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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掀起了颇具声势与规模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红”的概念界定不清，将“红”与“专”割裂对立开来，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很大混乱，教训深刻。
[关键词]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红专” 又红又专
[]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67－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建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存在将“红”与“专”对立、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今天，重温“红专”问题的讨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随后，他重申：“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领导等等问题”。把“红”与“专”结合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则是欠妥当的。
自此至1958年初，如何处理“红专”关系，就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辩论的一个主题。当时，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红专分工”等。
“先专后红”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有的认为国家需要技术干部，搞医学、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当然是以业务为主。第二，认为钻研业务难，学政治容易；业务在短期内要达到一定标准，政治是长期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时年轻力壮，要抓紧时间学好业务，出学校后再学政治不迟。第三，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既然思想已经差不多，毛病又出不了，为什么不可以先专后红呢?第四，认为业务就是政治，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如历史、经济、法律、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本身政治性就很强，搞这些业务就是搞政治。第五，认为没有马列主义也能搞好业务。他们说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指导不是科学照样发展吗?有人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不也一样促使搞好业务吗?第六，认为学理科的和学文科的应该有分工。学理科的应该以业务为主，学文科的应该以政治为主，学理科的可以先专后红。第七，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业务就是资本。有了业务也可以“红”了。只要技术好当上模范，不仅名誉、地位都有了，入党也容易。第八，有的认为政治理论看的越多，越容易产生分歧，立场越容易动摇，还是学技术好。第九，有的认为自己历史上有问题，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没有前途，只有在业务上努力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先专后红”的观点，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做出了评判。郭沫若、刘仙洲、梁思成、钱学森、翦伯赞、朱光潜等专家，也都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章剖析“先专后红”论。有的认为它不是青年成才的捷径，而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倡“先专后红”是危险的。有的把它比喻为先裹小脚，然后再设法去放大，是先注射毒汁，然后再设法去医治。这不但是愚昧的办法，而且是残忍的办法。
“多专少红”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需要大量专家。因此在业务上应抓紧，在政治上只求“粉红色”就行了。批判者认为，这一论点是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而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所谓“粉红色”只不过是“红”色的标签，“白”色的内容罢了。自居“粉红”、“少红”，实际上是灰色的，是近于“白色”的。1958年1月5日，蒋南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政治是灵魂》的文章，指出一个人政治上不好，这是“定性”，是性质问题，业务知识的多少是“定量”，是数量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全面发展，其中政治觉悟是决定性的。
“红专分工”论有两层意思。一是按人和人来分工。认为政治和业务性质上是彼此不同的，一个人很难兼顾。他们的论据是有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二是按时间的前后分工。认为在学习期间，因为时间少，课程忙，要先成为一个专家，然后再学政治，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资本，入党也容易。国内已有少数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入党。对第一层意思，批判者指出，“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这种现象是时代造成的，现在青年一面有好的业务学习环境，一面又有好的政治学习环境，竟以过去的结果为标准，难道说愿意先把自己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经过一段长期的“思想改造”吗?对第二层意思，批判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先专后红”的主张。有少数专家是入了党，但还有一些所谓的“家”，不但没有被接受入党，反而成了著名的分子，这可充分证明“先专”不见得“后红”。
对于“先红后专”的主张，1958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这种主张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应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
经过辩论，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
1961年4月，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叫红，什么叫白，这些都是政治概念，要划清界限才行。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不要把白和红这些政治概念，无限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5月，教育部长杨秀峰在天津大学指出：“现在对‘白专’道路概念不清，到处滥用，多念几本书就是‘白专’道路，使同学们不敢钻研科学，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系在一起，以后不要再提‘白专道路’这一名词”。6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举例说：“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赞成哪一个人?我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6月20日，聂荣臻在给和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当前有一种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报告提出，“‘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时，形象地谈了红与专问题，他说：“比如一个飞行员，如果不强调政治，对他不进行政治教育，他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感情，没有起码的社会主义觉悟，一起飞他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你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因此要对飞行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有另外一个飞行员，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绝不会飞到敌人那边去，他抱定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决心，然而他的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像这样的飞行员，那又有什么用呢?”
