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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制约。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发展，而守旧落后的政治文化则阻碍政治发展。“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和北约盟军一道出兵阿富汗，暂时打垮了政权。尽管阿富汗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政府，但却仍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家。本文探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分析阻碍后时代阿富汗政治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阿富汗 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西部，是伊朗高原东部的内陆国家。“阿富汗”这个称谓按古波斯语的解释，意思是“山上人居住的地方”，外文的国名全称是“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意思就是“山上人的国家”。阿富汗领土面积约为65.23万平方公里，人口在苏联入侵前达到2200万，由于战争造成大量移民，现在人口约1600万，其中逊尼派穆斯林占80%，什叶派穆斯林占19%，其他约占1%。
阿富汗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国家觊觎和角逐。英国、苏联及“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都踏上了这片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国度。政权垮台后，阿富汗战后重建拉开了帷幕。2001年12月2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004年，支尔格国民会议通过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并于2004年1月4日生效。2005年，阿富汗议会选举如期举行。迄今阿富汗已经进行了两次总统大选，西方意义上的制度在阿富汗已经建立。但十多年来，阿富汗国内形势依旧令人担忧：活动猖獗，经济难以根除，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问题得不到改善，现政府在战后重建中屡屡出现的腐败等问题都使阿富汗民众对政府失望至极，卡尔扎伊政府在国家管理和制度运作上举步维艰。阿富汗现状与国际社会的最初设想大相径庭。
西方国家设想的制度在阿富汗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必然包含着人类发展的共性因素，在政治发展中所取得的经验可以为后时代阿富汗的发展提供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就是阿富汗应该走的道路，也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体制就是阿富汗应该建立的政治体制。阿富汗应该在吸收本国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的合理因素，实现社会发展。本文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对后时代阿富汗的政治发展问题予以论述。
“政治发展”概念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之后，许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丰富。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关于整个人口，从大范围的服从身份向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主体的转变；第二，关于整个政府和系统的功能，政治发展涉及政治系统在管理公共事务、控制舆论、处理大众需求方面能力的增强；第三，关于政体的组织、政治发展含有更大的结构分化、功能的高度专门化以及各种机构之间有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塞缪尔·亨廷顿将政治发展的目标概括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化，认为“一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高，且能达到平衡状态。反之，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低，结果必会导致政治衰退。”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指的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他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两项关键内容，也是衡量政治发展的两项指标，即政治文化世俗化和结构功能分化与专门化。国内学者如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一社会一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王浦劬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长期过程，是各种政治形态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任务。”对此问题，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发展，作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既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又是一种手段。作为结果反映了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系的实际变迁运动，揭示了政治结构、体制和政治体系运作的具体变化。而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手段，政治发展建立了一个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会支持社会和经济发展。
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多语言的社会。阿富汗的民族构成主要包括普什图族（约占阿富汗人口的45%～50%）、塔吉克族（占30%～35%）、哈扎拉族（5%～10%）和乌兹别克族（占5%）。长期的阿富汗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是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根深蒂固的历史恩怨和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使各民族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各派都想从军事上打倒对方而独揽大权。散布于阿富汗广大农村地区的部落虽属于政府管辖，但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不仅包括行政管理权、经济自主权，在军事上各部落和部族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各自为政，部落地区的领导人权力很大，他们有权处死那些不遵守部落规矩的人。政府只能控制首都和主要城市，被人们讽刺为“都城国家”。过去各个部落为抵抗外敌而团结一致，现在则为了争权夺利而展开了大规模的仇杀。
在阿富汗，君主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家长制、专制和忠君、服从的文化是这个民族文化重要的特征。而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上级的集权和下级为了寻求保护而依附的裙带关系。200多年来，政权一直掌握在普什图族人的手中，赋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把自己打扮成“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和“传播普遍性的宗教价值”的角色，提出建立纯洁的伊斯兰政权的口号，因而很快得到阿富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但是无法解决阿富汗社会的民生问题，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实行的极端政策更使其丧失民心，失去了执政的根基。
