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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元诗选》癸集共收录“金宋遗老”160人。这些遗民诗人虽然经历不同，但由于他们誓不与元廷为伍，而和当时的仕宦类诗人相区别。在宗师前人方面，“金宋遗老”几乎均以唐人唐诗为师学的对象，而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质，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更是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充溢于“金宋遗老”诗歌中的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悲，即成为了他们以关心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为己任的最直接反映。“结社式”创作与“同题集咏式”创作，以近体诗为主的审美倾向，是“金宋遗老”表现在创作方面的三大特点。
关键词：元初诗 金宋遗老 故国之思 黍离之悲 创作特点
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代的历史原因，在元初诗坛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这就是被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癸集“癸之甲”中称之为“
“金宋遗老”的成员分析
《元诗选》癸集“癸之甲”以整卷的篇幅，共收录了各类“金宋遗老”诗人整160家(此数据不确，具体详下)。这些“遗老”诗人，本隶属于金源与南宋两个时代，但由于战争的原因，而使得他们成为了一群生活于南北文化大融合背景下的特殊诗人。这些诗人因誓不与元政权为伍，而以老死山林区别于当时的仕宦类诗人。他们虽然被称之为“金宋遗老”，其实只是一个具有相当年份跨度的诗人群体。据史载，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元灭金，宋帝爵祥兴二年(1279)，南宋又为元世祖忽必烈所灭，这些诗人即因此而成为了“金宋遗老”。可见，在“金宋遗老”这个诗人群体中，“金遗老”与“宋遗老”之间至少存在着45年的时间跨度。45年的时间跨度横亘在“金遗老”与“宋遗老”之间，而使得这两个朝代的“遗老”诗人们，极有可能都不曾谋面，或者说谋面者极少。这是因为，除了45年的时间跨度之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地理区域方面的隔阂。一般而言，“金遗老”中的成员主要为北方籍诗人，而“宋遗老”中的成员则多古籍南国，因此，除特殊情况外，这两个“遗老”集团的南北成员是很少有机会相聚或者相识的。所以，尽管《元诗选》癸集将“金遗老”与“宋遗老”合而为一，使之成为一个“金宋遗老”的诗人整体，并以一卷的篇幅收录其诗，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却是相当明显的。据粗略统计，在《元诗选》癸集所收录的“金宋遗老”这一诗人群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情况，即属于“金遗老”的为9人，属于“宋遗老”的为整120人，而有31人却难以确考。其具体为：
(一)“金遗老”中的9位诗人依序为：魏瑶、杨弘道、白贲、贾竹、翟炳、王鼎、员炎、程瑁、程希贤。
(二)“宋遗老”中的的120位诗人依序为：赵复、张谦、张模、罗椅、刘应凤、陈泷、楼仲友、顾逢、龚开、胡一桂、刘应李、黄越然、黄宏、丁易东、魏新之、高唏远、彭九万、陈岩、蒋捷、张逢源、陈观、王易简、钱仲鼎、钱资深、钱以道、凌岩、王复元、王谦、汪斗建、吕起尤、杜浚之、龚孟夔、连文凤、赵若檄、范师孔、李珏、罗太瘦、詹载道、汤弥昌、刘应龟、贡子仁、郭镗、盛如梓、戴天锡、盛彪、潘奕、屠约、于昌文、傅定保、郑芳叔、郑觉民、张著、罗志仁、熊朋来、熊太古、张梦应、梁相、曾遇、徐天祐、唐良骥、赵璧、曾子良、何鸣凤、高镕、全璧、高翔、胡斗南、吴语溪、黄义贞、陈希声、陈帝用、郑深劲、赵由烨、冯澄、杨本然、吕文老、方赏、刘汝钧、翁合老、刘蒙山、周暕、东必曾、赵必范、胡南、姜霖、方尚老、朱孟翁、赵必拆、刘时可、许元发、洪贵叔、徐端甫、朱释老、李萼、陈君用、蔡潭、俞自得、王进之、戴东老、陈文增，以及李草窗等17人。
(三)难以考知其原藉的31人为：马昀、宋远、周景、李简、苏寿元、章彬、赵时远、陆鹏南、乔在、彭元逊、卢朔、颜奎、杨学文、杨学李、谭梦翁、刘一飞、周伯晹、张叔晹、吴仁杰、周钧山、陈达观、林子明、姚潼翔、叶水村、袁安道、陈应江、王剑川、陈天斋、郑溥、孙平斋、刘南金。
在以上的三类“遗老”诗人中，如果将无考者中的31人不计，则“宋遗老”乃为“金宋遗老”这一诗人群体中的主力军。虽然，“宋遗老”有整120人之多，但其中却有16人并非为“遗老”，即其在入元后均曾为官，且直至病卒。如盛如梓，“大德间为嘉定州学教授，以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又如盛彪，“大德四年，以纯儒茂老，清才笃学，授吉水教授，调镇江学正，终养归卒”。其他均与此二人的情况相类。凡此，均是盛如梓等人在元初曾入仕之证。所以，盛如梓等16人实际上皆为仕宦类诗人之属，而应将其编入《元诗选》癸集的“癸之乙”。这16位非“遗老”诗人依序为：王谦、郭镗、盛如梓、盛彪、潘奕、屠约、于昌文、傅定保、郑觉民、张著、罗志仁、熊朋来、熊太古、张梦应、梁相、曾遇。将这16人及其诗作一同编人“金宋遗老”而未编人“仕宦”类者，究竟是顾嗣立初编稿之误，抑或为席世臣等人重编或修订所致，因资料所限，已均不可考。如果剔除此16人不计，则“宋遗老”乃为104人，也即《元诗选》癸集中的“金宋遗老”实际为144人。又，连文凤小传有云：“当时鼎革初定，宋之遗老，散处东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曾不闻以标榜犯时忌，亦可见元时法纲之宽矣。”据此可知，《元诗选》癸集所收“宋遗老”104人，其实只是当时“宋之遗老”“二千七百馀人”中的一个极少部分。