以上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的看法，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得到了体现。条例指出：“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坚持反对的领导，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才叫做白。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
在这一时期知识界再次探讨了“红专”关系，其中以冯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冯定自1957年起在有关文章和著作中多次阐述过“红专”问题。1962年6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红专”》一文，把“红专”关系概括为“红以导专、专以表红”八个字。他指出：红和专二者不仅不能偏废，而且是同一的，统一的。红，对专的关系来说，是以质为主；任何的专，都应该以这个质为指导，为目标。专，虽其各门类、各方面也各有不同的质，当对红的关系来说，是以量为主。它们就像划船，得有人掌舵，有人划桨一样。要使船向预定的目标迅速前进，掌舵和划桨都是需要而不能分离的。舵掌的不好，划桨越使劲甚至越会离开目标；划桨的人太少，劲太小，舵掌得再好也难望迅速前进。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但这并不是说红和专就没有差异性和对立性。红以导专，并非红即是专；专以表红，并非专即是红，将专红等同，认为有专必红，是不对的；相反，认为先专再红，这种“红专”完全分裂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红专”的关键在世界观。这表明人们对“红专”关系的认识，开始向正确的方面转变，可惜这一正确认识未能坚持下去。
1964年7月，姚伯茂撰文提出，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按照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不同情形，红与专的矛盾是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不需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任何人为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要红就不能专，要专就不能红，或者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8月2日，《文汇报》又发表姚伯茂的《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认为红与专并非绝对对立而应“合二而一”。
与姚伯茂文章发表的几乎同时，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主持修改，署名王中、郭佩衡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此后，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就由“商榷”发展为公开批判，而对姚伯茂包括此前冯定关于“红专”观点的批判，也随之调子越来越高。
持不同意见者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撰文，批评姚、冯的观点是抹杀了“红专”矛盾的阶级内容，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有的说，冯定的“红以导专，专以表红”的中
在学术理论界争论的同时，青年学生中也就“红专”问题展开了讨论。1964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秦秀荣的信，提出怎样看待“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思想。
围绕这一主题，1965年6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现身说法指出，我过去可以算是“三过”的典型。我“政治上过得去”，是政协委员；“业务上过得硬”，还有点技术；“生活上过得好”，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他认为，这种“三过”没有什么味道，不仅不舒服，而且别扭得很。在论述“又红又专”的重要性后，他批评了“只红不专”的观点。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红”而不“专”，那他这个“红”也是有问题的。这只能成为空头的政治家，对人民没有多少用处。根据一提“红专”，就是“红”重要，“专”不重要的情况，钱学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专”得已经太多，或者已经很够了。正相反，我们“专”得还太少，还很不够。否则，讲了几年又红又专，什么都没做出来，这不成了空话?这个“红”又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青年同志不要在“专”上有什么顾虑；只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真以思想挂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专”。为革命而“专”，越“专”越好。
在讨论的基础上，《中国青年报》1965年7月24日发表社论，对“红专”关系讨论作了总结，论证了“红专”讨论容易反复的合理性：“只要社会上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还有各种差别的存在，总是会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反对又红又专，鼓吹只专不红。这样，红与专问题的讨论，就会反复地进行。”在这一错误的理念引导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红专”的认识更是走上了邪路，交白卷者成为“红色”英雄，知识分子变为“臭老九”。
一方面，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认为只要“专”就有“白”的嫌疑，就会妨碍“红”的实现，生硬地把“红”与“专”对立起来。对此，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怎么写作。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为工农兵怎么写作，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他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他还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这一讲话，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摆正了“红”与“专”的关系，为新时期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红”的判断标准并不清楚。一贯认为，“红专
[责任编辑：杨文利]
[关键词]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红专” 又红又专
[]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67－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建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存在将“红”与“专”对立、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今天，重温“红专”问题的讨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1957～1958年的“红专”辩论
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但1957年随着反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重视业务学习的言行，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向科学进军”，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随后，他重申：“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领导等等问题”。把“红”与“专”结合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则是欠妥当的。
自此至1958年初，如何处理“红专”关系，就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辩论的一个主题。当时，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红专分工”等。
