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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新兴的翻译研究视角，其倡导的“译者中心论”为文学译者批评提供了一个较为实用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回顾译者作为翻译批评客体的相关思想，指出进行文学译者批评的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进而论证了利用“译者中心论”进行文学译者批评研究的可行性。
关键词：文学译者批评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论理论框架
：A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的具体操作者，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翻译研究给予人的更多关注，对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研究的全面展开，译界愈加重视译者研究，译者批评研究和实践也日益受到译界的重视。“译者中心论”是学者继承译者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翻译活动进行的理论创新。在一定意义上说，“译者中心论”为译者批评研究，尤其是文学译者的批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回顾学者们对译者是否能成为翻译批评客体的讨论，来确立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批评客体的地位，进而在回顾以往译者批评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译者批评研究，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必要性，进而论证结合生态翻译学，确切地说，是生态翻译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译者中心论”进行文学译者批评研究的可行性。
一译者批评研究概述
翻译批评是伴随着翻译活动，并紧紧围绕翻译活动展开的。杨晓荣（2005：3）认为，“比较完整的翻译批评应是：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这一定义不仅点明了翻译批评的性质，还涉及了翻译批评的客体。
1译者作为翻译批评的客体
对于翻译批评的客体或对象，中国学者观点不一，大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倾向。广义视角以杨晓荣、许钧为代表，认为翻译批评的客体是翻译现象；而狭义视角以王宏印、刘宓庆等为代表，认为翻译批评的对象是译作。（温秀颖，2007：93）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董秋斯和茅盾针对翻译批评的讨论中就已把译者纳入翻译批评，“对批评对象的认识已经有了宏观的视野”（温秀颖，2007：92）。近年来，随着翻译批评视角逐渐向开放性、多元化发展，不仅翻译批评方法逐渐多元化，翻译批评的客体或对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翻译现象各个方面为对象的研究活动越来越多，从广义视角定义翻译批评客体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甚至，一些曾经坚信“翻译批评对象是译作”的学者也逐渐以更加“宽容”的视野进行翻译批评研究，例如，狭义倾向的代表学者王宏印教授（2009：230）把文学翻译批评定义为“以译作的文本批评为主要对象，兼顾译者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翻译批评活动”，译者批评进入文学翻译批评视野。可以说，译者是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已是当今译界的共识。
2
国外翻译批评理论的代表性研究，无论是德国学者Katharina Reiss（2004）的文本类型模式、Wolfram Wilss（2001）的客观化翻译批评参照框架，以及Juliane House（1997）将文本分析与功能进行对应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还是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2001）系统实用的翻译批评步骤研究，均以译本为批评客体，译者只是译本研究的一个参照因素。在译本批评领域，国外许多学者都颇有建树，然而进行译者批评的学者却只寥寥数人，主要有美国学者Bouglas Knight和William Frost。前者1951年所著的《蒲伯与史诗传统：评蒲伯的〈伊里亚特〉》把译者放在具体的时代及当时的文艺思潮和倾向中进行考察，并结合译者的翻译观展开批评；后者1955年所著的《德莱顿与翻译艺术》不仅考察译者所处的时代和译者的翻译观，还把译者动机纳入批评视野（肖维青，2010：15-16）。这两位学者对翻译批评的内容与视野进行了拓展，而未沿用传统的翻译批评模式（即仅通过译文和原文比照来评论译者的得失功过），是译者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和指导，因此仍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未能形成综合性分析与理论性探讨相结合的科学批评模式。
国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翻译批评理论、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专著或文集（如许钧，1992；杨晓荣，2005；王宏印，2006；肖维青，2010等）也均以译本为批评客体，这些译者批评实践也将译者的翻译观和译者所处的时代等背景变量纳入批评视野，但同样局限于具体译者特殊性的批评，并未进行综合性的译者批评理论研究。
总体来说，虽然国内外学者如今都承认翻译批评客体中最复杂、最直接、最活跃的不仅有译作，还有译者，但“目前译界队译者的研究与开拓却远不如对文本即译文的研究”（傅敬民，1997：4）。与卓有成效的译作批评理论相比，针对译者的批评实践较少，针对译者的批评理论则更少。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当代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语境下，翻译批评研究正“从原文中心、作者中心转向读者反应和译者中心”（肖维庆，2010：275）发展，“从作者（原文）、译者、读者的三维视角构建文学翻译的批评框架”必须纳入“文学翻译批评领域的本体研究”，其中包括“从译者的角度”，“从分析译者的教育背景、世界观、翻译观和翻译意图等入手，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描写与阐释”（司显柱，2007：91）。“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本体和当务之急就是要建构一个为文学翻译批评实践活动提供完整参数系统的批评体系，以避免当下那种‘感悟式的点评或挑错式的指正’”（同上），而文学译者批评研究原则、方法、步骤等正是这一批评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子系统。
二译者中心论视角下的译者
1“译者中心论”溯源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具体操作者，自有翻译活动以来，中外译论家关于译者的论述就持续不断（胡庚申，2004a：47）。从最初的感想式论断到当下的系统客观论证，各种翻译观对译者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对译者有不同的定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把译者推向翻译活动中心的是胡庚申教授首倡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生态翻译学”。胡教授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并以“译者中心说”为核心理论，从“三元”关系、诸“者”关系、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翻译实践等视角论证了译者的中心地位（胡庚申，2004a：83-100；胡庚申，2004b：13-15），译者终于由翻译研究的“边缘”走到“中心”。生态翻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译者中心论”，把译者主体性研究推向顶峰。这种从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问题的新理论发端于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它以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内外翻译界以生态学视角描述翻译活动的相关研究，依托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智慧，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和翻译问题，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胡庚申，2008a）。概括来说，强调翻译涉及各因素之间的有序关联、多维转换和整体互动，以“译者为中心”作为核心理念突出译者的地位和能动性，并运用“适者生存”的法则制约译者的翻译行为等观点直指翻译实际，使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区别于以往各种翻译理论（李亚舒、黄忠廉，2005：95）。
