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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蜀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
〔关键词〕巴蜀哲学；发展脉络；影响；贡献；地位
〔〕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15-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重点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哲学思想卷”（2007编12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11BZX044）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6；
刘俊哲，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41；
金生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南充637002。在巴蜀哲学史上，历代杰出人物辈出，他们的哲学理论和思想观点体现了各个时代思潮的丰富内涵，各自为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地域性思想文化的巴蜀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哲学思想，乃至它在某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对全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从而为整个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这又是通过巴蜀哲学不断丰富发展的脉络体现出来的。
巴蜀哲学与蜀学密不可分，经文翁兴学化蜀，引入儒家经学，而兴盛起来。文翁化蜀对巴蜀哲学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翁主张民为邦本，先富后教；确立教化为先的观念；积极学习中原文化，教授巴蜀；崇儒重法，注重吏治等等，这对巴蜀乃至对全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翁化蜀后，巴蜀文风大盛，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如杨终等一大批全国一流的经学大师。汉代的巴蜀经学，主要是今文经学盛行，图谶、术数学依附而行，也十分显著，至于古文经学则较为冷落。从学术传承上看，巴蜀经学家主要以师授为主，他们或诣博士受经，返乡教授，或游历各地，拜师求学，或就蜀地郡县学，或就本地学者学习，而外来为官的蜀地郡守也多传播经学。这些经学活动家甚至形成网络式的经学传播、经学学系。两汉时期，巴蜀经学甚盛，巴蜀今文经学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其所涉及内容遍及群经，以独研一经居多，如对今文易学、今文尚书学、今文诗学、今文春秋学、今文礼学的研习颇为盛行。两汉的巴蜀学者，也有不少兼通群经，尤其东汉，兼通者较多。
在巴蜀经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学术派别。两汉时期的巴蜀，不仅经学兴盛，还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扬雄、翟酺、赵典、来敏、张皓、周舒、杨仲续等，都传其学于家人，形成了各经学派别，深深影响了两汉乃至三国、晋代的巴蜀经学。
与两汉巴蜀经学取得长足发展相关联，巴蜀哲学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灾异、图谶、术数学的盛行，儒家忠孝观念的加强等方面。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巴蜀哲学的崛起。
汉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也体现在严遵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上。先秦时期的巴蜀盛行神仙学、道学思想，将此传统发扬光大而荣显于后世者，首先是成都严遵。严遵作《道德指归》，在继承先秦老庄思想、稷下学术、汉初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对道家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严遵亦是汉代融会《易》《老》的重要代表人物，无论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还是对易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弟子扬雄拟《易》而作《太玄》，在融会《易》《老》方面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扬雄的哲学思想亦是巴蜀哲学在汉代崛起的重要表现。扬雄作为汉代具有不囿于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而具独立思想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对玄学的兴起有先导之功。他继承其师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但又不失儒家立场，以孟子后继者自居，他既坚持儒家的思想，又采用了道家的处世哲学，在人性论上又自出新意，提出“善恶混”的人性学说，融会儒道，自立新说。扬雄倡导三分法，分天地人三玄，又别分始中终、下中上、思福祸，赞赏“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的玄道，去极端而倡中和，在哲学上尤有独特的贡献。扬雄的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巴蜀哲学在汉代崛起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影响中国哲学甚大的道教在东汉末产生于巴蜀鹤鸣山（在今四川省大邑县）。
蜀汉时期，巴蜀儒学体现为迁蜀儒士与土著儒士并隆，传统今文经学与荆州传入的古文经学并兴。这一时期，学术巨变，今文经学渐次让位于古文经学，而巴蜀今文经学仍然兴盛，尤以图谶、灾异名，对当时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今文经学仍有较大的势力。迁蜀儒士弘扬古文经学，又将儒家与兵家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向多元化方向演进。
此外，朱熹的蜀籍高足度正不仅通过入闽求学于朱熹数月，努力弘扬周敦颐、二程、邵雍、张栻、朱熹等人的理学，而且亲撰《周敦颐年谱》，在蜀中大力宣扬理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度正并发挥改造朱熹的思想，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道统论，充分肯定汉唐诸儒在传儒家圣人之道及经典传授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汉儒所传《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皆出自于孔子，由于他们的传授，使得“孔子之书赖之以存”，而韩愈、柳宗元则“驾两汉而追三代者”〔3〕，使圣人之道得以流传。
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在四川创办当时藏书为全国书院之最（达十万卷）的著名的鹤山书院，在巴蜀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他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停留于朱学，折衷朱陆，而又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一再上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为确立理学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了翁提出了超越朱学，通过原典求得活精神，“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4〕；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6〕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宋代学术和巴蜀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魏了翁具有调和蜀、洛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