倒台后，阿富汗新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建立了西方式的现度，移植了西方的代议制和选举制，进行了加强教育、改革官僚体制、建立三权分立等方面的改革。但是阿富汗仍保留着封建制度的残余，并未进行根本性
历史发展和部落国家的现实，决定了阿富汗完全缺乏现度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和土壤，也就很难适应这些与政治文化不相符的政治制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阿富汗大选中，贿选、舞弊等腐败现象如此严重的原因了，因为阿富汗根本就没有建成有效的惩戒和道德监督机制。阿富汗虽然顺利完成了制宪、选举和新政府的组建工作，但是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阿富汗国家的前景并不明朗。
美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各有分工，而且相互制衡。阿富汗的政治制度计划虽完全仿效美国的架构，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却有区别。如国会拥有立法权，但“选出的议员（尤其是下院）绝大多数是过去的抗苏圣战者，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和部落首领等，他们并不赞成西方式，而在总体上主张阿富汗应该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且下院多数议员没有议会经历，缺乏立法的知识。议员们有不同的民族和意识形态背景，政见不一，利益矛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另外，在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就如何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各方争执不下，这对战后重建影响重大。阿富汗宪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教是神圣的伊斯兰教，阿富汗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背神圣的伊斯兰教教义及其规定。”此外，还提出建立一个应当有权裁定某条法律是否违背伊斯兰教价值观的宪法法院。从宪法中还可以看到，各级主要官员，从大总统到大法官，就职宣誓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发誓遵守和捍卫伊斯兰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富汗新宪法是在浓厚的伊斯兰教背景下制定的，很难抹去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宪法体现了阿富汗的民意。”作为阿富汗文化的中枢神经，伊斯兰教虽然很难成为整合国家力量的基石，但是作为唯一可以将所有阿富汗人团结起来的超越部落、民族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对阿富汗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立体的、全方位的影响决定着阿富汗国家建构的成败。如何处理伊斯兰教思想和西方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位置问题即成为决定国家重建是否顺利开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另外，议会与大支尔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困扰着阿富汗政府及国际社会。阿富汗2004年宪法第5章中“国会”表述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代表全国，是阿富汗人民意志之体现”（第81条第1款）。而第6章对“大支尔格国民议会”的权力和义务做出了规定，称“大支尔格国民议会是阿富汗人民意志之最高代表”（第110条第1款）。“大支尔格国民议会”主要有以下权力：（1）就有关国家独立、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最高利益事宜做出决定；（2）修改宪法；（3）依宪法第69条之规定起诉总统（第111条）。大支尔格会议成员除了包括议会议员外，还包括省、区议会的议长、各部部长、首席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首席检察官有权列席大支尔格会议，但无表决权。
大国民会议，又称大支尔格会议，是一个由部落酋长、族长和宗教领袖组成的普什图人古老的传统组织机构，是阿富汗民族解决纠纷和进行决策的一种重要的传统方式，它通过协商而非方式作出决定。支尔格在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形成、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发展和战后阿富汗政治重建中，作为部落议事的社会组织和决定国家发展的政治工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尔格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产生早期，支尔格被用来解决部落内部各派别之间的重大分歧。在受到外敌侵略、国家的安全受到挑战时，又会凝聚部落意志、合力抵抗外敌。而在阿富汗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则会成为唤起阿富汗人民对、和平理想向往的重要工具。虽然在2004年阿富汗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但实际制宪权为大支尔格拥有，实际的立法权由其产生、并受其制约。也就是“大支尔格会议”的立法等级要高于国会。如何处理议会与支尔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各方处于两难的困境。“如果用现代西方代议制来解构支尔格恐怕有点牵强附会，同样用现代西方代议制模式改造支尔格亦会水土不服。”
作为一个多民
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宣布撤军计划后，卡尔扎伊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与等反叛武装的政治和解，以避免重蹈20世纪90年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祖国党领导人纳吉布拉的悲惨命运。尽管目前的阿富汗已截然不同于十年前在阿富汗掌权的，其在阿富汗再度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很小，但仍是影响阿富汗政治发展的重要内部力量之一。喀布尔政府在与阿富汗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否给出后者优厚的和谈条件将会影响到2014年后的阿富汗政局。阿富汗未来的政体设置应更多地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因素，这样才能起到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包括全面衡量联邦制、总统制、政教合一制或伊斯兰酋长制等。另外，如何处理沙里亚法的政治地位问题，阿富汗的政治参与方式、部族武装的处理问题等都对2014年后的阿富汗局势影响深远。但是说易行难，各利益相关方在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绝非易事。