2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机制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活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从译前准备阶段的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确定，到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形式选择、文化内涵传递，都在译者“译有所为”思想的引领之下，译者的适应活动和选择活动都渗透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肯定。“译者中心论”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然而，翻译研究中“主体性”的界定仍存在分歧且“主体性”无法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基于这两点考虑，生态翻译学并未沿用“译者主体性”这一术语（胡庚申，2004a：97-98）。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通过译者进行的交际
三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与“译者中心论”
翻译实践证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着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等翻译活动诸环节，更是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是同一原作，不同的译者受到各自“翻译目的、语言修养、审美体验、个人经历”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必然产生不同的译文。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更是进行“创造性叛逆”活动的代表，因为文学翻译中必然涉及到艺术美感，而能否感知和再现艺术美感是译者能力的体现。（李静滢，2001：92；刘宓庆，2005）
生态翻译学运用生态学的“适应/选择”原理来解释译者产生译文的过程，认为翻译是译者的适应和选择活动，译作则是译者的适应和选择活动循环交替的结果。换言之，译者与译作是一体的，“利害一致”：译作“是译者价值的体现”，同时，“译者的‘生存’质量或‘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生产的译品”。通过“事前预防”、“多维度适应选择转换”、“汰弱留强”/“适者生存”/“事后追惩”这些译前预备机制、译中活动机制、译后监察和评价机制，生态翻译学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译者活动描述体系。同时，还利用“译有所为”兼顾译者翻译目的的评价，进而构建起整体性、综合性的译者能力评价机制，即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环境”的适应/选择能力评价。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论”是文学译者研究的深入发展，正如其创始人胡庚申教授提到的那样，“译者中心论证明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创造性和操控权的合理性（It also serves to justify translator’s creativity and authority in translation process involving literature）”（Hu，2004：115-116）。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就是一个“译者的理论”，是一个对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者中心论”为文学译者研究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切入的基点和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使整体性、系统性地评价文学译者成为可能。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就是一个“译者的理论”，是继承以往译者研究成果并进行科学创新的结晶，是译者研究的理论化呈现。正如翻译理论的新进展总是为翻译批评提供理论支持那样，译者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也必定能为译者批评提供可借鉴的理论框架。“译者中心论”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译者活动描述体系，其中既有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张扬，又蕴含了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对译者在译前、译中、译后这三个阶段的活动进行系统描述和评价。“译有所为”和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环境”的适应/选择更是超越了传统文学译者批评仅以译本批评为基础、译者批评参数匮乏这一局限。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者中心论”为系统构建文学译者批评模式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也必定会为进一步完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Hu Gengshen.Translator-centeredness[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
[3] 傅敬民：《论译者的个性问题》，《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4期。
[4]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5] 李静滢：《翻译批评：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外语学刊》，2001年第2期。
[6] 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读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
[7]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 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肖维青：《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高文芳，女，1984—，陕西神木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工程大学指挥学院。