以上巴蜀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大发展，而且其精致的思辨性哲理也使两宋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整个巴蜀哲学在宋怎么发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为促进宋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思想家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7〕，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
明代巴蜀著名学者杨慎和巴蜀隐士来知德均对理学提出了批评和疑辨，并重视和提倡实学，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发展趋向。杨慎是明代中期独具新风的思想家，在当时宋明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对正宗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大力主张对古文的考证与研究，恢复两汉经学的考证方法，提倡一种多闻、多见、尚博、尚实、重传注疏释的学风。为纠正理学流弊，促进学风的转向做出了贡献，这对于打破当时学术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对于以后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
著名隐士学者来知德对宋明理学既有批评和疑辨，亦有所肯定，总的来讲是以孔子为源头，而对理学的超越。来知德强调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并贯彻到躬行实践中，认为言行一致，躬行践履就是“实学”。并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和太极论。来知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舍象不可以言易”，检测象以寓理，“理寓于象数之中”的易学思想和“太极不过阴阳之浑沦”〔8〕的观点，错综取象以注《易》，用象数释义理，对《周易》予以新解，发展了传统易学。
明清之际的费密和唐甄都是巴蜀哲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全国也有重要影响。费密提出“中实之道”的思想，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费密主张“欲不可禁”，也不可纵，批评“专取义理”而压制人欲的倾向。他的弘道论别具特色，主要是提出了帝王统道的“道脉谱论”，以代替理学以儒生统道的道统论；并提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从汉唐诸儒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中求得圣门本旨。由此尊崇汉儒，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给后来的汉学复兴以重要影响。
唐甄提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9〕的思想，其对封建帝王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其思想的一大亮点；唐甄在治学中，重视事功，批评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欲，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和客观物质的基础上。其对理学的批判，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尚的转移，由重道德自律转向事功之学和关注人生日用。唐甄并提出心为本，经为末，五经不过是明心之助，四书重于五经的思想，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方面体现了唐甄的社会批判、启蒙和实学、心本经末的思想，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巴蜀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清中叶著名思想家刘沅的学术思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蜀学的面貌。其对理学的扬弃，对三教的融合，对经学的“恒解”，既具时代精神，又呈现个人特质。由此表现出既与理学、清代汉学不同，并对二者提出批评，又不完全舍弃，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积淀。刘沅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这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刘沅不仅批评理学流弊，这是他思想日新的表现而具有时代性，而且在对理学批评和扬弃的基础上，也予以继承发展，并非一味反对。刘沅重视人情，又以天理为指导，是在价值观上一定程度认同于理学的表现。刘沅对理学的经学观也基本认同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同时，不论自觉与否，刘沅都不能完全摆脱一代学术思潮理学对他深刻影响，客观上对理学有所承袭和发展，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
廖平的经学思想包含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他在经学二变中提出“尊今抑古”的思想，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并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两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主要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改革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
出生巴蜀的青年才俊以极大的热忱接受新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变法革新的运动之中。有的走出巴蜀之地，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学习先进思想和参加革新斗争，甚至远涉日本等地留学，这其中包括涌现出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位重要人士：被称为“六君子”之一的变法志士杨锐，有清末“新学巨子”之称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宋育仁，以及被喻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革命者邹容。他们都接受了西方、自由、法制、进化等新思想，为中国的社会革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邹容撰《革命军》，集中体现了他反封建专制制度和他的自由、、革命等思想。
吴虞以西方平等观与法治思想批判儒家礼教，以西方三权分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批儒家专制主义，以西方独立、自由、平等观批判儒家孝本论，以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儒家男尊女卑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以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论观点以及现代阐释学的原理，审视吴虞对孔孟之道或儒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其批判是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而不应作片面的理解。
