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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关键词 清初 官修《明史》 私家修史 史官 遗民史家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06-07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形成了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①史学的起步与史官制度的萌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三代时期即有不同职掌的史官存在，此后伴随着修史制度和机构的逐渐发展和完善，修史的传统亦代代相沿，赓续不断。私家修史的发端可追溯至孔子著《春秋》，开始打破对修史的垄断。自司马迁著《史记》，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志向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的气魄，一直激励着后世史家自觉地执笔操简，矢志于史。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早期史学已经开始形成官、私修史并行发展的基本格局。关于各个时期官、私修史的主要成就、特点、得失和彼此盛衰消长的趋势等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但关于二者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迄今尚不多见，尤其是在一定时期内修史对私家修史的重要引导和激励，布衣史家对修史的参与和襄助，正直史家对修史积弊的反思与回应等问题，均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围绕清初明史纂修问题对官、私修史的互动关系试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清初私修明史气氛甚为活跃，无论是从修史规模，史家数量，还是持续时间上看，俨然为私家修史之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渐高涨的“以史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推动；二是明史撰述较之其他私家修史领域，史料搜集相对较为便易，且与现实社会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时人所关注。即如后世学者所言：“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家对不起人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国书店，1985年，第84页。具体来说，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对一代信史的追求，以及“良史”精神的激励，是清初不同身份的史家、史官矢志于私修明史的重要目的和动机，也是得以同官修《明史》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原因所在。
傅维鳞为《明史》纂修初期的史官之一，于顺治三年（1646）考中进士，顺治四年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之职，“得分修《明史》”。
⑥⑦⑧⑨傅维鳞：《明书》卷一百七十一《叙传二》，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虽然官修《明史》启动甚早，顺治二年清廷即下诏纂修，但主要是作为一种旨在宣告新朝成立的政治举措而存在的，加上当时清朝统治尚不稳固，无法专心于所谓的“太平修史”之业，故而实际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以至“馆臣无可措手，史事无形停搁”，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载《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第114页。终顺治一朝，史稿“仅成数帙”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上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而已。傅氏作为一名颇有见识且恪尽职守的史官，对于当时史馆形同虚设的局面感触尤深，不免有“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伤大官之坐糜，悲岁月之流迈”⑥的感慨，从而逐渐萌发了私撰一代信史的想法。以此来看，修史难有进展的不力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傅氏决定私撰明史的重要原因，而较为清闲的史官职务，史馆所藏丰富的明代史料，则成为助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
关于《明书》的成书经过，傅氏自称“搜求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与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余部，九千余卷，参互明朝实录，考订同异”⑦而成。其能够遍览《明实录》和明代重要的野史家乘著述，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明史馆馆臣的重要身份，可以
关于《明书》与官修《明史》的内在联系，有学者评论曰：“虽然顺治朝官修《明史》无成果，却直接影响到了另一部纪传体史书——《明书》的写作，可以说，没有顺治朝开馆修《明史》，就不会有傅维鳞的《明书》问世。”武玉梅：《傅维鳞与〈明书〉》，第53页。很好地点出了傅氏私修明史的重要背景和契机，而需要补充的是，《明书》不仅直接缘起于官修《明史》，而且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后者，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互补的紧密关系。
由谷应泰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是早于官修《明史》而成的另一部记载有明一代全史的私家著述，此书的撰著一方面源于谷氏雅好经史的旨趣和“网罗百代之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傅序》，中华书局，1977年。的志向，另一方面也与官修《明史》的引导和激励有着重要关联。在交代全书的撰述原由时，谷氏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玩味，其言曰：“沿及明代，迄无成书，蒐厘条贯，盖其难哉！余谬承学政之役，兼值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以补前史。”“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
此外，有的史官除了恪尽史职外，还利用史馆丰富的藏书条件，私撰明史著述，如毛奇龄撰有《圣朝彤史拾遗记》、《武宗外记》、《后鉴录》诸书。有的史官则将自己草拟的明史稿稍作修改后单独刊行，如尤侗将所撰《明史拟稿》的部分观点予以删削改动后刊于其文集《西堂全集》。尤侗指出：“纂修但著本传，其总论则私自增撰，非敢云独断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从中可以想见当时部分史臣身受修史思想的约束而又欲以表达个人独立历史见解的复杂心情。《明史拟稿》卷首《自序》，载《〈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此类史著同样是有识之士借助官修《明史》的契机来实现个人名山事业的重要表现，虽然在记述范围和历史观方面均不敢超越史学，但在一些具体史事的记载和评论方面可与《明史》互为补充与验证。
