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赋类李善注所收旧注解题

摘要：《文选》李善注中保留了很多旧注，其中以赋类为最多，体现出唐前为赋做注的兴盛。本文对李善注中收录或提到的旧注逐一辨析，考察其概貌、真伪、引书及特色等问题。
关键词：《文选》；赋；李善注；旧注
1009-1017(2010)06-0096-05
《文选》李善注中保留着很多旧注，其中以赋类为最多，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提到赋的“旧注”有：
《二京赋》：薛综注
《蜀都赋》：刘逵注
《吴都赋》：刘逵注（注内或称张载）、刘成、殷仲文（二人皆注所引未详何本）
《魏都赋》：张载注（标题亦称刘逵）、曹毗注
《南都赋》：皇甫谧注
《子虚赋》：张揖注、司马彪注、晋灼注、郭璞注
《上林赋》：张揖注、司马彪注、韦昭注、郭璞注
《甘泉赋》：服虔注、晋灼注、张晏注、孟康注
《射稚赋》：徐爰注
《鲁灵光殿赋》：张载注
《幽通赋》：曹大家注、项岱注（曹、项二注皆颜师古《汉书注》所无）
《思玄赋》：旧注（《文章流别集》以为平子自注，李氏辨其非）
这大体包括了《文选》赋类李善注中出现的旧注情况。李善虽引用严谨，并对“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 但古人的征引往往撮其大意，正如胡克家所言：“凡善各篇所留旧注，均非全文。” 加之年代久远，难免出现传抄或版刻的讹误，“善曰”二字常脱落或调换位置，使善注与旧注界限不明，须依据体例、引书等来大致判断二者的分界。这些都使后人很难看到旧注的原貌，即便如此，从李善所引仍能看出旧注的一些特色。本文即以篇名为中心，试对《文选》善注所收旧注略作考辨。
《二京赋》薛综注
薛综（约180—243），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其传见于《三国志•吴志》卷8，裴注引《吴录》称其“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可见他对音韵训诂自当精通。他注释《二京》，本传也有提及，即“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隋志》称其注为“《二京赋注》”，新旧《唐志》则称“《二京赋音》”，梁章钜曾质疑道：“是此赋确有薛注，但未知即今注否耳。” 进而言之，《二京解》《二京赋注》《二京赋音》是否为同一注解的不同叫法，与现存的《二京赋》注是否一致，已经很难分清。
薛综作为汉末三国人，距张衡不过几十年，是最早注释《二京赋》者，由于时代接近，其注的可信度就更强。六朝著述如刘宋时裴骃《史记集解》、萧梁时刘昭注司马彪《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对薛注的引用。而《文心雕龙•指瑕》言：“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此段注解并不见于今本，刘勰虽指斥其谬，却也说明当时薛综注之通行。
与所有古注一样，今存于李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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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的薛综注有些并非原貌，何焯便疑问道：“此注谓出于薛综，疑其检测托。综是赤乌六年卒，安得见王肃《易》注而引用之耶？综传有述《二京解》之语，恐亦不谓此赋也。又孙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于吴。” 而“善曰”在此篇中，《文选考异》认为《西京赋》注中可能的讹误有：“尔雅曰爰有寒泉”，应无“善曰”，“汉书武帝故事”及“广雅曰曲枅曰栾”上当有“善曰”，“鹰青胫者善曰”当无“曰”字，“汉书注曰龌龊”上有“善曰”。《赋》注中，也有“尔雅曰鷽斯”当上添“善曰”，“尚书曰一日二日万机”当从袁本、茶陵本作善注，“周易曰六五”上当有“善曰”，“蔡雍独断曰”其上疑并脱“善曰”，“广雅曰蒸蒸孝也”非薛注所得引，“诗曰”当从茶陵本上有“善曰”，“惕惊也”乃薛注，当在“善曰”上，等等。又梁章钜质疑注中崔豹《古今注》曰：“市墙曰阛，市门曰阓”句后的“善曰”二字“当在崔豹上，今在曰阓下非也，崔豹晋人，非薛注所得引。” 此外还有“发引和，校鸣葭。奏淮南，度阳阿”句引杜挚《葭赋》（即《笳赋》）亦存疑，杜挚年辈似稍小于薛综，当时其赋是否流传孙吴且被征引也值得推敲，而李善注则有引杜挚之处，如卷41李少卿《答苏武书》曾引“杜挚《笳赋序》”。
除了这种引书的疑问之外，《西京赋》中还有几处“伪作”问题，如：
“初若飘飘，后遂霏霏”薛注：“飘飘、霏霏，雪下貌。皆巧伪作之。”
