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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被媒体评为最具升值潜办的十大企业新星之
截至2000年，俞敏洪在教育过程出版了数本英语教学与学术著作，其中包括
俞敏洪励志类著作包括《永不言败》、《生命如一泓清水》、《新东方精神》（策划）等，主编了《英语我爱背单词》光盘、《英语GRE词汇大突破》光盘、《GRE模考》光盘、《GMAT模考》光盘等。
现在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我都不去碰。因为我知道碰一个就会分心，分心就意味着在新东方投入的精力会少一点，就意味着新东方会受到潜在的损失。
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出现弄虚作检测的现象，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强调自律和自觉的文化缺失了。
俞总，您好。很多企业家认为自己最强的是战略能力，但同时企业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战略决策的失误。您对于企业战略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俞敏洪：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没有战略的人，没有任何战略思想。我做事情几乎就是农民心态，做一步看一步。
很特别，您认为在中国像您这样的企业家多不多？
俞敏洪：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企业家跟我有相似之处的。企业家不一定有能力把自己的战略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但是实际上只要是做企业的一定会有战略，因为一定要有目标，而目标是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是往前看，是整个企业往什么方向走。
您觉得您对新东方的战略方向掌控的效果怎样？您自己满意吗？
俞敏洪：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我之所以把控得住，原因就是我知道我一辈子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能做这么一件事情。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就会排除其他一些干扰，比如做房地产的机会我就不去碰，或者别的行业。现在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我都不去碰。因为我知道碰一个就会分心，分心就意味着在新东方投入的精力会少一点，就意味着新东方会受到潜在的损失。
这个很重要，“认识自己”很不容易，它是做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础。
俞敏洪：对，特别是要认识自己的价值体系。因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话，就没有方向。
记得您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新东方没有什么“五年规划”，那么现在呢？
俞敏洪：现在还是没有，连一年计划都没有。新东方的预算都是很松散的，我常跟管理者说，你们自己去做吧，尽自己的能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到年底对照以后，发现业绩比去年增长了很多，管理也做得不错，团队氛围也不错，于是就给他发奖金。不行的话，就扣奖金。
是吗？这种状况持续了15年，而且一直都是顺其自然地发展而没有刻意地设计吗？
俞敏洪：是的，但是现在也要做一些了。因为新东方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没有预算指标的话，下面的校长们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我们很少严格地按照预算去执行，在发展过程中总有变化，我们有很多预算外的事情。新东方有一个文化特质，尽可能鼓励大家自愿、自动、自觉地做事情，新东方的校长们都比较自动、自愿、自觉地做事情，而且做得不错。
这是不是因为您个人的思想对新东方的价值观和企业理念有很大的影响？
俞敏洪：是的。新东方的企业文化很强，所以新东方到现在为止还是文化主导型企业，而不是制度和技术主导型企业。新东方的制度到现在为止都不太健全，比如新东方的人力资源考核体系都是稀里糊涂的。但是文化强了，即使这些制度和技术没到位，也能够支撑一个机构的发展。不过到最后一个机构想要更好地发展，必须把文化、制度和技术结合起来。现在新东方结合得还不好，虽然正在往制度和技术上走，但是步伐不够快。今年我开始强调这方面了，因为新东方已经有19000名员工，没有制度和技术的话，很难再发展。
您认为这种强调自律的文化，对新东方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俞敏洪：应该说新东方从开始走到现在，这种文化是成功的关键。因为虽然强调自律的文化有弊病，但也有好处。比如中国的文官体系，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强调自觉体系，因为古代的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种文官体系强调的“忠、孝、悌”这样的东西，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尽管培养出了很多伪君子，但是到了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那套思想维护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当然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中国的发展。新东方现在的文化有点这样的味道，强调自觉行为，因此若有人违反了制度，也没法用条款去惩罚。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出现弄虚作检测的现象，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强调自律和自觉的文化缺失了。
我发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有感情，非常认同它，这让我很意外。因为您是学外语的，一般人都认为学习外语的人更加认同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
