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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忆创作了很多关于外来户的故事，主要以“农民进城”这种题材为核心，书写了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到的尴尬的身份处境。其实，同是外来户的他们应该也有着不一样的身份，从而有不同的生活体验。然而，王安忆总是让人物沿着自己所预设的征程前进。在她的笔下，外来户们固守着恒定的生存规律，成了有着相同宿命的类型化人物。
关键词：外来户身份类型化宿命
“外来户”的故事已经成为王安忆创作的标签之一。王安忆笔下的外来户们主要以“农民”为主。在商品化、城市化推进的当下，农民愈发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于是他们挣脱土地的束缚，怀着对城市的想象和膜拜，开始了城市的梦幻之旅，他们来到城市都有着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好奇与欣喜。可是，农民由于自身条件、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种种限制，不可能完全融入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所以农民的城市梦总是潜在地抑或显性地受挫，农民工身份的尴尬也就铸成了王安忆小说中的核心词汇。
王安忆认为：好的故事你编不出来，还是要现实生活中有才行。并且在她看来，写实的小说应该“承认世界本来是什么样，而不是写理想应该是什么样，‘以顺应的态度认识这个世界，创造这世界的一种摹本。’”对于以写实为主的王安忆而言，她的确也是这样做的。然而，王安忆笔下“外来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外来户们实际上也有着不一样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成了王安忆笔下有着相同宿命的类型化人物。以《冷土》、《富萍》为例，可以看到王安忆笔下这些外来户恒定的生存规律。
《冷土》篇中，刘侠子经由“工农兵大学生”这一途径被推荐到了省城念书。可是从一开始就遭受了身份的窘境。开学初她从爹的床上揭下来的那条铺在宿舍里的旧线毯都与其他同学的格格不入；同学都不想挨着她住，因为担心她身上有虱子；熬到毕业时却又面临分配的问题。于是，为了能成为城市人，她找到了唯一的途径：和城市人结婚。似乎上天是眷顾她的，让她在一次次相亲的失败中却偶然遇到了南京人小谷。而为了能和小谷在一起，她对他算是宠爱有佳，绝不让他受丁点委屈。如文本中描述：“刘以萍付出了自己一腔的热爱，无微不至地体贴他，把他当个糖娃娃似地捧着。”但是，刘侠子最终却落得个非城市非乡下人的尴尬局面。当她怀着先前让村里人惊羡的心情和小谷以及伴娘小欣回老家办婚礼的时候，家乡人的表情是淡漠的，大家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迎接他们的是缄默的大刘庄。她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城里人：既脱离了农村，但又很难融入城市人的生活。她努力所挣脱的一切，她努力想获得的一切，最终都成了游移不定的东西。
《富萍》中的奶奶也是一个城市里的乡下人。可是她与刘侠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她在淮海路帮佣了三十年，还在上海落了“户口”[3]。在奶奶老家人的眼里，奶奶“算得上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4]。而且久居上海的奶奶对城市的郊区都不屑一顾，将上海的边缘区视作荒凉的乡下，更不愿意结交住在苏州河边做工的老乡。但就是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保姆，一个如此谙熟上海家庭生活的保姆，还是不被主人认同，她不惜高金培养一个过继的孙子，只为了老了回家有个依靠。呆了几十年的城市，终究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她仍免不了“过客”的身份。
其实，“外来户”的故事已经不新鲜，“外来户”的宿命也早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形成了定势 。王安忆也的确是个写实的能手，写出了某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小说与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虽然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可“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是有区别的。”[5]而且，“小说是一种艺术品，有其本身的规律，这种规律跟日常生活不同。小说中的人物只有按照这种规律生活才是真实的。”[6]王安忆自己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上第一堂课时也谈到，“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7]可是在创作中，她却固守着自己理解的社会真实，总是让人物沿着自己所预设的征程前进，在其间没有任何意外的发生。外来户们辗转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来到异乡—被排斥—寻找途径融合—无法被他乡认同，同时又失去故乡的归属感。都经历着从对城市的幻想到最终幻想破灭的过程。
可见，王安忆一直在常规里书写着“外来户”，小说的方向是单一的，是沿着一条直线走下去的，而且是毫无意外地走下去。孙绍振认为“任何单方向深刻性都是有限的，真正的深刻往往不在于单方向的延续，而在于反方向的张力之中。”[8]刘侠子、奶奶他们虽然同为外来户的身份，但
当王安忆这样毫无意外地写下去，小说就像在做一道证明题，解题思路虽然略有不同，但是结论却是一样的，证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生命逻辑。韦勒克认为，“从字面上而言，在小说、诗歌或者戏剧里所陈述的都不是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9]王安忆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上海关于“外来户”的故事，但是她也在无止境地告诉你：别渴望你能得到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因为上海只是一个供人演出的舞台，所有的角色都希望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获得自己的明，但是最终都会被这座城市无形地驱逐出境。
关键词：外来户身份类型化宿命