文化因素是慢变因素，而政治因素则是快变因素，制度的可变性远远超过文化的可变性，因此，在现代化的各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因素。只有大力巩固现代化的领导，加速政治结构的改革，才可能发扬文化因素的潜在正面功能。政治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它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价值观。短时期内改变阿富汗民众的政治价值观比较困难，但是改变阿富汗国内政治制度则相对容易。战后重建过程中，只有阿富汗传统的政治文化受到冲击，并得到扩充，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才能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又会为阿富汗政治发展扫清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迁。这样，政治文化才能与政治发展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中各部族之间、各部族与政府之间缺乏政治文化联系，导致各部族和各民族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局面的出现。这是造成阿富汗部族、民族冲突，军阀割据，政令不通的根本原因，也是阿富汗国内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未来的阿富汗政治制度、机制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因此，对政治制度和机制进行优化，可以间接地推动政治文化的升级，进而增强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可以消弭传统政治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凝聚、团结阿富汗人民形成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和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政治文化无疑是有利的。
结语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是制度之母，在“制度王国”的背后隐藏着“观念王国”。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一，从主流政治价值的确立到公民文化的培育，政治文化的更新与重建构成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核心内容。其二，政治文化和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在阿富汗是根深蒂固的，它影响着阿富汗人民的价值取向。阿富汗采用了西方的现代化的制度以实现国家的发展，但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西方的制度在阿富汗失灵了。但是，国际社会不应全盘否定阿富汗战后重建取得的成就，片面夸大的威胁，尽管面临安全形势、毒品经济、难民问题、军阀割据和弱国家认同强部落认同等一系列的挑战，而不可否认的是，阿富汗已经在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阿富汗政治文化应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保存有利于政治发展的一面，扬弃政治文化中不合理的成分，唯有如此才能坚实地向社会现代化迈进。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现阶段，阿富汗社会在适应与其政治文化不符的政治制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政治文化只是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价值观，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短时期内改变这种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变迁，如果政治文化发生相应的转变，则这种政治制度则会存续下来。另一方面，阿富汗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构建如何能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如何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融入现代政治文化资源中，也即实现阿富汗本土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是后时期阿富汗社会实现现代化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唯有解决这些困难才能推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变迁。 [3]第二，在战后重建问题上，国际社会对西方以及西方支持的卡尔扎伊政府希望过高，在遇到困难时又几乎全盘否定卡尔扎伊政府及阿富汗人民的努力，认为阿富汗政府没有按照西方式的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对此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的因素，在社会制度、政治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等方面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方案。但是，这种理论毕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的产物，也必然会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离开西方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来影响阿富汗的政治发展，显然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只有在适应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找到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正如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时曾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特殊的历史与国情，决定了阿富汗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坎坷。
第三，阿富汗战后重建中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说明，西方的宪政制度不是所有国家仿效的终极模式。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模式，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刻的危机中。当然，我们可以学习外国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以鉴用。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西方政治制度在阿富汗的实施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价值观在阿富汗政治发展过程中与受到历史和宗教影响的阿富汗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要实现战后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一难题。只有当阿富汗社会的政治文化成为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时，或社会成员对新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强于原有的部落认同时，政治文化才能通过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制约或推动阿富汗政治发展的步伐。
阿富汗人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有限，而传统的部落宗法思想却根深蒂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移植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发展模式，在阿富汗战后重建中遇到波折和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25年来这个国家成为推行各种可以想象的现代东方社会国家建设试验的演练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伊斯兰国家建设、以及深刻反映民族国家精神的民族国家及其各类联合体的建设等等。”今天的阿富汗战争不再，难民返回，应采取何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支撑的政治构想才是阿富汗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编辑 毛悦）
