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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忠君体国、忧国忧民是唐宋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南渡之乱，都发生在两个朝代的中期，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历史的进程，既给黎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给忠君体国、忧国忧民的诗人带来了广泛接触社会、关注民生的机遇，由此便形成了创作上的繁盛。中国古代茶花诗歌从社会审美的意识指向呈现出来的便是恤民忧国的忧患意识和忠君悲怆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古典诗歌茶花意象审美忧患
：A
唐宋时期，面对阶级矛盾，统治者驱民于死地，诗人持反对战争的态度，对下层百姓倾注了一腔同情。而面对民族矛盾，正统的忠君体国思想便处于突出地位，这一时期的诗歌流露出了伤乱时诗人在“国”与“民”之间，如何兼顾平衡的那种矛盾而痛苦的复杂心情：对君，忠而不无恨；对国，爱而不限哀；对民，则生命不息，其忧不止。
唐代的白居易从理论到实践，宣告和证明了他“惟歌生民病”的文学主张。在理论方面，白居易的口号特别响亮。他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己任，强调文学“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在实践方面，白居易的精神特别可贵，他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态度，创作了一序列反映民生苦难、抨击权豪势要的讽喻之作。
时至晚唐，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乱象丛生，下层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在这样的黄昏乱世中，如皮日休《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感而有寄》、陆龟蒙《奉和袭美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见寄次韵》通过“海石榴”的描述对民生疾苦一致投以关注的目光，他们以“诗旨未能忘救物”（杜荀鹤《自叙》）的情怀，发扬中唐新乐府派的优良传统，继续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考察他们的创作实际可见，揭露阶级矛盾，反映赋税沉重，描写乱世残破，乃其重要的主题取向。
宋诗人处于外患威胁的时代，社稷之忧时时盘结于心，这样，忧患意识就成为唐宋诗重要的意识指向之一。宋王朝文官政治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士大夫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宋代儒学的复兴，则极大地振奋了士大夫负重致远的弘毅抱负。因此，积贫积弱的国力与繁荣发达的文化之间形成的巨
作为一种理论抽象的“宋诗”概念，似乎真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艺术素质，即为论者所公认的与“唐音”相对的“宋调”。如果孤立地看这种素质，可以说有的唐诗下开“宋调”，有的宋诗嗣响“唐音”，归根结底是受到时代文化背景与社会心理的变迁，而诗人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心理则是“文理”与“世情”之相似度检测。因此，“唐音”和“宋调”艺术素质的差异，乃在于唐宋诗学意识指向的不同。宋代文化精神在制约宋诗的意识指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宋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鲜明地体现出了立异于唐诗的自觉。
宋人欣赏乐易而不满悲哀，似乎与此忧患意识自相矛盾。然而，宋人反对的悲哀怨愤，乃是个人性的一己之穷愁，此处所言忧患意识，乃是民族性的天下之忧，九州悲歌与秋虫孤吟，自有天渊之别。就主题而言，宋诗学中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恤民忧国的忧患意识
宋诗人作为文官政治的体现者，普遍对社会现实和平民生活表示强烈的关注，即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种“忧”不仅表现为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往往还连带着对自身尸位素餐的沉痛自责。
