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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代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论略

收藏本文 2024-03-25 点赞:4013 浏览:1031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文章通过梳理史料,对清代图书传播流通渠道进行探析。清代图书流通渠道多样,既有存在于某一地点的书摊、固定店铺、考市售书及图书租赁等流通渠道,也有流动于某一地区或跨地区的书船、邮局寄送等流通渠道,折射出清代社会的变迁,进而归结出清代图书流通渠道的特点。
关键词:清代 图书流通 传播渠道
 1003-6938(2012)06-0130-07
清代图书流通渠道类型较为复杂多样,既有存在于某一固定地点的销售渠道,如书摊、固定店铺、考市售书及图书租赁等;也有流动于某一地区或跨地区的流通销售渠道,有书船、邮局寄送等。从图书流通渠道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到有清一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1 清代图书流通渠道类型

1.1 书摊

书摊即售卖图书之摊点,它一般设在繁华之地,亦为图书聚散流通之所。清初,北京的慈仁寺,庙会为每月朔、望及二十五日,会时百货杂陈,游人如织,书摊罗列。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云:“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写书,且长年有书摊,不拟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1]清初学者王士禛、朱彝尊、宋荤、丁耀亢等人在诗文中均多次提及到慈仁寺购书情况。如王士禛《居易录》载:“二十五日,朝审毕,过慈仁寺,阅故书摊,写得《陶隐居集》三卷......”[2]王氏在《古夫于亭杂录》中也载有一件趣事:“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尔,但值每月三、五日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果然。”[3]可见王士禛长期到书摊购书,好友皆知,书摊前竟成他人拜谒之所。后来由于京师遭遇地震,慈仁寺书肆毁坏严重,从此一蹶不振,琉璃厂书肆继而起之。
自康熙朝始,厂甸(即琉璃厂)灯市每逢春节,各书坊、书肆及书贾均来此摆书摊,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鼎彝书画布成行……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4]至乾嘉两朝更加繁华,诗人王玮庆《藕唐诗集》赞厂甸灯市:“入门满地尽摊书,郑笺颜注镂新板。几回翻阅穷搜罗,文字结缘蠧鱼多。洛阳纸贵何暇计,归时还仗青骢驮。”[5]诗中描述的是诗人不计书价高低,在各个书摊搜罗,后依靠青骢马驮书尽兴而归的过程。王士禛曾给远在金陵的友人袁枚寄诗:“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袁枚收到后即知此为描写厂甸书摊之句,可见琉璃厂在当时已声名远播。此外,北京的隆福寺庙会上书摊也不少:“内城隆福诸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6]晚清时期,北京打磨厂的晓市书摊也吸引众多藏书家前往,嗜书者甚至在此过夜守候,缪荃孙书友盛伯希即是其中一位。盛伯希“辞官以后,探得打磨厂兴隆店外书贾货车萃焉,五更开市,各书陈列于地,论堆估值,厂友悉趋之”[7],盛氏就“时时袱被住宿”,多次在此写到较低的宋、元善本。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书摊作为图书流通渠道之一,具有流动性,大多出现在诸如庙会、春节节日时。与固定店铺相比,缴纳少量的市场管理费用,其经营成本较低。有的书摊经营较好,不断发展,规模扩大,成为销售图书的固定店铺。

