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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4日，在《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的盛典上，一部记述该报燃烧岁月的专著《旗报——深圳特区报史稿》（下简称《旗报》），引起来自全国各地嘉宾的浓厚兴趣。这部专著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陈寅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旗报》出版后，引起中国新闻史研究专家和报界的热切关注。《新闻实践》等新闻核心杂志陆续刊出了《风云收眼底 妙手著华章》等一批评论。
8月7日，来自人大、清华、复旦、暨大等全国名校的10位新闻史专家，以及有关研究人员，汇聚深圳报业大厦38楼会议室，召开了《旗报》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对这部专著的选题、研究方法、内容记述、资料核验等，进行了严谨评判，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旗报》作为中国新型城市党报的一部正史，是由学界业界联合立项完成的新闻史专著，是对中国当代报业史研究的一次新突破，填补了中国当代党报史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
一、大胆引进高校新闻史专家团队，对报史进行真实记述和客观评价，打破了“当代不修史”的束缚
《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三十而立。记述这份报纸从创刊的4个版、竖排、繁体字，发展为如今具有较强传播力的中国新型城市党报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经验，编撰一部报史，既是向创刊30周年盛典献礼，也是报社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然而，“隔代修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理由是历史事件经过沉淀以后，才容易看清其本质；当事人不在场，没有利益冲突，对历史事件的评述，易于客观公正。而《旗报》涵盖的时间范围，属于当代史的“眼前史”，如果报社自写这段历史，难免融进“感彩”，也难以化解“利益冲突”。为认真总结《深圳特区报》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首先面临是否敢于冲破“当代不修史”的红线。2011年春节后，报社编委会经过认真研判，决定引进一个新闻史专家团队，以专业眼光对报史给予客观记述和公正评价。
经过几个月与多家著名大学的新闻史专家接触沟通，报社最终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达成协议，确定联合完成这一科研课题。
对此，参加《旗报》学界讨论会的专家们给予赞赏，他们认为：引进专家团队写史，既了“自写历史”带来的难题，也摒弃了“当代不修史”的羁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倪宁认为：专家团队作为局外人易于如实评述报社历史，避免了歌功颂德，客观提炼了《深圳特区报》可借鉴的经验。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导师段京肃认为，《旗报》客观叙述《深圳特区报》办报经历，做到了不虚美、不饰非。像1993年的爆炸报道和1992年的股票风波，深刻反省，留下启示，十分难得。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对这份报纸30年历史的尊重，对创造这段历史的几代新闻人的尊重。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以锦的看法更不同凡响，他认为：修当代史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
二、“科研空间远距离”的难题，探索科研团队运作模式，成功推出学界和业界优势互补的有效流程
报史联合立项，并不意味着就立刻实现了高校和报社科研力量的优势互补。特别是这次报史研究对象在深圳，专家团队在武汉，“科研空间远距离”难题凸显。如何这一难题，张昆院长向专家们介绍了成功的运作模式：
一是采写递进，分合定责。两位主编制定科研总体路数、敲定大纲、统稿定稿；分设两个团队，即撰写初稿的三位博士各担重任；报社成立14人的专项资料队伍。尽管各自责任明确，但撰写专家不可能在深圳长期居住查阅资料，如何使其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报史？先是由写过报史综述的报社科研人员讲述概况，然后陆续三次召开有代表性的老领导、老报人座谈会；在基本掌握报史脉络后，撰写专家分头专访历任社长、总编辑，初稿大框开始明晰。
二是资料“听令”，网上直供。写史，获取资料是基础工作，资料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著述质量。报社提供了大量的纸质和电子文献，包括75人的口述史料，大事记，人事、改版、广告、发行、印刷等文档。为了克服远距离核实资料的困难，报社设有专人24小时听令，只要撰写专家来短信或电话，确认情况，就立刻搜集整理，通过网络传递过去。对于报社大事，还派出记者采访当事人，弄清来龙去脉，第一时间上网传送，确保撰写需求。
三是写审结合，交叉统稿。为加快写作修改的速度，2012年2月初稿出炉后，张昆院长、陈寅总编辑在深圳分别统稿，交叉交流修改意见。并将初稿报送报社历任7位主要领导。再根据老领导的审阅意见，反复修改。4月底两位主编定稿，送交出版社；5月24日前，书从北京空运深圳，如期参加盛典。
专家们对这一科研模式给予较高评价，认为通过《深圳特区报》的个案研究，不仅让学界走出高校、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也探索出高校如何远距离研究新闻史的模式，开拓出高校如何为中国报业发展怎么写作，提供可借鉴的新路子。张昆院长欣喜地说，华中科大新闻学院有了第一个中国主流媒体的专项档案，如果有了十几家，研究当代中国新闻史就占领了制高点。
三、排除“报史纷繁庞杂”的困扰，在构架和内容上周密布局，对史料运用和性质评判进行了成功探索
《深圳特区报》作为科研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为《深圳特区报》和一般的党报不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份报纸则是“改革开放的窗口”，真实记录着特区发展的历史，一直被人们热切关注。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高福认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共和国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份报纸处于改革最前沿，《旗报》价值不同寻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一语中的：“《深圳特区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值得书写的党报。”