“神山崔巍，欻从背见”薛注：“欻之言忽也。伪所作也。”
“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薛注：“皆伪所作也。”
“怪兽陆梁，大雀踆踆”薛注：“皆伪所作也。”
“白象行孕，垂鼻辚囷”薛注：“伪作大白象，从东来，当观前，行且乳，鼻正辚囷也。”
“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注：“善曰：《西京杂记》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不行，遂为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伪作之也。”
这几处既有薛注又有善注，其意甚难解，似是校语或评语错入注，且在北宋刊刻时便已如此了。
由现存于李善注的薛注可见，其特色在于精简，多疏通文意并解释字词，而引书并不多，多是较早的著作，如《汉书旧仪》、《释名》、《尔雅》、《说文》、应劭曰、《左传》服虔曰，等。
《三都赋》刘逵注
《三都赋》注者是张载、刘逵、卫权，抑或左思自注，历代纠缠不清。其实，卫权注早已亡佚，左思自注也并无太多材料证明；于是，《三都赋》注者便多集中在张载和刘逵上。因唐修《晋书•文苑传》载：“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故后人常以此讨论张、刘所注为哪一篇。其实，刘逵序称：“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卫权序曰：“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二者都未说具体注哪篇，观其前后文意是言整个《三都》。而《隋志》著录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瓘注左思《三都赋》三卷。”也未标明具体所注。传世的张载注不多，《文选》卷24潘正叔《赠侍御史王元贶》李善注、《文选集注》卷47、48、《玉海》卷62都引了《魏都赋》张载注或称张孟阳注，他注过《魏都》没有疑问。但《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引张载《吴都赋注》、《玉海》卷169引张载注《蜀都赋》，则说明他也注过《魏都》之外的其他二赋。进而从这些传世文献的叙述与征引可以推测，张载、刘逵甚至卫权的注，可能都是针对整个《三都》的。由于《文选》在《三都赋序》“左太冲”下及《吴都赋》后有“刘渊林注”四字，一般认为，李善所用旧注即是刘注。
至于《三都赋》的“善曰”与刘注的错乱，《文选考异》认为有：《吴都赋》中“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句注的“善曰”当在“《汉书》曰江充为人伟岸”之前，“干卤殳铤”句注“尚书曰称尔干”上当有“善曰”，“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缗”句注当从袁本“战”上有“善曰萍实见家语”七字，“哂澹台之见谋，聊袭海而徇珍”句注“徇求也袭入也”当从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但当有“善曰”二字。《魏都赋》中则是“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句注“善曰史记”当从袁本、茶陵本作“刘曰当魏襄王时”。除了这几条存疑的注解之外，还有“内则街冲辐辏，朱阙结隅”句注引《尔雅》“郭璞曰”显然也不是刘注。
从《文选》李善注所引刘注来看，这是一篇非常完备的注解，征引文献多而详细，往往详说篇名，如引《书》会具体到《禹贡》、《洪范》、《夏书》等，引《诗》类文献会具体到《鲁诗传》、《韩诗》、《诗谱》、《逸诗》等，引《楚辞》会具体到《离骚》、《楚辞•天问篇》、《楚辞•招魂》、《楚辞•九歌》、屈平《卜居》、屈原《远游》等。即使是引《史记》、《汉书》也是用传记之名，如《史记》的《周本纪》、《王翦传》、《商君传》、《叔孙通列传》，《汉书》的《地理志》、《张骞传》、《霍光传》、班固述《两越传》等。另外，对具体文或赋篇名也作征引，如贾谊《过秦论》、司马相如《上林赋》等。还有未说出处的师旷曰、庄周曰、张仪曰、范雎说秦王曰、荀卿曰、邹衍以为、伍被谓淮南王曰、枚乘曰、杨雄曰、郑玄曰、王逸曰、何晏云，等等，多取材经史诸子。正因其完备，所以李善对《三都赋》刘逵注吸收甚多，并于篇首题其姓名。
《三都赋》李善注所引刘成、殷仲文
《文选理学权舆》还提到《吴都赋》的“刘成、殷仲文（二人皆注所引未详何本）”问题，“刘成曰”见于“平仲桾櫏，松梓古度”的刘注，即“刘成曰：‘平仲之木，实白如银。君迁之树，子如瓠形。’”但唐钞《文选集注》则作“刘成国曰”，传世《文选》版本“国”字似脱。尽管汉末刘熙字成国，六朝时也有刘成国《徐州地理志》，而由于此处“刘成国”在西晋时刘逵的注中出现，故当是刘熙，不过今本《释名》中并无此内容。