如范成大的《玉茗花》、《梅花山茶》、《石湖诗集》卷二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都旨在说明山茶具有色、香、姿、韵的品格。玉茗，就是古代白山茶的名种，在宋代就有玉茗花并建有玉茗亭是一致的。由于玉茗花为无二本的天下奇花，一是它“纯白得天真”（曾巩诗）、“格韵高绝”（陆游诗）。汤显祖以此花为堂名，是以花喻品格，表示他要像玉茗花那样孤贞介洁，格韵高绝。唐代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云：“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范成大当年由中书舍人出知广静江（即桂林）府时，曾撰著沿途纪行之书一卷，取韩愈诗意名为《骖鸾录》，因此这里又隐含着自比的意思。“可”，适合、相称的意思。天仙无意装束，鬓发飘拂，俊逸潇洒戴上一枝玉茗花，更显得神采标映，风韵遒上，姿容隽秀，真可谓花洁神清，纤尘不染。
宋人洪兴祖注屈原《九歌·大司命》说：“瑶花，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长寿。”晋人张华《游仙寺》也有句云：“列坐王母堂，艳体餐瑶华。”这种浩白如玉、清香幽淡的仙花自然不易对见，而诗人却不仅寻得此花，而且还采折下一枝。这高浩淡雅的白花自然理应送给淡妆素抹、冰清玉浩的女儿佩戴，但诗人却不能不为“折得瑶华付与谁”而发愁。人间女子只知道借铅粉生色，无不涂脂抹粉，着意妆扮；怎晓得靠铅华修饰容貌最不顶用，矫饰造作非但不能增添秀美，反而掩蔽了天然的姿色。“弄妆”，即修饰装扮；“迟”，延误。既然人间无可脱俗者，哪儿能寻得出上这玉花的主人呢？仙花还宜人戴。诗人在世间寻不出堪与玉茗花相配的人，只好把眼光移向天上。“直须远寄骖鸾客，鬓脚飘飘可一枝。”“直”，语气副词，“竟”或“真”的意思。“直须”即“真应该”。“骖鸾客”指仙人。诗人在三十年的仕宦官生涯中，坚持正义，关心民瘼，忠心爱国，因此，他虽然也曾做过两个月的参政，达到过“宰执”大臣的仕宦高峰，但却屡遭排挤、两次落职。棉队南宋王朝的腐败残破局面，他的诗作中过早地表现出孤独寂寞的情怀，悲感消沉的心境和洁身自好的品格。
在外患深重的时代，恤民的情怀必然会集中转化为对国事的忧虑。这种“报国”、“许国”之志，是宋诗人重要的思想价值取向，而“忧”与“愤”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刘克庄的《满江红》，表达了作者的爱花、惜花之情。开头两句，自称“老子”，有愤世嫉俗的嘲弄意味；接下来称自己铁石心肠，语似诙谐，意实刚烈，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不妥协的精神。刘克庄于灭亡在即的赵宋王朝，屡遭贬斥。这开头几句虽是开场陪衬，却显现了作者的主导思想。“尚一点”，笔锋一转，入题点明“爱花”。“爱花”与“铁石心肠”，一软一硬，相映成趣，英雄豪气与儿女情长二者有机的统一。接下四句具体描写“爱花”。“懊恼”两句从正面写，语言通俗自然，情意细腻熨帖，惟妙惟肖地传达出“爱花”的一片痴情。“奈暄风”两句是反写，现实无情，摧残鲜花，实在无奈。这里的“无情”与上面的一片痴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这里的怅惘与感慨，已为下片的描写作了过渡。刘克庄的这首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脱略形迹，不对物象（即海棠花）作工致细腻的描画，而是重在情感的抒发，借花诉忧，借酒浇愁，全词气势奔放，慷慨悲咽。刘克庄的《山茶》诗“性晚每经寒始拆，色深却爱日微烘。人言此树尤难养，暮溉晨浇自课僮。”该诗渲染了山茶花盛开的环境气氛。在百花争妍之余，山茶花独自开放，更加光彩照人。山茶性喜在寒冷时节吐花，“常共松杉守岁寒”；它花色深重，又爱承受温暖的阳光。这种喜寒逐暖的秉性，正是诗人所称道的。末尾二句诗人深情赞赏山茶花简朴平易的品格。山茶甚美，却受责难。一个“尤”字，更见责难之重。而诗人为之申辩，点明只要及时指使仆童早晚浇灌水就行。说明山茶花并非桀骜不驯之辈。此句含义深刻，也表现了诗人对山茶的特殊爱护。刘克庄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腐朽政治空气中，既不消沉，又敢于直言，与朝中主和派斗争。他的诗词就反映了这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如“长安城中多热官，朱门日高未启关”显示其忧国伤时的襟怀。诗的实质已非对具体文物的外流而感到惋惜，而是对华夏正统文化的惨遭毁弃而“感激流涕”。苏舜钦的《感兴》同样从文化角度表达了忧国情怀，诗中对宋仁宗的礼仪形式与辽国为伍的现象痛心疾首，这种维护华夏文化的忧患意识在南宋陆游那里表现得更为充分。