俞敏洪：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我这里传承下来了，原因是我来自农村，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言传身教的那种人。
其实我也很认同西方的制度，我相信未来中国在很多方面一定会跟西方相似，并通过西方的制度实现中国的文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都是靠自觉，不是靠制度，比如邻里之间互相爱护，对工作要有热情，喜欢帮助弱小群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人类社会的平等，诚信是社会的主导等，而西方是靠制度，并且通过制度来固定文化。
当然，中国的这种文化也有缺点。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由于没有任何制约因素，因此总有一部分人会破坏这种文化体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每过几百年就会被推翻重来一次。我们都知道，一杯清水，放上一滴污水以后，整个这杯水就脏了。而这些文化中的“坏人”，就是那一滴污水，它会把整个文化都给污染了。最后这杯清水就变成了一杯污水，这个时候再放进去一滴清水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像海瑞这样的官员，其实是没有用的，即使反复强调他是清水，他对整个体系也起不到改变作用，这种情况下树榜样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社会体系的。就像老子说的，社会弘扬孝，是因为已经没有孝子了；社会弘扬忠，是因为已经没有忠臣了。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一趟不容易，所以要尽可能地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点和不后悔一点，尽可能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因为你而能过得好一点。
没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一个人两个人，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千百个人。
帮助别人不计回报要比计回报更加好。
在您的个人成长过程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最大？
俞敏洪：应该是家庭教育的影响比较大。父母从小的教育，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习惯甚至思维方式、对人的看法和对社会的看法，以及行为标准。在这方面我非常庆幸，我的父母通过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非常优秀的传统。另外，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之所以能够出来做新东方，就是因为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影响，否则我不会做新东方。
您当时创办新东方是被动的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
俞敏洪：应该是主动的选择。同时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当时在北京大学待得不舒服，同学都出国了，自己的生存压力等。当然最后出来做新东方，还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因素就是个性，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父母都不算是愿意冒险的人，而我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影响，我学习是在北京大学，加上同学的影响，到最后我有了一个比较喜欢冒险的个性。我从事的所有运动都是冒险性的，比如骑马、滑雪、爬山等。
感觉您性格中一方面很朴实很本色，崇尚简单、纯真和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很喜欢冒险，有决断力。我发现新东方很多员工都不叫您俞总，而称呼您为“俞老师”。是这样吗？
俞敏洪：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老师看，新东方的财富、地位、名声对我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影响，我现在还住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我的办公室也很小。
您觉得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俞敏洪：这个问题我也时常问自己。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一趟不容易，所以要尽可能地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点和不后悔一点，尽可能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因为你而能过得好一点。没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一个人两个人，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千百个人。帮助了不计回报，要比计回报更加好。努力地让自己的生命多经历一点，多走走、多看看书，让自己思想充实一点。
我现在还在想着后半生到底怎么过，成立新东方也不是我来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尽管我觉得是目的之一。
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对于您来说好像不止一件大事吧。
俞敏洪：其实到底什么是人生的大事，到我这个地步，已经不太分得清楚了。我跟我夫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说我的大事就是把儿子带大，使他未来变成一个特别杰出的人物。所以每个人的“大事”都不一样。新东方肯定是我人生的大事，但是如果我一辈子就做新东方了，那我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挺
我把品牌分为了“四品”，第一个叫品质，是一个质量的问题。第二个叫品位，也就是定位问题。第三个叫品行。第四个叫品格。