“殷仲文曰”则见于《吴都赋》“鸣条律畅，飞音响亮”句李善注所引：“律，谓籁也，殷仲文所谓‘幽律’是也。言木枝叶与风摇荡作声，如律吕之畅。”此处殷仲文之语不是注解此赋，而是指《文选》卷22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爽籁警幽律，哀壑叩虚牝”句中的“幽律”，这一点高步瀛先生《文选李注义疏》也已指出。
由此可见，李善或旧注都会引用某家之说，但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未必所引之人对作品有过注解。再比如《西都赋》和《南都赋》中都有“刘琨曰：‘夜光之珠’”，实际上是刘琨《答卢谌书》中语，亦是此类。
曹毗《魏都赋注》
曹毗字辅佐，魏曹休曾孙，《晋书•文苑》有传，史臣评价曰：“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可见在当时地位颇高。他著述甚丰，有文笔十五卷传于世。而曹毗《魏都赋注》见于张衡《南都赋》“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句李善注所引，即：“《汉书音义》曰：樱桃，含桃也。郭璞《尔雅注》曰：梅似杏，实酸。《说文》曰：柿，赤实果也。曹毗《魏都赋注》曰：侯桃，山桃，子如麻子。”但是，让人易产生误解的是曹毗本人有《魏都赋》，且《御览》卷967引曹毗《魏都赋》曰：“紫梨朱柿，侯桃丹枣。（侯桃人山桃，子如胡麻子）” 尽管有不通处，但显然《南都赋》李善注所引与此段是同一段。由此可知，此《魏都赋》不是左思之赋，而是曹毗《魏都赋》的注。关于这一点，丁辰注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有说明：“赋系毗作，非太冲之《魏都》也。” 但注者何人，不可知晓，或曰自注。
《南都赋》皇甫谧注
皇甫谧是否注过《南都赋》史未言及，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4云此注出《文选》，可能是《文选•南都赋》之“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尧山”句李善注言：“先帝，谓尧也。皇甫谧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是尧以唐侯升为天子也。”但此句当为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语。《帝王世纪》在宋末已亡，《太平御览》卷163引之曰：“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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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 内容与此段类似，当为不同典籍引用时的删节。可见，李善所引并不能说明皇甫谧注过《南都赋》。但张衡《南都赋》确有古注，梁刘昭注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引了五处《南都赋注》，未提注者名姓，说明南朝时已有此赋的注了，不过李善并未采用这一旧注。
《子虚赋》、《上林赋》张揖注、韦昭注、司马彪注、晋灼注、郭璞注
《子虚》、《上林》是唐前注赋的热点，由于被收入《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又被收入了《文选》，所以，几乎所有注解三书的学者都要为之作注。除了史传中的注解，尚有单行之注本，如《隋志》著录了“郭璞注《子虚上林赋》”。多家作注，众说纷纭，故得以并行。汪师韩在统计《子虚赋》注时提到了张揖、司马彪、晋灼、郭璞四家，但未提文颖，其注也曾单行，《文选》有数处引用。这些注家之中，自然也有优劣之分。《文选》善注主要引用的几家是李善看来较好的。与此同时，注解《史记》的徐广的注解，却并不为颜师古与李善所重，很少征引。颜注《汉书•司马相如传》开篇即标明：“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竞为音说，致失本真，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武之属是也。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诸家，并无取焉。”可见，唐代这些集大成的注释之作都对前代有所取舍。
