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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场域理论分析查抄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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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是地方政府推动高等教育追求卓越的精英政策之一,其目标定位、涉及范围、支持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工程权衡了学术性与功利性、效率与公平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强化精英主义的质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的行动者和机构围绕优势学科建设同台博弈,或竞争,或合谋,最终促成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进而加剧了精英主义制度化的进程。精英主义制度化,也就是精英主义再生产的难题,一方面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政策环境,制定合理公平的教育政策,同时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处于场域斗争中的教育机构的觉醒,来争取自身的各种权利。
关键词: 学科建设;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制度精英主义;场域理论
1673-8381(2012)05-0018-07[HT〗
学科是一种逻辑体系,它是客观知识结构和人类认知过程互动的合理化表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知识和认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场域①就是学科成长的温床;学科同时也是一个合法化的实践范畴,它一方面作为知识和认知创新的实践载体,另一方面是作为高深学问探索机构的基础单位而呈现的,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其教育、科研以及怎么写作的社会职能直接依托于学科,这就使得学科作为社会场域的机构特性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同时也是社会场域斗争的舞台之一。因此,以学科建设为诉求的重点政策不可避免地呈现高等教育场域与社会场域的竞争与共谋,也正是这种斗争的策略使得精英主义追求的卓越政策能够顺利实施。作为区域的学科卓越工程,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简称PAPD)已经启动,和“985工程”、“211工程”一样,该计划旨在追求学术卓越,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取向。在追求学术卓越的显性目标掩盖下,社会场域如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中的行动者和机构,根据自身的资本积累,在各自场域惯习的引导下,采取各自的策略在社会场域的大舞台上或者竞争,或者合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重点政策的盛行以制度精英主义(instituttional elisti),把精英诉求上升到体制化状态,通过立法、行政以及经济等手段,来维护处于社会场域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并促进这种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一、 图景与格局:优势学科

建设工程的文本呈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共有29所高校的92个学科立项,后又增列22所高校30个学科作为补充(如表1所示)。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虽然提出了卓越的目标,而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它并不像两大工程一样直指学校层面的发展,而是把主要着力点放在学科建设上,这样有利于集中更多力量在高校发展的关键基础上。可以这样说,它把省内高校的强势学科选拔出来去重点投入,以便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重点学科建设的加强版。当然,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并没有脱离已有政策的影响,其产生背景、既定目标、实施方案以及其他相关过程都紧密地融合了已有的重点建设政策,这就保证了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连贯和效果。
就目前已经公布的材料来看,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定位高。根据实施方案,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旨在“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优势学科,为创建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提供支撑,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出贡献”\[1\]。项目定位高,目标直指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沿,不仅要求国内领先(一级重点学科占全国10%),而且希望冲击国际前200名甚至前100名。另一方面,工程支持新兴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人文社会科学进步,希望借此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保证项目目标,工程申报要求严格,要求必须满足“部省属高校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位于前列的学科(包括部省属高校全国排名前20%的学科、省属高校全国排名前30%及前5名的学科)”和“与我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及新医药、环境保护、软件和怎么写作外包、物联网以及沿海开发、现代农业、文化等产业密切相关”的实力雄厚的交叉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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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科。
第二,范围广。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涵盖范围广泛。就受资助高校来看,涵盖学校层次广泛,惠及省内所有部属高校以及绝大部分省属本科及以上院校,工程所涉及的学校不仅仅包括学科建设优势明显的“985”“211”高校,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很多具备学科特色的二类本科院校如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审计学院也受到资助。就学科领域来看,此次获批的学科涵盖了所有学科门类,包涵了省内高校所涉及的大部分一级学科,同时,很多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也受到重视,如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设备制造等。
第三,力度大。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就像省级的“985”“211”工程,其受到支持的力度远远大于重点学科建设,在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领导机构方面获得了大力的支持。首先,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获得政策上的大力支持。《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同时,为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也作为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纳入其中。其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获得财政上的大力支持,根据实施方案,“省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1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实施‘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并根据工程实施情况逐步增加”,再加上和地方政府支持以及高校自筹资金,每年用于学科建设的资金将远远超过10亿元。为大力推动工程实施,政府成立了高标准的领导班子,“建立省管理协调小组,省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省教育厅、科技厅、财政厅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同时要求,“项目依托高校为责任单位,校(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同时明确项目负责人”。

