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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生活于北宋前期，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为宋代著名词人，词集名《乐章集》。
关于其生卒年及其登科仕履等情况，宋人的记载较为驳杂，说法多含混不清，甚至互相抵牾。今人考论的文章也不少见，关于柳永的生年，今人就有太祖开宝四年（97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前后、太宗雍熙元年（984）前后、雍熙二年（985）或四年（987）、太宗至道元年（995）等说法，前后相差少则数年，多则二十余年。
据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四十五载云：“周月仙，余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岁，来宰兹郡。造玩江楼于水浒，每召月仙至楼歌唱，调之，不从。……”
此又见载于郦琥《彤管遗编?别集》卷二十、《山堂肆考?角集》卷十五、冯梦龙《情史》卷十八，文字或略有岀入，其中所载柳永品行是非故且不论，然其云柳永宰余杭时二十五岁，应是确认柳永生年的一条重要线索。检《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一“名宦传”云：“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玩江楼于溪南，公余啸咏，有潘怀县风。旧县志”又据卷十九“职官志”知仁宗景祐元年，柳永为余杭令。又卷十七“古迹”载：“玩江楼，在通济桥南面，瞰苕溪，宋令柳耆卿建。万历县志。在桥南丰乐坊，宋令柳永建，旋废，后建苕溪馆于上，今亦废。续县志”知嘉庆志所据为明万历旧志，“名宦传”云其景祐元年知余杭，如此，柳永的生年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较苏轼长二十六岁。又据明人的记载，两人是有交往的。
明刊《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卷四于苏轼《满庭芳》“香叆雕盘”附词话一则云：“玉林词选云：柳耆卿有《昼夜乐》词云：‘绣者（按一作秀香）家住桃花径，散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雨云愁凝，言语是娇莺，一声声堪听。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逞。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揺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盖谓赠坡妓也，此辞艳丽以淫，不当入选，以东坡尝用其语，故收录之。”又明刊《新锓李太史注释草堂诗余旁训评林》也有同样的记载，而明陈仁锡《类选笺释草堂诗余》卷二载云“盖为赠坡作也”。或谓赠苏轼之妓（古代妓与姬通，或指侍妾），或云为赠苏轼之作，即是说柳永与苏轼是有交往的。按：柳词见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其中评云：“此词丽以淫，不当入选，以东坡尝引用其语，故录之。”未言是否为赠苏轼之妓之词。据蒋一葵等人的记载和李廷机、陈仁锡评批本《草堂诗余》等，知柳永与苏轼生活在同一时期，柳比苏略早些。此外，可以从以下几点，可说明柳永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其合理性之所在，以及与苏轼交往的可能性。
其一，明何乔远《
其二，据《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十八载：至道二年（996）八月“癸亥，殿中丞柳宜上言，第三男蒙叟愿于扬州崇道观度为道士，许之”。已知柳永至少有两兄，即柳三接与柳三复，据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宋祁《景文集》卷三十一、胡宿《文恭集》卷十五和《嘉靖建宁志》卷十五等知柳三接和柳永同年登进士第，曾为大理寺丞、太常博士，官至都官员外郎；又据《福建通志》卷三十三等载，知柳三复为真宗天禧三年（1019）进士，官至比部员外郎。柳宜究竟有几子，无从考知，但蒙叟不可能是三接或三复，也不可能是柳永，蒙叟或为乳名，其被度为道士的原因不得而知，旧时由家人将孩子送往道观或寺庙度为道士或僧人，一般是在十岁左右，甚至更小，蒙叟也应如此，而柳永只能比蒙叟小。柳永究竟是柳宜的第几子，鄙意以为据其行第，可能是第七子，理由是：前文云柳永有堂弟柳真龄行第二，即岁数较柳永小，行第数却比柳永大，而柳永至少还有两个哥哥，则知两人行第是据不同起点排列的，称柳永为第七或是据同父兄弟间依年龄大小排列而然，这在宋人行第的称呼中并不罕见（参见拙著《宋人行第考录》之王安国、韩绛、苏轼等条说明），这样，柳永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其三，据宋张舜民《画漫录》载：“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既称“贤俊”，是年长者称晚辈的口吻，晏殊生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前文引诸人推算柳永生年除一说云柳小晏四岁外，余均是柳长于晏。据《宋史?仁宗本纪》载：天圣三年（1025）十月辛酉晏殊为枢密副使，五年正月己未罢。康定元年（1040）三月戊寅晏殊知枢密院事，九月戊辰为枢密使。庆历二年（1042）七月戊午晏殊加平章事，三月戊子为集贤殿大学士并兼枢密使，四年九月庚午晏殊罢。或云柳永是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则其见晏殊当在康定元年九月至庆历四年九月五年间，柳时年三十岁左右，晏长柳二十岁的样子，称之“贤俊”，也合情理。
其四，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于《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话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宋祝穆等《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歌舞部?歌曲?词话”称“元祐间，晁无咎作《乐章评》”，知晁氏所云是在神宗时。其云柳永与张先齐名，也就肯定了柳、张二人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张先长苏轼四十余岁，与苏轼交往密切，以前文考论柳永长苏轼二十余岁，以及苏轼兄弟及其门弟子与柳永堂兄弟有交往来看，他们与柳永处在同一时期、且有交往，就不应有问题，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另外从词调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晏殊及同时代的欧阳修等创作词时，是以短调小令为主，而长调慢词的盛行是在晏、欧诸人之后出现的，柳永是大量创作长调慢词的人，张先也是擅长写慢词的人，从这点来看，柳若比晏年长，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令人费解的。