教育品牌的建设有几个要素：
第
俞敏洪：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我的经验就是：企业的成长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到青年时代的时候，肯定不能让他穿童年的衣服；到中年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让他穿青年的衣服。如果把衣服比作组织结构，则当这个企业在成长的时候，如果组织结构不进行调整，企业就永远被束缚住了。这就好比让一个人永远穿童年的衣服，这样他就没有办法长大了，因为他的衣服束缚了他的成长。
我认为，组织结构的调整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在童年的时候，就给他穿成年的衣服，因为这个孩子还没有衣服大。所以有两种企业一定会必死无疑：第一种就是企业本身在成长，但它的组织结构不变，最终企业一定会被组织结构拖垮；第二种是企业还没有长大，就建立了庞大的组织结构，那样企业也会很难活下来。比如我用上市公司的结构去要求新东方最初的发展，那么新东方必死无疑。但是当新东方长大了，如果我不从夫妻店转成合作制，再转成股份制，继而转成国际上市公司，那么新东方同样也必死无疑。
我们在今年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的意识和水平相对其他方面还较弱。感觉新东方成立以来一直很重视这方面，运作得也很出色。
俞敏洪：我把品牌分为了“四品”，第一个叫品质，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比如新东方上课的质量决定了新东方的一切，这就是说质量本身要好。
第二个叫品位，也就是定位问题，比如大家在提到“新东方”的时候能想到什么。因此，后来我准备把“新东方”定位为两大系统领域。第一，凡是想起培训和培训中的任何分数的提高，就能想起“新东方”，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另外还有职业认证的培训，例如律师考试、公等。
第三个叫品行，一个人有品行就是这个人从形象行为上来说很正面。比如我常常跟“新东方”的人说，我到任何一家宾馆洗澡都不会超过五分钟的，因为我认为干净的水对中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新东方”的环保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品行问题，而企业的品行问题和创始人有绝对的相关性，如果我的品行特别差，那么“新东方”的老师的品行就会变得特别差，接下来就是整个“新东方”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差。
第四个叫品格。品格是不管别人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去欺负别人。对于企业来说，一个有品德的企业就是无论把什么东西交到它手里，它一定不会做出格的事。这两天我住过青岛的海景花园酒店，它在青岛的名声是很好的，比如说我放了一颗感冒药在桌子上，打扫人员发现我感冒以后，晚上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端来了。像这种怎么写作就是有品德的怎么写作。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品质、品行、品位、品格这四点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在教育领域应该如何建设品牌？
俞敏洪：我认为教育品牌的建设有几个要素：第一，培训领域的教育机构必须有明确的品牌战略结构。新东方从狭隘的英语培训到现在扩展到全方位的培训，做起来难度就很大，所以我建议从明确的定位做起。
第二，一定要建立自己良好的管理队伍、教师队伍和形象标识体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第三，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在教育培训领域有两种方式可以做，一种是循序渐进式的；还有一种是猛打猛冲式的。选择后一种方式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已经有了良好的教育产品、良好的师资队伍，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去猛打猛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现在的教育培训行业已经有不少成规模的企业了，如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发展，是很难和行业的领先者竞争的。现在的形势和新东方刚创业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有条件的话，可以采取猛打猛冲的方法。
任何一个机构都经不起大的折腾，所以新东方未来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最好怎么写作的、给孩子们带来最大希望的教育怎么写作机构。
我想把新东方打造成一个群体和系统相结合的机构，因此我必须从新东方撤出来。
在新东方成长和发展的未来愿景方面，您有些什么样的心愿和设想？
俞敏洪：我希望未来新东方能够踏实地慢慢往前发展。我觉得任何一个机构都经不起大的折腾，所以新东方未来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最好怎么写作的、给孩子们带来最大希望的教育怎么写作机构。
如果未来中国人出国的情形出现一些变化，会不会对新东方的发展有一些影响？
俞敏洪：如果现在就发生变化，那肯定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现在30%的业务跟出国相关。当然未来这部分的比重会越来越小，我们的重心会转移到5-22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培训上来，而且不仅仅是英语培训，还有素质教育等，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出国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少。
您认为未来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俞敏洪：新东方原来的核心竞争力特别简单，如果用一个字来说，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我发现在教育领域有一个规律，就是自己培养的人才最好用。“新东方”现在有400多位中高层管理者，其中有300多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另外的100多位以专业人员居多，“新东方”的老师和教学管理人才几乎100%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您也是新东方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吧。