二、 择优与平衡:

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文本分析尽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定位高,涉及范围广,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也很大,但是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注重择优的同时也存在着众多的平衡与妥协。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确立了学术卓越的目标,在确定支持项目时,一期把学术水平作为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学科已有的建设水平和未来可能发展的潜力是重要的参考指标,这体现出工程在学术卓越方面的诉求,但是工程并没有仅仅把目标定位于学术,二期大多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项目,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兼顾可以看出工程寻求学术性与功利性的平衡,既有满足学术卓越的远见,也没有放弃眼前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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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作为中国省域经济的排头兵,“率先建成教育强省和人才强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2\]自然成为其追求的光环,能不能实现两者地位的平衡,成为检验地方领导人的重要指标,这便会引发传统地方政府间竞争形式比如争夺资源的“显性竞争”以及资源流动对政府行为限制的“隐性竞争”\[10\]。而这些检验不仅仅来自于政治场域的高层,也会来自于“用脚”的区域民众,标尺竞争\[11\](yardstick competition)同样成为地方领导人在分权化后面临的巨大挑战。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作为高等教育精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地方领导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其进入政策议程然后付诸实施也就获得了最为可靠的政治保证;高等教育场域的行动者,尤其是那些以特殊身份经常出现于政治场域的专家学者和教育领导者无疑是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推力;来自民间的“”考验和政治高层的执行力考验最终促成“机会之窗的打开”约翰?金登(John Kingdon)发现,能否成功地影响政策,常常取决于是否看到“机会之窗的打开”(福勒,《教育政策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83),即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政治家们和公众都愿意接受一项具体的政策。,使得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最终成为江苏省高等教育界未来数年内最为引人注目的精英政策。
学科建设已经成为重点建设政策的重要突破口,这不仅成为高等教育场域的共识,也是那些未能获得利益而在争取的各方的攻关点。有学者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是造成重点学科建设泛滥的重要动力,在利益因素诱导下,“自上而下”的重点学科建设政策演变为互动型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以及理性因素一样也影响了重点学科建设的风潮,尤其是组织趋同过程中的模仿机制确立了重点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重要地位\[12\]。对此,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了一个基于动力学的建构性理论框架。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作为一项精英政策,它是社会场域的行动者和机构利益博弈的产品。作为场域中活跃的行动者和机构,一方面必须受制于场域的规则和逻辑来办事,另一方面在场域竞争过程中,行动者和机构必然形成“对游戏的感觉”——惯习的出现指导行动者和机构按照自身积累的资本类型和种类来“投资”,策略性的应对场域中的竞争和合谋,以期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
从遵守规则到运用策略的转变使得场域的逻辑和规则转变为自身的惯习和可以支配的资本\[13\],是场域生存的基本信念。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用制度化的精英诉求来强化了作为学术场域顶层的精英大学和名牌专业的利益——这仅仅是因为,和其他精英工程一样,这本身就是为他们而做的,来自顶层的行动者把自身对于精英游戏的熟悉制度化了,“这些地位的占据者通过这些策略个别的或集体的寻找保护或提高他们的地位,并企图把最优惠的等级体系化原则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去”\[14\]。越来越严格和技术化的评价标准正是精英们对于自身积累资本的孤芳自赏,而那些场域底层的普通教育机构以及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的学科类型很有可能成为竞争中的牺牲品,他们也因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适应了这种失败而心甘情愿。在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公布的名单中,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术力量强势的高校获得了绝大多数项目的支持,而其他院校只能瓜分剩余的“蛋糕”。
然而,场域也为那些不甘落后而又缺乏学术资本的行动者或机构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毕竟场域的逻辑是以资本的拥有为基础的,而资本的类型和数量又不是绝对的,就像工程资助的那些单科型大学,虽然并不能在所研究领域达到实施办法中范围广的要求,有时甚至不能满足任何一个,但是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最大的利用也可以游说决策者网开一面,深谙自身的资本类型并策略性的运用同样保证他们可以分一杯羹。即使在场域的斗争中面临失败的命运,那些处于底层的行动者和机构依然得遵循场域的逻辑和规则,对成功无奈的渴望使他们不得不遵循场域生存的逻辑,优势学科竞争的过程便是如此,尽管显得捉襟见肘,那些并没有良好学科成绩的高校也必须得填写大量的表格和提交大量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努力,而无法反抗的顺从最终使得像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样的精英政策在高等教育场域变得流行起来,正如布尔迪厄解释场域时所作的比喻,“玩耍者仅仅通过玩耍的事实,而非‘契约’的方法,一致同意游戏是值得玩的,而这种共谋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14\]143。处于高等教育场域底层的行动者和机构的无奈与顺从在某种程度上合谋了处于统治地位的行动者与机构的行为,最终确立起以精英主义为取向的场域逻辑和规则。底层行动者和机构从最初反抗精英主义的失败到最后无奈地接受,正好对应了精英主义偶然性到必然性的过程,从最初的偶然尝试到最终体制化,制度精英主义愈演愈烈。