应该说，明人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据苏轼本人和宋人的记载，苏氏谈及柳永的话有几处，如《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鲜于子骏三首》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又俞文豹《吹剑续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又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明月如霜”附录云：“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以上三则，就苏轼的口吻来看，说他与柳处在同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一文是据明刊本《万历镇江府志》所载推测岀的。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二“陵墓”载云：“屯田郎柳永墓，在土山下。永字耆卿，始名三变，好为淫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易名永，登第。永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云：‘王安礼守润，数葬之藁殡久无归者，朝请巿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三变始就窀穸。’近岁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箆，及搜访摩本铭，乃其始所作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即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是廷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又云‘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迨二十余年’云云。”文字与唐文引录略有出入（主要不同处有：“永康葛胜仲”，唐文作“文康葛胜仲”，按葛胜仲卒谥文康。又“乃其始所作篆额曰”，唐文作“乃其侄所作，篆额曰”。又“召见，仁庙宠进，于是廷授西京灵台令”，唐文作“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又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按王安礼，字和甫，安石弟。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一载：神宗煕宁八年十二月己丑“秘书丞直贤院同提举三司勾院磨勘司王安礼知润州”，又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四“郡守题名?宋”载：“王安礼，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元丰元年十月到任，十一月抽赴阙。”知煕宁八年（1075）十二月至元丰元年（1078）十月王安礼在润州任，柳永等被葬即在此三年间，唐文据此与《墓志铭》推知柳永卒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吴熊和先生《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则认为应卒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之后的一二年间，但这却与宋人的说法又有冲突。
据宋人所云，柳永是于仁宗朝后去世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九“建宁府?人物?柳耆卿”载云：“范蜀公叹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此又见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建宁府?人物”，其中作“四十二年”。宋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四十二“史馆门?史馆史官?事类”载略异，其云：“范蜀公镇，字景仁，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尝嗟曰：‘缪用其心。’谢事之后，亲旧闻盛唱柳词，后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一云在翰苑十余载，一云为史官二十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载知仁宗嘉祐六年（1061）八月范镇已为翰林学士，又卷二百七载知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则所云在翰苑十余年，当始于至和、嘉祐间。考《宋史?仁宗本纪》所载：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崩，仁宗即位，时十三岁，自天圣元年（1023）至嘉祐八年（1063）三月崩，在位四十一年。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按：黄裳生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为神宗元丰五年状元，于柳永虽为晚辈，犹及相处于同一时期，文中“熹祐”当为“嘉祐”之误，嘉祐是在皇祐、至和年之后的。据黄裳、范镇等人所云，柳永至少仁宗朝是还在的，亦即其卒年是在仁宗朝后，问题可能岀在《墓志铭》残文上。