“先专后红”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有的认为国家需要技术干部，搞医学、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当然是以业务为主。第二，认为钻研业务难，学政治容易；业务在短期内要达到一定标准，政治是长期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时年轻力壮，要抓紧时间学好业务，出学校后再学政治不迟。第三，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既然思想已经差不多，毛病又出不了，为什么不可以先专后红呢?第四，认为业务就是政治，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如历史、经济、法律、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本身政治性就很强，搞这些业务就是搞政治。第五，认为没有马列主义也能搞好业务。他们说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指导不是科学照样发展吗?有人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不也一样促使搞好业务吗?第六，认为学理科的和学文科的应该有分工。学理科的应该以业务为主，学文科的应该以政治为主，学理科的可以先专后红。第七，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业务就是资本。有了业务也可以“红”了。只要技术好当上模范，不仅名誉、地位都有了，入党也容易。第八，有的认为政治理论看的越多，越容易产生分歧，立场越容易动摇，还是学技术好。第九，有的认为自己历史上有问题，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没有前途，只有在业务上努力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先专后红”的观点，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做出了评判。郭沫若、刘仙洲、梁思成、钱学森、翦伯赞、朱光潜等专家，也都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章剖析“先专后红”论。有的认为它不是青年成才的捷径，而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倡“先专后红”是危险的。有的把它比喻为先裹小脚，然后再设法去放大，是先注射毒汁，然后再设法去医治。这不但是愚昧的办法，而且是残忍的办法。
“多专少红”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需要大量专家。因此在业务上应抓紧，在政治上只求“粉红色”就行了。批判者认为，这一论点是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而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所谓“粉红色”只不过是“红”色的标签，“白”色的内容罢了。自居“粉红”、“少红”，实际上是灰色的，是近于“白色”的。1958年1月5日，蒋南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政治是灵魂》的文章，指出一个人政治上不好，这是“定性”，是性质问题，业务知识的多少是“定量”，是数量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全面发展，其中政治觉悟是决定性的。
“红专分工”论有两层意思。一是按人和人来分工。认为政治和业务性质上是彼此不同的，一个人很难兼顾。他们的论据是有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二是按时间的前后分工。认为在学习期间，因为时间少，课程忙，要先成为一个专家，然后再学政治，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资本，入党也容易。国内已有少数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入党。对第一层意思，批判者指出，“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这种现象是时代造成的，现在青年一面有好的业务学习环境，一面又有好的政治学习环境，竟以过去的结果为标准，难道说愿意先把自己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经过一段长期的“思想改造”吗?对第二层意思，批判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先专后红”的主张。有少数专家是入了党，但还有一些所谓的“家”，不但没有被接受入党，反而成了著名的分子，这可充分证明“先专”不见得“后红”。
对于“先红后专”的主张，1958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这种主张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应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
经过辩论，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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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追求又红又专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这一时期的“红专”辩论，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把那些埋头搞业务的所谓“只专不红、少红、先专后红”的知识分子，当成“白专”加以批判，并在随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当做“白旗”拔掉，导致“大跃进”中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红专”关系的调整
1957～1958年“红专”辩论后，经过三年“大跃进”，在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人仍存在模糊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在60年代初的调整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红专”关系的调整就成为一个重要方面。1961年4月，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叫红，什么叫白，这些都是政治概念，要划清界限才行。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不要把白和红这些政治概念，无限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5月，教育部长杨秀峰在天津大学指出：“现在对‘白专’道路概念不清，到处滥用，多念几本书就是‘白专’道路，使同学们不敢钻研科学，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系在一起，以后不要再提‘白专道路’这一名词”。6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举例说：“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赞成哪一个人?我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6月20日，聂荣臻在给和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当前有一种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报告提出，“‘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时，形象地谈了红与专问题，他说：“比如一个飞行员，如果不强调政治，对他不进行政治教育，他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感情，没有起码的社会主义觉悟，一起飞他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你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因此要对飞行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有另外一个飞行员，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绝不会飞到敌人那边去，他抱定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决心，然而他的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像这样的飞行员，那又有什么用呢?”