四、 制度与觉醒:

精英主义再生产的难题教育政策作为教育场域的干预性手段,它的介入干扰了场域逻辑与规则发生效用的正常机制——公平取向的政策会产生补偿作用,而精英取向的则会强化不平等的现实。精英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强化了高等教育场域既存的逻辑与实践,严重的挑战了教育公平与社会的思潮。这种精英政策迅速加剧了名牌大学的资本积累,首先是经济资本的迅速集中,名牌大学攫取了绝大多数的资金、项目和政策的支持,大量优质资源的集中破坏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不仅仅造成使用效率的低下,还引发了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高校在仅有资源的支持下苟延残喘。经济资本的迅速发酵带动精英教育机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日益巩固——精英大学取得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得普通机构越来越无法在场域斗争中取得胜利,除非有外力的干预。名牌大学借着制度精英主义的推手,强化了符合资本表征空间的割据之势,身处其中的精英机构越来越习惯于形式化的精英游戏——在这样的游戏中,名牌大学取得政策支持,瓜分大量资金,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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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多数项目。而处于劣势的机构与行动者只能任其摆布,本来具有历史偶然性的高等教育结构被不断的再生产着,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再生成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再生产。精英主义制度化,也就是再生产的难题,从场域理论角度来看,就要打破高等教育场域结构的再生产,而这需要通过促进资本的流动和惯习的觉悟来实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入手提供了实现公平正义诉求的第一种可能,一方面通过面向所有教育机构提供一种无歧视、无区别的制度环境,寻求政策的过程性公平,确保任何教育机构的权利实现;另一方面,尽管提供了一种过程性公平的环境,仍然需要通过补偿机制来弥补因起点不公平而造成的地位差异。教育政策的制定要广泛征询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设计公平合理的政策方案,保障各种教育机构和主体的权利,营造公平正义的政策环境。此外,还要提供针对特殊主体的补偿机制,如降低审核标准、提高资助力度或分层设计方案等,这些都可以通过促进资本流动而保证处于场域中下层教育机构的权利实现。
场域斗争机构与行动者的“觉醒”是实现公平正义诉求的第二种可能。这就要求参与场域斗争的行动者,尤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教育机构,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在教育政策过程中话语权的重要性,及时跟进政策进程,避免决策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话语权缺失,同时要善于利用各种“资本”影响决策过程,保障自身的权利。另一方面,虽然可能面临失败,弱势机构仍然需要积极参与各种资本的竞争,如争取财政支持、获取项目资金以及政策倾斜等,在场域斗争中,慢慢获得精英“游戏的感觉”,通过习得的场域逻辑和规则来加强自身建设,最终提高自身的地位。
综上所述,作为支持高等教育的精英工程,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推动学科建设\[2\],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虽然作为制度精英主义象征的工程权衡了学术性与功利性、效率与公平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强化精英主义的质疑。社会场域的行动者和机构围绕优势学科建设而同台博弈,或竞争,或合谋,最终促成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从而加剧了精英主义制度化的进程。精英主义制度化也就是再生产的难题,一方面要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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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环境,制定合理公平的教育政策,同时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处于场域斗争中的教育机构的觉醒,来争取自身的各种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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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东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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