1.2 固定店铺

清代图书经营的固定店铺形式有两种:一是专业经营图书的店铺,包括刊售合一的图书发行店铺和单一的图书发行的店铺;二是图书非其主营商品,而是兼售图书的店铺。
刊售合一的图书发行店铺是指从事图书发行的同时,也从事图书出版的店铺,是我国古代出现较早、较重要的图书发行渠道之一,如明末清初毛晋的汲古阁即属此类,当时北京和苏州此类书坊较多。北京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图书贸易繁盛,书铺林立,其中以琉璃厂书市最盛。乾隆年间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有声遥堂、嵩口堂、名盛堂、带草堂、同陛阁、宗圣堂等30家书肆,书铺生意兴隆,四方来京会试举子及朝野文人,“都视之为消遣岁月之地,书商获利既丰”[8]。一些藏书家也经常到此购书,即使囊中羞涩,也不惜典衣购置。清人潘际云《清芬堂集》卷十二《厂桥》诗云:“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写书。”[9]苏州在乾嘉时期书业兴盛,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兴衰》云:“书肆之盛,比于京师。”[10]据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记载的书坊就有20多家,从事图书经营。金陵也是书坊甚多,四方书贾云集,据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等人《江苏刻书》中统计民间书坊就有三山堂、三乐堂、三多堂、二友堂、文渊堂、文粹堂、同文堂、传万堂等10多家,设有固定店铺售卖图书。
单一的图书发行店铺是指只发行而不出版图书的店铺,为近现代书店之圭臬,清中期的陶氏五柳居书铺即属此类。清李海观《歧路灯》载有,阎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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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象草合开了一家书铺,其所售书是在南京发了二千多两银子的典籍,还有一部分是将苏家星黎阁旧存书籍兑下。在书铺悬挂的招牌上还写着“经史子集法帖古砚收写发兑”[11]。可见这是一个只发行而不刻印图书的店铺,它在小说中出现,也说明当时此类书铺在现实生活中也普遍存在。
兼售图书的店铺是以售卖杂货、医药、文具等为主,兼营图书。清代江南有些杂货铺,以经营杂货为主,兼售图书的店铺,其遍布城市和乡村,甚至一些极偏远之地,如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载,一些 “星货铺”(即杂货铺)也兼卖图书。乾嘉年间,扬州一书坊出版一乞丐作《小郎儿曲》,内容为“男女相悦之词”,风行于城乡,“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达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 [12]。随着图书发行业的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发行店铺在其他地区开设分号,拓展了发行渠道。如清代中期四川的善成堂,其总店在重庆,接着又在成都、南昌、沙市、汉口、东昌、济南、泊镇、北京等地设立分号。
晚清新式书业兴起,民营书局崛起,在全国各地设立书籍分售处,其中许多为兼卖图书的店铺,如商务印书馆书籍分售处的名单中就有一些非书店的销售店铺,如苏州华英药房、宁波华美药房、玉华英药房、汉口中西药房、福州寿人氏药房、况壶天西药房、山东济南府陆军医院等[13]。上海《申报》(1873年6月26日)刊有“新书出售”广告:“任渭长绘越中名贤像与剑侠像出售,出售者为寓苏垣盘门浙绍会馆。”光绪初年,乐善堂书药房设店于上海棋盘街,又在汉口设置分号。除出售各种成药及眼药水外,“兼营本堂自刻铜版缩本以及木板新旧书籍”[14]。同年报纸广告载上海保安堂药房,大批出售《黄金台》、《乌盆计》、《打龙袍》、《文昭关》等戏曲唱本,每本洋五分,还经营批发。1911年5月,上海东亚公司书药局,其业务为“选运上等药材,著名两剂、药水药酒、香粉香皂、文具风琴、地图书籍、闺阁妆品、学堂用具”,“地图书籍”成为其经营的7大品种之一。这些杂货铺、会馆、药房及医院等在当时也成为图书销售的渠道之一,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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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迫于外界压力宣布废除科举,考市也随之消失。公奴《金陵卖书记》中也载有考棚街上考生写书的情形,描述得淋漓尽致,文中记有废除科举制度后的情况:“三十年前清朝废科举,于是石印书一落千丈。考试的书原售一、二元的,此时一、二角也无人要。大的石印书庄,因考试书的倒霉,都关门了,只剩几家专印古书或小说的小石印书坊了。”[21]由此可见,废除科举发生的连锁反应是,原先许多依托考市、出版科举考试用书、以石印为主的民营书局相继倒闭,经营此类书的书店也纷纷转营其他商品,这也反过来说明考市这一图书流通渠道的重要性。

1.5 书船

清代江南水乡,湖荡星罗棋布,河汊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几乎延伸到每个乡落村角。因此,船不但是城乡经济活动的重要生产资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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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文化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交通工具。船的大小形制不一,用途有别,有花船、冰船、酒船、柴船、米船、粪船、风水船、活水船等等,贩卖书籍的书船,就是其中的一种。穿梭于河流湖泊之上的书船(亦称书舫)成为“流动的书肆”。书船成为清代图书的流通渠道之一,有其社会背景,概而言之有三:其一,江南经济文化发达,文化消费水平较高,是书船贸易繁荣的前提;其二,江南出版印刷和藏书事业的发达,为书船贸易提供了坚强的供需后盾;其