在144位“金宋遗老”诗人中，就顾嗣立为其所撰小传言(其中有少许诗人无作者小传，如汪梦狂、李吟山、罗宜城、李叔钧等)，其于各自所在国不曾为元灭亡之前，或仕于金源或仕于南宋者，共有40人左右。但这些人在金源与南宋相继为元所灭后，即皆人元而不仕。至于那些在金源或南宋乃为布衣者，入元后不仅依然如故，而且有不少人还采用改换姓名的形式，以示坚决不与元廷为伍。在这部分诗人中，以“宋遗老”最具代表性，如连文凤在“宋亡后，变姓名为罗公福”；东必曾“元初，变姓名为陈柔著”；刘蒙山“元初变姓名为田起东”；刘汝钧“元初变姓名为邓草迳”；何鸣凤“宋亡后，变姓名，自称喻似之，又称陈纬孙”；陈希声“宋亡，变姓名为元长卿，又称闻人伯仲”；蔡潭“元初，托名为冷泉僧志宁”等，即皆为其例。而更多的“遗老”诗人，则是结为诗社(或吟社)，并以吟咏联唱自娱终生。如翁罗椅“元初与刘鉴清叟、刘应凤书台诸人往还唱和，推为一时耆宿”，陈泷“宋亡后，四人相维不仕，以吟咏唱和自娱”，连文凤在“变姓名为罗公福”后，即“结杭清吟社”，全璧“与白埏结社”，周暕“元初，与东必曾孝先结武林社”，赵必拆“元初，结杭白云社”等，即无不如此。其中也有一些“遗老”是以讲学终生的，如被编为“癸之甲”卷首的“江汉先生赵复”，即为典型的一例。据该小传所载，赵复在“岁乙未”(1235)元铁骑南下伐宋之际，即北上至燕都，并为元世祖所赏识，但其最终却选择了以讲学终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先生始也”。又如刘应李，“人元不仕，退与熊退斋、胡双湖讲学于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益深。后建化龙书院于莒潭，聚徒讲授，学者云集。”此外，以讲学终生者，还有龚孟夔、高唏远、钱仲鼎等多位“遗老”。
生当江山易代之际的“金宋遗老”诗人们，虽然以种种形式表示对元政权的不可接受，但其中却又有一部分人深得元廷君主的赏识，如魏瑶、赵复、陈岩等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赵复为元世祖忽必烈所赏识者，已如上述。而魏瑶则曾获得元廷的征召殊荣，对此，顾嗣立在“魏征君瑶”小传中已曾言之：“瑶字邦颜，号玉峰，弘州顺圣人。由太学生中金贞祐三年词赋第，补尚书省令史，迁褒县县令，召拜朝朝大夫、翰林修撰。金亡，北还乡里。庚戌岁，元
“金宋遗老”的师学指向
《元诗选》癸集“癸之甲”共收录了160位“金宋遗老”的367首诗，若除去上述王谦等16人(非“金宋遗老”)的27首诗，实际为144人诗340首。其中，收诗最少者为1首，有85人，收诗最多者为彭秋宇，凡19首。除彭秋宇外，收诗6首以上(含6首)者，另有15人，即：赵复6首、员炎6首、刘应凤6首、楼仲友6首、龚开6首、李简6首、陈观6首、吕起尤6首、潭梦翁7首、徐天祐8首、颜奎8首、凌岩9首、刘一飞9首、唐泾12首、彭元逊12首，共计16人132首诗。仅从诗歌数量言，彭秋宇等16人为“金宋遗老”中的代表诗人，已不言而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6人132首诗中，属于“金遗老”者只有员炎1人6首诗，其余15人122首诗，则全部属于“宋遗老”。这一事实表明，“宋遗老”诗歌又乃为“金宋遗老”诗歌之大端。
作为诗人，“金宋遗老”虽然分别来自金源与南宋两个国度，且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不同的文学素养，但他们在宗师前人方面，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即其几乎都是以唐人唐诗为师学对象的。金代诗人尊宗唐人唐诗，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已有所言：“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今三十年……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其以唐人为指归者亦不变也。”金代诗人“以唐人为指归”之说，即因元好问这篇文章而始。而元好问为之写“引”的《小亨集》的作者“淄川杨叔能”，即正是一位“金遗老”诗人。杨叔能就是《元诗选》癸集中的“杨处士弘道”。顾嗣立为“杨处士弘道”所撰小传有云：“弘道字叔能，号素庵，淄川人。金末，补父荫不就，与元好问裕之、刘祁京叔、杨奂焕然辈皆以诗鸣，其诗以唐人为指归。入京师，见赵礼部闲闲、杨吏部之美。二公见其《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不已。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完全是据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一文而为。在其他“金遗老”诗人中，以唐人唐诗为师学对象者，据顾嗣立所撰写之“作者小传”可知，另有翟炳、白贲等，如翟炳是“性坦率，诗效白乐天”；与翟炳同为“林州人”的贾竹、王鼎，不仅“并以诗名”，而且因均曾隐于林虑山被时人称之为“林虑三隐”，则贾竹、王鼎二人之诗，与白居易诗也应是不无关系的。
