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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美术走向繁荣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新的生活和社会变化为画家提供了新的素材，画家们重新获得了题材选择的自由。本文以邢庆仁《玫瑰色的回忆》与郭北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为例，来分析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新的表现领域、绘画语言的变化以及诸多艺术家思考的如何突破和创新问题，寻找更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绘画表达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特质，具有独特的中国面貌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
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裂变与回归
：A
一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是中国近现代美术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创作现象，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艺术家们通过对一些重大革命事件与著名人物等进行具体而又深入地描述，集中展现出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时期的政治风貌及时代风云，突显了中国革命历史在历史发展中不同寻常的地位与作用。
如何理解主题绘画、表现主题绘画，关系到主题绘画创作的发展。对于画家描绘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这个主题绘画，从创作过程、创作规模以及创作态度来说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美术最为重要和最具时代意义的艺术创作行为。那么现今我们如何看待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历史价值？怎样面对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发展与创新？并思索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又将如何在新的世纪中发挥主流作用等问题已迫在眉急。
从艺术创作上看，“美术”中发展出来的“高、大、全”造型方法和“红、光、亮”艺术表现语言，在后被看做是一种程式化、毫无艺术创作水平和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后新兴起来的创作思想则是追求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已不再是对重大革命事件与著名人物等盲目的夸大歌颂与拔高，这些“人本主义”的艺术创作思想自然成为了80年代早期中国美术创作的基本主旨。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的产生给当时正处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绘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在经历了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和后的艺术思想和流派的冲击，传统的艺术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变革之际使得艺术家们寻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他们把目光转向显示新写实主义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进而也吸引了不少青年画家奋往追求，使这类作品成为中国新写实主义绘画的范例。同时，这样的典范，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画坛的创作。自从全国第六届美术展览上《太行铁壁》（杨力舟、王迎春）的获奖，标志着一度被冷落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正式回归与受到关注，原因是这期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形式，已基本走出了“”美术的单一模式，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得到一定层次地提高。从绘画主题、图式表达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看，已完全突破了“”时期“红、光、亮”及“高、大、全”的程式化风格。在逐渐变化之中，慢慢开启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大幕。
二
美术界以邢庆仁在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中的金奖作品《玫瑰色的回忆》为信号，宣告着新的艺术探索阶段的到来。这幅作品不仅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新的表现领域，更重要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以及诸多艺术家思考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模式如何突破和创新问题的实际行动的反映。
《玫瑰色的回忆》画作是以延安为背景的战争题材，从表面看，绘画题材与画面语言近乎背离。画面聚集在六位女战士既没佩，也没有那个火热年代特有的火热，完全以朦胧诗般的境象来表现那个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严格地说，似乎欠缺了一些“独幅绘画”所应有的强度和视觉冲击力。在创作时，作者以画家独特的艺术视角艺术思维方式，结合传统艺术表现技法和当代绘画思想，以细腻的笔触，赋与作品新的文化蕴涵和艺术容量。画面上的黄河流域与陕北高原，没有了战争的冷漠和残酷，以使人意想不到的朦胧般的恬静塑造了战争时期女性的温馨，又以遐想般的情思刻画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种种不同遭遇和心态。邢庆仁在创作这幅画时，已完全跳开了以往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画的一般性构思，以深沉而决不冷漠的人物刻画方式，重新构建了一
《玫瑰色的回忆》获奖之后，美术界佳评如潮。以刘骁纯、李建森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这是邢庆仁反叛式地从“人本”和“人性”的高度，使“人”的非战争情结率先成为了战争题材的“核质”，可以说《玫瑰色的回忆》是画家个人也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道路上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玫瑰色的回忆》颠覆了革命现实主义绘画的固有范式，并站在人性的高度，展开心灵的叙事。这幅画刚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艺术家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和思考视角的变化。今天我们再反思《玫瑰色的回忆》这幅成功之作，其重要学术价值可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特定的不同历史时空的交叉引起的探索绘画创作思想的改变与创新的共鸣。其二是为创作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艺术语言。表面上看是属于保留了叙事外壳的历史感怀式作品，但其文化内涵却远远突破了一幅画所承载的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此外，这幅作品的水墨语言也企及了相当的高度，并得到了美术界的普遍认同。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是新时期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同时是对艺术家们就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能够在思想观念上和艺术语言形式上两方面都能够有所改变、有所创新。