关键词：文学译者批评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论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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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翻译活动中的具体操作者，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翻译研究给予人的更多关注，对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研究的全面展开，译界愈加重视译者研究，译者批评研究和实践也日益受到译界的重视。“译者中心论”是学者继承译者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翻译活动进行的理论创新。在一定意义上说，“译者中心论”为译者批评研究，尤其是文学译者的批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回顾学者们对译者是否能成为翻译批评客体的讨论，来确立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批评客体的地位，进而在回顾以往译者批评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译者批评研究，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必要性，进而论证结合生态翻译学，确切地说，是生态翻译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译者中心论”进行文学译者批评研究的可行性。
一译者批评研究概述
翻译批评是伴随着翻译活动，并紧紧围绕翻译活动展开的。杨晓荣（2005：3）认为，“比较完整的翻译批评应是：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这一定义不仅点明了翻译批评的性质，还涉及了翻译批评的客体。
1译者作为翻译批评的客体
对于翻译批评的客体或对象，中国学者观点不一，大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倾向。广义视角以杨晓荣、许钧为代表，认为翻译批评的客体是翻译现象；而狭义视角以王宏印、刘宓庆等为代表，认为翻译批评的对象是译作。（温秀颖，2007：93）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董秋斯和茅盾针对翻译批评的讨论中就已把译者纳入翻译批评，“对批评对象的认识已经有了宏观的视野”（温秀颖，2007：92）。近年来，随着翻译批评视角逐渐向开放性、多元化发展，不仅翻译批评方法逐渐多元化，翻译批评的客体或对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翻译现象各个方面为对象的研究活动越来越多，从广义视角定义翻译批评客体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甚至，一些曾经坚信“翻译批评对象是译作”的学者也逐渐以更加“宽容”的视野进行翻译批评研究，例如，狭义倾向的代表学者王宏印教授（2009：230）把文学翻译批评定义为“以译作的文本批评为主要对象，兼顾译者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翻译批评活动”，译者批评进入文学翻译批评视野。可以说，译者是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已是当今译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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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批评研究回顾国外翻译批评理论的代表性研究，无论是德国学者Katharina Reiss（2004）的文本类型模式、Wolfram Wilss（2001）的客观化翻译批评参照框架，以及Juliane House（1997）将文本分析与功能进行对应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还是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2001）系统实用的翻译批评步骤研究，均以译本为批评客体，译者只是译本研究的一个参照因素。在译本批评领域，国外许多学者都颇有建树，然而进行译者批评的学者却只寥寥数人，主要有美国学者Bouglas Knight和William Frost。前者1951年所著的《蒲伯与史诗传统：评蒲伯的〈伊里亚特〉》把译者放在具体的时代及当时的文艺思潮和倾向中进行考察，并结合译者的翻译观展开批评；后者1955年所著的《德莱顿与翻译艺术》不仅考察译者所处的时代和译者的翻译观，还把译者动机纳入批评视野（肖维青，2010：15-16）。这两位学者对翻译批评的内容与视野进行了拓展，而未沿用传统的翻译批评模式（即仅通过译文和原文比照来评论译者的得失功过），是译者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和指导，因此仍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未能形成综合性分析与理论性探讨相结合的科学批评模式。
国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翻译批评理论、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专著或文集（如许钧，1992；杨晓荣，2005；王宏印，2006；肖维青，2010等）也均以译本为批评客体，这些译者批评实践也将译者的翻译观和译者所处的时代等背景变量纳入批评视野，但同样局限于具体译者特殊性的批评，并未进行综合性的译者批评理论研究。
总体来说，虽然国内外学者如今都承认翻译批评客体中最复杂、最直接、最活跃的不仅有译作，还有译者，但“目前译界队译者的研究与开拓却远不如对文本即译文的研究”（傅敬民，1997：4）。与卓有成效的译作批评理论相比，针对译者的批评实践较少，针对译者的批评理论则更少。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当代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语境下，翻译批评研究正“从原文中心、作者中心转向读者反应和译者中心”（肖维庆，2010：275）发展，“从作者（原文）、译者、读者的三维视角构建文学翻译的批评框架”必须纳入“文学翻译批评领域的本体研究”，其中包括“从译者的角度”，“从分析译者的教育背景、世界观、翻译观和翻译意图等入手，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描写与阐释”（司显柱，2007：91）。“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本体和当务之急就是要建构一个为文学翻译批评实践活动提供完整参数系统的批评体系，以避免当下那种‘感悟式的点评或挑错式的指正’”（同上），而文学译者批评研究原则、方法、步骤等正是这一批评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子系统。
二译者中心论视角下的译者
1“译者中心论”溯源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具体操作者，自有翻译活动以来，中外译论家关于译者的论述就持续不断（胡庚申，2004a：47）。从最初的感想式论断到当下的系统客观论证，各种翻译观对译者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对译者有不同的定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把译者推向翻译活动中心的是胡庚申教授首倡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生态翻译学”。胡教授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并以“译者中心说”为核心理论，从“三元”关系、诸“者”关系、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翻译实践等视角论证了译者的中心地位（胡庚申，2004a：83-100；胡庚申，2004b：13-15），译者终于由翻译研究的“边缘”走到“中心”。生态翻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译者中心论”，把译者主体性研究推向顶峰。这种从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问题的新理论发端于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它以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内外翻译界以生态学视角描述翻译活动的相关研究，依托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智慧，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和翻译问题，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胡庚申，2008a）。概括来说，强调翻译涉及各因素之间的有序关联、多维转换和整体互动，以“译者为中心”作为核心理念突出译者的地位和能动性，并运用“适者生存”的法则制约译者的翻译行为等观点直指翻译实际，使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区别于以往各种翻译理论（李亚舒、黄忠廉，2005：95）。
