤醒了她内心中沉睡着的“女性”和受压抑的“青春”，她体会到了爱与被爱的喜悦，以为找到了一个坚强的臂膀、一个心灵的庇护所。于是，张爱玲用着自己全部的与真情来经营这段感情：“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旧戏里申桂生可以无年无月地伴在志贞尼姑房里，连没有想到蜜月旅行看来是真的。”（胡兰成《今生今世》）与胡兰成的共结连理让张爱玲拥有了一种内心的宁静和身有所靠的安稳感觉。但是，就是这样美好的“才子佳人”式的恋情其实笼罩着一层难以摆脱的阴影。胡兰成是一个典型的“风流才子”，虽然张爱玲满足了他心灵上、物质上的欲求，但作为世俗红尘中的男人，他对女性有一种随心所欲的天性。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在胡兰成的流亡途中，这一本性暴露无遗。胡兰成先是与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并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后来在再次逃亡中与一名叫范秀美的女子结成了夫妻。张爱玲面对这个巨大打击，告诉胡兰成：“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只将是萎谢了。”可见，遇见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中的大不幸，一个女性因为爱情破灭而情感日益冰冻，从而失去了她从容的生命的自在状态，这应该是造成她后期创作的衰竭的原因之一吧。
从此以后，张爱玲的创作日益减少，只是在1947年创作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但这些作品再也没有取得先前的轰动性效应。随后的张爱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创作沉寂，直到1950年，才以“梁京”这个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后被其在1969年改编成《半生缘》），1951 年发表中篇小说《小艾》。“与《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与《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这两部作品的结构尤其是作品的归宿，却明显地迎合时势，因为并不违背生活的真相，因此很难说这种迎合有违作家的良心，但是，作为一个宣称远离革命的才女，却暴露出她的困境。”[3]至此，早期那个宣称自己的文章“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的张爱玲“消失”了。当1952年张爱玲赴香港后，更是为生活所迫，接受美国新闻署的资助，除了发表《小鹿》、《爱默森选集》等译作外，还创作发表了两部对中国领导的大陆有明显抵触倾向的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尽管胡适、夏志清、龙应台等人对《秧歌》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但这已是在经济的压力下张爱玲的“不得已而为之”，她的审美立场和文学立场已经一片混乱。1955年移民美国后，张爱玲开始了她无根的放逐和流浪，创作低迷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为了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又不得不为香港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如《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南北一家亲》等。
由此看来，她被人们奉为经典的作品也主要出自1943年至1945年鼎盛时期的创作，从1947年以后，在张爱玲出版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她往昔令人惊艳的风采了。后期的作品如《十八春》、《赤地之恋》等等，是完全是颠覆了她以往的文学审美追求；《五四遗事》、《怨女》、《红楼梦魇》等等，也已不足以让张爱玲再现传奇，而那些电影剧本更是为了生活的“应景式写作”。从1947年起，张爱玲慢慢地走向了她人生与写作的谷底，直至人生最后的终点。英国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写道：“女性要超越不平，首先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房子包括适当的物质条件，更主要的是女性完全自己主宰自己的心灵。”可是在张爱玲的后半生并没有这样的一间屋
子，生活的巨大变迁使张爱玲在后来的人生和创作都如花般萎谢了。
参考文献：
乔以钢.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64.
宋明炜. 浮世的悲哀 张爱玲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1.
[3]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载 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1.