评析阐明，《玫瑰色回忆》是一幅用比较含蓄的方法、隐喻式的形式来表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语言的一种裂变。因为，《玫瑰色回忆》既没有描写具体的历史事件，也不涉及具体历史人物，它只是历史的一个背影、一个印象。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画家敢于创新，显示出“某一个艺术评价标准被唤醒。”当时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遗留情绪还在，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勃然兴起：对人性的表达，并寻求一种创新，具有既承续优秀传统又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以此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时代审美需求和情感寄托。三
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绘画中，以表现革命领袖为主旨的绘画显然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领袖人物常常与具体的中国革命历史事件结合于一起，又往往成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从20世纪30年代以版画形式表现的《红星照耀中国》（沃渣）开始，到延安时期的“鲁艺”木刻，都有表现、周恩来等形象的作品，大多作品习惯把一些领袖人物与延安时期的某一事情相结合。例如，表现周恩来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普通一兵》（戈跃作）等。建国以后，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过去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新中国天翻覆地般的变化，广大民众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因此，寄情于绘画方式来感谢人民领袖，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于是，领袖题材也就成为延安时期以来主题性创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作为中国革命历史及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值得用艺术方式记述的重大革命历史内容。可是，长期以来在美术界尚没有一幅有真实性与代表性的作品问世，这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遗憾。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艺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等倾向和问题，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有80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同志于5月2日作会议引言，又于5月23日作了会议总结，史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同志所做的讲话，成为中国指导文艺的纲领性文件。从历史的背景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会议或军事会议，而是在特定历史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会议，同时也是革命领袖与艺术群体进行政治观念、艺术思想接触的会议。从绘画艺术来说，截取历史的瞬间并能反映特定的历史事实，是考验一个画家提炼和概括能力的重要考验，也是画家相对较难驾驭的绘画难题。从历史上看，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文艺家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其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这个群体既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同时交织着激烈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碰撞。因而，如何把握这些复杂又特定的人物关系和气氛，怎样安排诸多有名有姓的参会人员在画面上的位置，是摆在作者面前最大的一道难题。所幸，画家郭北平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有着比较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创作经验，数十年的大型史诗般历史画卷创作的基础与《高原千秋》、《林则徐视察澳门》、《1912孙中山在澳门》、《东方红》、《十二月会议》等历史画及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成果。在构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郭北平在资料上准备充分，从画面上来看，比较直观地再现了1942年5月23日所做结束演讲的真实场景。因此，画家心目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种凝重历史真实感的表达愿望，成为作者创作完成这幅作品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郭北平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既要有还原历史的功能也要有诗意的表达，这才能体现历史的悠久与厚重以及绘画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郭北平吸收并运用正宗的油画绘画技法，以纯真的心灵面对一个真实历史瞬间，锻造了撼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明显地带有画家本人对现实生活，对民族精神的真实体验，也蕴含冷峻的理性思索。面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画作中表现的座谈会庄严、肃然气氛与显在的“政治意图”，会被他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绘画语言的粗犷、浑厚、纯真之美所感动。画面篇幅较大，圆形构图，焦点突出，由的手势推开画面空间，并激起画面的气氛，强烈的光线落在主席的身上，使得众人的力量在主席身上得到聚集和升华，从而映射到后面的红色条幅，最终突出主题。画面色彩浓郁、造型朴实而浑厚，给人以雕塑般的感受。苍劲有力的笔触、华实而丰富的色彩以及画面的整体韵味都成为耐人寻味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绘画审美元素。
画面既充分表现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审美趣味，同时也具有现代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形式美感。画家在寻找丰富时代绘画艺术语言资源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了传统东方美学，在尽可能保持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艺术创作的特性之时，探索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图式表达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特质，创作出具有独特中国面貌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这无疑是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裂变、回归的思考以及实践的体现。
参考文献：
蔡若虹：《忘年书简——给青年画家邢庆仁的一封信》，《美术》，1990年第2期。
刘骁纯：《邢庆仁的乡梦》，《美术》，1990年第3期。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解放日报》，1943年10月9日。
[4] 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
[5]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坚持革命路线就是胜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简介：陆永祥，男，1971—，安徽南陵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油画、传统文化，工作单位：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裂变与回归
：A