俞敏洪：这是教育领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教育机构往往和某些教学的领军人物相结合，比如我的名字是和“新东方”结合的，而蔡元培就是和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不能和蔡元培相比。也就是说教育品牌的成立需要教育机构中有一批重要人物出现，比如说我们对厦门大学的关注是因为易中天在厦门大学，而北京师范大学知名度的提升是和于丹有很大关系的，这意味着什么？教育机构对品牌人物的塑造比对教育品牌本身的塑造还要更加重要。
但是我现在正想办法淡出这个核心竞争力的圈子，如果新东方过于依赖将我作为核心竞争力，那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遇到麻烦。
您的这个观点与我们的调查结论不谋而合。中国企业这个阶段的成功应该是属于“个人英雄时代”，企业家个人的成功占了很大部分。但是如果未来还仅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话，那么企业就很难走远。未来应该走向一个“企业团队群英时代”，除了企业家个人这个明星，企业还要创造出培养团队群英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成为明星，成为英雄。我感觉新东方正在这个努力过程当中。
俞敏洪：是的，我今年开始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有关我的新闻了。我想把新东方打造成一个群体和系统相结合的机构，因此我必须从新东方撤出来。首先，新东方的结构化和可持续发展性，必须不能以我为主，也就是不能因为我而有新东方，所以任何推广新东方品牌形象并且把我和新东方结合起来的活动，我全不参加。其次，对我个人来说，后半辈子想要过得对得起我自己或者更加有意义，我就必须撤离新东方，同时必须在我很健康的时候，看着新东方没有我也能发展。这个很重要。
善是我的信仰，或者说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我做事情，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尽可能的善。但是这几年我也意识到了，当一个人遇到恶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力制止恶，善就变成了无能。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最重要的不是进商学院学习，而是应该进哲学系，思考一下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赚钱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开个玩笑，检测如一定让您选择一个宗教信仰的话，您会选哪个？
俞敏洪：我会选佛教。我最崇拜的人是弘一法师，能够把一辈子当做两辈子来过，而且过得很有意思。前半辈子，风花雪月，才华横溢；后半辈子，青灯古佛，在宗教界创造了奇迹。但是我觉得整个中华民族，一直是缺乏信仰的民族，是一个特别世俗化、大众化的民族。而西方人不一样，不管是否真的信教，他们的心中总是有上帝的，这是他们的文化特征。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没有所谓的上帝这样的概念的。中国人所有的神，都是为了实用目的而产生的，所以人们去求神拜佛的时候，都是有“求”的。
能感觉到您是很重视精神生活的人，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也很深入。
俞敏洪：有信仰的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善——对自己善，对世界善。有了这样的“善”的精神以后，可以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认为是自己的信仰，也可以超越所有的宗教信仰。菩是我的信仰，或者说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我做事情，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尽可能的善。但是这几年我也意识到了，当一个人遇到恶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力制止恶，善就变成了无能。就像如果不能阻止一滴脏水滴进盛满清水的杯子，那么杯子里的水即使很清澈，整个杯子也会变成脏水。
在新东方发展初期，曾经有工作人员贪污了，当时我的做法是：只要把钱还回来就可以放人走，不追究法律责任。结果导致新东方形成了很不好的一个氛围：贪污了不受惩罚，俞老师还是让走的。这让“好人”的内心有非常失落的感觉，这变成了文化中不好的一面，变成了纵容。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就改变了做法。前年新东方有一个人力资源的经理，通过虚开员工的信息往自己账上打钱，最后拿走了5万元，被发现后就立刻退回来了，但是最终我依然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人不加以惩罚，那么新东方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因为坏人得不到惩罚，好的行为就得不到弘扬。
一、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之一。
俞敏洪出生于1962年10月，高中就读于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其间患病（肺结核）休学一年，198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1年9月，俞敏洪从北京大学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创办了北京市新东方学校，担任校长，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过程。截至2000年，俞敏洪在教育过程出版了数本英语教学与学术著作，其中包括
摘自：毕业论文任务书www.udooo.com
《GRE词汇精选》（学生称为“红宝书”）、《GRE词汇逆序小辞典》、《英语词根词缀记忆大全》、《英语现代文背诵文选》等。俞敏洪励志类著作包括《永不言败》、《生命如一泓清水》、《新东方精神》（策划）等，主编了《英语我爱背单词》光盘、《英语GRE词汇大突破》光盘、《GRE模考》光盘、《GMAT模考》光盘等。
