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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后，李稻葵如释重负。
他终于可以坐下来轻松地谈论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谈谈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实现再度崛起，和他的新作《乱世中的大国崛起》，而不用担心被认为掌握了某种神秘的货币政策而误导企业、误导公众。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师从科尔奈，施莱法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攻读比较经济制度与公司金融，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
问：从不久前公布了CPI指数，可以看出CPI是放缓的，但从老百姓的个人感受来看，会觉得生活的成本在增加，但收入并没有增多，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怎么来理解CPI和PPI？
答：老百姓的感受确实是对的，尽管统计的物价增长速度在放缓，但实际的生活成本在提高。因为很多的生活成本没有进入的CPI统计中，尤其是房租。现在CPI里面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租没有算进去，他们是用房子的历史来统计，比如说20年前写的房子是20万写的，那么就检测设这个20万的房子可以用50年，20万除以50年就是四千块钱一年，四千块钱一年再除以12，那么三百多块钱就是房租了。而现实生活中在北京，三四百块钱你租什么房子啊！所以这个方面是跟生活脱节的。再比如说教育费用，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入托儿所要花很多钱，中小学还得补课，类似这样的钱也没有统计到CPI里面去。CPI虽然重要但并不完全反映生活中上升的趋势。即便如此，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有偏颇的CPI统计指标，未来若干年还会上升。今年是一个例外，今年CPI是因为农产品在去年高价位的基础上，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持续的。未来若干年农产品还会涨，原材料还会涨，这是大趋势，我认为在未来十年会进入到一个中等乃至中高等的物价上涨阶段，对于这点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问：还是想先问问你我们最关心的中国经济形势，我看很多分析师，每季度都在调低他们对GDP的预测，有人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拐点，有人说慢下来是好事，有的人说中国经济比较危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那里，怎么解决？
答：我不同意“拐点”这个说法，“拐点”说法好像是说中国经济从一个高增长阶段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阶段，我倒愿意形容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颠簸期，一个减速拐弯的时期。过了阶段，如果把控得好的话，还是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时期，拐了这个弯之后还能够再走一段，我相信能走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为什么拐弯？说到底，就是我们过去十几年以来，所依赖的那个高增长方式，很多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在未来两三年的痛苦转型过程中，在消费和内需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不能替代房地产的时候，政府应该多搞一些，跟你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消费型的投资，投资不全是生产性的，大量消费性的，比如北京的下水道系统。
房地产是过去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从地产产业上讲，连带几十个产业，从家用电器到家具，甚至服装，纺织品，窗帘、布艺，都得靠房地产带动。从融资角度来看，房地产过去这十几年，打个比方，就是一个搬运工，把老百姓手中的存款，先搬到了房地产公司，然后房地产公司又把至少一半甚至于一半以上搬到了地方政府，就是这么一个搬运功能，地方政府拿了这个钱之后开发土地，整平土地修马路，修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这就是过去十几年咱们走过的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闲置在银行的存款，这么一搬，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也就有钱投资了。中国进入WTO之后，中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我经常爱讲的例子是浙江省，浙江省土地面积几乎是最小的省，人口也不是大省，就这么一个省，就能把巴西折腾的天翻地覆，就能把美国、欧洲折腾的天翻地覆，因为这个省的生产能力强。如果浙江省的出口不限制的话，全世界纺织品我看80%都得让浙江人生产了。这也显示了中国这过去十年的制造业能力确实提高了
问：但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国制造业，因为没有核心的知识产权，没有核心竞争力，一直是在代加工，而现在越南、泰国和印度也在发展代加工，也在和我们争抢市场份额。我们的出口也在持续下降，在未来三到五年，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非常显著，出路在哪里？
