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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与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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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有其深刻的背景因素,是他总结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综合性认识的成果。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包括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多方面。这种思考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我们今天居安思危、拒腐防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蕴含着深刻的科学理念对我们今天把握规律、安全执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体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对我们今天排除干扰、奋勇前行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陈云;抵御风险;战略思考
1674—0351(2012)05—0076—08
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陈云也步入晚年阶段,但他仍然不懈奋斗,为改革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这一时期,他对党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是他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的一个光辉亮点,是一笔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深刻启示。

一、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思考的背景因素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有其深刻的背景因素,是他总结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综合性认识的成果。陈云没有使用过“风险”这一概念,但在他相关大量论述中却充满很强的风险意识,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抵御执政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总结历史的沉思:恢复所倡导的“六有”政治局面

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风险”概念的当属。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715这里虽然没有对风险问题展开论述,但已阐明造成“六有”政治局面才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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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左”的错误,这种政治局面没有能够完全造成,甚至受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全面拨乱反正,这是“六有”政治局面得以恢复的宏观背景。陈云及时把握恢复这种局面的契机,阐明恢复这种局面的重要性,指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2]240说这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因为它对贯彻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具有前提性,这是凝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
十年“”期间,林彪、“”对“六有”政治局面的破坏严重,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即使最高层的党内生活也不正常。据叶剑英回忆,当时党内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就是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远新),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汇报,像叶剑英这样的党副主席也见不到。陈云在1977年12月10日曾问过在那时能不能见到,回答是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陈云感到,连党副主席都见不到,“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2]242-243由此而来,党的集中制无法贯彻,党内的重大决策变成个人决策,失误和风险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可见,能否形成“六有”政治局面并巩固发展下去,确实关系重大。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强调恢复同志的建党学说和一整套作风,特别是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样“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3]46陈云在新时期伊始就提出恢复和扩大“六有”政治局面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思考。

(二)面对现实的忧患:党风和社会风气中出现的问题必须抓紧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干部政策逐步落实,然而有些干部却私欲膨胀起来,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甚至严重腐化堕落,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对此,尖锐地指出:“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3]216改革开放头10年,党严厉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生活腐化型。如原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长期与一有夫之妇通奸,并滥用职权为这一妇女提职、提薪,将其拉入党内,帮其出国“考察”,为其亲属谋取私利,包庇其弟、行贿受贿。中纪委于1987年1月17日作出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后被判处两年徒刑。二是经济犯罪型。如原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主任、前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利用职权大量侵吞缉私物资,索贿受贿达69749元,被依法判处死刑。三是子女犯罪型。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对、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命令,三犯随即被处决。陈小蒙、胡晓阳均系高级干部子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失职渎职型。1987年5月大兴安岭林区特大火灾案,过火面积达101万公顷,受灾群众56092人,其中死亡193人,经济损失也极为惨重,这主要是由于林业部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有关林业企业管理上的混乱状况造成的。林业部长杨钟被撤职,相关责任人被追究责任。与此同时,一股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风潮迅速形成。一些党政干部利用改革措施出台的时间差,抢先获利,使自己先富起来;一些党政机关与社会合办企业,形成官商结合的企业;社会上一些人则利用高级干部的社会关系搞皮包公司,大发横财。这些“官倒”之风同样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3年至1987年,全党共有656万人受到各种党纪处分,其中153万人被开除党籍,而这中间就有一些行贿受贿、弄权渎职、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严重的领导干部。执政党的主要风险是内源性风险。这种风险源于党内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陈云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任中纪委书记,高度关注这一问题,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作为中纪委的主要任务。1979年11月1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自觉地以身作则,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起模范带头作用,与人民同甘共苦。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11条专门就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作出规定,提出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等“五个禁止”。从1984年至1988年,党、国务院陆续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关于党政机关干部不兼任经济实体职务的补充通知》等近十个文件,对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对严重的腐败案件,陈云支持的观点,要严厉惩办,他说:“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2]273-274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就是他面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中出现的问题而形成的,反映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三)着眼未来的发展: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开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抵御执政风险必须选好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着眼未来发展的长远之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能够胜利开创的基本保证,但这个集体主要成员的年事已高,如何保证改革大业代代相传,这是陈云的一个战略性思考。以1978年为界,党副主席叶剑英已经81岁,党副主席也已74岁,党副主席李先念69岁,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73岁。除领导层外,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有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一线工作,日夜操劳,但其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繁重的领导工作,并且经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用陈云的话说,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陈云还现身说法:“我的身体实在不行。我不是偷懒,不是检测装,我实在不行,一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右眼睛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了。”[4]463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书记处,以减轻政治局和常委的工作,但书记处的12位成员也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鉴于这种状况,陈云多次提出要成千上万地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指出:“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4]486他告诫不要等到老同志倒下来的时候,被迫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对党的工作很不利的。
陈云这里说的“极大危险”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中“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存在,而且他们有年龄上的优势。王洪文1975年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说:“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2]302对这种潜在的严重风险,陈云也有同感。这就要加快填补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真空地带,不能让王洪文一类的人有隙可乘。当时,各级党组织在干部梯队问题上还没有认真考虑并拿出具体方案,陈云感到很严重而紧迫。他在相关会议上多次讲到接班人问题,提出组织部门要设一个专门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要熟悉4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指出“三种人”中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2]302他强调要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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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确实可靠的人”,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二、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思考的基本点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基本点:

(一)主张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

在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的问题上,陈云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要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而且他建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因为有党的整个历史,“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2]284《决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增写了这一部分内容,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党的历史,有助于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陈云为《决议》起草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四次同有关人员谈话,指明起草应把握的要点,特别是他结合自身体会谈了同志四方面历史功绩:一是同志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责任;二是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同志提倡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哲学,对全党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四是在总结陈独秀、王明等人错误教训中得出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陈云认为,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许多老干部虽然被整得那么厉害,但仍然相信他,仍然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是党抵御执政风险要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能否对此作出科学评价,不只是其本身的历史定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中国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认识,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走向和前途命运。由于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人又没有能够把思想同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在评价问题上难免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如果不适时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出现思想上以至政治上的混乱,不仅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而且会削弱和瓦解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把思想和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3]366因此,在评价同志和思想的问题上是具有潜在风险的,需要党尽快拿出一个正确的意见来,并得到党内外的广泛认同,从而将潜在风险及时化解掉。陈云主张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和科学决策,对《决议》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他对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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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求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入

改革开放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陈云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反映出他强烈的风险意识。陈云指出:“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2]355他告诫要“严重注意”这种“渗入”现象,认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2]356陈云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宗旨;有些人看见外国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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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陈云还高度关注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指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2]374他建议应该切切实实抓一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渗透的主要方式。对此,陈云指出:“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所谓的‘和平演变’。”[2]370他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透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后却出现忽视精神文明的问题。陈云告诫,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的整个事业就有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他还提出许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如抓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抓好党风;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要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要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他表示:“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2]355改革开放条件下,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陈云这方面富有远见而又颇具力度的战略思考,对新形势下加强这项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五)提出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党抵御执政风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因此,陈云高度重视选拔中青年干部,阐发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陈云指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因为只有这样,大批老干部退出才能接替上;才有较大选择的余地,把班交给可靠的人;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兴风作浪分子今后闹不起大乱子。陈云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青年干部。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还缺乏经验,要看到经验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要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挑担子,逐步成熟。陈云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关,除了“三种人”不能提拔外,还有两种人不能提拔,一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路线的人,二是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陈云提出,要注重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他建议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等职务,给中青年干部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并使之成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陈云认为,的“台阶论”是对的。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有台阶,一级一级地上来是必要的,这样他们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陈云建议,组织部门要设立专门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组织部要成立青年、技术,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熟悉4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这些论述反映了陈云对选拔中青年干部全面深入的思考。
选拔中青年干部首先要看德,这是陈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组部关于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情况的材料上批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重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4]498同年9月6日,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到这一问题时说:“德才相比,我们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2]3179月12日,他又就这一问题作出批示:“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4]498-499陈云强调首先要看德,不仅出于我们党选拔干部的一贯方针,而且在于干部出问题往往都是出在德上。陈云所说的不能提拔的三类人,都是德的问题。德出问题,是党执政的严重风险,甚至可以毁掉党的整个事业。因此,从选拔中青年干部开始就把好德这一关,尤为必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党的干部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阐明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这是从全会层面上对“首先要看德”的制度规范,也使我们更加领悟到陈云当年这一主张的重要意义。