三、江南便利的水运交通,使书船贸易成为江南图书传播的主要渠道[22]。

书船始于元代或元明之交,盛于晚明和清一代,延续至民国。书船上置有船棚,棚下两侧装有书架,上列图籍,旁有桌椅供使用。以书船贩书的书商亦被称为“书客”,来往于书香府第,或沿河叫卖,吸引读书人登船选书,以此渔利。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描述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高价购写古籍时,出现“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23]。清俞樾为《武林藏书录》(杭州旧称武林)题诗云:“山堂书贾推金氏,古籍源流能缕指,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不知何路达宸聪,都在朝廷清问中,星火为书下疆吏,江湖物色到书佣。”[24]诗中所言的书客及书佣指售书的书船主人,这些人中当推金氏。“星火为书下疆吏,江湖物色到书佣”指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开之时,乾隆帝特下旨给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让他们要借助书船之力,以便迅速购访遗书:“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写书籍,与藏书家最熟,某于某处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详加物色,因而四处借抄,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25]
半月后,闰三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查无〈永乐大典〉佚本及访得马裕袁枚家书籍折》禀报:“臣高晋又遴委常州府学训导孙凤鸣,给与银两,令其前往苏州山塘书店兼向湖州书贾船只内,细心采访,重价购写。”[26]闰三月二十日,《大学士管两江总督臣高晋、江苏巡抚臣萨载》谨奏:“一面仍通饬所属,各于本境逐细访觅,不得稍有滋扰。并委员在于苏松一带及书船往来处所,详加咨询物色,务期妥速多购,以仰副圣主念典勤求之至意。”[27]以后高晋、三宝等屡次上禀,奏折中多次提及书船。由此可见,书船商人不但给藏家送书、找书,还提供书籍聚散的信息。他们还与书坊有业务往来,有的书就卖给书坊,再转为藏书家所得,书船成为藏书家与征购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图书流向市场的渠道之一。
书贾除在书船直接出售图书外,还主动送书上门,备有书目供藏书家选购。而藏书家若需购写奇僻不易购置之书,往往也请书客搜访,二者之间建立一种长期彼此信任的业务关系。书船贸易活动也发挥着保存文献、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虞山钱牧斋先生遗事》中就记载有一书客为钱谦益搜购宋版《后汉书》所缺两本书之事,钱氏“遍属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写面为晚食,在店铺内见宋版《后汉书》。费周折写到后,“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是书遂成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28]
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也有类似记载:“余于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岁除,得单疏本《仪礼疏》,因思得陇望蜀,欲再得《仪礼注》,以为双璧之合。赵明年春,果得《仪礼注》于书船友。”[29]其记载的书船友有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等人。清藏书家陈鳣《赠苕上书估》云:“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几回展读空搔首,废我行囊典敝裘。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释经楼。”[30]诗中苕上是指藏书家附近的苕溪,描绘的是陈氏在书船上购书,爱不释手,后竟典当衣服写书的过程。藏书大家之所以能够购置大量的图籍,除赖其财力外,书船为其贩运亦功不可没。清钱大昕《题卢东溟书船图》云:“柳色烟光澹沱春,浦编遥映水鳞鳞。扁舟莫道无多客,不载今人载古人。岑楼方许抱经眠,又泛江虹贯月船。应笑君家玉川子,长须赤脚屋三椽。”[31]这是钱氏为浙西杭州藏书家卢文弨之抱经楼题的诗文,抱经楼藏书达万册以上。乾嘉时期,琉璃厂许多书贾同时在北京和苏州两地开设书肆,清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闻,而旧书甚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32]可见,五柳居和文粹堂均通过书船将江浙一带收购的旧版书籍运往北京,生意十分兴隆。书船所运营的图书在清前期多为旧版书籍,其中宋元版图书居多。
清代后期旧版图书减少,书船经营的品种中通俗类的图书所占比例增多。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书船”条引郑元庆《湖录》,对清代晚期书船经营范围及经营品种也有所介绍:“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至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33]从此则史料可以看出,同治年间书船经营旧书减少,与当时的西学东渐之风也有关联,社会对旧版图书的需求减少,而对传奇、演义、制举、时文之类图书需求增加,故此才会出现“旧本日稀”的现象,也可以由此看出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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