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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FDI联系综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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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制度安排,它影响到一国自主创新、国际技术转移和外商投资等诸多方面,并最终影响经济及贸易增长。在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众多因素中,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本国FDI流量起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综述。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FDI 区位选择
近年来,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并涌现了大量的文献成果。文章主要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及影响FDI区位选择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待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启迪。

一、FDI区位选择因素的战略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发展中国家凭借什么因素吸引大量的FDI,许多学者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证实,有关文献也比较多。国外研究主要有:Hennart和Park(1994)对日本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跨国公司对市场规模大的美国产品市场特别感兴趣;Broadman和Sun(1997)运用1992年资料分析了GNP、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识字率和沿海位置对外资在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分布的影响,发现除劳动力成本外,其他因素在统计上显著;Wan与Swain(1995)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认为市场规模大小、工资水平对FDI有显着影响;Dees(1998)认为外资来源国本身的研发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意愿会越强;Globerma和Shapiro(2002)认为国家的制度环境对FDI流入有影响,国家对治理基础的投资不仅吸引资本,而且可以创造条件和环境,促使国内跨国公司成长并进而对外投。

2、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

在对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张立、龚玉池(2002)发现改革开放后,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地增长,但在各省的分布极不平衡,并对造成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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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每个省的GDP总量、人均GDP、累积国际直接投资、运输密度和其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正相关,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高工资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呈负相关;刘荣添(2005)选取1986—2003年全国各省份的历史统计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得出FDI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木、政策优势等因素是影响各时期、各地区FDI的主要因素;张伟和汪小勤(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地理、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构成的“硬环境”影响各地区外商投资外,由市场化程度、地方政策及法律法规、以及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构成的“软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显著;吉亚辉、王凡(2012),采用2001—2010年全国各省市的平均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得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外资集聚度与FDI之间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对FDI的流入呈现负相关关系。

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度相关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测量,如Manield(1995)对经理和专利律师等从业者意见的调查为基础进行评分,调查了共180位美国、日本和的国的经理人员和专业律师,主要对14个技术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敏感技术转移方式的影响;Sherwood(1997)根据他自己对18个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评价,也使用以判断为基础的编制方法得出每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得分,该得分都是在每个国家调查获得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立法方面考虑的,如Rapp和Rozek(1990)综合一系列专利权特征变量指标,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划分为5个不同的等级,并分别用0到5之间的整数来定量地表示;Ginarte and Park(1997)对上述指标进行修正,从五个方面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专利覆盖范围、是否是国际知识产权相关协议的成员国、权利丧失的保护、有关执法的措施、专利保护期限,5个类别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加权算出110个国家1950—1995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该指数也成为当时国际上通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Walter G. Park(2008)从专利申请量、人均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人均专利授权量等指标出发,利用Ginarte and Park指数的计算方法将该指数更新至2005年,并将测度国扩充为122个。
由于各国法律完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立法与司法程度相差很远,所以只用立法方面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够全面,一些学者就在立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指标共同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国内学者韩玉雄、李怀祖(2005)从社会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制衡机会四个方面度量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情况,运用执法力度乘以Ginarte and Park的IPP指数得到了我国1984—2002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许春明、单晓光(2008)则将执法度量指标扩充为司法保护、行政保护、发展水平、公众意识和国际环境五个方面测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FDI流量之间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期出现了三个计量模型(Ferrantino,1993;Manield,1993;Maskus and Konan,1994),由于模型条件所限及缺少对知识产权水平进行计量的方法,没有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精确计量)与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分布之间存在任何关系;Markusen(1995)的研究发现,当一国初始的知识产权水平较低时,加强保护水平反而会使FDI流入量减少;但是Amy Jocelyn Glass、Kamal Saggi(2002)的理论研究结论却与此相反,他们建立了一个包括内生的创新、模仿和FDI变量的产品周期模型,利用该模型测定了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南方国家如何影响创新、模仿和FDI。结果表明,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模仿的困难,导致了资源浪费效应和模仿挫折效应,使大量资源都浪费在模仿上,而留下很少的资源用于生产,从而挤出了FDI;MaCalman(2004)通过对好莱坞在40个国家影视市场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东道国中等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最有利于技术许可,而较高和较低水平的保护则会促成更多的FDI;Yang(2008)运用WIPO组织中的30个国家1995—1998年的国外专利申请数据,引入创新函数,以Walter G Park指数作为申请国和受申请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指标,采用Possion计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FDI,即知识产权保护能影响国外在本国的专利申请行为,进而影响FDI流入。国内学者,杨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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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樱(2006)建立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得出结论是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提供适度且有效率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仅可以增加FDI流入量,而且可以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从而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实现东道国社会福利最大化;陈国宏(2008)引入自主创新能力变量(用国内专利申请量代替),并用韩玉雄、李怀祖采用的加入执法力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采用1991—2006年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FDI、自主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均能促进FDI,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自主创新、FDI促进自主创新的链条缺失。柒江艺、阳立高、冯涛(2008)运用协整方法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不但能够引起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而且能够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组成的变化。许春明(2009)对我国1987—2004年的FDI时间序列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与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与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相比,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表明我国今年来吸引FDI的更主要因素是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汤易兵、丁卫明(2011)通过对浙江省1987—2004年的FDI时间序列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FDI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浙江省近20年吸引FDI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与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相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
四、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各国FDI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国际化的环境下,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成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我国吸收FDI的影响如何,尤其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各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都有一定差异的情况下,我国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各地吸收FDI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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