从宗唐的角度进行审视，南宋诗人对唐人唐诗的尊宗与师学，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成熟与理性，而且还因之催生出了一个“诗史诗派”，所以，因战争而成为元初诗人之一的“宋遗老”，即无不被打上了“善学唐”的文学烙印。“诗史诗派”在南宋初期的诞生与形成，是当时诗人们尊宗杜甫其人其诗的具体表现。由于这个诗派特别注重于杜甫“诗史”的特质，而深深影响着“中兴时期”与南宋末期的大批诗人，以至于出现了如文天祥《集杜诗》这样的大型连章体组诗。而与文天祥生活于同一时期的诗人，如彭秋宇、唐泾等，在人元后即成为了《元诗选》癸集中的“宋遗老”，因此，他们在师学唐人唐诗方面，也就理所当然地会将杜甫诗歌作为其师学的首选对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戴天锡即为其例。据载，戴天锡友人邓善之，曾“谓其诗早宗太白，渐成深沉，用少陵法。每论诗至历代正变，是非优劣，又如老史持律，明烛幽暗。”戴天锡由“早宗太白”而一变为“用少陵法”者，正可称得上是“诗史诗派”的余绪。又如“忠义”诗人彭秋宇，还曾以杜甫相喻而自称为“少陵野老”，其《乙亥冬》诗有云：“少陵野老怀忠愤，醉里攒眉强自吟。”既云“少陵野老怀忠愤”，则彭秋宇诗具有“诗史”的特点，也就不言而喻。又如以《昭忠逸咏》诗集名世的刘如村(麟瑞)，也曾自比杜甫，对此，王介夫《题刘如村昭忠逸咏》一诗已有记载，而其中的“山中杜甫老忠肝”一句，则又足可见出刘如村所受杜甫其人其诗的影响之深。
除了尊宗杜甫其人其诗外，“宋遗老”之于唐人唐诗的学习，还表现在对其他诗人的师学方面，如上举戴天锡的“早宗李白”，以及“人以陶阮辈目之”的赵若樾“深得晚唐风致”等，即皆为其例。又如崇安人郑德普，“号景崖，幼颖敏，淹洽子史，而尤刻意于诗，其《题灵岩》云：‘山蒸云气晴能雨，泉挟风声夏亦寒。’《题齐云峰》云：‘石润粘苍藓，涧高流白云。’《咏南楼》云：‘雁断风仍急，鸟啼天正阴。’直可追配唐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宋遗老”尊宗唐人唐诗的一些具体反映。总体而言，在普遍“宗唐”与“变唐”的宋、金、元三代，作为遗民诗人之一部分的“金遗老”与“宋遗老”，其之尊宗唐人唐诗者，既是一种文学现象的必然反映，也是这些“金宋遗老”雅好唐人唐诗的结果所致。他们的尊宗唐人唐诗，着眼于各自所处时代的地域文化与审美倾向而言，在“以唐人为指归”的作用下，或“诗学退之”，或“诗效白乐天”，或“用少陵法”，或自称“少陵野老”等，虽然师学的对象有别，但大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即是说，这些“金宋遗老”们之所以“诗学退之”，之所以“诗效白乐天”与自称“少陵野老”者，都是重在师学其“忧黎元”、“补时阙”的现实精神。正因此，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忆恋故国山河，即成了“金宋遗老”诗歌中一个闪光的亮点。
“金宋遗老”的诗歌创作
在“金宋遗老”中，自称为“少陵野老”的彭秋宇，既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诗人，又是《忠
“金宋遗老”的创作特点
作为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金宋遗老”之于诗歌的创作，与当时的北方藉本土诗人和仕宦类诗人相比，其成就虽然要逊色许多，但他们对于元初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却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虽然，他们并非为活跃于元初诗坛上的主流诗人，但他们在完成金元诗歌之间的过渡，以及宋元诗歌的承续与对接等方面，都应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宋遗老”之于诗歌的创作，还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与特点。
其一是“结社式”的唱和。所谓“结社式”的唱和，是指在“金宋遗老”中苦干具有“结社”性质的诗人群，他们在栖息山林之际，或者放浪山水与寓居故里期间，分别进行着题材相近与风格相似的诗歌创作，但所押之韵却并不要求在同一韵部。在144位“金宋遗老”中，具有“结社”特点的诗人群，主要有“林虑三隐”(贾竹、翟炳、王鼎)、“苏台四妙”(翁陈泷、汤益、高常、顾逢)、“桐庐三友”(魏新之、孙潼发、袁易)、“杭清吟社”(连文凤等)等，其中，最具影响者则首推“月泉吟社”。“月泉吟社”的创始者为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吴渭。吴渭在南宋时曾任义乌县令，人元后退居故里，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人倡立“月泉吟社”，并向各地吟社广发邀请函，以“预于小春月望命题”。对此，《元诗选》癸集中的连文凤小传、吴澄小传等，均有专门之记载。如连文凤小传云：“至元二十四年，字清翁，号潜斋，约诸乡遗老为月泉吟社，预于小春月望命题，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诸乡吟社用好纸楷书，明书州里姓号，如期来浦江交卷，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因用范石湖故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延谢翱皋羽、方凤景山、吴思齐子善，相与甲乙评骘。计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取中二百八十，刻诗六十名，而以罗公福(即连文凤在宋亡后所改名——引者注)为第一。当时鼎革初定，宋之遗老，散处东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待这场以范成大“《春日田同杂兴》为题”的“结社式”唱和创作结束后，吴渭即取其中前“六十名”之诗，编成了《月泉吟社》(一作《月泉吟社集》，见《元诗选癸集·吴澄》)一书。