现在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我都不去碰。因为我知道碰一个就会分心，分心就意味着在新东方投入的精力会少一点，就意味着新东方会受到潜在的损失。
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出现弄虚作检测的现象，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强调自律和自觉的文化缺失了。
俞总，您好。很多企业家认为自己最强的是战略能力，但同时企业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战略决策的失误。您对于企业战略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俞敏洪：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没有战略的人，没有任何战略思想。我做事情几乎就是农民心态，做一步看一步。
很特别，您认为在中国像您这样的企业家多不多？
俞敏洪：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企业家跟我有相似之处的。企业家不一定有能力把自己的战略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但是实际上只要是做企业的一定会有战略，因为一定要有目标，而目标是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是往前看，是整个企业往什么方向走。
您觉得您对新东方的战略方向掌控的效果怎样？您自己满意吗？
俞敏洪：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我之所以把控得住，原因就是我知道我一辈子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能做这么一件事情。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就会排除其他一些干扰，比如做房地产的机会我就不去碰，或者别的行业。现在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我都不去碰。因为我知道碰一个就会分心，分心就意味着在新东方投入的精力会少一点，就意味着新东方会受到潜在的损失。
这个很重要，“认识自己”很不容易，它是做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础。
俞敏洪：对，特别是要认识自己的价值体系。因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话，就没有方向。
记得您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新东方没有什么“五年规划”，那么现在呢？
俞敏洪：现在还是没有，连一年计划都没有。新东方的预算都是很松散的，我常跟管理者说，你们自己去做吧，尽自己的能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到年底对照以后，发现业绩比去年增长了很多，管理也做得不错，团队氛围也不错，于是就给他发奖金。不行的话，就扣奖金。
是吗？这种状况持续了15年，而且一直都是顺其自然地发展而没有刻意地设计吗？
俞敏洪：是的，但是现在也要做一些了。因为新东方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没有预算指标的话，下面的校长们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我们很少严格地按照预算去执行，在发展过程中总有变化，我们有很多预算外的事情。新东方有一个文化特质，尽可能鼓励大家自愿、自动、自觉地做事情，新东方的校长们都比较自动、自愿、自觉地做事情，而且做得不错。
这是不是因为您个人的思想对新东方的价值观和企业理念有很大的影响？
俞敏洪：是的。新东方的企业文化很强，所以新东方到现在为止还是文化主导型企业，而不是制度和技术主导型企业。新东方的制度到现在为止都不太健全，比如新东方的人力资源考核体系都是稀里糊涂的。但是文化强了，即使这些制度和技术没到位，也能够支撑一个机构的发展。不过到最后一个机构想要更好地发展，必须把文化、制度和技术结合起来。现在新东方结合得还不好，虽然正在往制度和技术上走，但是步伐不够快。今年我开始强调这方面了，因为新东方已经有19000名员工，没有制度和技术的话，很难再发展。
您认为这种强调自律的文化，对新东方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俞敏洪：应该说新东方从开始走到现在，这种文化是成功的关键。因为虽然强调自律的文化有弊病，但也有好处。比如中国的文官体系，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强调自觉体系，因为古代的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种文官体系强调的“忠、孝、悌”这样的东西，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尽管培养出了很多伪君子，但是到了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那套思想维护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当然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中国的发展。新东方现在的文化有点这样的味道，强调自觉行为，因此若有人违反了制度，也没法用条款去惩罚。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出现弄虚作检测的现象，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强调自律和自觉的文化缺失了。
我发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有感情，非常认同它，这让我很意外。因为您是学外语的，一般人都认为学习外语的人更加认同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
俞敏洪：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我这里传承下来了，原因是我来自农村，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言传身教的那种人。