郭璞注《子虚上林赋》是李善使用的“旧注”，但由于善注此赋类似于集注的体例，文中的郭注实际所占比例并不多。若综合三家注与颜师古注的引用，则可看到更多的郭注，并且师古注引用的郭注不如三家注多，而李善所引郭注与师古的取舍非常类似。郭注的特点是简单明了，直接解释字词或文意，而不作太多的生发，引书也不多，比如《论语》《韩子》《楚辞》《方言》《尔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郭璞之前，此二赋时有注解，但郭璞之后却很少有以注此二赋闻名者。郭璞是训诂大家，注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老子》《庄子》等，其注在东晋以来地位重要，这也许是李善面对众多注家而独选郭璞的原因。
除郭璞外，李善多引张揖，无论是张著《广雅》、《埤仓》，还是《子虚上林赋注》。至于其原因，恐与曹宪有关。曹宪推崇张揖，《旧唐书•儒学上》称：“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而李善师事曹宪，学术相传，故凡所引述，多选张揖。
《甘泉赋》服虔注、晋灼注、张晏注、孟康注
《文选》曾引“服虔《甘泉赋注》”、“孟康《甘泉赋注》”、“张晏《甘泉赋注》”、“晋灼《甘泉赋注》”，这些赋注可能脱离《汉书》而单行过。由于《汉书•扬雄传》与《文选》都收入了《甘泉赋》，对比二者也能看到更多古注。《文选》在“杨子云”下面说：“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依照《文选》的编排顺序，这是第一篇同时也被《汉书》收入的赋，所以，李善在此先作说明。虽然《甘泉赋》的注家没有《子虚》、《上林》那么多，但颜师古注《汉书•扬雄传》还是引用了应劭、服虔、晋灼、邓展、李奇、张晏、如淳、苏林等注家，除这些人之外，李善又引了孟康、张揖、韦昭、文颖等。不过各家注解都很零散，李善也没有提及如同《子虚》、《上林》“郭璞注”那样的中心，仍旧如同集注。
《射雉赋》徐爰注
徐爰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宋世著名学者，《宋书•恩幸》有传，王鸣盛认为“徐爰不当入《恩幸传》”，是沈约归类不当。 而六朝时射雉风行，刘宋时明帝、后废帝都有此爱好。因之，射雉也多被题咏，而潘岳《射雉赋》描摹详细，故昭明太子编《文选》，将其与《子虚》、《上林》、《羽猎》、《长杨》这些最有名的汉大赋并列而归之“畋猎”中。徐爰为之作注也与射雉风气有关，且《隋志》著录了梁有“徐爰注《射雉赋》一卷”。
徐注的特点可谓层次分明，疏解清通，比如对赋作了大的分段，并注出“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此以上序节物气候，雉可射之时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势”，“此以上序翳之形饰”，“此以上言拄翳之后，迟获之意也”等，善于总结。这篇注解也是以疏通大意为主，引书不多，只引了《诗》、《方言》、《楚辞》、《尔雅》、《埤苍》、《三苍》、《方言》、《字书》、《老子》，又用“张衡云”、“庄周云”来作为引用的方法。注中还提到了与徐爰同时代的颜延年，即“麦渐渐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鸲”句注：“渐渐，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麦秀渐渐。鷕鷕，雉声也。又云：雉之朝鸲，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鸲。颜延年以潘为误用也。”颜说不知本于何处，或许是讨论时的话。后来颜之推作《家训》，在《文章篇》中仍有此说：“潘岳赋曰：‘雉鷕鷕以朝鸲。’是则混杂其雄雌矣”，或是祖述先人。
《鲁灵光殿赋》张载注
张载可谓注赋大家，不仅注《三都》，还注了《鲁灵光殿赋》。《鲁灵光殿赋》自写成到张载注出现不过几十年时间，而此赋在张载之前就被广被传颂了，比如蜀汉的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 不过，张载注在史志目录中未有记载。
从现存的张载注来看，它所引书亦不多。《文选考异》认为注中的孔安国《尚书传》曰“吁”；《杜预左氏传注》曰“隳，毁也”；《广雅》曰：“鄙，国也”；《楚辞》曰：“流星坠兮成雨”都应是善注。除了这些，张载所引只有《诗》、《书》、《易》、《西京赋》、《尔雅》、毛苌《诗传》、《春秋传》、《论语》等。此外《一切经音义》卷2

1、22皆引张载注《灵光殿赋》释“绮，文也”，为李善注所未引。

《幽通赋》曹大家注、项岱注