明末清初时期，王士稹在撰写《池北偶谈》时，虽曾对《月泉吟社》所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但他却又认为谢翱等人所“评骘”的60位诗人的名次“未尽当意”，因而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名次编排，如将第一名罗公福(连文凤)改排为“二十一名”等。“月泉吟社”及其“结社式”的唱和创作影响之大，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其二是“同题集咏式”的创作。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同题集咏式”主要是指某一些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所用诗题虽然相同，诗的内容也大体类似，但这些诗人却并非为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结社性质的诗人群体。而此，也是“同题集咏式”创作区别于“结社式”唱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如上举吴渭所编《月泉吟社》中的60位作者也不例外。这60位作者的诗题尽管都为《春日田园杂兴》，即其均具有“同题集咏”的特点，但顾嗣立在为连文凤撰写的小传中，已用“诸乡吟社”四字将这些人的结社性质交待得甚为清楚，即参加者都是以“诸乡”的“吟社”为单位的，而非某一诗人的个人行为。而在“金宋遗老”中，采用“同题集咏式”创作形式进行诗歌创作者，刘深等11人对《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的创作，则乃最具代表性。据《元诗选》癸集所收录的刘深等11人之《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诗可知，这11人的同题之作，虽然都是因对赵宜诚《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三首》进行“集咏”的结果，但刘深等11人既不属于某一“吟社”的成员，也不曾与赵宜诚结为吟社，即他们对《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三首》这一诗题的“集咏”，均属于自发性的参与，而非有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组识。而且，他们的“集咏”也并非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这种创作形式，对于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西湖竹枝酬唱”，应是不无影响的。
其三是以近体诗为主。据统计，在144位“金宋遗老”的340首诗中，古体有55首，近体有285首。其具体为：四古3首、五古33首、七古13首、杂体6首；五绝7首、七绝86首、五律35首、七律157首。这一具体数据表明，近体诗不仅是“金宋遗老”们的首选，而且七律与七绝乃为其之最爱。近体诗讲究平仄对仗，注重音律美，因此较古体诗更受诗人们的青睐。而从发展的角度言，近体诗由于在唐代杜甫时期即已相当成熟完善，因而便成为了当时及其后诗人们深为喜爱的一种诗体形式，宋代诗人由于受唐人唐诗的影响，所以于近体诗也特别雅好，这从江西诗派、江湖派等诗人多以近体诗为主进行创作，以及方回编辑《瀛奎律髓》一书专以五律、七律为入选条件等，即可准确获知。而方回所生活的年代，正与“金宋遗老”为同一时期，则方回注重近体诗的诗选学思想对其有所影响，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更何况，方回的有关诗篇，还被“宋遗老”中的赵秉善编入了《忠义集》(详上)。所有这些，均可说明，“金宋遗老”对于近体诗的喜爱以至于首选，既为其审美理念之使然，又与近体诗在当时发展的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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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初诗 金宋遗老 故国之思 黍离之悲 创作特点
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代的历史原因，在元初诗坛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这就是被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癸集“癸之甲”中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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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宋遗老”的一批遗民诗人。在元政权162年(1206～1368)的发展史上，其先灭金源，继灭南宋，而使得这两个朝代的许多诗人，一变而成为了老死山林的“遗老”。《元诗选》癸集首次将这些“金宋遗老”的诗歌进行收录与整理，并在材料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为其撰写了作者小传，其此举实堪称道。虽然如此，但《元诗选》癸集所收录的“金宋遗老”，实际上只是金源与南宋灭亡后“遗老”诗人的一部分，而并非活跃于元初诗坛上的“金宋遗老”之全部。对于《元诗选》癸集以外的“金宋遗老”诗人，拙作《元初三大诗人群体的乐府诗创作》一文已有所论及，所以，本文主要针对《元诗选》癸集中的一批“金宋遗老”及其诗歌创作，略作观照。“金宋遗老”的成员分析