其实我也很认同西方的制度，我相信未来中国在很多方面一定会跟西方相似，并通过西方的制度实现中国的文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都是靠自觉，不是靠制度，比如邻里之间互相爱护，对工作要有热情，喜欢帮助弱小群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人类社会的平等，诚信是社会的主导等，而西方是靠制度，并且通过制度来固定文化。
当然，中国的这种文化也有缺点。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由于没有任何制约因素，因此总有一部分人会破坏这种文化体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每过几百年就会被推翻重来一次。我们都知道，一杯清水，放上一滴污水以后，整个这杯水就脏了。而这些文化中的“坏人”，就是那一滴污水，它会把整个文化都给污染了。最后这杯清水就变成了一杯污水，这个时候再放进去一滴清水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像海瑞这样的官员，其实是没有用的，即使反复强调他是清水，他对整个体系也起不到改变作用，这种情况下树榜样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社会体系的。就像老子说的，社会弘扬孝，是因为已经没有孝子了；社会弘扬忠，是因为已经没有忠臣了。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一趟不容易，所以要尽可能地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点和不后悔一点，尽可能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因为你而能过得好一点。
没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一个人两个人，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千百个人。
帮助别人不计回报要比计回报更加好。
在您的个人成长过程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最大？
俞敏洪：应该是家庭教育的影响比较大。父母从小的教育，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习惯甚至思维方式、对人的看法和对社会的看法，以及行为标准。在这方面我非常庆幸，我的父母通过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非常优秀的传统。另外，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之所以能够出来做新东方，就是因为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影响，否则我不会做新东方。
您当时创办新东方是被动的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
俞敏洪：应该是主动的选择。同时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当时在北京大学待得不舒服，同学都出国了，自己的生存压力等。当然最后出来做新东方，还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因素就是个性，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父母都不算是愿意冒险的人，而我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影响，我学习是在北京大学，加上同学的影响，到最后我有了一个比较喜欢冒险的个性。我从事的所有运动都是冒险性的，比如骑马、滑雪、爬山等。
感觉您性格中一方面很朴实很本色，崇尚简单、纯真和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很喜欢冒险，有决断力。我发现新东方很多员工都不叫您俞总，而称呼您为“俞老师”。是这样吗？
俞敏洪：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老师看，新东方的财富、地位、名声对我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影响，我现在还住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我的办公室也很小。
您觉得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俞敏洪：这个问题我也时常问自己。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一趟不容易，所以要尽可能地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点和不后悔一点，尽可能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因为你而能过得好一点。没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一个人两个人，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千百个人。帮助了不计回报，要比计回报更加好。努力地让自己的生命多经历一点，多走走、多看看书，让自己思想充实一点。
我现在还在想着后半生到底怎么过，成立新东方也不是我来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尽管我觉得是目的之一。
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对于您来说好像不止一件大事吧。
俞敏洪：其实到底什么是人生的大事，到我这个地步，已经不太分得清楚了。我跟我夫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说我的大事就是把儿子带大，使他未来变成一个特别杰出的人物。所以每个人的“大事”都不一样。新东方肯定是我人生的大事，但是如果我一辈子就做新东方了，那我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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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的，因为还有太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我一直想背着行囊周游全世界，边走边写。我把品牌分为了“四品”，第一个叫品质，是一个质量的问题。第二个叫品位，也就是定位问题。第三个叫品行。第四个叫品格。