二忠君悲怆的忧患意识
宋人的忠君意识不能简单理解为效忠封建专制君主，而更多地带有维系汉民族国家完整的意味，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自有其正面的意义。
宋代的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所费甚多；加上与辽、西夏、金或兵戎相见，或求和苟安，向对方输绢纳粮，导致国力空虚，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置身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北宋文人与社会政治发生了多样的联系。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直接投身政治革新，王禹、梅尧臣等满怀政治热情，献计献策，苏轼则面对革新运动，主张谨慎，反对冒进。尽管在改革运动中，这些文人政见不同，但一致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忠君体国、忧国忧民。
宋代梅尧臣的诗“腊月冒寒开，楚梅犹不奈”；苏轼的诗“散火冰雪中，能传岁寒姿”；明代沈周的诗“老叶经寒壮岁华，猩红点点雪中葩”都是以寒梅来衬托山茶花的美好，实则暗示，清贫的诗人宁愿与寒梅作伴，山茶这样的富贵花是担当不起的。含蓄有致，富于情趣。
所以，宋人的“自适”、“娱心”之说，并未使宋诗流为轻薄浮浅的调笑，而常常是在外表的轻松幽默后面，透露出一丝苦涩和悲怆，展示出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襟怀。
由于强调“心”的自主性，宋诗表现得重心显然由物质世界的美感经验转到内心世界的心理经验上来。典型的“宋调”常常是情（意识）压倒景（物象）成为诗歌的主要成分。在宋诗中，人生的各种经验和意志被揭示得纤毫毕现：苏轼岭海时期的诗作最有成就的不是其风格平淡的诗篇，仍然是那些最能表现他艺术个性、最能体现苏诗本色的豪放风格的诗篇。这些诗篇放映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了作者在儒家道义和气节的引导下激发起的对艰险环境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这些诗篇虽然不多，却最为杰出，它们往往产生于作者遭遇巨大变化和心情最激动之时，一反其岭海时期创作的作风，有时还再现了作者盛年时嬉笑怒骂的特色，愤激之语夺腔而出。
苏轼的《王伯扬所藏赵昌山茶》是一首赞美山茶花好到极点的程度，表现出了诗人高超的写作技巧。美不胜收的东湖自然景色，使他举觞豪饮，终日忘返；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任性醉酒，顾及不到暮色苍茫，而当他衣冠不整的归来时，夜鼓钟声已隐隐敲响了。这是多么惬意的“乐乡”生活！诗人恍惚如屡仙境，在冲淡清闲中获得了高远自在的人生乐趣，这不是从他灵魂深处融汇成的“高风绝尘”的超脱风神又是什么呢？这种狂放不羁的“绝尘”生活，无疑会起到冲击、破坏封建黑暗社会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高风绝尘”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同时，苏轼又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我的意向，从而构建起他自己思维品性新坐标的人。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在孜孜以求的艺术创造探寻中，逐渐形成了他自我的新体系、新学说，从而形成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
总之，纯粹的感官经验已不再是宋诗人注意的中心，形象的直觉也退居次要地位，而自我意识的表达却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清）汪灏等辑：《佩文斋广群芳谱》，上海锦章图书馆，1949年版。
[3] （宋） 陆游撰：《剑南诗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作者简介：孙培华，男，1980—，云南华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古典诗歌茶花意象审美忧患
：A
唐宋时期，面对阶级矛盾，统治者驱民于死地，诗人持反对战争的态度，对下层百姓倾注了一腔同情。而面对民族矛盾，正统的忠君体国思想便处于突出地位，这一时期的诗歌流露出了伤乱时诗人在“国”与“民”之间，如何兼顾平衡的那种矛盾而痛苦的复杂心情：对君，忠而不无恨；对国，爱而不限哀；对民，则生命不息，其忧不止。