《元诗选》癸集“癸之甲”以整卷的篇幅，共收录了各类“金宋遗老”诗人整160家(此数据不确，具体详下)。这些“遗老”诗人，本隶属于金源与南宋两个时代，但由于战争的原因，而使得他们成为了一群生活于南北文化大融合背景下的特殊诗人。这些诗人因誓不与元政权为伍，而以老死山林区别于当时的仕宦类诗人。他们虽然被称之为“金宋遗老”，其实只是一个具有相当年份跨度的诗人群体。据史载，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元灭金，宋帝爵祥兴二年(1279)，南宋又为元世祖忽必烈所灭，这些诗人即因此而成为了“金宋遗老”。可见，在“金宋遗老”这个诗人群体中，“金遗老”与“宋遗老”之间至少存在着45年的时间跨度。45年的时间跨度横亘在“金遗老”与“宋遗老”之间，而使得这两个朝代的“遗老”诗人们，极有可能都不曾谋面，或者说谋面者极少。这是因为，除了45年的时间跨度之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地理区域方面的隔阂。一般而言，“金遗老”中的成员主要为北方籍诗人，而“宋遗老”中的成员则多古籍南国，因此，除特殊情况外，这两个“遗老”集团的南北成员是很少有机会相聚或者相识的。所以，尽管《元诗选》癸集将“金遗老”与“宋遗老”合而为一，使之成为一个“金宋遗老”的诗人整体，并以一卷的篇幅收录其诗，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却是相当明显的。据粗略统计，在《元诗选》癸集所收录的“金宋遗老”这一诗人群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情况，即属于“金遗老”的为9人，属于“宋遗老”的为整120人，而有31人却难以确考。其具体为：
(一)“金遗老”中的9位诗人依序为：魏瑶、杨弘道、白贲、贾竹、翟炳、王鼎、员炎、程瑁、程希贤。
(二)“宋遗老”中的的120位诗人依序为：赵复、张谦、张模、罗椅、刘应凤、陈泷、楼仲友、顾逢、龚开、胡一桂、刘应李、黄越然、黄宏、丁易东、魏新之、高唏远、彭九万、陈岩、蒋捷、张逢源、陈观、王易简、钱仲鼎、钱资深、钱以道、凌岩、王复元、王谦、汪斗建、吕起尤、杜浚之、龚孟夔、连文凤、赵若檄、范师孔、李珏、罗太瘦、詹载道、汤弥昌、刘应龟、贡子仁、郭镗、盛如梓、戴天锡、盛彪、潘奕、屠约、于昌文、傅定保、郑芳叔、郑觉民、张著、罗志仁、熊朋来、熊太古、张梦应、梁相、曾遇、徐天祐、唐良骥、赵璧、曾子良、何鸣凤、高镕、全璧、高翔、胡斗南、吴语溪、黄义贞、陈希声、陈帝用、郑深劲、赵由烨、冯澄、杨本然、吕文老、方赏、刘汝钧、翁合老、刘蒙山、周暕、东必曾、赵必范、胡南、姜霖、方尚老、朱孟翁、赵必拆、刘时可、许元发、洪贵叔、徐端甫、朱释老、李萼、陈君用、蔡潭、俞自得、王进之、戴东老、陈文增，以及李草窗等17人。
(三)难以考知其原藉的31人为：马昀、宋远、周景、李简、苏寿元、章彬、赵时远、陆鹏南、乔在、彭元逊、卢朔、颜奎、杨学文、杨学李、谭梦翁、刘一飞、周伯晹、张叔晹、吴仁杰、周钧山、陈达观、林子明、姚潼翔、叶水村、袁安道、陈应江、王剑川、陈天斋、郑溥、孙平斋、刘南金。
在以上的三类“遗老”诗人中，如果将无考者中的31人不计，则“宋遗老”乃为“金宋遗老”这一诗人群体中的主力军。虽然，“宋遗老”有整120人之多，但其中却有16人并非为“遗老”，即其在入元后均曾为官，且直至病卒。如盛如梓，“大德间为嘉定州学教授，以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又如盛彪，“大德四年，以纯儒茂老，清才笃学，授吉水教授，调镇江学正，终养归卒”。其他均与此二人的情况相类。凡此，均是盛如梓等人在元初曾入仕之证。所以，盛如梓等16人实际上皆为仕宦类诗人之属，而应将其编入《元诗选》癸集的“癸之乙”。这16位非“遗老”诗人依序为：王谦、郭镗、盛如梓、盛彪、潘奕、屠约、于昌文、傅定保、郑觉民、张著、罗志仁、熊朋来、熊太古、张梦应、梁相、曾遇。将这16人及其诗作一同编人“金宋遗老”而未编人“仕宦”类者，究竟是顾嗣立初编稿之误，抑或为席世臣等人重编或修订所致，因资料所限，已均不可考。如果剔除此16人不计，则“宋遗老”乃为104人，也即《元诗选》癸集中的“金宋遗老”实际为144人。又，连文凤小传有云：“当时鼎革初定，宋之遗老，散处东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曾不闻以标榜犯时忌，亦可见元时法纲之宽矣。”据此可知，《元诗选》癸集所收“宋遗老”104人，其实只是当时“宋之遗老”“二千七百馀人”中的一个极少部分。
在144位“金宋遗老”诗人中，就顾嗣立为其所撰小传言(其中有少许诗人无作者小传，如汪梦狂、李吟山、罗宜城、李叔钧等)，其于各自所在国不曾为元灭亡之前，或仕于金源或仕于南宋者，共有40人左右。但这些人在金源与南宋相继为元所灭后，即皆人元而不仕。至于那些在金源或南宋乃为布衣者，入元后不仅依然如故，而且有不少人还采用改换姓名的形式，以示坚决不与元廷为伍。在这部分诗人中，以“宋遗老”最具代表性，如连文凤在“宋亡后，变姓名为罗公福”；东必曾“元初，变姓名为陈柔著”；刘蒙山“元初变姓名为田起东”；刘汝钧“元初变姓名为邓草迳”；何鸣凤“宋亡后，变姓名，自称喻似之，又称陈纬孙”；陈希声“宋亡，变姓名为元长卿，又称闻人伯仲”；蔡潭“元初，托名为冷泉僧志宁”等，即皆为其例。而更多的“遗老”诗人，则是结为诗社(或吟社)，并以吟咏联唱自娱终生。如翁罗椅“元初与刘鉴清叟、刘应凤书台诸人往还唱和，推为一时耆宿”，陈泷“宋亡后，四人相维不仕，以吟咏唱和自娱”，连文凤在“变姓名为罗公福”后，即“结杭清吟社”，全璧“与白埏结社”，周暕“元初，与东必曾孝先结武林社”，赵必拆“元初，结杭白云社”等，即无不如此。其中也有一些“遗老”是以讲学终生的，如被编为“癸之甲”卷首的“江汉先生赵复”，即为典型的一例。据该小传所载，赵复在“岁乙未”(1235)元铁骑南下伐宋之际，即北上至燕都，并为元世祖所赏识，但其最终却选择了以讲学终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先生始也”。又如刘应李，“人元不仕，退与熊退斋、胡双湖讲学于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益深。后建化龙书院于莒潭，聚徒讲授，学者云集。”此外，以讲学终生者，还有龚孟夔、高唏远、钱仲鼎等多位“遗老”。