据《万历镇江府志》所录有关《墓志铭》的一段文字，不论是唐文所引，还是笔者所见抄本，言辞均较为含混。据抄本，大意是：统制羊滋部下凿土得《墓志铭》碑，碑文已磨灭，羊滋搜访得摩本，其文也残缺，但仍可知是柳永墓碑，始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碑文乃其侄所撰，或云为柳淇。羊滋乃孝宗乾道时人，羊滋得碑距其侄撰文已是百年左右的事，碑文是否为柳淇所撰姑且不论，考碑文称“仁庙宠进”，似与宋人所云不符，或为溢美之词。疑所云“迨二十余年”有误，盖因碑文漫漶所致。考神宗煕宁、元丰年间至哲宗元祐中活跃于文坛的苏轼兄弟及其门弟子们与柳永的堂兄弟有往来，也常提及柳永。因此，笔者以为柳永当卒于英宗治平至神宗熙宁年间，
从明人的记载，证以宋人的说法，知柳永与苏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柳较苏年长。明人记载柳永的事，有一些是不见于今存的宋人著作中的，如东洋文库藏《新刊大字明心宝鉴》卷上“训子篇第十”录“柳屯田劝学”云：“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虽学，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宋人记载中人们得到柳氏的负面印象比较深刻，而此相反，前引《嘉庆余杭县志》录明万历旧志云柳氏知余杭时：“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或是柳永为官时劝学所作，又可见柳氏的另一面。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关于其生卒年及其登科仕履等情况，宋人的记载较为驳杂，说法多含混不清，甚至互相抵牾。今人考论的文章也不少见，关于柳永的生年，今人就有太祖开宝四年（97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前后、太宗雍熙元年（984）前后、雍熙二年（985）或四年（987）、太宗至道元年（995）等说法，前后相差少则数年，多则二十余年。
据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四十五载云：“周月仙，余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岁，来宰兹郡。造玩江楼于水浒，每召月仙至楼歌唱，调之，不从。……”
此又见载于郦琥《彤管遗编?别集》卷二十、《山堂肆考?角集》卷十五、冯梦龙《情史》卷十八，文字或略有岀入，其中所载柳永品行是非故且不论，然其云柳永宰余杭时二十五岁，应是确认柳永生年的一条重要线索。检《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一“名宦传”云：“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玩江楼于溪南，公余啸咏，有潘怀县风。旧县志”又据卷十九“职官志”知仁宗景祐元年，柳永为余杭令。又卷十七“古迹”载：“玩江楼，在通济桥南面，瞰苕溪，宋令柳耆卿建。万历县志。在桥南丰乐坊，宋令柳永建，旋废，后建苕溪馆于上，今亦废。续县志”知嘉庆志所据为明万历旧志，“名宦传”云其景祐元年知余杭，如此，柳永的生年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较苏轼长二十六岁。又据明人的记载，两人是有交往的。
明刊《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卷四于苏轼《满庭芳》“香叆雕盘”附词话一则云：“玉林词选云：柳耆卿有《昼夜乐》词云：‘绣者（按一作秀香）家住桃花径，散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雨云愁凝，言语是娇莺，一声声堪听。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逞。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揺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盖谓赠坡妓也，此辞艳丽以淫，不当入选，以东坡尝用其语，故收录之。”又明刊《新锓李太史注释草堂诗余旁训评林》也有同样的记载，而明陈仁锡《类选笺释草堂诗余》卷二载云“盖为赠坡作也”。或谓赠苏轼之妓（古代妓与姬通，或指侍妾），或云为赠苏轼之作，即是说柳永与苏轼是有交往的。按：柳词见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其中评云：“此词丽以淫，不当入选，以东坡尝引用其语，故录之。”未言是否为赠苏轼之妓之词。据蒋一葵等人的记载和李廷机、陈仁锡评批本《草堂诗余》等，知柳永与苏轼生活在同一时期，柳比苏略早些。此外，可以从以下几点，可说明柳永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其合理性之所在，以及与苏轼交往的可能性。
其一，明何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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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书》卷九十七“英旧志?建宁府?崇安县?宋科第”载：“柳宏，字巨卿。父崇，见韦布。宏，咸平初进士。宏兄宜官济州，奉父就养，父殁于济，宏适按狱密州，闻讣，跣雪奔丧。有诏起，服阙，三上章乞终制，不报。后因官江东，过庐山，乐之，卒居焉。官终光禄卿、河南开国伯，赠司徒。子真龄，比部员外郎；真公，太子中舍；真尚（笔者按：原脱“真”字，据《康熙崇安县志》卷七“人材志上?甲科”补），国子博士。兄子永。”据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知柳崇有六男子：宜、宣、寘、宏、宷、察，并云跣雪奔丧者为柳宜，非柳宏。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十七云柳崇有子七，即宷与察之间另有密。宜为长子，柳永为柳宜子，柳宏为柳永叔父，真龄、真公、真尚为其堂兄弟，而柳真龄兄弟却与苏轼、黄庭坚等有交往。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十六《答陈季常书二》云：“闻安期丈年七十七，耳目聪明，白首一节，钦叹。柳七从来谨约，知柳四洗脚上船，亦为克家之子，乃老人晚福也。……小子相已十岁，颇顽壮，稍知读书，辱问及，甚惠。高丽纸卷遂为人所取，不可得。深秋凉时，别写数纸杂诗去。”安期丈即柳真龄，据苏轼《铁拄杖》诗“叙”云：“柳真龄，字安期，闽人也。家宝一铁拄杖，如楖栗木，牙节宛转天成，中空有簧，行辄微响。柳云得之浙中，相传王审知以遗钱镠，镠以赐一僧。柳偶得之，以遗余，作此诗谢之。”