【关键词】阿富汗 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西部，是伊朗高原东部的内陆国家。“阿富汗”这个称谓按古波斯语的解释，意思是“山上人居住的地方”，外文的国名全称是“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意思就是“山上人的国家”。阿富汗领土面积约为65.23万平方公里，人口在苏联入侵前达到2200万，由于战争造成大量移民，现在人口约1600万，其中逊尼派穆斯林占80%，什叶派穆斯林占19%，其他约占1%。
阿富汗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国家觊觎和角逐。英国、苏联及“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都踏上了这片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国度。政权垮台后，阿富汗战后重建拉开了帷幕。2001年12月2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004年，支尔格国民会议通过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并于2004年1月4日生效。2005年，阿富汗议会选举如期举行。迄今阿富汗已经进行了两次总统大选，西方意义上的制度在阿富汗已经建立。但十多年来，阿富汗国内形势依旧令人担忧：活动猖獗，经济难以根除，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问题得不到改善，现政府在战后重建中屡屡出现的腐败等问题都使阿富汗民众对政府失望至极，卡尔扎伊政府在国家管理和制度运作上举步维艰。阿富汗现状与国际社会的最初设想大相径庭。
西方国家设想的制度在阿富汗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必然包含着人类发展的共性因素，在政治发展中所取得的经验可以为后时代阿富汗的发展提供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就是阿富汗应该走的道路，也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体制就是阿富汗应该建立的政治体制。阿富汗应该在吸收本国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的合理因素，实现社会发展。本文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对后时代阿富汗的政治发展问题予以论述。
一、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概念
“文化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给予我们自身同一性，并从芸芸众生中理出秩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是一个国家乃至个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的思路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从中世纪直至现代，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最为典型的就包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1956年8月，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提出“政治文化”一词并对其加以界定，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会影响政治主体的观念，制约其主体在政治领域中的活动和行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运转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先进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变革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维持和发展政治关系，促进政治稳定，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实践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并影响政治发展的走向。“政治发展”概念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之后，许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丰富。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关于整个人口，从大范围的服从身份向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主体的转变；第二，关于整个政府和系统的功能，政治发展涉及政治系统在管理公共事务、控制舆论、处理大众需求方面能力的增强；第三，关于政体的组织、政治发展含有更大的结构分化、功能的高度专门化以及各种机构之间有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塞缪尔·亨廷顿将政治发展的目标概括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化，认为“一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高，且能达到平衡状态。反之，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低，结果必会导致政治衰退。”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指的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他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两项关键内容，也是衡量政治发展的两项指标，即政治文化世俗化和结构功能分化与专门化。国内学者如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一社会一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王浦劬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长期过程，是各种政治形态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任务。”对此问题，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发展，作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既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又是一种手段。作为结果反映了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系的实际变迁运动，揭示了政治结构、体制和政治体系运作的具体变化。而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手段，政治发展建立了一个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会支持社会和经济发展。