郭沫若通过对孔子思想批判的反思，得出了与批判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与同情人民解放的，孔子大体上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孔子的“仁”是人道精神，孔子主张开发民智，孔子所讲之“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对孔子思想做出肯定性的价值评价。但郭沫若坚决反对宣扬复古思想。
蒙文通以理气分合的哲学观批评朱熹、王阳明；认为陆象山得到了思孟学派的真传。而且他在服膺列宁哲学后对理学有了新的评价，具有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倾向；并肯定罗钦顺等的气本论，批评“先天论”，契心于陈乾初、王船山的“发展论”。不管蒙文通思想如何变化，他对孔孟思想的推崇却是一贯的。
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和唐君毅均是我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哲学家。贺麟在文化哲学观上，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等先进思想，特别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主张大规模地、无选择地输入西洋文化学术，以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来发挥、充实和发扬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而且在本体论、道德观、认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以及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君毅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包括以儒家的心性哲学、道德等为根基，融合中西印文化而成。在文化意识方面，唐君毅有着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拓性的创新。
就整体而言，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全国近现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其主要表现于：除实证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无不在巴蜀哲学家或思想家那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巴蜀近现代哲学还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新时代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研究成就突出；二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凸显；三是中西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四是批判孔孟之道方面涌现出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这就是吴虞先生。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理论哲学（凸显哲学的学术性）的过程。这即是巴蜀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五四运动的爆发，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马列主义也被介绍进来，在近现代巴蜀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1919年夏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马列主义开始在巴蜀传播。抗日文化主将、马列主义者郭沫若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进行考察批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戏剧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影响深远。在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巴蜀之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巴蜀地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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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主要体现在，汉代巴蜀哲学在长期孕育中崛起，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在流传兼容中演进，两宋巴蜀哲学发展形成，元明清巴蜀哲学对理学做出批判性自我反省，近现代巴蜀哲学在批判传统中走向兴盛而具有新时代特点，而四川彝族、藏族哲学的发展丰富了巴蜀哲学的内涵。通过对巴蜀哲学发展脉络的考察，可见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关键词〕巴蜀哲学；发展脉络；影响；贡献；地位
〔〕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15-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重点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哲学思想卷”（2007编12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11BZX044）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6；
刘俊哲，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41；
金生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南充637002。在巴蜀哲学史上，历代杰出人物辈出，他们的哲学理论和思想观点体现了各个时代思潮的丰富内涵，各自为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地域性思想文化的巴蜀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哲学思想，乃至它在某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对全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从而为整个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这又是通过巴蜀哲学不断丰富发展的脉络体现出来的。
一、汉代巴蜀哲学的崛起