“外来户”的故事已经成为王安忆创作的标签之一。王安忆笔下的外来户们主要以“农民”为主。在商品化、城市化推进的当下，农民愈发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于是他们挣脱土地的束缚，怀着对城市的想象和膜拜，开始了城市的梦幻之旅，他们来到城市都有着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好奇与欣喜。可是，农民由于自身条件、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种种限制，不可能完全融入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所以农民的城市梦总是潜在地抑或显性地受挫，农民工身份的尴尬也就铸成了王安忆小说中的核心词汇。
王安忆认为：好的故事你编不出来，还是要现实生活中有才行。并且在她看来，写实的小说应该“承认世界本来是什么样，而不是写理想应该是什么样，‘以顺应的态度认识这个世界，创造这世界的一种摹本。’”对于以写实为主的王安忆而言，她的确也是这样做的。然而，王安忆笔下“外来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外来户们实际上也有着不一样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成了王安忆笔下有着相同宿命的类型化人物。以《冷土》、《富萍》为例，可以看到王安忆笔下这些外来户恒定的生存规律。
《冷土》篇中，刘侠子经由“工农兵大学生”这一途径被推荐到了省城念书。可是从一开始就遭受了身份的窘境。开学初她从爹的床上揭下来的那条铺在宿舍里的旧线毯都与其他同学的格格不入；同学都不想挨着她住，因为担心她身上有虱子；熬到毕业时却又面临分配的问题。于是，为了能成为城市人，她找到了唯一的途径：和城市人结婚。似乎上天是眷顾她的，让她在一次次相亲的失败中却偶然遇到了南京人小谷。而为了能和小谷在一起，她对他算是宠爱有佳，绝不让他受丁点委屈。如文本中描述：“刘以萍付出了自己一腔的热爱，无微不至地体贴他，把他当个糖娃娃似地捧着。”但是，刘侠子最终却落得个非城市非乡下人的尴尬局面。当她怀着先前让村里人惊羡的心情和小谷以及伴娘小欣回老家办婚礼的时候，家乡人的表情是淡漠的，大家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迎接他们的是缄默的大刘庄。她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城里人：既脱离了农村，但又很难融入城市人的生活。她努力所挣脱的一切，她努力想获得的一切，最终都成了游移不定的东西。
《富萍》中的奶奶也是一个城市里的乡下人。可是她与刘侠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她在淮海路帮佣了三十年，还在上海落了“户口”[3]。在奶奶老家人的眼里，奶奶“算得上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4]。而且久居上海的奶奶对城市的郊区都不屑一顾，将上海的边缘区视作荒凉的乡下，更不愿意结交住在苏州河边做工的老乡。但就是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保姆，一个如此谙熟上海家庭生活的保姆，还是不被主人认同，她不惜高金培养一个过继的孙子，只为了老了回家有个依靠。呆了几十年的城市，终究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她仍免不了“过客”的身份。
其实，“外来户”的故事已经不新鲜，“外来户”的宿命也早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形成了定势 。王安忆也的确是个写实的能手，写出了某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小说与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虽然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可“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是有区别的。”[5]而且，“小说是一种艺术品，有其本身的规律，这种规律跟日常生活不同。小说中的人物只有按照这种规律生活才是真实的。”[6]王安忆自己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上第一堂课时也谈到，“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7]可是在创作中，她却固守着自己理解的社会真实，总是让人物沿着自己所预设的征程前进，在其间没有任何意外的发生。外来户们辗转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来到异乡—被排斥—寻找途径融合—无法被他乡认同，同时又失去故乡的归属感。都经历着从对城市的幻想到最终幻想破灭的过程。
可见，王安忆一直在常规里书写着“外来户”，小说的方向是单一的，是沿着一条直线走下去的，而且是毫无意外地走下去。孙绍振认为“任何单方向深刻性都是有限的，真正的深刻往往不在于单方向的延续，而在于反方向的张力之中。”[8]刘侠子、奶奶他们虽然同为外来户的身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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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背景上看，他们的生存境遇实际上也不尽相同，然而在王安忆的笔下却成了类型化人物，精神意蕴终归只是打上了王安忆自己的烙印，呈现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规律。当王安忆这样毫无意外地写下去，小说就像在做一道证明题，解题思路虽然略有不同，但是结论却是一样的，证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生命逻辑。韦勒克认为，“从字面上而言，在小说、诗歌或者戏剧里所陈述的都不是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9]王安忆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上海关于“外来户”的故事，但是她也在无止境地告诉你：别渴望你能得到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因为上海只是一个供人演出的舞台，所有的角色都希望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获得自己的明，但是最终都会被这座城市无形地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