二、阿富汗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2004年1月4日，阿富汗支尔格国民议会通过《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2004年10月9日，阿富汗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并号称是“阿富汗5000年历史上首次选举”。2005年9月18日，阿富汗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议会选举，阿富汗民众参与竞选的热情高涨。但是，现代性模式在阿富汗的实践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国际社会曾对阿富汗的重建抱有极高的期望，奢望着阿富汗能一夜之间从一个游击队林立、部落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一下子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是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批评卡尔扎伊政府的工作。西方式的制度没能在阿富汗良好地运作，除了国际社会在重建问题上存在分歧外，也与阿富汗的制度不成熟、阿富汗政治文化阻碍了政治的发展有关。(一)部落社会对政治一体化的影响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政治权威的合法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多语言的社会。阿富汗的民族构成主要包括普什图族（约占阿富汗人口的45%～50%）、塔吉克族（占30%～35%）、哈扎拉族（5%～10%）和乌兹别克族（占5%）。长期的阿富汗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是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根深蒂固的历史恩怨和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使各民族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各派都想从军事上打倒对方而独揽大权。散布于阿富汗广大农村地区的部落虽属于政府管辖，但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不仅包括行政管理权、经济自主权，在军事上各部落和部族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各自为政，部落地区的领导人权力很大，他们有权处死那些不遵守部落规矩的人。政府只能控制首都和主要城市，被人们讽刺为“都城国家”。过去各个部落为抵抗外敌而团结一致，现在则为了争权夺利而展开了大规模的仇杀。
在阿富汗，君主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家长制、专制和忠君、服从的文化是这个民族文化重要的特征。而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上级的集权和下级为了寻求保护而依附的裙带关系。200多年来，政权一直掌握在普什图族人的手中，赋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把自己打扮成“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和“传播普遍性的宗教价值”的角色，提出建立纯洁的伊斯兰政权的口号，因而很快得到阿富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但是无法解决阿富汗社会的民生问题，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实行的极端政策更使其丧失民心，失去了执政的根基。
倒台后，阿富汗新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建立了西方式的现度，移植了西方的代议制和选举制，进行了加强教育、改革官僚体制、建立三权分立等方面的改革。但是阿富汗仍保留着封建制度的残余，并未进行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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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改变，也未能改变阿富汗人固有的忠君和等级文化，使人民大众觉得政权领导者的更换只不过是上层人物的事，与自己并无太大关联。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现代文化是在阿富汗人缺乏资本主义思想熏陶、缺乏现代国家建构和支撑的条件下引入的，尽管经过了精心设计，但需要阿富汗社会具备相应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作为精神支撑。历史发展和部落国家的现实，决定了阿富汗完全缺乏现度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和土壤，也就很难适应这些与政治文化不相符的政治制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阿富汗大选中，贿选、舞弊等腐败现象如此严重的原因了，因为阿富汗根本就没有建成有效的惩戒和道德监督机制。阿富汗虽然顺利完成了制宪、选举和新政府的组建工作，但是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阿富汗国家的前景并不明朗。
(二)封建观念、宗教文化对政治制度化的影响
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以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四个方面来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与上述四个方面成正比。美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各有分工，而且相互制衡。阿富汗的政治制度计划虽完全仿效美国的架构，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却有区别。如国会拥有立法权，但“选出的议员（尤其是下院）绝大多数是过去的抗苏圣战者，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和部落首领等，他们并不赞成西方式，而在总体上主张阿富汗应该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且下院多数议员没有议会经历，缺乏立法的知识。议员们有不同的民族和意识形态背景，政见不一，利益矛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另外，在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就如何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各方争执不下，这对战后重建影响重大。阿富汗宪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教是神圣的伊斯兰教，阿富汗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背神圣的伊斯兰教教义及其规定。”此外，还提出建立一个应当有权裁定某条法律是否违背伊斯兰教价值观的宪法法院。从宪法中还可以看到，各级主要官员，从大总统到大法官，就职宣誓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发誓遵守和捍卫伊斯兰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富汗新宪法是在浓厚的伊斯兰教背景下制定的，很难抹去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宪法体现了阿富汗的民意。”作为阿富汗文化的中枢神经，伊斯兰教虽然很难成为整合国家力量的基石，但是作为唯一可以将所有阿富汗人团结起来的超越部落、民族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对阿富汗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立体的、全方位的影响决定着阿富汗国家建构的成败。如何处理伊斯兰教思想和西方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位置问题即成为决定国家重建是否顺利开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另外，议会与大支尔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困扰着阿富汗政府及国际社会。阿富汗2004年宪法第5章中“国会”表述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代表全国，是阿富汗人民意志之体现”（第81条第1款）。而第6章对“大支尔格国民议会”的权力和义务做出了规定，称“大支尔格国民议会是阿富汗人民意志之最高代表”（第110条第1款）。“大支尔格国民议会”主要有以下权力：（1）就有关国家独立、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最高利益事宜做出决定；（2）修改宪法；（3）依宪法第69条之规定起诉总统（第111条）。大支尔格会议成员除了包括议会议员外，还包括省、区议会的议长、各部部长、首席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首席检察官有权列席大支尔格会议，但无表决权。