虽然先秦时期巴蜀哲学与齐鲁、荆楚等地哲学相比，发展较为缓慢，尚未出现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和学派。但蜀地学术经过蚕丛、伯灌、鱼凫、杜宇、开明、秦等重要历史时期，形成了鲜明的蜀地学术风尚。经西汉文翁化蜀，巴蜀文化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而“蜀学”得以真正兴起。此后，严遵（严君平）、扬雄挺立其中，而大批经学大师倡明儒道，使巴蜀哲学进入到首次繁荣时期。此时期的巴蜀哲学是黄老道家与儒家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繁荣，是黄老学与儒学相结合的重要时期，流传至今的重要代表作品《道德指归》（亦称《老子指归》）、《太玄经》、《法言》都带有这样的特色。巴蜀哲学与蜀学密不可分，经文翁兴学化蜀，引入儒家经学，而兴盛起来。文翁化蜀对巴蜀哲学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翁主张民为邦本，先富后教；确立教化为先的观念；积极学习中原文化，教授巴蜀；崇儒重法，注重吏治等等，这对巴蜀乃至对全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翁化蜀后，巴蜀文风大盛，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如杨终等一大批全国一流的经学大师。汉代的巴蜀经学，主要是今文经学盛行，图谶、术数学依附而行，也十分显著，至于古文经学则较为冷落。从学术传承上看，巴蜀经学家主要以师授为主，他们或诣博士受经，返乡教授，或游历各地，拜师求学，或就蜀地郡县学，或就本地学者学习，而外来为官的蜀地郡守也多传播经学。这些经学活动家甚至形成网络式的经学传播、经学学系。两汉时期，巴蜀经学甚盛，巴蜀今文经学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其所涉及内容遍及群经，以独研一经居多，如对今文易学、今文尚书学、今文诗学、今文春秋学、今文礼学的研习颇为盛行。两汉的巴蜀学者，也有不少兼通群经，尤其东汉，兼通者较多。
在巴蜀经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学术派别。两汉时期的巴蜀，不仅经学兴盛，还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扬雄、翟酺、赵典、来敏、张皓、周舒、杨仲续等，都传其学于家人，形成了各经学派别，深深影响了两汉乃至三国、晋代的巴蜀经学。
与两汉巴蜀经学取得长足发展相关联，巴蜀哲学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灾异、图谶、术数学的盛行，儒家忠孝观念的加强等方面。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巴蜀哲学的崛起。
汉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也体现在严遵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上。先秦时期的巴蜀盛行神仙学、道学思想，将此传统发扬光大而荣显于后世者，首先是成都严遵。严遵作《道德指归》，在继承先秦老庄思想、稷下学术、汉初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对道家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严遵亦是汉代融会《易》《老》的重要代表人物，无论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还是对易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弟子扬雄拟《易》而作《太玄》，在融会《易》《老》方面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扬雄的哲学思想亦是巴蜀哲学在汉代崛起的重要表现。扬雄作为汉代具有不囿于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而具独立思想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对玄学的兴起有先导之功。他继承其师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但又不失儒家立场，以孟子后继者自居，他既坚持儒家的思想，又采用了道家的处世哲学，在人性论上又自出新意，提出“善恶混”的人性学说，融会儒道，自立新说。扬雄倡导三分法，分天地人三玄，又别分始中终、下中上、思福祸，赞赏“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的玄道，去极端而倡中和，在哲学上尤有独特的贡献。扬雄的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巴蜀哲学在汉代崛起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影响中国哲学甚大的道教在东汉末产生于巴蜀鹤鸣山（在今四川省大邑县）。
二、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在流传兼容中演进
继在汉代形成发展的，巴蜀哲学经历了由蜀汉至隋唐五代在流传兼容中演进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哲学由兼融儒、道向兼融三教、融会诸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蜀汉时期，巴蜀儒学体现为迁蜀儒士与土著儒士并隆，传统今文经学与荆州传入的古文经学并兴。这一时期，学术巨变，今文经学渐次让位于古文经学，而巴蜀今文经学仍然兴盛，尤以图谶、灾异名，对当时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今文经学仍有较大的势力。迁蜀儒士弘扬古文经学，又将儒家与兵家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向多元化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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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宋时期蜀学和理学等各派学术的发展，巴蜀哲学至南宋发展到一个，这主要体现在：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著名蜀籍理学家张栻通过与朱熹等的交往和辩难，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2〕的命题及其他重要思想，对理学的理论建构及促进宋写作技巧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确立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促进了宋写作技巧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流传。此外，朱熹的蜀籍高足度正不仅通过入闽求学于朱熹数月，努力弘扬周敦颐、二程、邵雍、张栻、朱熹等人的理学，而且亲撰《周敦颐年谱》，在蜀中大力宣扬理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度正并发挥改造朱熹的思想，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道统论，充分肯定汉唐诸儒在传儒家圣人之道及经典传授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汉儒所传《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皆出自于孔子，由于他们的传授，使得“孔子之书赖之以存”，而韩愈、柳宗元则“驾两汉而追三代者”〔3〕，使圣人之道得以流传。
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在四川创办当时藏书为全国书院之最（达十万卷）的著名的鹤山书院，在巴蜀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他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停留于朱学，折衷朱陆，而又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一再上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为确立理学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了翁提出了超越朱学，通过原典求得活精神，“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4〕；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6〕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宋代学术和巴蜀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魏了翁具有调和蜀、洛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