三、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思考的当代价值

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风险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党的执政历史不断延伸,风险几率不断上升。提高党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是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的当代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愈发显现出来。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我们今天居安思危、拒腐防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抵御执政风险必须有风险意识,而风险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通常是指感觉到周围世界出现了严重情势或危机,从而产生一种忧惧和警觉。[6]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就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政治意识。陈云针对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指出,这“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他告诫:“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2]368这给我们以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政治警醒。这种忧患意识是问题意识。陈云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和及时提出问题。如他所说的建国快30年了,吃饭问题不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但要“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2]277要充分注意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调整而降低;要维护和加强党的权威,“如果没有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2]380 有问题意识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才能察觉风险,从而防范和化解风险。这种忧患意识是危险意识。陈云在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中多次用到“危险”一词。如他在讲到“”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时指出:“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2]330在讲到干部问题时指出:“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4]486在讲到理想问题时指出,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2]347危险是风险的表面化,是更加直接而紧迫的问题。陈云提到这些危险,更说明他忧患意识的强烈。这种忧患意识是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的深层是责任意识。他把选拔中青年干部视为“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说“这件事情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2]297,325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同志所说“四大考验”、“四个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不断提高抵御风险、拒腐防变的能力。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蕴含深刻的科学理念,对我们今天把握规律、安全执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是蕴含科学理念的思考,反映他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陈云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陈云回顾延安时期倡导学哲学时深有感慨地说:“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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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2]285这是陈云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的历史的深刻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中国的历史,都是有其内在规律性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深刻认识并自觉遵循这些规律。认识和遵循规律的自觉性越强,出现失误和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如何认识和遵循规律的思考。由此,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执政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上,也包括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和总结上,强调必须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党抵御执政风险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科学理念。陈云坚持科学统筹的思维理念,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陈云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但强调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统筹好二者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提出要正确处理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4]135新时期,陈云又指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2]280这就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这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曾开展过讨论,但在实践中却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好,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不协调现象。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作为一种科学理念要牢固树立起来,就要像陈云那样,始终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宗旨,这也就是新形势下概括的以人为本。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能否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陈云所说的既要建设又要人民,建设才是可靠的,就反映了这种规律性,体现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建设的动力。陈云擅长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把端正党风作为一个主要着力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任务繁重艰巨,陈云作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还一度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工作日理万机、千头万绪,但他能够抓主要矛盾,这就是端正党风。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大命题,就是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自身建设的关键就在端正党风,这是改革开放至今都一直都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党风搞不好,社会风气就搞不好;党风、社会风气搞不好,改革和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只有端正党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大限度化解执政风险,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才能胜利推进。这既是执政规律使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体现坚定的理想信念,对我们今天排除干扰、奋勇前行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陈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正是立足于这种高度,因而能够高瞻远瞩、信心满怀。陈云坚信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法则。他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2]332-333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国内改革面临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在应对挑战和抵御风险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陈云告诫要时刻牢记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事业。他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还指出:“任何一个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2]347这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风险,其酿成的深层因素是对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迷失,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听任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等。这种迷失归根到底还是理想信念的动摇。指出:“理想的滑波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7]由此而会演化出一系列危及党的事业的严重风险。这就必须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筑牢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政治防线。陈云强调要加强员的党性教育。有坚强的党性,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改革开放后,一些党员、干部在消极腐败因素影响下淡化或丧失党性,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引起陈云的高度关注。他多次强调加强党性教育,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违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4]541他特别强调,我们党是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党,再加上目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4]547-548加强党性教育是建设的治本之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陈云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置于党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治本之举。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新任务贯彻好这一重要思想,切实把党性教育抓紧抓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参考文献:
[1]文献研究室传(1949-1976)[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
[2]陈云文选: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5
[5]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周尚文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N]文汇报,2009-10-27
[7]同志在十六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Z]2006-01-06
[责任编辑 张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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