关键词：张爱玲私人生活创作
1672-1578（2012)05-0043-01
西方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文化史上，女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她们既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又拥有女性自己的独特特征，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社会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它包容，有一部分溢出这重合的圈子之外，于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经验，它不能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是野地’（肖沫尔特语）。”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状态，是现代女性进行最具灵气的写作的一个根本前提，这对于以私生活为题材的作家更是如此。对于这类女性来说，生活就是写作，写作也
摘自：毕业论文结论范文www.udooo.com
是生活，这里面没有明确的界线，女性在写作上，感性化程度要比男作家强烈得多。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谈到，1943年至1945年是张爱玲文学生涯的鼎盛时期，《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相继问世，在文坛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正是由于作品的畅销，使张爱玲获得大笔的稿费，也成为了她安定生活的保证，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爱情最为甜蜜的时期。胡兰成，这个张爱玲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在他没有出现以前，张爱玲的童年是灰暗的和不如意的，颓废躁郁的宅第、邪恶无行的继母、阴森幽黯的禁锢……往事的辛酸使张爱玲保持了一个悟者的姿态来洞查世态炎凉和直面人生的惨淡。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旧有着无尽的空虚和悲哀，正如这一时期她作品中笔下的人物：乔琪、葛薇龙、许小寒、白流苏、范柳原一样，而这种心境就使得她在写作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上的沟通，他们所感受到的异样悲哀，其实也是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哀，他们生存中所有的绝望心态，与她本人对虚空的恐惧正暗暗相合。”
1944年的春天，胡兰成的出现，唤醒了她内心中沉睡着的“女性”和受压抑的“青春”，她体会到了爱与被爱的喜悦，以为找到了一个坚强的臂膀、一个心灵的庇护所。于是，张爱玲用着自己全部的与真情来经营这段感情：“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旧戏里申桂生可以无年无月地伴在志贞尼姑房里，连没有想到蜜月旅行看来是真的。”（胡兰成《今生今世》）与胡兰成的共结连理让张爱玲拥有了一种内心的宁静和身有所靠的安稳感觉。但是，就是这样美好的“才子佳人”式的恋情其实笼罩着一层难以摆脱的阴影。胡兰成是一个典型的“风流才子”，虽然张爱玲满足了他心灵上、物质上的欲求，但作为世俗红尘中的男人，他对女性有一种随心所欲的天性。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在胡兰成的流亡途中，这一本性暴露无遗。胡兰成先是与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并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后来在再次逃亡中与一名叫范秀美的女子结成了夫妻。张爱玲面对这个巨大打击，告诉胡兰成：“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只将是萎谢了。”可见，遇见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中的大不幸，一个女性因为爱情破灭而情感日益冰冻，从而失去了她从容的生命的自在状态，这应该是造成她后期创作的衰竭的原因之一吧。
从此以后，张爱玲的创作日益减少，只是在1947年创作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但这些作品再也没有取得先前的轰动性效应。随后的张爱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创作沉寂，直到1950年，才以“梁京”这个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后被其在1969年改编成《半生缘》），1951 年发表中篇小说《小艾》。“与《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与《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这两部作品的结构尤其是作品的归宿，却明显地迎合时势，因为并不违背生活的真相，因此很难说这种迎合有违作家的良心，但是，作为一个宣称远离革命的才女，却暴露出她的困境。”[3]至此，早期那个宣称自己的文章“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的张爱玲“消失”了。当1952年张爱玲赴香港后，更是为生活所迫，接受美国新闻署的资助，除了发表《小鹿》、《爱默森选集》等译作外，还创作发表了两部对中国领导的大陆有明显抵触倾向的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尽管胡适、夏志清、龙应台等人对《秧歌》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但这已是在经济的压力下张爱玲的“不得已而为之”，她的审美立场和文学立场已经一片混乱。1955年移民美国后，张爱玲开始了她无根的放逐和流浪，创作低迷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为了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又不得不为香港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如《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南北一家亲》等。
由此看来，她被人们奉为经典的作品也主要出自1943年至1945年鼎盛时期的创作，从1947年以后，在张爱玲出版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她往昔令人惊艳的风采了。后期的作品如《十八春》、《赤地之恋》等等，是完全是颠覆了她以往的文学审美追求；《五四遗事》、《怨女》、《红楼梦魇》等等，也已不足以让张爱玲再现传奇，而那些电影剧本更是为了生活的“应景式写作”。从1947年起，张爱玲慢慢地走向了她人生与写作的谷底，直至人生最后的终点。英国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写道：“女性要超越不平，首先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房子包括适当的物质条件，更主要的是女性完全自己主宰自己的心灵。”可是在张爱玲的后半生并没有这样的一间屋
子，生活的巨大变迁使张爱玲在后来的人生和创作都如花般萎谢了。
参考文献：
乔以钢.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64.
宋明炜. 浮世的悲哀 张爱玲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1.
[3]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载 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