生当江山易代之际的“金宋遗老”诗人们，虽然以种种形式表示对元政权的不可接受，但其中却又有一部分人深得元廷君主的赏识，如魏瑶、赵复、陈岩等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赵复为元世祖忽必烈所赏识者，已如上述。而魏瑶则曾获得元廷的征召殊荣，对此，顾嗣立在“魏征君瑶”小传中已曾言之：“瑶字邦颜，号玉峰，弘州顺圣人。由太学生中金贞祐三年词赋第，补尚书省令史，迁褒县县令，召拜朝朝大夫、翰林修撰。金亡，北还乡里。庚戌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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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居潜邸，闻其名，征至和林。人见，瑶条陈便宜三十馀事，举名士六十馀人以对。”虽然如此，魏瑶却并不曾为元所用，这从“魏征君瑶”之“征君”二字即略可获知。这些闻名于当时并为忽必烈等人所赏识的“金元遗老”，之所以誓不与元政权为伍者，“江汉先生赵复”小传引赵复之所言，乃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以“吾父母国”喻宋，则赵复对南宋的殷深情谊与拳拳爱国之心，乃皆寓其中。赵复是如此，魏瑶之于金源亦然。此则表明，对故国的念念不忘，是致使大批金元诗人在元初之所以成为“金元遗老”的最根本性原因。“金宋遗老”的师学指向
《元诗选》癸集“癸之甲”共收录了160位“金宋遗老”的367首诗，若除去上述王谦等16人(非“金宋遗老”)的27首诗，实际为144人诗340首。其中，收诗最少者为1首，有85人，收诗最多者为彭秋宇，凡19首。除彭秋宇外，收诗6首以上(含6首)者，另有15人，即：赵复6首、员炎6首、刘应凤6首、楼仲友6首、龚开6首、李简6首、陈观6首、吕起尤6首、潭梦翁7首、徐天祐8首、颜奎8首、凌岩9首、刘一飞9首、唐泾12首、彭元逊12首，共计16人132首诗。仅从诗歌数量言，彭秋宇等16人为“金宋遗老”中的代表诗人，已不言而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6人132首诗中，属于“金遗老”者只有员炎1人6首诗，其余15人122首诗，则全部属于“宋遗老”。这一事实表明，“宋遗老”诗歌又乃为“金宋遗老”诗歌之大端。
作为诗人，“金宋遗老”虽然分别来自金源与南宋两个国度，且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不同的文学素养，但他们在宗师前人方面，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即其几乎都是以唐人唐诗为师学对象的。金代诗人尊宗唐人唐诗，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已有所言：“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今三十年……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其以唐人为指归者亦不变也。”金代诗人“以唐人为指归”之说，即因元好问这篇文章而始。而元好问为之写“引”的《小亨集》的作者“淄川杨叔能”，即正是一位“金遗老”诗人。杨叔能就是《元诗选》癸集中的“杨处士弘道”。顾嗣立为“杨处士弘道”所撰小传有云：“弘道字叔能，号素庵，淄川人。金末，补父荫不就，与元好问裕之、刘祁京叔、杨奂焕然辈皆以诗鸣，其诗以唐人为指归。入京师，见赵礼部闲闲、杨吏部之美。二公见其《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不已。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完全是据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一文而为。在其他“金遗老”诗人中，以唐人唐诗为师学对象者，据顾嗣立所撰写之“作者小传”可知，另有翟炳、白贲等，如翟炳是“性坦率，诗效白乐天”；与翟炳同为“林州人”的贾竹、王鼎，不仅“并以诗名”，而且因均曾隐于林虑山被时人称之为“林虑三隐”，则贾竹、王鼎二人之诗，与白居易诗也应是不无关系的。