唐代的白居易从理论到实践，宣告和证明了他“惟歌生民病”的文学主张。在理论方面，白居易的口号特别响亮。他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己任，强调文学“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在实践方面，白居易的精神特别可贵，他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态度，创作了一序列反映民生苦难、抨击权豪势要的讽喻之作。
时至晚唐，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乱象丛生，下层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在这样的黄昏乱世中，如皮日休《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感而有寄》、陆龟蒙《奉和袭美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见寄次韵》通过“海石榴”的描述对民生疾苦一致投以关注的目光，他们以“诗旨未能忘救物”（杜荀鹤《自叙》）的情怀，发扬中唐新乐府派的优良传统，继续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考察他们的创作实际可见，揭露阶级矛盾，反映赋税沉重，描写乱世残破，乃其重要的主题取向。
宋诗人处于外患威胁的时代，社稷之忧时时盘结于心，这样，忧患意识就成为唐宋诗重要的意识指向之一。宋王朝文官政治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士大夫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宋代儒学的复兴，则极大地振奋了士大夫负重致远的弘毅抱负。因此，积贫积弱的国力与繁荣发达的文化之间形成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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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差，使得宋人维护华夏正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比任何朝代的士人都显得更为强烈。作为一种理论抽象的“宋诗”概念，似乎真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艺术素质，即为论者所公认的与“唐音”相对的“宋调”。如果孤立地看这种素质，可以说有的唐诗下开“宋调”，有的宋诗嗣响“唐音”，归根结底是受到时代文化背景与社会心理的变迁，而诗人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心理则是“文理”与“世情”之相似度检测。因此，“唐音”和“宋调”艺术素质的差异，乃在于唐宋诗学意识指向的不同。宋代文化精神在制约宋诗的意识指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宋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鲜明地体现出了立异于唐诗的自觉。
宋人欣赏乐易而不满悲哀，似乎与此忧患意识自相矛盾。然而，宋人反对的悲哀怨愤，乃是个人性的一己之穷愁，此处所言忧患意识，乃是民族性的天下之忧，九州悲歌与秋虫孤吟，自有天渊之别。就主题而言，宋诗学中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恤民忧国的忧患意识
宋诗人作为文官政治的体现者，普遍对社会现实和平民生活表示强烈的关注，即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种“忧”不仅表现为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往往还连带着对自身尸位素餐的沉痛自责。
如范成大的《玉茗花》、《梅花山茶》、《石湖诗集》卷二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都旨在说明山茶具有色、香、姿、韵的品格。玉茗，就是古代白山茶的名种，在宋代就有玉茗花并建有玉茗亭是一致的。由于玉茗花为无二本的天下奇花，一是它“纯白得天真”（曾巩诗）、“格韵高绝”（陆游诗）。汤显祖以此花为堂名，是以花喻品格，表示他要像玉茗花那样孤贞介洁，格韵高绝。唐代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云：“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范成大当年由中书舍人出知广静江（即桂林）府时，曾撰著沿途纪行之书一卷，取韩愈诗意名为《骖鸾录》，因此这里又隐含着自比的意思。“可”，适合、相称的意思。天仙无意装束，鬓发飘拂，俊逸潇洒戴上一枝玉茗花，更显得神采标映，风韵遒上，姿容隽秀，真可谓花洁神清，纤尘不染。