2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机制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活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从译前准备阶段的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确定，到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形式选择、文化内涵传递，都在译者“译有所为”思想的引领之下，译者的适应活动和选择活动都渗透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肯定。“译者中心论”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然而，翻译研究中“主体性”的界定仍存在分歧且“主体性”无法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基于这两点考虑，生态翻译学并未沿用“译者主体性”这一术语（胡庚申，2004a：97-98）。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通过译者进行的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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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心，主导翻译活动，并以翻译过程为主线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描述体系。三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与“译者中心论”
翻译实践证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着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等翻译活动诸环节，更是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是同一原作，不同的译者受到各自“翻译目的、语言修养、审美体验、个人经历”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必然产生不同的译文。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更是进行“创造性叛逆”活动的代表，因为文学翻译中必然涉及到艺术美感，而能否感知和再现艺术美感是译者能力的体现。（李静滢，2001：92；刘宓庆，2005）
生态翻译学运用生态学的“适应/选择”原理来解释译者产生译文的过程，认为翻译是译者的适应和选择活动，译作则是译者的适应和选择活动循环交替的结果。换言之，译者与译作是一体的，“利害一致”：译作“是译者价值的体现”，同时，“译者的‘生存’质量或‘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生产的译品”。通过“事前预防”、“多维度适应选择转换”、“汰弱留强”/“适者生存”/“事后追惩”这些译前预备机制、译中活动机制、译后监察和评价机制，生态翻译学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译者活动描述体系。同时，还利用“译有所为”兼顾译者翻译目的的评价，进而构建起整体性、综合性的译者能力评价机制，即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环境”的适应/选择能力评价。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论”是文学译者研究的深入发展，正如其创始人胡庚申教授提到的那样，“译者中心论证明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创造性和操控权的合理性（It also serves to justify translator’s creativity and authority in translation process involving literature）”（Hu，2004：115-116）。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就是一个“译者的理论”，是一个对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者中心论”为文学译者研究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切入的基点和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使整体性、系统性地评价文学译者成为可能。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就是一个“译者的理论”，是继承以往译者研究成果并进行科学创新的结晶，是译者研究的理论化呈现。正如翻译理论的新进展总是为翻译批评提供理论支持那样，译者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也必定能为译者批评提供可借鉴的理论框架。“译者中心论”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译者活动描述体系，其中既有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张扬，又蕴含了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对译者在译前、译中、译后这三个阶段的活动进行系统描述和评价。“译有所为”和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环境”的适应/选择更是超越了传统文学译者批评仅以译本批评为基础、译者批评参数匮乏这一局限。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者中心论”为系统构建文学译者批评模式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也必定会为进一步完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Hu Gengshen.Translator-centeredness[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
4.（2）.
蔡新乐：《〈翻译适应选择论〉简评》，《上海科技翻译》，2006年第1期。[3] 傅敬民：《论译者的个性问题》，《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4期。
[4]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5] 李静滢：《翻译批评：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外语学刊》，2001年第2期。
[6] 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读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
[7]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 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肖维青：《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高文芳，女，1984—，陕西神木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工程大学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