黄宗羲为清初遗民史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在记载和保存故国历史方面最为勤奋、成绩最为显著者。从青年时代起，“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明亡以后，更是“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附录《交游尺牍》十一“李逊之（肤公）”，中华书局，1959年。相继撰成《明儒学案》、《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等众多明史著述。其晚年虽秉持高尚节操，不与新朝合作，但出于对钳制修史和篡改史事的担心，一直十分关注《明史》纂修的进展情况，并在推荐史才、提供史料、议订体例等方面不遗余力，在一代正史的纂修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上文所述，清朝自入关初始即诏修《明史》，以示车书一统、新朝奠基之意，但直至康熙十八年以后，随着“博学弘儒”科的施行和文化政策的转变，才开始真正进入实际纂修阶段。康熙皇帝的怀柔之策和“求贤右文”《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的姿态，很好地起到了收拾和笼络人心的目的，将一批有才学的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到史馆中来，有力地解决了史才问题。即便是像黄宗羲这样一位“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二老阁藏书记》，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的遗民大家，表面上虽以“母既耄期，己亦老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为由婉拒史馆之延请，但内心深处却在反思一个既不丢气节，又能监督和约束修史以求“定一代是非，勿使淆乱”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七《万石园先生》，国学丛书本，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的两全之策，这便有了后来其举荐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入朝主持修史一事。可以说，《明史》纂修初期所面临的史才缺乏、史料难求、进展缓慢的不力局面，反而促使清朝和部分遗民史家为实现各自愿望双双作出让步，达成某种共识，这是二者在修史层面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历史背景。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修史与私家修史绝非两条截然两途的并行直线，而是存在着许多交叉和重合。尽管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个时期均存在着钳制私人修史的现象，甚至不乏诛杀史官、大兴文狱等惨烈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修史对私家修史一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导向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在其所规定的尺度范围内鼓励和扶持私家修史；另一方面，历代有责任感的史家，大多未将自己完全置身于
作者单位：屈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曼，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09AZS00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号：2009GN010）、山东省博士后创新资助项目“近三百年齐鲁史学研究（1644-1949）”（项目号：201003097）阶段性成果。
① 乔治忠：《中国史学与私家史学·自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
关键词 清初 官修《明史》 私家修史 史官 遗民史家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06-07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形成了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①史学的起步与史官制度的萌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三代时期即有不同职掌的史官存在，此后伴随着修史制度和机构的逐渐发展和完善，修史的传统亦代代相沿，赓续不断。私家修史的发端可追溯至孔子著《春秋》，开始打破对修史的垄断。自司马迁著《史记》，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志向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的气魄，一直激励着后世史家自觉地执笔操简，矢志于史。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早期史学已经开始形成官、私修史并行发展的基本格局。关于各个时期官、私修史的主要成就、特点、得失和彼此盛衰消长的趋势等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但关于二者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迄今尚不多见，尤其是在一定时期内修史对私家修史的重要引导和激励，布衣史家对修史的参与和襄助，正直史家对修史积弊的反思与回应等问题，均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围绕清初明史纂修问题对官、私修史的互动关系试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清初私修明史气氛甚为活跃，无论是从修史规模，史家数量，还是持续时间上看，俨然为私家修史之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渐高涨的“以史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推动；二是明史撰述较之其他私家修史领域，史料搜集相对较为便易，且与现实社会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时人所关注。即如后世学者所言：“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家对不起人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国书店，1985年，第84页。具体来说，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对一代信史的追求，以及“良史”精神的激励，是清初不同身份的史家、史官矢志于私修明史的重要目的和动机，也是得以同官修《明史》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原因所在。
一、清初士人对“名山事业”的向往与《明史》纂修
就清初修史群体而言，那些取得功名的士大夫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清初私修明史之群体，以往史家已多有论述，姜胜利先生将其分作遗民史家、与遗民具有某种联系的士人、参修《明史》的史官、官僚士大夫四类。见《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他们或有入馆纂修《明史》的经历，或为地方职掌官员，在执笔修史或主持修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他们之所以私修明史，除了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外，还离不开官修《明史》的重要导向作用。其中，傅维鳞撰《明书》、谷应泰主修《明史纪事本末》，即是十分显著的例证。傅维鳞为《明史》纂修初期的史官之一，于顺治三年（1646）考中进士，顺治四年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之职，“得分修《明史》”。
