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看，虽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我国处于有利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但是与10年前相比，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某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其他资源性产品的国际也明显升高。我国经济发展成本的上升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进而使经济高速增长态势面临结构性减速的新挑战。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从最低工资看，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60元、l280元、1320元和l080元，比2005年分别提高100%、85.5%、91.3%和l25%。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l0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2.9美元。从土地看，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其中，商业怎么写作、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比2005年上涨174%、267%和32.5%。
2011年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最低工资都比5年前增长了1倍左右，单位小时劳动成本比2010年有很大上升，已经远远高于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世界制造业流向出现了两种新动向：一种动向是，在美国高调鼓吹“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的口号下，一些制造业向美国本土回流；另一种动向是，世界制造业的某些行业向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经济体转移。特别是后一种动向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原本投向中国的外资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如耐克运动鞋，2000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40%的耐克鞋，全球第一，越南当时的份额只占13%；2009年，双方各占世界的36%；2010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另外，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制造业也有向东盟转移的苗头。广东是电子、IT产业 的“世界工厂”，电脑配件生产占世界60%，电子配套能力占世界90%；但近年来电子企业也有向东盟转移的现象，而没有转向中国的中西部内地地区。
国际资本也更多流向东南亚地区。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跨国公司评选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印尼和泰国排名大幅上升。在中国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态势下，东盟各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继续增强。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11%的速度增长。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而同期中国的增长率只有8%。
二、我国制造业不可能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外
美国确实希望世界制造业的某些部分转移回国内，其“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的政策目标也是真实的愿望，但美国的劳动力结构并不支持这个政策目标。从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看，适应高低两端产业结构的就业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的产业环节就业岗位却减少。其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激励不断下降，进而使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确实也存在，但这主要发生在高端产业中的高端技术环节。由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因此吸纳高端产业环节在美国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优势。但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却处于萎缩状态，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如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中端技术环节中一线岗位的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美国大规模接受制造业多数生产环节回流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不会大规模回转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变化说明，随着中国愈来愈需要向产业高端发展，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中国要保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就意味着能否在更高的产业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制造业会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于2004年出现“用工荒”和工资上涨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变要慢于中国，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从逻辑上分析，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然而，事实的逻辑必然是，中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绝对优势是，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整体上说，中国劳动力呈增长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或者8.2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另据人口专家预测，中国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都能稳定在9亿左右。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中国人口的总规模在2030年前将一直增长，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8-2020年达到峰值，约为10亿。
与被认为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即韩国、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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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加上印度是12国）相比，中国劳动力数量要大得多。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高于其他许多国家。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在一些承接少量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就十分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新优势。1982年我国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为4.6年，1990为5.5年，2000年为7.1年。根据2010年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截止2009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这一点，中国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虽然近年我国劳动工资成本呈快速上涨趋势，但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不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以及与此有很大关联的人力资本。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优于印度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被轻易取代。
三、新的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考察一国产业优势和竞争力的关键是看劳动者素质与价值链分工是否匹配。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就是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竞争力。以中国与11个国家（不含印度）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比较，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源于：论文网www.udooo.com
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从未来趋势看， 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愈来愈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根据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或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结构转变是一个不可抑制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正在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所谓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判断主要是指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而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
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更广义地说，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一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需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这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
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农民工工资在地区间的趋同现象，但是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例如，以工资争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70%以上都发生在沿海地区，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对工资的满意程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传统的中国劳动要素禀赋的优势，还将在中国中西部延续一个时期。延续这种已有优势的努力，就是不失时机、因地制宜地把一部分产业或生产环节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四、加快培育我国国际竞争力新优势
虽然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世界工厂”地位不可能被取代的判断，但这是有条件的，上述只是指出了人口总量、结构特征和教育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这种外部条件需要在企业和市场的许多内在因素作用下，才能转化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新优势。因此，培育和形成我国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成为未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大课题。我国劳动人口的庞大数量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不需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将仍然保留较大比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否将不存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呢？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国际经验的对比来看，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在中国还要延续几十年，先进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并没有结束工业化，只不过是在转型升级中向高端产业方向发展。从企业结构来看，大企业是少数，中小企业始终都将占据绝大多数比重。只少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科技型的小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企业的主体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它们的优势在哪里呢？它们的优势在于形成新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
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成本。工资水平提高并不绝对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下降，有可能抵消工资水平上涨的不利影响。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仅仅只有资本替代这一途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因此，要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还要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正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方式（即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在由工资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越慢，劳动力优势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重大课题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培育产品的品牌，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提高出口产品的品牌竞争力。除了上述这两大课题之外，培育和形成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新优势还有以下6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措施：
其一，采取精致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能力采取资本替代措施，也不具备技术创新的各种条件，但它们依旧可以在现有技术和工艺条件下，通过精细化管理，节约成本，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比过去更有竞争力。
其二，培育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专业分工，少数有竞争力的企业将不具有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集中资源发展优势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并以生产性怎么写作为龙头，跨地区、跨行业，把大量中小企业连接为完整的供应链，形成整体对外竞争的新优势。
其
三、发展电子商务，利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寻找新客户，形成网上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其四，打造新型的国际商务平台。在原有国内市场基础上，引进国际商务的技术手段、运营模式和广告宣传，形成更多的义乌国际商品交易模式。其五，企业走出去建立国际营销渠道。通过兼并国外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在国外复制商品市场、寻作技巧商、建立各种形式的分销渠道。
其六，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为此，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关键，对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允许企业进入和退出，并藉此机制扩大有效率企业的规模，提高其比重，淘汰无效率企业，比直接代替企业进行产业或技术选择，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