以上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的看法，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得到了体现。条例指出：“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坚持反对的领导，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才叫做白。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
在这一时期知识界再次探讨了“红专”关系，其中以冯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冯定自1957年起在有关文章和著作中多次阐述过“红专”问题。1962年6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红专”》一文，把“红专”关系概括为“红以导专、专以表红”八个字。他指出：红和专二者不仅不能偏废，而且是同一的，统一的。红，对专的关系来说，是以质为主；任何的专，都应该以这个质为指导，为目标。专，虽其各门类、各方面也各有不同的质，当对红的关系来说，是以量为主。它们就像划船，得有人掌舵，有人划桨一样。要使船向预定的目标迅速前进，掌舵和划桨都是需要而不能分离的。舵掌的不好，划桨越使劲甚至越会离开目标；划桨的人太少，劲太小，舵掌得再好也难望迅速前进。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但这并不是说红和专就没有差异性和对立性。红以导专，并非红即是专；专以表红，并非专即是红，将专红等同，认为有专必红，是不对的；相反，认为先专再红，这种“红专”完全分裂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红专”的关键在世界观。这表明人们对“红专”关系的认识，开始向正确的方面转变，可惜这一正确认识未能坚持下去。
三、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红专”关系争论再起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活动此起彼伏。1964年，在哲学战线上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讨论的同时，“红专”关系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1964年7月，姚伯茂撰文提出，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按照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不同情形，红与专的矛盾是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不需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任何人为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要红就不能专，要专就不能红，或者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8月2日，《文汇报》又发表姚伯茂的《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认为红与专并非绝对对立而应“合二而一”。
与姚伯茂文章发表的几乎同时，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主持修改，署名王中、郭佩衡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此后，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就由“商榷”发展为公开批判，而对姚伯茂包括此前冯定关于“红专”观点的批判，也随之调子越来越高。
持不同意见者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撰文，批评姚、冯的观点是抹杀了“红专”矛盾的阶级内容，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有的说，冯定的“红以导专，专以表红”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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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涵义是红由专来表现，是披着新的外衣，公开宣扬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认为，“红专”问题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矛盾，而不是“红”与“专”这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矛盾的内容无不深深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业务，总是要同一定阶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受它的制约。不是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怎么写作，就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怎么写作。又红又专，“红专”结合，是指业务要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率，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写作。“红专”分离，只专不红，是指业务与无产阶级政治分离，受资产阶级政治统率。因此，红与专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必须通过兴无灭资的斗争。冯定的“专以表红”论，姚伯茂的红与专“合二而一”论，是从“理论”上概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兴无灭资斗争的倾向，是适应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需要的矛盾调和论。在学术理论界争论的同时，青年学生中也就“红专”问题展开了讨论。1964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秦秀荣的信，提出怎样看待“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思想。
围绕这一主题，1965年6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现身说法指出，我过去可以算是“三过”的典型。我“政治上过得去”，是政协委员；“业务上过得硬”，还有点技术；“生活上过得好”，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他认为，这种“三过”没有什么味道，不仅不舒服，而且别扭得很。在论述“又红又专”的重要性后，他批评了“只红不专”的观点。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红”而不“专”，那他这个“红”也是有问题的。这只能成为空头的政治家，对人民没有多少用处。根据一提“红专”，就是“红”重要，“专”不重要的情况，钱学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专”得已经太多，或者已经很够了。正相反，我们“专”得还太少，还很不够。否则，讲了几年又红又专，什么都没做出来，这不成了空话?这个“红”又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青年同志不要在“专”上有什么顾虑；只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真以思想挂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专”。为革命而“专”，越“专”越好。
在讨论的基础上，《中国青年报》1965年7月24日发表社论，对“红专”关系讨论作了总结，论证了“红专”讨论容易反复的合理性：“只要社会上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还有各种差别的存在，总是会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反对又红又专，鼓吹只专不红。这样，红与专问题的讨论，就会反复地进行。”在这一错误的理念引导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红专”的认识更是走上了邪路，交白卷者成为“红色”英雄，知识分子变为“臭老九”。
四、对“红专”问题的再认识
追求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正确的，但“红专”问题的辩论没有使人们摆正“红”与“专”的关系，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认为只要“专”就有“白”的嫌疑，就会妨碍“红”的实现，生硬地把“红”与“专”对立起来。对此，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怎么写作。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为工农兵怎么写作，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他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他还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这一讲话，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摆正了“红”与“专”的关系，为新时期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红”的判断标准并不清楚。一贯认为，“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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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次关系是“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这从原则上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左”的情况下，评价“红”的标准变得越来越“左”，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陷入“左”的泥潭。鉴于历史教训，指出，对于专家来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责任编辑：杨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