教育品牌的建设有几个要素：
第
一、培训领域的教育机构必须有明确的品牌战略结构。
第二、一定要建立自己良好的管理队伍、教师队伍和形象标识体系。
第三、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
在新东方的成长过程中，企业的组织结构一直在快速变化，社会影响也很大。关于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您有什么经验和体会可以分享？俞敏洪：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我的经验就是：企业的成长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到青年时代的时候，肯定不能让他穿童年的衣服；到中年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让他穿青年的衣服。如果把衣服比作组织结构，则当这个企业在成长的时候，如果组织结构不进行调整，企业就永远被束缚住了。这就好比让一个人永远穿童年的衣服，这样他就没有办法长大了，因为他的衣服束缚了他的成长。
我认为，组织结构的调整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在童年的时候，就给他穿成年的衣服，因为这个孩子还没有衣服大。所以有两种企业一定会必死无疑：第一种就是企业本身在成长，但它的组织结构不变，最终企业一定会被组织结构拖垮；第二种是企业还没有长大，就建立了庞大的组织结构，那样企业也会很难活下来。比如我用上市公司的结构去要求新东方最初的发展，那么新东方必死无疑。但是当新东方长大了，如果我不从夫妻店转成合作制，再转成股份制，继而转成国际上市公司，那么新东方同样也必死无疑。
我们在今年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的意识和水平相对其他方面还较弱。感觉新东方成立以来一直很重视这方面，运作得也很出色。
俞敏洪：我把品牌分为了“四品”，第一个叫品质，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比如新东方上课的质量决定了新东方的一切，这就是说质量本身要好。
第二个叫品位，也就是定位问题，比如大家在提到“新东方”的时候能想到什么。因此，后来我准备把“新东方”定位为两大系统领域。第一，凡是想起培训和培训中的任何分数的提高，就能想起“新东方”，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另外还有职业认证的培训，例如律师考试、公等。
第三个叫品行，一个人有品行就是这个人从形象行为上来说很正面。比如我常常跟“新东方”的人说，我到任何一家宾馆洗澡都不会超过五分钟的，因为我认为干净的水对中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新东方”的环保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品行问题，而企业的品行问题和创始人有绝对的相关性，如果我的品行特别差，那么“新东方”的老师的品行就会变得特别差，接下来就是整个“新东方”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差。
第四个叫品格。品格是不管别人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去欺负别人。对于企业来说，一个有品德的企业就是无论把什么东西交到它手里，它一定不会做出格的事。这两天我住过青岛的海景花园酒店，它在青岛的名声是很好的，比如说我放了一颗感冒药在桌子上，打扫人员发现我感冒以后，晚上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端来了。像这种怎么写作就是有品德的怎么写作。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品质、品行、品位、品格这四点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在教育领域应该如何建设品牌？
俞敏洪：我认为教育品牌的建设有几个要素：第一，培训领域的教育机构必须有明确的品牌战略结构。新东方从狭隘的英语培训到现在扩展到全方位的培训，做起来难度就很大，所以我建议从明确的定位做起。
第二，一定要建立自己良好的管理队伍、教师队伍和形象标识体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第三，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在教育培训领域有两种方式可以做，一种是循序渐进式的；还有一种是猛打猛冲式的。选择后一种方式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已经有了良好的教育产品、良好的师资队伍，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去猛打猛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现在的教育培训行业已经有不少成规模的企业了，如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发展，是很难和行业的领先者竞争的。现在的形势和新东方刚创业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有条件的话，可以采取猛打猛冲的方法。
任何一个机构都经不起大的折腾，所以新东方未来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最好怎么写作的、给孩子们带来最大希望的教育怎么写作机构。
我想把新东方打造成一个群体和系统相结合的机构，因此我必须从新东方撤出来。
在新东方成长和发展的未来愿景方面，您有些什么样的心愿和设想？
俞敏洪：我希望未来新东方能够踏实地慢慢往前发展。我觉得任何一个机构都经不起大的折腾，所以新东方未来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最好怎么写作的、给孩子们带来最大希望的教育怎么写作机构。
如果未来中国人出国的情形出现一些变化，会不会对新东方的发展有一些影响？
俞敏洪：如果现在就发生变化，那肯定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现在30%的业务跟出国相关。当然未来这部分的比重会越来越小，我们的重心会转移到5-22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培训上来，而且不仅仅是英语培训，还有素质教育等，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出国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少。