宋人洪兴祖注屈原《九歌·大司命》说：“瑶花，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长寿。”晋人张华《游仙寺》也有句云：“列坐王母堂，艳体餐瑶华。”这种浩白如玉、清香幽淡的仙花自然不易对见，而诗人却不仅寻得此花，而且还采折下一枝。这高浩淡雅的白花自然理应送给淡妆素抹、冰清玉浩的女儿佩戴，但诗人却不能不为“折得瑶华付与谁”而发愁。人间女子只知道借铅粉生色，无不涂脂抹粉，着意妆扮；怎晓得靠铅华修饰容貌最不顶用，矫饰造作非但不能增添秀美，反而掩蔽了天然的姿色。“弄妆”，即修饰装扮；“迟”，延误。既然人间无可脱俗者，哪儿能寻得出上这玉花的主人呢？仙花还宜人戴。诗人在世间寻不出堪与玉茗花相配的人，只好把眼光移向天上。“直须远寄骖鸾客，鬓脚飘飘可一枝。”“直”，语气副词，“竟”或“真”的意思。“直须”即“真应该”。“骖鸾客”指仙人。诗人在三十年的仕宦官生涯中，坚持正义，关心民瘼，忠心爱国，因此，他虽然也曾做过两个月的参政，达到过“宰执”大臣的仕宦高峰，但却屡遭排挤、两次落职。棉队南宋王朝的腐败残破局面，他的诗作中过早地表现出孤独寂寞的情怀，悲感消沉的心境和洁身自好的品格。
在外患深重的时代，恤民的情怀必然会集中转化为对国事的忧虑。这种“报国”、“许国”之志，是宋诗人重要的思想价值取向，而“忧”与“愤”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刘克庄的《满江红》，表达了作者的爱花、惜花之情。开头两句，自称“老子”，有愤世嫉俗的嘲弄意味；接下来称自己铁石心肠，语似诙谐，意实刚烈，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不妥协的精神。刘克庄于灭亡在即的赵宋王朝，屡遭贬斥。这开头几句虽是开场陪衬，却显现了作者的主导思想。“尚一点”，笔锋一转，入题点明“爱花”。“爱花”与“铁石心肠”，一软一硬，相映成趣，英雄豪气与儿女情长二者有机的统一。接下四句具体描写“爱花”。“懊恼”两句从正面写，语言通俗自然，情意细腻熨帖，惟妙惟肖地传达出“爱花”的一片痴情。“奈暄风”两句是反写，现实无情，摧残鲜花，实在无奈。这里的“无情”与上面的一片痴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这里的怅惘与感慨，已为下片的描写作了过渡。刘克庄的这首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脱略形迹，不对物象（即海棠花）作工致细腻的描画，而是重在情感的抒发，借花诉忧，借酒浇愁，全词气势奔放，慷慨悲咽。刘克庄的《山茶》诗“性晚每经寒始拆，色深却爱日微烘。人言此树尤难养，暮溉晨浇自课僮。”该诗渲染了山茶花盛开的环境气氛。在百花争妍之余，山茶花独自开放，更加光彩照人。山茶性喜在寒冷时节吐花，“常共松杉守岁寒”；它花色深重，又爱承受温暖的阳光。这种喜寒逐暖的秉性，正是诗人所称道的。末尾二句诗人深情赞赏山茶花简朴平易的品格。山茶甚美，却受责难。一个“尤”字，更见责难之重。而诗人为之申辩，点明只要及时指使仆童早晚浇灌水就行。说明山茶花并非桀骜不驯之辈。此句含义深刻，也表现了诗人对山茶的特殊爱护。刘克庄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腐朽政治空气中，既不消沉，又敢于直言，与朝中主和派斗争。他的诗词就反映了这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如“长安城中多热官，朱门日高未启关”显示其忧国伤时的襟怀。诗的实质已非对具体文物的外流而感到惋惜，而是对华夏正统文化的惨遭毁弃而“感激流涕”。苏舜钦的《感兴》同样从文化角度表达了忧国情怀，诗中对宋仁宗的礼仪形式与辽国为伍的现象痛心疾首，这种维护华夏文化的忧患意识在南宋陆游那里表现得更为充分。
二忠君悲怆的忧患意识
宋人的忠君意识不能简单理解为效忠封建专制君主，而更多地带有维系汉民族国家完整的意味，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自有其正面的意义。