从宗唐的角度进行审视，南宋诗人对唐人唐诗的尊宗与师学，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成熟与理性，而且还因之催生出了一个“诗史诗派”，所以，因战争而成为元初诗人之一的“宋遗老”，即无不被打上了“善学唐”的文学烙印。“诗史诗派”在南宋初期的诞生与形成，是当时诗人们尊宗杜甫其人其诗的具体表现。由于这个诗派特别注重于杜甫“诗史”的特质，而深深影响着“中兴时期”与南宋末期的大批诗人，以至于出现了如文天祥《集杜诗》这样的大型连章体组诗。而与文天祥生活于同一时期的诗人，如彭秋宇、唐泾等，在人元后即成为了《元诗选》癸集中的“宋遗老”，因此，他们在师学唐人唐诗方面，也就理所当然地会将杜甫诗歌作为其师学的首选对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戴天锡即为其例。据载，戴天锡友人邓善之，曾“谓其诗早宗太白，渐成深沉，用少陵法。每论诗至历代正变，是非优劣，又如老史持律，明烛幽暗。”戴天锡由“早宗太白”而一变为“用少陵法”者，正可称得上是“诗史诗派”的余绪。又如“忠义”诗人彭秋宇，还曾以杜甫相喻而自称为“少陵野老”，其《乙亥冬》诗有云：“少陵野老怀忠愤，醉里攒眉强自吟。”既云“少陵野老怀忠愤”，则彭秋宇诗具有“诗史”的特点，也就不言而喻。又如以《昭忠逸咏》诗集名世的刘如村(麟瑞)，也曾自比杜甫，对此，王介夫《题刘如村昭忠逸咏》一诗已有记载，而其中的“山中杜甫老忠肝”一句，则又足可见出刘如村所受杜甫其人其诗的影响之深。
除了尊宗杜甫其人其诗外，“宋遗老”之于唐人唐诗的学习，还表现在对其他诗人的师学方面，如上举戴天锡的“早宗李白”，以及“人以陶阮辈目之”的赵若樾“深得晚唐风致”等，即皆为其例。又如崇安人郑德普，“号景崖，幼颖敏，淹洽子史，而尤刻意于诗，其《题灵岩》云：‘山蒸云气晴能雨，泉挟风声夏亦寒。’《题齐云峰》云：‘石润粘苍藓，涧高流白云。’《咏南楼》云：‘雁断风仍急，鸟啼天正阴。’直可追配唐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宋遗老”尊宗唐人唐诗的一些具体反映。总体而言，在普遍“宗唐”与“变唐”的宋、金、元三代，作为遗民诗人之一部分的“金遗老”与“宋遗老”，其之尊宗唐人唐诗者，既是一种文学现象的必然反映，也是这些“金宋遗老”雅好唐人唐诗的结果所致。他们的尊宗唐人唐诗，着眼于各自所处时代的地域文化与审美倾向而言，在“以唐人为指归”的作用下，或“诗学退之”，或“诗效白乐天”，或“用少陵法”，或自称“少陵野老”等，虽然师学的对象有别，但大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即是说，这些“金宋遗老”们之所以“诗学退之”，之所以“诗效白乐天”与自称“少陵野老”者，都是重在师学其“忧黎元”、“补时阙”的现实精神。正因此，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忆恋故国山河，即成了“金宋遗老”诗歌中一个闪光的亮点。
“金宋遗老”的诗歌创作
在“金宋遗老”中，自称为“少陵野老”的彭秋宇，既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诗人，又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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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具代表性者，当推杨弘道、翟炳、魏瑶3人。杨弘道字叔能，号素庵，今山东淄博人，金亡国后，曾南下襄汉，为宋人辟为唐州司户兼文学，不久弃去，晚年寓居益都以终生。作为诗人，杨弘道不仅反对战争，而且对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深表关注，如著名的《空山谣》即为其例。从诗中“春磨沃饥火”句推敲，此诗当为作者“避乱走襄汉”时的产物。诗中所写，如“颓垣俯积灰，破屋仰见星”，“杀戮馀稚老，疲赢行欲倾”，“往时百馀家，今日数人存”等，皆属对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是诗人憎恨与厌恶战争的最直接反映。而“诗效白乐天”的翟炳《邺台行》一诗，所写却是又一番面目，此诗为一首典型的怀古之作。诗题中的“邺台”，即曹操建安十五年(210)冬建于邺城的铜雀台。铜雀台建成后，曹操既曾在此与建安七子等人宴饮赋诗，慷慨任气，又曾于台下引漳水人玄武池，操练，所以，铜雀台之于曹操而言，实际上就是他权力与事业的一种象征。然而，昔年的辉煌与成就，却早已成为历史，故而翟炳于“邺台”所见者，乃为“铜雀惟馀漳水流，金凤深埋城上土”，所以他才深有感触地说：“邺台咫尺若有灵，好作移文来吊古”!翟炳凭吊历史上的邺台，是否关联着现实中的燕都，可任由读者去想象。但魏瑶的《燕城书事》一诗，却是一首实实在在的“燕都忆旧”。诗云：“山势回环西北高，强燕自古出英豪。地连云朔偏宜马，人袭衣冠尽带刀。尘暗玉楼无凤宿，云埋金水似龙韬。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全诗所写，使得作者对大金国的思念之情，乃跃然纸上。“金宋遗老”的创作特点
作为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金宋遗老”之于诗歌的创作，与当时的北方藉本土诗人和仕宦类诗人相比，其成就虽然要逊色许多，但他们对于元初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却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虽然，他们并非为活跃于元初诗坛上的主流诗人，但他们在完成金元诗歌之间的过渡，以及宋元诗歌的承续与对接等方面，都应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宋遗老”之于诗歌的创作，还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与特点。