答：中国的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在世界上仅有产量，但没有很多利润，这个事情可以反过来想，过去十年，美国人忙于反恐，咱们钻了一个空子，中国人均GDP这么低的水平，已经能够占有很多市场，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就业，这已经谢天谢地了，是吧，已经是感谢这个历史机遇，感谢WTO，感谢9·11之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下一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凡是搞制造业的企业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必须要升级和转型，要认识到我们再继续扩大规模的可能性很小了。咱们的制造业企业就得眼光长一点，眼光从国外到国内，从简单的加工到升级。
问：对人民币汇率怎么看？对大众有没有什么投资建议？
答：人民币的走势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不单边升值了，我认为是很好的现象，所以我想未来三四年人民币会出现更多波动性、升值趋势不太明显，但是人民币的汇率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注最基本的国际经济金融走势，关注美元、欧元。
我现在经常被问到的到底手里拿美元好，还是拿人民币好，这取决于投资去向，你拿了美元存银行有什么用，利息基本是零；我建议，一定要多元化投资，要眼光看到国外，出国投资。我是鼓励有条件的老百姓，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投资于境外的证券市场，包括股市和债市，因为我们的收入已经过多地和中国经济结合在一起了，更需要
答：我判断美国的经济未来至少5年会比较低迷，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会在5年之内会彻底解决，美国的问题不在企业，美国的问题出在了政府，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要重新厘订，客观的看美国经济震荡的时间会缩短。
任何的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事实上跟百姓都是有一个潜在的合同，是个契约关系。比如咱们看到温州铁路出事了，我们有理由要求地方政府和政府马上派人去调查，给社会一个交代。那同样的，我们作为企业家或者个人赚了钱，也有义务给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收，这是一个契约关系。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现在碰到了挑战，无法持续，因为现在福利的包裹越来越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很高。福利高了，税收远远不够怎么办？要不美国的纳税人，尤其中间的高收入人群，多加点税，尤其增值税，资本所得税要增加，要不福利得削减，两者必选其一，或者同时进行。美国现在的形势好转，完全是得益于欧债危机，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欧洲出融危机，大量资金涌向美国，但是这是个短期行为，我坚持认为，美国不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调整政府跟百姓的关系，政府跟企业的关系，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资本市场上会显现出来。欧洲如果逐步进入到一个稳定状态，资金就会脱离美国啊，投资者对美国公共财政情况有所担忧，资金一但离开美国，美国的债券就会发生波动，收益率会提高，美元汇率会出现贬值。有人讲美国汇率贬值，出口就好了，但是美国制造业只占了GDP的十几，就业人口不到10%，美国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可能性很小。美国的经济主体是怎么写作业，主要是本地的怎么写作，美国大量是金融怎么写作、律师怎么写作、房地产怎么写作。
问：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消费不振，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减税，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待现在中国的税制，你觉得现在应该减税吗？
答：总体上讲的必须减税，但是这个减税，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这个概念，应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税制体系，我们现在这个税制体系，涵盖的税种太多。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既有增值税，又有营业税、又有个人所得税，还有间接的财产税。一般欧洲发达国家一直是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加个人所得税，美国则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没有增值税。大部分同行尤其是搞财税研究的，都认为中国未来的税制应该以直接税为主，直接税指的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干的。我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未来的税收，还是应该以间接税为主，就是以企业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税为主。如果一个政府，他的税收主要来源是企业，那么这个政府一定会比较重视经济发展。
问：那你觉得此前吵的很热的财产税，在未来的3年或者5年之内，咱们国家会有可能征收财产税吗？
答：很可能先试点，我的观点，财产税可以收；但是两个原则，一是不要收太高，我们写房子就已经交税了，我们写房子50%的房价就是土地的，这是超级房产税，我的一次给你了，你还要搞第二次呢？第二个原则更重要，这个钱干什么用，这个钱一定不要纳入一般的政府预算，这个钱应该直接交给基层政府，用于改善治安、改善交通、改善垃圾清扫、改善下雨后的排水，而且要问责，我是个业主，我纳了相当的房产税，有权了解资金的去向，这就是基层的，要从基层开始，让每一个纳税人都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用的，而这个钱是否又直接跟自己的房产，跟自己的小孩的教育，跟自己家庭的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
问：前不久林毅夫老师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加强政府的作用，超越政府的凯恩斯主义，从刚才你对中国经济的建议来看，你同意他的观点？