班固《幽通赋》既见于《文选》又见于《汉书•叙传》，相传曹大家为最早注此赋的人。《后汉书•列女传》载班昭“所著赋、颂、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隋志》著录了梁有“《班昭集》三卷”，又在“《杂赋注本》三卷”下的小注中说“梁有项氏注《幽通赋》，亡”，并未提曹大家的注，不知《班昭集》中是否包含《幽通赋注》。到新旧《唐志》时《曹大家集》变成了“二卷”，且明确著录了“曹大家《幽通赋注》一卷”。今存曹大家《幽通赋注》主要见于《文选•幽通赋》中，《史记》张守节正义中亦有数条，而颜师古在《汉书•王贡两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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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传》注中曾引“曹大家注《幽通赋》云：陇西首阳县是也。”一句，但在《幽通赋》的注下却对其注未作征引。
至于项岱，他是东晋人，《隋志》《旧唐志》都著录了其《汉书叙传》五卷。应当是注《叙传》，所以《叙传》中收录的《幽通赋》与《答宾戏》也就有注，管雄先生即认为“班氏《幽通赋》在《叙传》中，后人析出项注别行者也。” 项岱注《汉书》，为司马贞《史记索隐》与《文选》李善注所引用，李善注有时称“《汉书音义》项岱曰”。但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没有他的名字，也不采用其注解。此外，出土文献中有《幽通赋》的注，饶宗颐先生指出：“今观柏林所藏吐鲁番出《幽通赋》注，非李善注本所采之曹大家注，或即项岱之注，有待细考。”又指出：“比勘李善注引曹大家注，不是一物，疑出《汉书》旧注。”
曹、项二人的注，现在流传的非常少，他们的注都是以疏通文义为主，解释字词时直接说明何种指代，而较少引经据典。曹大家也有引《诗》，但用的是“《诗•周南》国风曰”这样的注例。
《思玄赋》旧注
《思玄赋》旧注，李善称：“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由于《思玄赋》被范晔收入《后汉书•张衡传》，故对比章怀注与李善注可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是，西晋时挚虞所见的《思玄赋注》与李善注所引的旧注是有很大差别的，李善所引似是晋人所注或掺杂了晋人注解的旧注。原因是旧注引书既有《毛诗》、《尸子》、《礼记》、《易》、《说文》、《史记》、《九师道训》、《左氏传》、《周礼》、刘向曰、郑玄曰、高诱《淮南子注》、《仓颉篇》、《秦语》等先秦与汉代典籍，又有《四海图》、《字林》、《广雅》、《汉书音义》韦昭曰、孔安国《尚书传注》、《左氏传》杜预曰、《尔雅》郭璞注等魏晋时成书的著作，甚至还引了一处《纂要》，戴安道、颜延之、何承天均有《纂要》，更是晚出。而“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句章怀注曰：“《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梦至木禾，今亲往见焉，是为发昔梦也。’”但章怀注所引的这句话恰好是李善引的旧注中也有的，这就说明，在章怀太子等看来，所谓的“旧注”是“《衡集》注及近代注解”，而非张衡或西晋时就有的那一种《思玄赋注》。
通过上文的辨析可以发现，《文选》李善注在赋类中所收的旧注，既有篇首题注家姓名者，包括《二京赋》薛综注、《三都赋》刘逵注、《子虚上林赋》郭璞注、《射雉赋》徐爰注、《鲁灵光殿赋》张载注、《思玄赋》旧注；又有篇首未提姓名，却在行文中有所引用者，如《子虚赋》、《上林赋》张揖、韦昭、司马彪、晋灼等注，《甘泉赋》服虔、晋灼、张晏、孟康注，《幽通赋》曹大家、项岱注；还有只征引他人观点或文句却不属于旧注者，如《三都赋》注所引刘成与殷仲文及曹毗《魏都赋注》，《南都赋》引皇甫谧等。置之整个注释学的背景中，旧注都是宝贵的文献，体现了东汉到唐代注释的不断发展，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由于赋是难读的文体，也就最需要注释，相比其他文学类别，其注的数量最多，唐代之前，许多著名赋作都有了不止一种的注解。而同时被收入《史记》或《汉书》的名篇聚讼最多。李善所选用的，都是富有特色或成就很高的旧注，有些还被史志目录著录，比如薛综、刘逵、郭璞、徐爰等的注，可见在那时的通行。
其次，唐前旧注往往以疏通文义为主，征引文献出处的似并不占主流。不同的注解亦各富特色，刘逵注是旧注中征引文献最多的一种，徐爰注则体现了对赋作的分析，在同类注释中均为胜出。
第三，旧注的通行是李善注《文选》的重要基础。面对如此多的旧注，李善有可资师法的对象，其取舍与新见便在“善曰”二字的前后得以体现。而集大成的李善注及唐代史书注释的发展，都使得阅读旧注的必要性已然不大，旧注便渐渐被淘汰了。
总之，旧注与《文选》关系重重，本文仅以《文选理学权舆》提及的旧注为纲，并为之一一考辨。至于再深入，则有待来兹。
（责任编辑：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