⑥⑦⑧⑨傅维鳞：《明书》卷一百七十一《叙传二》，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虽然官修《明史》启动甚早，顺治二年清廷即下诏纂修，但主要是作为一种旨在宣告新朝成立的政治举措而存在的，加上当时清朝统治尚不稳固，无法专心于所谓的“太平修史”之业，故而实际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以至“馆臣无可措手，史事无形停搁”，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载《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第114页。终顺治一朝，史稿“仅成数帙”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上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而已。傅氏作为一名颇有见识且恪尽职守的史官，对于当时史馆形同虚设的局面感触尤深，不免有“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伤大官之坐糜，悲岁月之流迈”⑥的感慨，从而逐渐萌发了私撰一代信史的想法。以此来看，修史难有进展的不力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傅氏决定私撰明史的重要原因，而较为清闲的史官职务，史馆所藏丰富的明代史料，则成为助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
关于《明书》的成书经过，傅氏自称“搜求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与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余部，九千余卷，参互明朝实录，考订同异”⑦而成。其能够遍览《明实录》和明代重要的野史家乘著述，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明史馆馆臣的重要身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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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方便地阅览史馆内的丰富藏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傅氏所采取的将实录与野史、家乘著述“考订同异”、相互验证的史料方法，是很值得肯定的，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有明一代官修实录普遍存在“或夺于权势，或隘于见闻，或怵于利害，或徇于情面”⑧等缺陷，而私家野史著述又不免“各抒胸臆，不顾传疑，是非混淆，真赝参半”⑨之弊病，故而下决心通过仔细考辨各种史料的真伪得失来撰成一部传世信史。可见，其设想和立意是很高的。而这一撰述思想和方法既是对晚明王世贞关于“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1985年。的史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明史》纂修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康熙朝《明史》的重新启动，在史料采撰方面所确立的“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原则，与傅氏之思想可谓如出一辙。作为清初第一部体例和内容均较为完备的记载有明一代全史的私家著述，关于傅维鳞撰著《明书》的历史意义，谢国桢先生指出：“有明一代全史，实创始于傅氏，亦继起者所当取资也。”无论是从成书时间，还是历史影响来看，傅氏于明代通史的撰述确有创榛辟莽之功。《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1964年，第17页。《明书》成书后引起了清朝的高度重视，康熙十八年（1679）重开明史馆后，于全国范围内搜罗史料，而《明书》即在首批明确征集的著述之列，并于康熙二十年由傅氏之子傅燮詷差人手誊两部转送史馆，参见《明书》卷首附录“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二日礼部征书咨文”。“论者虽议其体例，然亦不能不服其勤博也”，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名臣二·傅维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 在当时史馆内部还是反响较大的，它在体例、史料、史观等方面均对《明史》的续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为元末群雄立传的做法，撰写《戎马志》所用史料，对胡蓝之狱、靖难之役、土木之变等明代重大史事的看法等，均与《明史》颇为相近。关于《明书》对《明史》续修之影响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详见武玉梅：《傅维鳞与〈明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169页。这一事实既体现了《明书》的价值，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官修《明史》对清初士人修史的重要导向作用。傅氏既身处官僚士大夫阶层，难免要在修史思想和历史见解方面应和立场，而这也是《明书》能够为所认可并得以征入史馆的重要原因所在。关于《明书》与官修《明史》的内在联系，有学者评论曰：“虽然顺治朝官修《明史》无成果，却直接影响到了另一部纪传体史书——《明书》的写作，可以说，没有顺治朝开馆修《明史》，就不会有傅维鳞的《明书》问世。”武玉梅：《傅维鳞与〈明书〉》，第53页。很好地点出了傅氏私修明史的重要背景和契机，而需要补充的是，《明书》不仅直接缘起于官修《明史》，而且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后者，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互补的紧密关系。
由谷应泰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是早于官修《明史》而成的另一部记载有明一代全史的私家著述，此书的撰著一方面源于谷氏雅好经史的旨趣和“网罗百代之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傅序》，中华书局，1977年。的志向，另一方面也与官修《明史》的引导和激励有着重要关联。在交代全书的撰述原由时，谷氏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玩味，其言曰：“沿及明代，迄无成书，蒐厘条贯，盖其难哉！余谬承学政之役，兼值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以补前史。”“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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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得失。”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自序》。无论是从著史态度还是撰述宗旨来看，对于“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和重在总结政治经验教训的修史理念，谷氏均持十分明显的迎合态度。关于此书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目前所见史料中尚无明确记载，但考虑到顺治十七年针对御史董文骥借谷氏私撰明史加以弹劾一事，清朝经仔细审查全书后不仅未作深究，且公开予以承认的做法，以及康熙二十年谷氏所补撰的《天启四年实录》、《天启七年六月实录》被征入明史馆的事实，参见《明书》卷首附录“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二日礼部征书咨文”。《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在清初当有广泛流传，故而很有可能为史官所参阅使用。此外，有的史官除了恪尽史职外，还利用史馆丰富的藏书条件，私撰明史著述，如毛奇龄撰有《圣朝彤史拾遗记》、《武宗外记》、《后鉴录》诸书。有的史官则将自己草拟的明史稿稍作修改后单独刊行，如尤侗将所撰《明史拟稿》的部分观点予以删削改动后刊于其文集《西堂全集》。尤侗指出：“纂修但著本传，其总论则私自增撰，非敢云独断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从中可以想见当时部分史臣身受修史思想的约束而又欲以表达个人独立历史见解的复杂心情。《明史拟稿》卷首《自序》，载《〈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此类史著同样是有识之士借助官修《明史》的契机来实现个人名山事业的重要表现，虽然在记述范围和历史观方面均不敢超越史学，但在一些具体史事的记载和评论方面可与《明史》互为补充与验证。