其中柳七、柳四，据语意，当为柳真龄子，时柳真龄七十七岁，确定此文写作时间，即可知柳真龄的生年。按黄庭坚有子一，名黄相，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至其十岁，为哲宗元祐八年（1093），则《答陈季常书二》作于是年夏，时柳真龄七十七岁，其生年为真宗天禧元年（1017），小柳永七岁左右。又《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陈季常十六首》之九云：“柳簿云某奉讶者，不知得之于谁？安有此理？来书雄冠之语，亦无人见。但有《答柳二书》云‘陈季常要写《脊记》，欲与写’云。文武寀寮，常居禄位，亦如与季常书作戏耳，何名为讶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此文作于神宗元丰年间谪居黄州时，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二十云：“公《与陈季常书》中有柳簿，亦称柳二，元祐中见公于京师，合考河东拄杖，真龄信其人也。”如此，柳真龄排行第二，若是依同宗父辈兄弟们的排行，则应比柳永年岁大，果如此，柳永之生年更不会早于真宗天禧元年，出现这种情况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两人的行第不是据同一起点排列，参见下文。若依前引诸人推测的柳永的生年，其比柳真龄年岁大至少是十七岁，至多是四十余岁，问题是已知在柳宜诸子中，柳永至多为第四子或更在其后（详下文），也就是说若依诸人推算，至少柳宜的前三子，甚至包括柳永都有可能比其叔父柳宏大，甚至大得多，其间存在的不合理性是很明显的。就苏轼及门弟子们等与柳永堂兄弟们有交往这一点来看（除前文提到的柳真龄外，苏辙《栾城集》卷十二有诗《以蜜酒送柳真公》、《次韵柳真公闲居春日》等），应该说柳永是与苏轼等人生活在同一时期而稍前，且较苏轼诸人年长些。其二，据《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十八载：至道二年（996）八月“癸亥，殿中丞柳宜上言，第三男蒙叟愿于扬州崇道观度为道士，许之”。已知柳永至少有两兄，即柳三接与柳三复，据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宋祁《景文集》卷三十一、胡宿《文恭集》卷十五和《嘉靖建宁志》卷十五等知柳三接和柳永同年登进士第，曾为大理寺丞、太常博士，官至都官员外郎；又据《福建通志》卷三十三等载，知柳三复为真宗天禧三年（1019）进士，官至比部员外郎。柳宜究竟有几子，无从考知，但蒙叟不可能是三接或三复，也不可能是柳永，蒙叟或为乳名，其被度为道士的原因不得而知，旧时由家人将孩子送往道观或寺庙度为道士或僧人，一般是在十岁左右，甚至更小，蒙叟也应如此，而柳永只能比蒙叟小。柳永究竟是柳宜的第几子，鄙意以为据其行第，可能是第七子，理由是：前文云柳永有堂弟柳真龄行第二，即岁数较柳永小，行第数却比柳永大，而柳永至少还有两个哥哥，则知两人行第是据不同起点排列的，称柳永为第七或是据同父兄弟间依年龄大小排列而然，这在宋人行第的称呼中并不罕见（参见拙著《宋人行第考录》之王安国、韩绛、苏轼等条说明），这样，柳永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其三，据宋张舜民《画漫录》载：“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既称“贤俊”，是年长者称晚辈的口吻，晏殊生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前文引诸人推算柳永生年除一说云柳小晏四岁外，余均是柳长于晏。据《宋史?仁宗本纪》载：天圣三年（1025）十月辛酉晏殊为枢密副使，五年正月己未罢。康定元年（1040）三月戊寅晏殊知枢密院事，九月戊辰为枢密使。庆历二年（1042）七月戊午晏殊加平章事，三月戊子为集贤殿大学士并兼枢密使，四年九月庚午晏殊罢。或云柳永是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则其见晏殊当在康定元年九月至庆历四年九月五年间，柳时年三十岁左右，晏长柳二十岁的样子，称之“贤俊”，也合情理。
其四，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于《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话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宋祝穆等《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歌舞部?歌曲?词话”称“元祐间，晁无咎作《乐章评》”，知晁氏所云是在神宗时。其云柳永与张先齐名，也就肯定了柳、张二人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张先长苏轼四十余岁，与苏轼交往密切，以前文考论柳永长苏轼二十余岁，以及苏轼兄弟及其门弟子与柳永堂兄弟有交往来看，他们与柳永处在同一时期、且有交往，就不应有问题，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另外从词调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晏殊及同时代的欧阳修等创作词时，是以短调小令为主，而长调慢词的盛行是在晏、欧诸人之后出现的，柳永是大量创作长调慢词的人，张先也是擅长写慢词的人，从这点来看，柳若比晏年长，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令人费解的。
应该说，明人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据苏轼本人和宋人的记载，苏氏谈及柳永的话有几处，如《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鲜于子骏三首》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又俞文豹《吹剑续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又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明月如霜”附录云：“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以上三则，就苏轼的口吻来看，说他与柳处在同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一文是据明刊本《万历镇江府志》所载推测岀的。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二“陵墓”载云：“屯田郎柳永墓，在土山下。