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世纪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新动向

摘要：新世纪以来，人民内部矛盾又出现了新动向：在产生渠道上，分配领域的主渠道地位更加显现，特别是权力性利益矛盾凸显；在运动态势上，利益竞争中出现了底层维权抗争新动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土地流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运动形式上，在阶层竞争中出现了强弱两极对立新动向，特别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背后顽固的逆趋势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矛盾性质上，呈现出对抗性加大的新动向，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之间的对抗性下降了，但体制之间的对抗上升了，特别是经济体制与政体体制、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基层政权与社会底层之间矛盾的对抗性上升了；在内部关系上，官民对立使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明朗化。
关键词：人民内部矛盾；新特征；新动向
1007-5194（2012）05-0174-08
同志在“7.23”讲话中明确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同志的讲话精神，可以体会到，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冲刺阶段，发展仍然是关键，发展的本质要求就是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为科学发展创设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必须研究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笔者曾对新时期以来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特征作了探索。这些新特征是：在产生渠道上，虽然分配领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渠道，但却出现了全方位、多渠道产生的新特征；在运动状态上，尽管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都产生着矛盾，但却呈现出向利益矛盾集中的新特征；在运动形式上，虽在阶级关系基本结束后，人们交往关系表现出阶层利益竞争的新特征；在矛盾性质上，虽然矛盾的两个方面基本一致，但越来越表现出局部性对抗的新特征；在内部关系上，各种群体矛盾并不平衡，越来越呈现出向干群利益矛盾聚焦的新特征。透过这些特征，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人们交往关系已经结束了过去那种以“高度一致”、“集中统一”为标志的“史前时期”，进入了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竞争博弈”、“共同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本真状态。
然而，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特征，是新时期30多年以来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呈献给新世纪的礼物；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人民内部矛盾在上述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还在向前发展。从微观层面研究问题，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放大”，就会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关键期的到来，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动向。洞察这些新动向，我们将会看到，当前深化改革的艰难、干群关系的紧张局势、各地突发频发的件、特别是利益受损群体的维权抗争，都是这种新动向的突出表现。及时洞察当前人民内部矛盾运动新动向，有助于研究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站在时代的高度找到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和路径。

一、在运动态势上，人民内部利益竞争出现了底层维权抗争新动向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一度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发散式态势，表现在利益群体从单一化向着多样化转变，矛盾存在的领域从单向度向多向度转变，矛盾产生的渠道从单渠道向着多渠道转变，矛盾的特点从单一型向着复合型转变；然而自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民内部矛盾演化中的多样化、复杂化的发散式势头在减弱，利益矛盾正以强劲的势头凸显出来，使当今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又出现了收敛性态势。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中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在向利益矛盾集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在强弱两极博弈中出现了底层维权抗争的新动向。
1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返贫问题”引起的维权抗争。城乡一体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改善社会结构、化解社会矛盾的重大举措。然而与许多政策的执行一样，这一重大决策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也正在发生扭曲。本来，党的这项政策，是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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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高后，群众自觉自愿的走向一体化。但是，当前许多地方并没有根据农民生活实际推进这种建设，而是长官意志第一，强迫性推行，甚至搞成一种运动。这样做的结果，初衷与结果是背道而驰的，表面上看，农村整齐划一了，农民住进了新房子，过上了城市生活；而实际上农民的钱袋子却被掏空了，大多数债台高筑，他们返贫了。返贫农民对长官意志产生了抗拒心理，面对强行拆迁、强行断水断电，维权抗争中群体事件此起彼伏。
2　“土地流转”中农民为了保住土地发生的维权抗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农动和农民战争无不都在争夺土地。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结束了原来农民对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上的分离状态，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起来，都交给了农民，极大地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然而，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现行的土地制度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而土地集约化经营就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向。但这种政策的推行也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尤其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否则，再好的政策都会在执行中发生异化，变成一些人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法权工具，使农民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不翼而飞。从当前情况看，土地集约化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搜刮农民。农民交出土地，土地集中连片后，交开发商经营，于是，交出农民后的农民就由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土地的附庸，面临着双层盘剥，既受土地租赁的盘剥，又受人力雇佣的盘剥。于是，农村中出现了新生的“劳资矛盾”这样一种奇特现象，从而引起了维权抗争。
3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维权抗争出现泄愤倾向。随着农民工产业大军的形成，农民工正在从“沉默”或“失语”状态觉醒起来。在“2006年的珠江三角洲企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遭受到利益侵害的受访农民工占23.7％，其中有28.2％的人通过行政投诉进行利益抗争，有24.8％的人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利益抗争。农民工在体制内的低下地位往往迫使他们比其他群体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更加引起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例如，2000年至2004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因维护自身权益而产生的件从2405起增加到4008起，参加人数从2001年的16万多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25万人次。2003年广东惠州市，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集体、罢工等件占当年突发事件总数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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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之间的矛盾对抗性下降了，但各种体制之间却发生着强烈碰撞，其中经济体制与政体体制之间的碰撞最为剧烈。当时之所以将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来对待，是确立在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不这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要解决这种对抗性矛盾，就必须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发动一场革命，进行重新选择。现在看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许多体制改革非常成功，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顺利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这一工具理性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当前体制改革并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很滞后，有些方面还形成了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新桎梏，特别是权贵利益联盟，已经成了深化改革的绊脚石，不踢开这个绊脚石，深化改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2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矛盾的对抗性下降了，但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管理权之间的对抗性上升了。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突出地表现为“所有权的空壳化现象”非常突出。在实际操作权恶性膨胀后，公有制的所有权有被操作权架空的倾向。这种现象首先表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主人公地位的下降。既然是国有企业，理当是国家的、全民的，企业职工当仁不让地具有主人公地位；然而，国家和全民又不能直接去经营企业，只能委托少数人写作技巧国家、全民和职工管理企业，于是企业所有权与操作权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权力并没有掌握在企业职工手中，更没有掌握在全社会成员手中，而是落在了国企管理人员的手中。职工在企业改革中频频下岗失业，连自己的岗位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主人公地位？企业改制重组中并不征求职工意见，一切由管理者说了算。只是国企高级管理人员工资与职工工资的巨大悬殊、不断暴出国企老总天价公务消费，就已经将这个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同样，公有制所有权的空壳化现象在农村土地问题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来，农村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当然是公有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然而集体不见了，土地的所有者也就不见了，而作为经营者的农民也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在实行了土地承包后，农村土地表现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既非农村集体所有，也非农户所有，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处在一种奇怪的游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就代替农村集体，成了农村土地的实际所有人，而操控权实际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于是，在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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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中，一些投机开发商正就是看准了这种有利时机，与一些政府官员结成利益联盟，进行土地投机。