二、遗民史家对一代信史的追求与《明史》纂修
遗民史家是清初私修明史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明清更迭的历史剧变耳濡目染，记忆尤深，在国破家亡的历史创痛和新旧王朝交替的残酷现实面前，对于官修《明史》起初大多持抗拒态度，以至面对清朝史馆的多次延请，或坚辞不就，或婉言谢绝。然而，出于对故国的怀念和对信史的追求，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却又自始至终未曾置身于事外，希望找到一个既能保持民族气节又可实现入世弘道的现实平衡点，从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官修《明史》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黄宗羲为清初遗民史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在记载和保存故国历史方面最为勤奋、成绩最为显著者。从青年时代起，“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明亡以后，更是“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附录《交游尺牍》十一“李逊之（肤公）”，中华书局，1959年。相继撰成《明儒学案》、《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等众多明史著述。其晚年虽秉持高尚节操，不与新朝合作，但出于对钳制修史和篡改史事的担心，一直十分关注《明史》纂修的进展情况，并在推荐史才、提供史料、议订体例等方面不遗余力，在一代正史的纂修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上文所述，清朝自入关初始即诏修《明史》，以示车书一统、新朝奠基之意，但直至康熙十八年以后，随着“博学弘儒”科的施行和文化政策的转变，才开始真正进入实际纂修阶段。康熙皇帝的怀柔之策和“求贤右文”《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的姿态，很好地起到了收拾和笼络人心的目的，将一批有才学的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到史馆中来，有力地解决了史才问题。即便是像黄宗羲这样一位“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二老阁藏书记》，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的遗民大家，表面上虽以“母既耄期，己亦老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为由婉拒史馆之延请，但内心深处却在反思一个既不丢气节，又能监督和约束修史以求“定一代是非，勿使淆乱”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七《万石园先生》，国学丛书本，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的两全之策，这便有了后来其举荐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入朝主持修史一事。可以说，《明史》纂修初期所面临的史才缺乏、史料难求、进展缓慢的不力局面，反而促使清朝和部分遗民史家为实现各自愿望双双作出让步，达成某种共识，这是二者在修史层面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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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家素来具有秉笔直书、追求信史、争做良史的传统，尤其是在面对修史的不利局面或严重的史馆积弊时，往往会表现出自觉执笔修史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史载：“史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后序，中华书局，1973年。讲述的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因历史动荡而普遍造成的史官失其职守或任其非才的局面，“在野”史家勇于承担修史重任的历史现象。此后历朝各代均不乏为弥补修史之弊而矢志修史的良史名家，如元代史官苏天爵因深刻有感于元朝自开国以来国史纂修进展缓慢，“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六《修功臣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的窘况而私撰《国朝名臣事略》；晚明史家王世贞、谈迁等为了改变有明一代“国史之失职”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的严重局面，终身以私修国史自任等等，均是十分显著而感人的例子。相较而言，随着封建王朝集权的逐渐加强和史馆制度的日趋僵化，修史效率低下和钳制、控制私人修史的弊病往往愈加凸显，但大批正直且有见识的史家从未听之任之，而是及时予以深刻反思和积极回应，而正是依靠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史学才能始终保持修史和私家修史双流并进、互动互补的格局不断向前发展，不至于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而失去其应有的学术化倾向，中国历史才能很大程度地保证其记载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修史与私家修史绝非两条截然两途的并行直线，而是存在着许多交叉和重合。尽管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个时期均存在着钳制私人修史的现象，甚至不乏诛杀史官、大兴文狱等惨烈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修史对私家修史一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导向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在其所规定的尺度范围内鼓励和扶持私家修史；另一方面，历代有责任感的史家，大多未将自己完全置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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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活动之外，或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借以实现个人名山事业，表达自己独立的历史观点，或深刻反思修史的积弊，积极寻求救治之方，从而写出了不少可与官修史书互为补充的传世著述。深入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和各个时期史学演进的具体历程，而且对于当下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协调好史学项目与私家个性化研究的关系，建立正确的学术评价体系，形成对史学成果有效评价的社会机制等，参见乔治忠：《中国史学与私家史学》，第56-57页。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单位：屈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曼，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09AZS00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号：2009GN010）、山东省博士后创新资助项目“近三百年齐鲁史学研究（1644-1949）”（项目号：201003097）阶段性成果。
① 乔治忠：《中国史学与私家史学·自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