一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是中国近现代美术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创作现象，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艺术家们通过对一些重大革命事件与著名人物等进行具体而又深入地描述，集中展现出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时期的政治风貌及时代风云，突显了中国革命历史在历史发展中不同寻常的地位与作用。
如何理解主题绘画、表现主题绘画，关系到主题绘画创作的发展。对于画家描绘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这个主题绘画，从创作过程、创作规模以及创作态度来说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美术最为重要和最具时代意义的艺术创作行为。那么现今我们如何看待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历史价值？怎样面对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发展与创新？并思索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又将如何在新的世纪中发挥主流作用等问题已迫在眉急。
从艺术创作上看，“美术”中发展出来的“高、大、全”造型方法和“红、光、亮”艺术表现语言，在后被看做是一种程式化、毫无艺术创作水平和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后新兴起来的创作思想则是追求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已不再是对重大革命事件与著名人物等盲目的夸大歌颂与拔高，这些“人本主义”的艺术创作思想自然成为了80年代早期中国美术创作的基本主旨。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的产生给当时正处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绘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在经历了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和后的艺术思想和流派的冲击，传统的艺术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变革之际使得艺术家们寻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他们把目光转向显示新写实主义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进而也吸引了不少青年画家奋往追求，使这类作品成为中国新写实主义绘画的范例。同时，这样的典范，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画坛的创作。自从全国第六届美术展览上《太行铁壁》（杨力舟、王迎春）的获奖，标志着一度被冷落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正式回归与受到关注，原因是这期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形式，已基本走出了“”美术的单一模式，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得到一定层次地提高。从绘画主题、图式表达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看，已完全突破了“”时期“红、光、亮”及“高、大、全”的程式化风格。在逐渐变化之中，慢慢开启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大幕。
二
美术界以邢庆仁在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中的金奖作品《玫瑰色的回忆》为信号，宣告着新的艺术探索阶段的到来。这幅作品不仅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新的表现领域，更重要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以及诸多艺术家思考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模式如何突破和创新问题的实际行动的反映。
《玫瑰色的回忆》画作是以延安为背景的战争题材，从表面看，绘画题材与画面语言近乎背离。画面聚集在六位女战士既没佩，也没有那个火热年代特有的火热，完全以朦胧诗般的境象来表现那个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严格地说，似乎欠缺了一些“独幅绘画”所应有的强度和视觉冲击力。在创作时，作者以画家独特的艺术视角艺术思维方式，结合传统艺术表现技法和当代绘画思想，以细腻的笔触，赋与作品新的文化蕴涵和艺术容量。画面上的黄河流域与陕北高原，没有了战争的冷漠和残酷，以使人意想不到的朦胧般的恬静塑造了战争时期女性的温馨，又以遐想般的情思刻画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种种不同遭遇和心态。邢庆仁在创作这幅画时，已完全跳开了以往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画的一般性构思，以深沉而决不冷漠的人物刻画方式，重新构建了一
摘自：毕业论文 格式www.udooo.com
种“人格化”英雄的内心，也更能缩短当代民众对以往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距离感，这正是这样似熟非熟的感知与向往，把欣赏者的审美思绪引向更加深层的“人性美”之中，也更符合当代绘画的文化语境。《玫瑰色的回忆》获奖之后，美术界佳评如潮。以刘骁纯、李建森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这是邢庆仁反叛式地从“人本”和“人性”的高度，使“人”的非战争情结率先成为了战争题材的“核质”，可以说《玫瑰色的回忆》是画家个人也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道路上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玫瑰色的回忆》颠覆了革命现实主义绘画的固有范式，并站在人性的高度，展开心灵的叙事。这幅画刚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艺术家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和思考视角的变化。今天我们再反思《玫瑰色的回忆》这幅成功之作，其重要学术价值可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特定的不同历史时空的交叉引起的探索绘画创作思想的改变与创新的共鸣。其二是为创作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艺术语言。表面上看是属于保留了叙事外壳的历史感怀式作品，但其文化内涵却远远突破了一幅画所承载的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此外，这幅作品的水墨语言也企及了相当的高度，并得到了美术界的普遍认同。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是新时期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同时是对艺术家们就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能够在思想观念上和艺术语言形式上两方面都能够有所改变、有所创新。
评析阐明，《玫瑰色回忆》是一幅用比较含蓄的方法、隐喻式的形式来表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语言的一种裂变。因为，《玫瑰色回忆》既没有描写具体的历史事件，也不涉及具体历史人物，它只是历史的一个背影、一个印象。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画家敢于创新，显示出“某一个艺术评价标准被唤醒。”当时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遗留情绪还在，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勃然兴起：对人性的表达，并寻求一种创新，具有既承续优秀传统又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以此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时代审美需求和情感寄托。三