其一是“结社式”的唱和。所谓“结社式”的唱和，是指在“金宋遗老”中苦干具有“结社”性质的诗人群，他们在栖息山林之际，或者放浪山水与寓居故里期间，分别进行着题材相近与风格相似的诗歌创作，但所押之韵却并不要求在同一韵部。在144位“金宋遗老”中，具有“结社”特点的诗人群，主要有“林虑三隐”(贾竹、翟炳、王鼎)、“苏台四妙”(翁陈泷、汤益、高常、顾逢)、“桐庐三友”(魏新之、孙潼发、袁易)、“杭清吟社”(连文凤等)等，其中，最具影响者则首推“月泉吟社”。“月泉吟社”的创始者为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吴渭。吴渭在南宋时曾任义乌县令，人元后退居故里，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人倡立“月泉吟社”，并向各地吟社广发邀请函，以“预于小春月望命题”。对此，《元诗选》癸集中的连文凤小传、吴澄小传等，均有专门之记载。如连文凤小传云：“至元二十四年，字清翁，号潜斋，约诸乡遗老为月泉吟社，预于小春月望命题，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诸乡吟社用好纸楷书，明书州里姓号，如期来浦江交卷，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因用范石湖故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延谢翱皋羽、方凤景山、吴思齐子善，相与甲乙评骘。计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取中二百八十，刻诗六十名，而以罗公福(即连文凤在宋亡后所改名——引者注)为第一。当时鼎革初定，宋之遗老，散处东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待这场以范成大“《春日田同杂兴》为题”的“结社式”唱和创作结束后，吴渭即取其中前“六十名”之诗，编成了《月泉吟社》(一作《月泉吟社集》，见《元诗选癸集·吴澄》)一书。明末清初时期，王士稹在撰写《池北偶谈》时，虽曾对《月泉吟社》所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但他却又认为谢翱等人所“评骘”的60位诗人的名次“未尽当意”，因而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名次编排，如将第一名罗公福(连文凤)改排为“二十一名”等。“月泉吟社”及其“结社式”的唱和创作影响之大，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其二是“同题集咏式”的创作。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同题集咏式”主要是指某一些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所用诗题虽然相同，诗的内容也大体类似，但这些诗人却并非为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结社性质的诗人群体。而此，也是“同题集咏式”创作区别于“结社式”唱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如上举吴渭所编《月泉吟社》中的60位作者也不例外。这60位作者的诗题尽管都为《春日田园杂兴》，即其均具有“同题集咏”的特点，但顾嗣立在为连文凤撰写的小传中，已用“诸乡吟社”四字将这些人的结社性质交待得甚为清楚，即参加者都是以“诸乡”的“吟社”为单位的，而非某一诗人的个人行为。而在“金宋遗老”中，采用“同题集咏式”创作形式进行诗歌创作者，刘深等11人对《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的创作，则乃最具代表性。据《元诗选》癸集所收录的刘深等11人之《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诗可知，这11人的同题之作，虽然都是因对赵宜诚《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三首》进行“集咏”的结果，但刘深等11人既不属于某一“吟社”的成员，也不曾与赵宜诚结为吟社，即他们对《钱塘怀古题仙源云仍家谱三首》这一诗题的“集咏”，均属于自发性的参与，而非有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组识。而且，他们的“集咏”也并非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这种创作形式，对于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西湖竹枝酬唱”，应是不无影响的。
其三是以近体诗为主。据统计，在144位“金宋遗老”的340首诗中，古体有55首，近体有285首。其具体为：四古3首、五古33首、七古13首、杂体6首；五绝7首、七绝86首、五律35首、七律157首。这一具体数据表明，近体诗不仅是“金宋遗老”们的首选，而且七律与七绝乃为其之最爱。近体诗讲究平仄对仗，注重音律美，因此较古体诗更受诗人们的青睐。而从发展的角度言，近体诗由于在唐代杜甫时期即已相当成熟完善，因而便成为了当时及其后诗人们深为喜爱的一种诗体形式，宋代诗人由于受唐人唐诗的影响，所以于近体诗也特别雅好，这从江西诗派、江湖派等诗人多以近体诗为主进行创作，以及方回编辑《瀛奎律髓》一书专以五律、七律为入选条件等，即可准确获知。而方回所生活的年代，正与“金宋遗老”为同一时期，则方回注重近体诗的诗选学思想对其有所影响，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更何况，方回的有关诗篇，还被“宋遗老”中的赵秉善编入了《忠义集》(详上)。所有这些，均可说明，“金宋遗老”对于近体诗的喜爱以至于首选，既为其审美理念之使然，又与近体诗在当时发展的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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