然而，面对《深圳特区报》历史大事和丰富资料，如何在著述中成功驾驭？
8月7日，来自人大、清华、复旦、暨大等全国名校的10位新闻史专家，以及有关研究人员，汇聚深圳报业大厦38楼会议室，召开了《旗报》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对这部专著的选题、研究方法、内容记述、资料核验等，进行了严谨评判，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旗报》作为中国新型城市党报的一部正史，是由学界业界联合立项完成的新闻史专著，是对中国当代报业史研究的一次新突破，填补了中国当代党报史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
一、大胆引进高校新闻史专家团队，对报史进行真实记述和客观评价，打破了“当代不修史”的束缚
《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三十而立。记述这份报纸从创刊的4个版、竖排、繁体字，发展为如今具有较强传播力的中国新型城市党报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经验，编撰一部报史，既是向创刊30周年盛典献礼，也是报社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然而，“隔代修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理由是历史事件经过沉淀以后，才容易看清其本质；当事人不在场，没有利益冲突，对历史事件的评述，易于客观公正。而《旗报》涵盖的时间范围，属于当代史的“眼前史”，如果报社自写这段历史，难免融进“感彩”，也难以化解“利益冲突”。为认真总结《深圳特区报》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首先面临是否敢于冲破“当代不修史”的红线。2011年春节后，报社编委会经过认真研判，决定引进一个新闻史专家团队，以专业眼光对报史给予客观记述和公正评价。
经过几个月与多家著名大学的新闻史专家接触沟通，报社最终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达成协议，确定联合完成这一科研课题。
对此，参加《旗报》学界讨论会的专家们给予赞赏，他们认为：引进专家团队写史，既了“自写历史”带来的难题，也摒弃了“当代不修史”的羁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倪宁认为：专家团队作为局外人易于如实评述报社历史，避免了歌功颂德，客观提炼了《深圳特区报》可借鉴的经验。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导师段京肃认为，《旗报》客观叙述《深圳特区报》办报经历，做到了不虚美、不饰非。像1993年的爆炸报道和1992年的股票风波，深刻反省，留下启示，十分难得。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对这份报纸30年历史的尊重，对创造这段历史的几代新闻人的尊重。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以锦的看法更不同凡响，他认为：修当代史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
摘自：毕业论文结论范文www.udooo.com
是大家都还健在，一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很容易搞清楚。《旗报》将最关键的一些事件都如实反映出来了，一清二楚，不含含糊糊。二、“科研空间远距离”的难题，探索科研团队运作模式，成功推出学界和业界优势互补的有效流程
报史联合立项，并不意味着就立刻实现了高校和报社科研力量的优势互补。特别是这次报史研究对象在深圳，专家团队在武汉，“科研空间远距离”难题凸显。如何这一难题，张昆院长向专家们介绍了成功的运作模式：
一是采写递进，分合定责。两位主编制定科研总体路数、敲定大纲、统稿定稿；分设两个团队，即撰写初稿的三位博士各担重任；报社成立14人的专项资料队伍。尽管各自责任明确，但撰写专家不可能在深圳长期居住查阅资料，如何使其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报史？先是由写过报史综述的报社科研人员讲述概况，然后陆续三次召开有代表性的老领导、老报人座谈会；在基本掌握报史脉络后，撰写专家分头专访历任社长、总编辑，初稿大框开始明晰。
二是资料“听令”，网上直供。写史，获取资料是基础工作，资料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著述质量。报社提供了大量的纸质和电子文献，包括75人的口述史料，大事记，人事、改版、广告、发行、印刷等文档。为了克服远距离核实资料的困难，报社设有专人24小时听令，只要撰写专家来短信或电话，确认情况，就立刻搜集整理，通过网络传递过去。对于报社大事，还派出记者采访当事人，弄清来龙去脉，第一时间上网传送，确保撰写需求。
三是写审结合，交叉统稿。为加快写作修改的速度，2012年2月初稿出炉后，张昆院长、陈寅总编辑在深圳分别统稿，交叉交流修改意见。并将初稿报送报社历任7位主要领导。再根据老领导的审阅意见，反复修改。4月底两位主编定稿，送交出版社；5月24日前，书从北京空运深圳，如期参加盛典。
专家们对这一科研模式给予较高评价，认为通过《深圳特区报》的个案研究，不仅让学界走出高校、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也探索出高校如何远距离研究新闻史的模式，开拓出高校如何为中国报业发展怎么写作，提供可借鉴的新路子。张昆院长欣喜地说，华中科大新闻学院有了第一个中国主流媒体的专项档案，如果有了十几家，研究当代中国新闻史就占领了制高点。
三、排除“报史纷繁庞杂”的困扰，在构架和内容上周密布局，对史料运用和性质评判进行了成功探索
《深圳特区报》作为科研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为《深圳特区报》和一般的党报不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份报纸则是“改革开放的窗口”，真实记录着特区发展的历史，一直被人们热切关注。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高福认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共和国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份报纸处于改革最前沿，《旗报》价值不同寻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一语中的：“《深圳特区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值得书写的党报。”
然而，面对《深圳特区报》历史大事和丰富资料，如何在著述中成功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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