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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以来，我们党在如何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平、又能提高效率加快建设步伐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的“公平优先”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到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其变化轨迹体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各个时期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是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公平效率观；历史演变；和谐社会；历史经验
1673-291X（2013）16-0011-02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建国初期，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给落后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公平，效率却逐渐被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给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效率，公平也随之遭到破坏。公平与效率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思考的焦点之一。考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把握这一问题的核心不仅在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人民公社”具体反映了对公平的理解与追求。既希望人民富裕起来，又不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他担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变“修”，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剥削。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主张公平优先，这种公平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分配结果的均等”。对包产到户，他认为这是“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他多次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因此要“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也重视效率，希望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1958年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有加快建设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产量和数量，才能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此外，针对机构臃肿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精兵简政，提高经济和办事效率。可以看出，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他对效率的理解更多倾向速度和产量。“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资源配置是以超经济方式实现的，配置的原则是带有较浓厚主观愿望的公平。
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1987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3]他认为，如果不优先考虑提高效率，就会被动、落后，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公平也就无从谈起。他一再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
也重视公平，集中体现在他对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重新认识，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公平，它要求各生产要素主体具有平等的机会，平等地接受规则的制约和保护，按同一标准去评价其活动贡献大小、去分享成果。他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4]二是社会公平，是指社会分配的合理性，它要入分配的结果相对均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最终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强调社会分配结果的合理性。
的公平效率观对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全社会效率提高、公平实现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效率方面，在1980—1990年的十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公平效率观还是实践中维护社会公平的指导思想，是解决中国现阶段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时在如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从国情出发，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能力相适应，首先保证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二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兼顾国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在分配关系上不再提效率优先。公平不再处于“兼顾” 地位，而是作为重要关注点予以强调。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注重社会公平，而且加重语气，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表明，党已把社会公平问题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指出：“在中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6]
总之，效率和公平应是辩证的统一。市场追求效率，政府讲究公平，它们之间关系可以协调，但两者不能替代，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收入分配过度平均或者分配结果过度不公平，人们的积极性都会被削弱，效率自然就会降低。效率是社会公平的条件和基础，只有在效率提高到了一定程度，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才有可能获得较多的产品分配，才能实现更持久、更稳定的公平。公平能够促进效率，通过社会公平机制，使低收入的人群增加收入，增加了他们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或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需要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而这个环境是建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处理好效率和公平这对矛盾统一体，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
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7.
[3]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3.
[4] 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31.
[5] .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G]//论“三个代表”.北京：文献出版社，2001：91.
[6]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公平效率观；历史演变；和谐社会；历史经验
1673-291X（2013）16-0011-02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建国初期，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给落后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公平，效率却逐渐被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给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效率，公平也随之遭到破坏。公平与效率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思考的焦点之一。考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把握这一问题的核心不仅在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一、的“公平优先”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建立一个公平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让中国的穷苦百姓都能翻身做主人，是的宏伟理想和伟大抱负。力争在前进的路上不使一个人掉队，不漏掉一个弱者，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灿烂光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摘自：学术论文格式模板www.udooo.com
东既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又希望分配结果的均等，主张公平优先，建立一个公平社会，这些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人民公社”具体反映了对公平的理解与追求。既希望人民富裕起来，又不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他担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变“修”，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剥削。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主张公平优先，这种公平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分配结果的均等”。对包产到户，他认为这是“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他多次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因此要“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也重视效率，希望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1958年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有加快建设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产量和数量，才能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此外，针对机构臃肿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精兵简政，提高经济和办事效率。可以看出，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他对效率的理解更多倾向速度和产量。“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资源配置是以超经济方式实现的，配置的原则是带有较浓厚主观愿望的公平。
二、的“效率优先”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后，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面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是由于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1987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3]他认为，如果不优先考虑提高效率，就会被动、落后，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公平也就无从谈起。他一再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
也重视公平，集中体现在他对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重新认识，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公平，它要求各生产要素主体具有平等的机会，平等地接受规则的制约和保护，按同一标准去评价其活动贡献大小、去分享成果。他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4]二是社会公平，是指社会分配的合理性，它要入分配的结果相对均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最终促进共同富裕，主要强调社会分配结果的合理性。
的公平效率观对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全社会效率提高、公平实现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效率方面，在1980—1990年的十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公平效率观还是实践中维护社会公平的指导思想，是解决中国现阶段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效率优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正如已经预见的，这种增长却是与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拉大相伴随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国有资产重组中出现大批下岗工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失地农民。使得改革发展中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却受损。在继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思想，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完善和发展了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理论基础并提出具体要求。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高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根据这些要求，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通过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收入差距过高的收入，改变收入分配的流向和流量。同时在如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从国情出发，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能力相适应，首先保证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二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兼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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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三是要积极稳妥，注意新老体制的衔接和过渡，避免出现大的波动。”[5]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以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在兼顾公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想，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完善和发展了、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极大地扩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为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在分配关系上不再提效率优先。公平不再处于“兼顾” 地位，而是作为重要关注点予以强调。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注重社会公平，而且加重语气，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表明，党已把社会公平问题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指出：“在中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6]
总之，效率和公平应是辩证的统一。市场追求效率，政府讲究公平，它们之间关系可以协调，但两者不能替代，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收入分配过度平均或者分配结果过度不公平，人们的积极性都会被削弱，效率自然就会降低。效率是社会公平的条件和基础，只有在效率提高到了一定程度，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才有可能获得较多的产品分配，才能实现更持久、更稳定的公平。公平能够促进效率，通过社会公平机制，使低收入的人群增加收入，增加了他们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或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需要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而这个环境是建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处理好效率和公平这对矛盾统一体，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
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7.
[3]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3.
[4] 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31.
[5] .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G]//论“三个代表”.北京：文献出版社，2001：91.
[6]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