以上巴蜀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大发展，而且其精致的思辨性哲理也使两宋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整个巴蜀哲学在宋怎么发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为促进宋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元明清巴蜀哲学对理学的批判性自我反省
元明清时期巴蜀哲学在对理学的批判中自我反省，继续得到流传演变和发展。作为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理学，随着流弊日显，遭到了人们的批判，而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启蒙、批判专制、重考据训诂，巴蜀哲学逐渐向融贯博通，提倡实事、崇实黜虚，通经致用，批评理学流弊，肯定，重视人情，提倡理欲结合，重视事功和功利，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等方向转型。并为近现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思想家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7〕，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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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发展的总结和综合，也是对理学排他性流弊的批评，集中体现了元代学术所具有的融通、包容之特色。明代巴蜀著名学者杨慎和巴蜀隐士来知德均对理学提出了批评和疑辨，并重视和提倡实学，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发展趋向。杨慎是明代中期独具新风的思想家，在当时宋明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对正宗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大力主张对古文的考证与研究，恢复两汉经学的考证方法，提倡一种多闻、多见、尚博、尚实、重传注疏释的学风。为纠正理学流弊，促进学风的转向做出了贡献，这对于打破当时学术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对于以后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
著名隐士学者来知德对宋明理学既有批评和疑辨，亦有所肯定，总的来讲是以孔子为源头，而对理学的超越。来知德强调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并贯彻到躬行实践中，认为言行一致，躬行践履就是“实学”。并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和太极论。来知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舍象不可以言易”，检测象以寓理，“理寓于象数之中”的易学思想和“太极不过阴阳之浑沦”〔8〕的观点，错综取象以注《易》，用象数释义理，对《周易》予以新解，发展了传统易学。
明清之际的费密和唐甄都是巴蜀哲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全国也有重要影响。费密提出“中实之道”的思想，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费密主张“欲不可禁”，也不可纵，批评“专取义理”而压制人欲的倾向。他的弘道论别具特色，主要是提出了帝王统道的“道脉谱论”，以代替理学以儒生统道的道统论；并提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从汉唐诸儒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中求得圣门本旨。由此尊崇汉儒，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给后来的汉学复兴以重要影响。
唐甄提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9〕的思想，其对封建帝王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其思想的一大亮点；唐甄在治学中，重视事功，批评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欲，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和客观物质的基础上。其对理学的批判，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尚的转移，由重道德自律转向事功之学和关注人生日用。唐甄并提出心为本，经为末，五经不过是明心之助，四书重于五经的思想，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方面体现了唐甄的社会批判、启蒙和实学、心本经末的思想，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巴蜀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清中叶著名思想家刘沅的学术思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蜀学的面貌。其对理学的扬弃，对三教的融合，对经学的“恒解”，既具时代精神，又呈现个人特质。由此表现出既与理学、清代汉学不同，并对二者提出批评，又不完全舍弃，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积淀。刘沅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这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刘沅不仅批评理学流弊，这是他思想日新的表现而具有时代性，而且在对理学批评和扬弃的基础上，也予以继承发展，并非一味反对。刘沅重视人情，又以天理为指导，是在价值观上一定程度认同于理学的表现。刘沅对理学的经学观也基本认同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同时，不论自觉与否，刘沅都不能完全摆脱一代学术思潮理学对他深刻影响，客观上对理学有所承袭和发展，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
五、近现代巴蜀哲学在批判传统中走向兴盛而具有新时代特点
近现代巴蜀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是在批判传统中经过转型走向兴盛。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有古老传统的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和掠夺。先进的巴蜀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另一方面批判继承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且提出自己的新思想，使巴蜀哲学得以转型和兴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巴蜀地区社会文化和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廖平的经学思想包含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他在经学二变中提出“尊今抑古”的思想，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并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两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主要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改革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