永字耆卿，始名三变，好为淫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易名永，登第。永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云：‘王安礼守润，数葬之藁殡久无归者，朝请巿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三变始就窀穸。’近岁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箆，及搜访摩本铭，乃其始所作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即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是廷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又云‘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迨二十余年’云云。”文字与唐文引录略有出入（主要不同处有：“永康葛胜仲”，唐文作“文康葛胜仲”，按葛胜仲卒谥文康。又“乃其始所作篆额曰”，唐文作“乃其侄所作，篆额曰”。又“召见，仁庙宠进，于是廷授西京灵台令”，唐文作“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又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按王安礼，字和甫，安石弟。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一载：神宗煕宁八年十二月己丑“秘书丞直贤院同提举三司勾院磨勘司王安礼知润州”，又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四“郡守题名?宋”载：“王安礼，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元丰元年十月到任，十一月抽赴阙。”知煕宁八年（1075）十二月至元丰元年（1078）十月王安礼在润州任，柳永等被葬即在此三年间，唐文据此与《墓志铭》推知柳永卒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吴熊和先生《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则认为应卒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之后的一二年间，但这却与宋人的说法又有冲突。
据宋人所云，柳永是于仁宗朝后去世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九“建宁府?人物?柳耆卿”载云：“范蜀公叹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此又见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建宁府?人物”，其中作“四十二年”。宋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四十二“史馆门?史馆史官?事类”载略异，其云：“范蜀公镇，字景仁，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尝嗟曰：‘缪用其心。’谢事之后，亲旧闻盛唱柳词，后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一云在翰苑十余载，一云为史官二十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载知仁宗嘉祐六年（1061）八月范镇已为翰林学士，又卷二百七载知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则所云在翰苑十余年，当始于至和、嘉祐间。考《宋史?仁宗本纪》所载：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崩，仁宗即位，时十三岁，自天圣元年（1023）至嘉祐八年（1063）三月崩，在位四十一年。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按：黄裳生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为神宗元丰五年状元，于柳永虽为晚辈，犹及相处于同一时期，文中“熹祐”当为“嘉祐”之误，嘉祐是在皇祐、至和年之后的。据黄裳、范镇等人所云，柳永至少仁宗朝是还在的，亦即其卒年是在仁宗朝后，问题可能岀在《墓志铭》残文上。
据《万历镇江府志》所录有关《墓志铭》的一段文字，不论是唐文所引，还是笔者所见抄本，言辞均较为含混。据抄本，大意是：统制羊滋部下凿土得《墓志铭》碑，碑文已磨灭，羊滋搜访得摩本，其文也残缺，但仍可知是柳永墓碑，始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碑文乃其侄所撰，或云为柳淇。羊滋乃孝宗乾道时人，羊滋得碑距其侄撰文已是百年左右的事，碑文是否为柳淇所撰姑且不论，考碑文称“仁庙宠进”，似与宋人所云不符，或为溢美之词。疑所云“迨二十余年”有误，盖因碑文漫漶所致。考神宗煕宁、元丰年间至哲宗元祐中活跃于文坛的苏轼兄弟及其门弟子们与柳永的堂兄弟有往来，也常提及柳永。因此，笔者以为柳永当卒于英宗治平至神宗熙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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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六十岁左右。从明人的记载，证以宋人的说法，知柳永与苏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柳较苏年长。明人记载柳永的事，有一些是不见于今存的宋人著作中的，如东洋文库藏《新刊大字明心宝鉴》卷上“训子篇第十”录“柳屯田劝学”云：“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虽学，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宋人记载中人们得到柳氏的负面印象比较深刻，而此相反，前引《嘉庆余杭县志》录明万历旧志云柳氏知余杭时：“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或是柳永为官时劝学所作，又可见柳氏的另一面。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