在我国，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操作权分离的结果，已经使所有权实际操控在操作者手中，这不仅在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管理中司空见惯，而且在机关事业单位中也随处可见，甚至政权建设中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政权建设的实际操作权掌握在少数官员的手中。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有制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提出了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探索出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且二者之间的对抗性更加明显了。
3　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抗强度有所减弱，但社会单位内部矛盾的对抗性却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博弈和冲突具有一定的对抗性。改革初期，随着政策的放活，非公有制企业凭借自身灵活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像雨后春笋一样迅猛发展起来，一度时期形成了“公退民进”的强劲势头；后来随着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新双轨制”的形成，又曾出现了“公进民退”的回归势头。这两种势头你来我往，就说明了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抗性。现在看来，不论“公退民进”还是“民退公进”虽然还处在激烈的博弈之中，特别是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准入问题上，二者还存在明显的对抗性，但总体上说，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已经过去了，公私矛盾呈现出缓和趋势，或者说处于基本稳定平衡的相持阶段。然而，与所有制之间对抗性缓和趋势相反，社会单位内部的对抗性却处在上升态势。
国有企业内部对抗性上升就是典型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逐渐建立了政企分开的管理机制；二是进行了公司制改造，逐渐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这两项重要的改革，一方面增强了企业活力，调动了企业内部积极性；然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企业改制后，最明显的变化，是企业管理权限下移，职工主人公地位下降。特别是在分配方面形成了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内部分配机制，在增强企业活力、调动企业内部积极性的同时，矛盾也产生了。随着管理权限下移，特别是随着分配政策的放活，一些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拉开了档次，甚至出现了收入分配悬殊的现象。近年来，随着这类企业分配权的不断获得，于是利益都向着企业管理者特别是向着高管们倾斜，致使高管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国企高管与职工的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在国有企业内部率先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致使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矛盾变得特别尖锐。加之一度时期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运动”，更使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雪上加霜，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4　随着党的惠民政策的推行，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但基层政权与社会底层之间矛盾的对抗性上升了。目前人民内部矛盾系统中，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呼声最大、意见最多的问题，就是党政官员个人利益与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官僚主义作风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表现。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和作用，使一些手握实权、贪心很重的官员，挖空心思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中寻找自己利益的“合法”空间，致使的惠民政策在执行中往往被严重扭曲，到了操作层面，甚至完全走样了。这就使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问的矛盾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近些年来件频繁发生，并愈演愈烈，但件都发生在基层，大多数都是针对基层政权，特别是发生在县乡两级，贵州事件、湖北黄石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四川万州事件等，都发生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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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视问题比回避矛盾更有利。当前执政党的干群矛盾之所以上升到非常激化的程度，乃至于成了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认识不足，不敢正视问题，而是有意回避问题，实践跟进当然也就不到位。从理论上说，受传统理论的影响，认为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只是剥削阶级社会的事，而与我们这样的社会无关。其实这是非常幼稚的。现在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但管理与被告管理、治理与被治理、协调与被协调、怎么写作与被怎么写作之间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实际上，这些矛盾也就是刘少奇当时所说的“领导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从实践上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中曾经犯过“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吃了大亏，于是就得上了恐惧症，从此这一问题就成了大家都避而不谈的敏感问题。
那么，是不是不承认人民内部存在主要矛盾，就能使党的干群关系变得融洽、党内由利益引出的种种消极现象就能自行消失，那个“历史周期率”问题就能自动解决呢？这种想法确实有点不切实际。事实上，不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已经带来了诸多危害。要知道，统治与被统治、治理与被治理、管理与被管理、怎么写作与被怎么写作之间从来就是一对矛盾，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概莫能外，并不会因为我们不承认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去研究它，只能会使我们无法认识和把握它的规律性，以致走弯路，付出沉重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党内腐败分子前“腐”后继，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大旗下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分析起来，原因固然很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人民内部主要矛盾问题视若禁区，很少研究，没有划清正当利益与这些特殊利益之间的边界，使种种不正当的利益以种种高尚辞藻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现实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并在此指导下真心实意地解决干群关系问题，才能真正抓住社会和谐的关键。
概括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在上世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更新的动向和特征。这些更新的特征是：在产生渠道上，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从全方位多渠道中出现了“新单一化”的新动向，在权力经济作用下分配领域的矛盾更加突出；在运动态势上，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从利益集中过程中出现了底层维权抗争的新动向；在运动形式上，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从全社会阶层竞争中出现了强弱两极对立的新动向；在基本性质上，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对抗性进一步加大的新动向；在矛盾的内部关系上，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向干群利益矛盾集中的新动向。透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世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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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人们在交往关系上结束了“史前时期”、进入了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为总特征的真实状态。对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运动新动向和新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把握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基本规律，从新的高度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方法和路径，从而为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先进强大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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