您认为未来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俞敏洪：新东方原来的核心竞争力特别简单，如果用一个字来说，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我发现在教育领域有一个规律，就是自己培养的人才最好用。“新东方”现在有400多位中高层管理者，其中有300多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另外的100多位以专业人员居多，“新东方”的老师和教学管理人才几乎100%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您也是新东方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吧。
俞敏洪：这是教育领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教育机构往往和某些教学的领军人物相结合，比如我的名字是和“新东方”结合的，而蔡元培就是和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不能和蔡元培相比。也就是说教育品牌的成立需要教育机构中有一批重要人物出现，比如说我们对厦门大学的关注是因为易中天在厦门大学，而北京师范大学知名度的提升是和于丹有很大关系的，这意味着什么？教育机构对品牌人物的塑造比对教育品牌本身的塑造还要更加重要。
但是我现在正想办法淡出这个核心竞争力的圈子，如果新东方过于依赖将我作为核心竞争力，那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遇到麻烦。
您的这个观点与我们的调查结论不谋而合。中国企业这个阶段的成功应该是属于“个人英雄时代”，企业家个人的成功占了很大部分。但是如果未来还仅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话，那么企业就很难走远。未来应该走向一个“企业团队群英时代”，除了企业家个人这个明星，企业还要创造出培养团队群英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成为明星，成为英雄。我感觉新东方正在这个努力过程当中。
俞敏洪：是的，我今年开始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有关我的新闻了。我想把新东方打造成一个群体和系统相结合的机构，因此我必须从新东方撤出来。首先，新东方的结构化和可持续发展性，必须不能以我为主，也就是不能因为我而有新东方，所以任何推广新东方品牌形象并且把我和新东方结合起来的活动，我全不参加。其次，对我个人来说，后半辈子想要过得对得起我自己或者更加有意义，我就必须撤离新东方，同时必须在我很健康的时候，看着新东方没有我也能发展。这个很重要。
善是我的信仰，或者说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我做事情，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尽可能的善。但是这几年我也意识到了，当一个人遇到恶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力制止恶，善就变成了无能。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最重要的不是进商学院学习，而是应该进哲学系，思考一下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赚钱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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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不缺企业家精神，不缺创新能力，也不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缺的是高度和领导力。开个玩笑，检测如一定让您选择一个宗教信仰的话，您会选哪个？
俞敏洪：我会选佛教。我最崇拜的人是弘一法师，能够把一辈子当做两辈子来过，而且过得很有意思。前半辈子，风花雪月，才华横溢；后半辈子，青灯古佛，在宗教界创造了奇迹。但是我觉得整个中华民族，一直是缺乏信仰的民族，是一个特别世俗化、大众化的民族。而西方人不一样，不管是否真的信教，他们的心中总是有上帝的，这是他们的文化特征。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没有所谓的上帝这样的概念的。中国人所有的神，都是为了实用目的而产生的，所以人们去求神拜佛的时候，都是有“求”的。
能感觉到您是很重视精神生活的人，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也很深入。
俞敏洪：有信仰的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善——对自己善，对世界善。有了这样的“善”的精神以后，可以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认为是自己的信仰，也可以超越所有的宗教信仰。菩是我的信仰，或者说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我做事情，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尽可能的善。但是这几年我也意识到了，当一个人遇到恶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力制止恶，善就变成了无能。就像如果不能阻止一滴脏水滴进盛满清水的杯子，那么杯子里的水即使很清澈，整个杯子也会变成脏水。
在新东方发展初期，曾经有工作人员贪污了，当时我的做法是：只要把钱还回来就可以放人走，不追究法律责任。结果导致新东方形成了很不好的一个氛围：贪污了不受惩罚，俞老师还是让走的。这让“好人”的内心有非常失落的感觉，这变成了文化中不好的一面，变成了纵容。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就改变了做法。前年新东方有一个人力资源的经理，通过虚开员工的信息往自己账上打钱，最后拿走了5万元，被发现后就立刻退回来了，但是最终我依然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人不加以惩罚，那么新东方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因为坏人得不到惩罚，好的行为就得不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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