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绘画中，以表现革命领袖为主旨的绘画显然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领袖人物常常与具体的中国革命历史事件结合于一起，又往往成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从20世纪30年代以版画形式表现的《红星照耀中国》（沃渣）开始，到延安时期的“鲁艺”木刻，都有表现、周恩来等形象的作品，大多作品习惯把一些领袖人物与延安时期的某一事情相结合。例如，表现周恩来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普通一兵》（戈跃作）等。建国以后，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过去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新中国天翻覆地般的变化，广大民众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因此，寄情于绘画方式来感谢人民领袖，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于是，领袖题材也就成为延安时期以来主题性创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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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形象为题材的绘画不仅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而且还成为了大部分画家的代表作。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刘春华《去安源》，靳尚谊的《在十二月会议上》和石鲁的《转战陕北》等。2004年，、财政部启动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规模最大、国家出资最多的一次以国家定件方式进行的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活动，活动本身与入选作品足以载入史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作为中国革命历史及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值得用艺术方式记述的重大革命历史内容。可是，长期以来在美术界尚没有一幅有真实性与代表性的作品问世，这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遗憾。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艺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等倾向和问题，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有80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同志于5月2日作会议引言，又于5月23日作了会议总结，史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同志所做的讲话，成为中国指导文艺的纲领性文件。从历史的背景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会议或军事会议，而是在特定历史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会议，同时也是革命领袖与艺术群体进行政治观念、艺术思想接触的会议。从绘画艺术来说，截取历史的瞬间并能反映特定的历史事实，是考验一个画家提炼和概括能力的重要考验，也是画家相对较难驾驭的绘画难题。从历史上看，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文艺家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其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这个群体既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同时交织着激烈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碰撞。因而，如何把握这些复杂又特定的人物关系和气氛，怎样安排诸多有名有姓的参会人员在画面上的位置，是摆在作者面前最大的一道难题。所幸，画家郭北平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有着比较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创作经验，数十年的大型史诗般历史画卷创作的基础与《高原千秋》、《林则徐视察澳门》、《1912孙中山在澳门》、《东方红》、《十二月会议》等历史画及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成果。在构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郭北平在资料上准备充分，从画面上来看，比较直观地再现了1942年5月23日所做结束演讲的真实场景。因此，画家心目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种凝重历史真实感的表达愿望，成为作者创作完成这幅作品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郭北平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既要有还原历史的功能也要有诗意的表达，这才能体现历史的悠久与厚重以及绘画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郭北平吸收并运用正宗的油画绘画技法，以纯真的心灵面对一个真实历史瞬间，锻造了撼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明显地带有画家本人对现实生活，对民族精神的真实体验，也蕴含冷峻的理性思索。面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画作中表现的座谈会庄严、肃然气氛与显在的“政治意图”，会被他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绘画语言的粗犷、浑厚、纯真之美所感动。画面篇幅较大，圆形构图，焦点突出，由的手势推开画面空间，并激起画面的气氛，强烈的光线落在主席的身上，使得众人的力量在主席身上得到聚集和升华，从而映射到后面的红色条幅，最终突出主题。画面色彩浓郁、造型朴实而浑厚，给人以雕塑般的感受。苍劲有力的笔触、华实而丰富的色彩以及画面的整体韵味都成为耐人寻味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绘画审美元素。
画面既充分表现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审美趣味，同时也具有现代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形式美感。画家在寻找丰富时代绘画艺术语言资源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了传统东方美学，在尽可能保持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艺术创作的特性之时，探索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图式表达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特质，创作出具有独特中国面貌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这无疑是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裂变、回归的思考以及实践的体现。
参考文献：
蔡若虹：《忘年书简——给青年画家邢庆仁的一封信》，《美术》，1990年第2期。
刘骁纯：《邢庆仁的乡梦》，《美术》，1990年第3期。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解放日报》，1943年10月9日。
[4] 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
[5]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坚持革命路线就是胜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简介：陆永祥，男，1971—，安徽南陵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油画、传统文化，工作单位：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