宋代的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所费甚多；加上与辽、西夏、金或兵戎相见，或求和苟安，向对方输绢纳粮，导致国力空虚，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置身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北宋文人与社会政治发生了多样的联系。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直接投身政治革新，王禹、梅尧臣等满怀政治热情，献计献策，苏轼则面对革新运动，主张谨慎，反对冒进。尽管在改革运动中，这些文人政见不同，但一致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忠君体国、忧国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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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欧阳修有所不同，在为官政绩、文学成就、人生态度诸多方面人们给予苏轼的赞誉均有所涉及。“斯翁直是忧黎庶，到处仍看似里闾”（宋·陈藻《过黄州访东坡雪堂遗迹拟作》），这里主要肯定他与民分忧的儒者品格；“先生笔端侔造化，妙岁清名满天下。久知富贵等浮云，已悟世情同啖蔗”（宋·张侃《东坡诗词》），这里是文章、声誉和人生境界一并推崇。苏轼通过古诗词，有限的景观空间一头连接着晦暗阴沉的历史风云，一头通往人们无限广阔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批判历史，针砭弊政，表达爱憎情感，校正自我价值取向，进行着富有创作性的活动，使其作品的精神财富不断增值，不断丰富。宋代梅尧臣的诗“腊月冒寒开，楚梅犹不奈”；苏轼的诗“散火冰雪中，能传岁寒姿”；明代沈周的诗“老叶经寒壮岁华，猩红点点雪中葩”都是以寒梅来衬托山茶花的美好，实则暗示，清贫的诗人宁愿与寒梅作伴，山茶这样的富贵花是担当不起的。含蓄有致，富于情趣。
所以，宋人的“自适”、“娱心”之说，并未使宋诗流为轻薄浮浅的调笑，而常常是在外表的轻松幽默后面，透露出一丝苦涩和悲怆，展示出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襟怀。
由于强调“心”的自主性，宋诗表现得重心显然由物质世界的美感经验转到内心世界的心理经验上来。典型的“宋调”常常是情（意识）压倒景（物象）成为诗歌的主要成分。在宋诗中，人生的各种经验和意志被揭示得纤毫毕现：苏轼岭海时期的诗作最有成就的不是其风格平淡的诗篇，仍然是那些最能表现他艺术个性、最能体现苏诗本色的豪放风格的诗篇。这些诗篇放映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了作者在儒家道义和气节的引导下激发起的对艰险环境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这些诗篇虽然不多，却最为杰出，它们往往产生于作者遭遇巨大变化和心情最激动之时，一反其岭海时期创作的作风，有时还再现了作者盛年时嬉笑怒骂的特色，愤激之语夺腔而出。
苏轼的《王伯扬所藏赵昌山茶》是一首赞美山茶花好到极点的程度，表现出了诗人高超的写作技巧。美不胜收的东湖自然景色，使他举觞豪饮，终日忘返；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任性醉酒，顾及不到暮色苍茫，而当他衣冠不整的归来时，夜鼓钟声已隐隐敲响了。这是多么惬意的“乐乡”生活！诗人恍惚如屡仙境，在冲淡清闲中获得了高远自在的人生乐趣，这不是从他灵魂深处融汇成的“高风绝尘”的超脱风神又是什么呢？这种狂放不羁的“绝尘”生活，无疑会起到冲击、破坏封建黑暗社会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高风绝尘”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同时，苏轼又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我的意向，从而构建起他自己思维品性新坐标的人。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在孜孜以求的艺术创造探寻中，逐渐形成了他自我的新体系、新学说，从而形成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
总之，纯粹的感官经验已不再是宋诗人注意的中心，形象的直觉也退居次要地位，而自我意识的表达却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清）汪灏等辑：《佩文斋广群芳谱》，上海锦章图书馆，1949年版。
[3] （宋） 陆游撰：《剑南诗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作者简介：孙培华，男，1980—，云南华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