大国民会议，又称大支尔格会议，是一个由部落酋长、族长和宗教领袖组成的普什图人古老的传统组织机构，是阿富汗民族解决纠纷和进行决策的一种重要的传统方式，它通过协商而非方式作出决定。支尔格在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形成、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发展和战后阿富汗政治重建中，作为部落议事的社会组织和决定国家发展的政治工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尔格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产生早期，支尔格被用来解决部落内部各派别之间的重大分歧。在受到外敌侵略、国家的安全受到挑战时，又会凝聚部落意志、合力抵抗外敌。而在阿富汗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则会成为唤起阿富汗人民对、和平理想向往的重要工具。虽然在2004年阿富汗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但实际制宪权为大支尔格拥有，实际的立法权由其产生、并受其制约。也就是“大支尔格会议”的立法等级要高于国会。如何处理议会与支尔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各方处于两难的困境。“如果用现代西方代议制来解构支尔格恐怕有点牵强附会，同样用现代西方代议制模式改造支尔格亦会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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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文化与2014年后的阿富汗
美军已启动撤军进程，并在2012年9月前撤出了全部3.3万新增作战部队，计划于2014年年底之前撤出所有正规作战部队。经各方努力，阿富汗重建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撤军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安全局势已完全稳定。撤军进程可能会冲击阿富汗的平叛行动，阿富汗队缺乏独立作战能力，以为首的反政府势力仍拥有强大的自我更生能力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2014年后的阿富汗安全局势。美国需要通过和谈成功、体面地实现其“战略后退”，卡尔扎伊总统需要政治“和解”以免“人亡政垮”。阿富汗经济重建虽然已初见起色，但未来变数甚多。地区各国为了赢得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纷纷加大了在阿富汗战略方面的博弈，因为各国都意识到阿富汗局势的恶化对周边地区稳定会造成深度危害。2014年撤军后的阿富汗政治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只有各方齐心协力，确保阿富汗重建进程顺利推进，阿富汗才能由动荡渊薮转变为推动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阿富汗重建之路依旧漫长，但是从阿富汗政治文化的维度，我们可以对2014年美军完成防务移交后的阿富汗政治发展做出预判。作为一个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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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多部族和多语言的社会，因其民族结构的复杂、地理环境的特殊，各民族都保持着自己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战乱的频繁更使阿富汗各个民族形成了好战的民族性格。阿富汗的近现代史证明阿富汗人不会认同在他们国家作战的外国军队。英国、苏联和“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都包括在内。历史也表明，武装介入这样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中，最终的下场是冲突者包括老百姓，也并非都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和支持。因此，2014年后要想实现阿富汗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目标，各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实现阿富汗问题阿富汗化的政策，由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地区各国应充分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西方国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阿富汗人民身上，否则战后重建中艰难取得的进展会前功尽弃。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宣布撤军计划后，卡尔扎伊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与等反叛武装的政治和解，以避免重蹈20世纪90年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祖国党领导人纳吉布拉的悲惨命运。尽管目前的阿富汗已截然不同于十年前在阿富汗掌权的，其在阿富汗再度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很小，但仍是影响阿富汗政治发展的重要内部力量之一。喀布尔政府在与阿富汗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否给出后者优厚的和谈条件将会影响到2014年后的阿富汗政局。阿富汗未来的政体设置应更多地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因素，这样才能起到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包括全面衡量联邦制、总统制、政教合一制或伊斯兰酋长制等。另外，如何处理沙里亚法的政治地位问题，阿富汗的政治参与方式、部族武装的处理问题等都对2014年后的阿富汗局势影响深远。但是说易行难，各利益相关方在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绝非易事。
文化因素是慢变因素，而政治因素则是快变因素，制度的可变性远远超过文化的可变性，因此，在现代化的各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因素。只有大力巩固现代化的领导，加速政治结构的改革，才可能发扬文化因素的潜在正面功能。政治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它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价值观。短时期内改变阿富汗民众的政治价值观比较困难，但是改变阿富汗国内政治制度则相对容易。战后重建过程中，只有阿富汗传统的政治文化受到冲击，并得到扩充，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才能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又会为阿富汗政治发展扫清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迁。这样，政治文化才能与政治发展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中各部族之间、各部族与政府之间缺乏政治文化联系，导致各部族和各民族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局面的出现。这是造成阿富汗部族、民族冲突，军阀割据，政令不通的根本原因，也是阿富汗国内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未来的阿富汗政治制度、机制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因此，对政治制度和机制进行优化，可以间接地推动政治文化的升级，进而增强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可以消弭传统政治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凝聚、团结阿富汗人民形成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和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政治文化无疑是有利的。