出生巴蜀的青年才俊以极大的热忱接受新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变法革新的运动之中。有的走出巴蜀之地，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学习先进思想和参加革新斗争，甚至远涉日本等地留学，这其中包括涌现出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位重要人士：被称为“六君子”之一的变法志士杨锐，有清末“新学巨子”之称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宋育仁，以及被喻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革命者邹容。他们都接受了西方、自由、法制、进化等新思想，为中国的社会革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邹容撰《革命军》，集中体现了他反封建专制制度和他的自由、、革命等思想。
吴虞以西方平等观与法治思想批判儒家礼教，以西方三权分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批儒家专制主义，以西方独立、自由、平等观批判儒家孝本论，以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儒家男尊女卑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以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论观点以及现代阐释学的原理，审视吴虞对孔孟之道或儒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其批判是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而不应作片面的理解。
郭沫若通过对孔子思想批判的反思，得出了与批判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与同情人民解放的，孔子大体上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孔子的“仁”是人道精神，孔子主张开发民智，孔子所讲之“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对孔子思想做出肯定性的价值评价。但郭沫若坚决反对宣扬复古思想。
蒙文通以理气分合的哲学观批评朱熹、王阳明；认为陆象山得到了思孟学派的真传。而且他在服膺列宁哲学后对理学有了新的评价，具有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倾向；并肯定罗钦顺等的气本论，批评“先天论”，契心于陈乾初、王船山的“发展论”。不管蒙文通思想如何变化，他对孔孟思想的推崇却是一贯的。
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和唐君毅均是我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哲学家。贺麟在文化哲学观上，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等先进思想，特别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主张大规模地、无选择地输入西洋文化学术，以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来发挥、充实和发扬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而且在本体论、道德观、认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以及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君毅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包括以儒家的心性哲学、道德等为根基，融合中西印文化而成。在文化意识方面，唐君毅有着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拓性的创新。
就整体而言，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全国近现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其主要表现于：除实证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无不在巴蜀哲学家或思想家那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巴蜀近现代哲学还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新时代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研究成就突出；二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凸显；三是中西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四是批判孔孟之道方面涌现出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这就是吴虞先生。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理论哲学（凸显哲学的学术性）的过程。这即是巴蜀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五四运动的爆发，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马列主义也被介绍进来，在近现代巴蜀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1919年夏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马列主义开始在巴蜀传播。抗日文化主将、马列主义者郭沫若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进行考察批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戏剧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影响深远。在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巴蜀之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巴蜀地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六、四川彝族、藏族哲学的发展丰富了巴蜀哲学的内涵
在巴蜀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巴蜀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哲学思想，但相对而言，彝族和藏族的哲学思想较为丰富，尤其是藏族哲学中的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不仅学理高深，而且自成系统。因此，四川的彝族、藏族哲学是巴蜀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哲学都是以民族性的形式出现，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哲学也是由各民族哲学为其基本内涵。各民族哲学既有其个性，体现了民族个性化的风格；亦有体现各民族哲学本质的共性，以探索人类爱智和抽象思维的共同本质。四川彝族、藏族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哲学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并具有自己的特色，以此丰富了巴蜀哲学的内涵，促进了巴蜀哲学的持续发展，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巴蜀哲学。[3]源于：论文格式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