结语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是制度之母，在“制度王国”的背后隐藏着“观念王国”。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一，从主流政治价值的确立到公民文化的培育，政治文化的更新与重建构成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核心内容。其二，政治文化和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在阿富汗是根深蒂固的，它影响着阿富汗人民的价值取向。阿富汗采用了西方的现代化的制度以实现国家的发展，但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西方的制度在阿富汗失灵了。但是，国际社会不应全盘否定阿富汗战后重建取得的成就，片面夸大的威胁，尽管面临安全形势、毒品经济、难民问题、军阀割据和弱国家认同强部落认同等一系列的挑战，而不可否认的是，阿富汗已经在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阿富汗政治文化应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保存有利于政治发展的一面，扬弃政治文化中不合理的成分，唯有如此才能坚实地向社会现代化迈进。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现阶段，阿富汗社会在适应与其政治文化不符的政治制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政治文化只是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价值观，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短时期内改变这种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变迁，如果政治文化发生相应的转变，则这种政治制度则会存续下来。另一方面，阿富汗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构建如何能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如何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融入现代政治文化资源中，也即实现阿富汗本土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是后时期阿富汗社会实现现代化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唯有解决这些困难才能推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变迁。 [3]第二，在战后重建问题上，国际社会对西方以及西方支持的卡尔扎伊政府希望过高，在遇到困难时又几乎全盘否定卡尔扎伊政府及阿富汗人民的努力，认为阿富汗政府没有按照西方式的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对此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的因素，在社会制度、政治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等方面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方案。但是，这种理论毕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的产物，也必然会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离开西方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来影响阿富汗的政治发展，显然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只有在适应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找到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正如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时曾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特殊的历史与国情，决定了阿富汗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坎坷。
第三，阿富汗战后重建中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说明，西方的宪政制度不是所有国家仿效的终极模式。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模式，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刻的危机中。当然，我们可以学习外国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以鉴用。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西方政治制度在阿富汗的实施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价值观在阿富汗政治发展过程中与受到历史和宗教影响的阿富汗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要实现战后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一难题。只有当阿富汗社会的政治文化成为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时，或社会成员对新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强于原有的部落认同时，政治文化才能通过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制约或推动阿富汗政治发展的步伐。
阿富汗人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有限，而传统的部落宗法思想却根深蒂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移植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发展模式，在阿富汗战后重建中遇到波折和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25年来这个国家成为推行各种可以想象的现代东方社会国家建设试验的演练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伊斯兰国家建设、以及深刻反映民族国家精神的民族国家及其各类联合体的建设等等。”今天的阿富汗战争不再，难民返回，应采取何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支撑的政治构想才是阿富汗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编辑 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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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