答：我理解林老师的这个观点，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帮助经济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不断地改善经济结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需要两个重要的补充，第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更加需要做的，除了经济结构之外的是要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变迁，经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很多时候必须由政府来主持正义，这个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体系、包括法院、包括检查院、包括侦查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核心，就在于我们不仅需要公共怎么写作，而且要制度化，这个制度，可能比结构来的更重要，而制度面前本身并不是自发的，需要政府去引导。另外，政府的作用，应该是跟市场结合在一起的，应该是一个顺着市场机制去发力的一个过程。
问：关于城市化的这个问题，现在国外有一些说法，说觉得中国政府事实上是低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而认为中国城市化空间已经不大了，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我想国外这些所谓专家不见得是最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因为城市化最终标准是人，以人为本；看一看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从心态上讲，从归属感上讲，从消费行为上讲，变成城里人了？这一批人何时能够纳入城市的生活体系，这是中国城市化的挑战，也是重大基础，所以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中国的城市化空间是非常大。
问：那如果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说这一块会有一些变化，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城？
答：土地问题是农村改革和城市化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土地问题不改革，农民很难真正的变成城里人，心态上很难改变，所以土地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一项改革。但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学术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中国地域这么大，中国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是千差万别的。比如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湖南农村，那里的农民跟现在江苏、浙江农民两码事。在土地问题上，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把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试点，稍微慢一点，一步一步来，不要让这些农民，一时冲动成了社会的包袱。
问：你说农村金融改革这一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现在已经有一些试点的，万一形成不良贷款最后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案例，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吗？
答：我也没有，我想我们的想象力永远都不及现实，这个农村金融如何跟土地的转让，土地改革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需要去试点，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去做，要让基层的金融机构，和农村基层政府都合在一块，群策群力去试点。设计是设计不出来的，改革是不可能顶层设计的。改革是体制已经既定了，你不可能从零开始从新设计一个，谁也没有这种奢侈的空间，英国人美国人都设计不了，都不可能抛开今天的体制，把美国宪法推开，把持的权利给消灭掉，不可能的，改革永远是从基层开始的，永远从一件一件事情开始的。
问：先有实践再有政策，而不是先有政策再有实践吗？
答：基层的实践、基层的创造性、具体部门的创造性。这不是搞理念，需要一件件事情做起来。法制不是空话，法制也是做一件件和老百姓相关的事，一个个案例判出来的。我写过关于改革的文章，我认为改革过分倚重顶层设计。讲得更直白一些，顶层设计耽误了改革。
问：未来中国的领导层、管理层，会向什么方向改革？
答：新一代领导人都有三个特点。一是下过乡。二是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蜜月期，77年～83年这段时间上的大学，改变了自己的知识窗口。有这段经验的人，我相信对改革有宗教性的信仰，对改革有感觉。三是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这些人都在1980年代，出国的热潮中间，接受教育的。他们可能自己没出过国，但周边的同学、朋友都出国了，不断带回各种各样的经验、信息。这三个特点让我坚信，我们能逐步摸索出一条更加务实、更加切合中国实际的改革之路。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现代化。
中国现在市场经济现在都有了，咱们出去写个矿泉水，报摊上写个报，都是市场，这都没问题了，中国缺的是高级的市场，你的制度股市，知识产权，包括企业并购，这些高级的市场经济制度是需要新的一论改革去完善，而完善的机制，是具体的、基层的，而不是概念的，更不是自上而下的。
问：很多分析师每季度都在调一次他们对GDP的预测，越调越低。有的人说慢下来是好事，中国经济就是应该慢下来，调整结构。有的人说慢下来是
答：从速度上讲，我的预测还是8.1，还是会超过8。但是客观讲，不管咱们的个人预测如何，我们必须看明白，中国经济现在是在过去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放缓的，是从过去10年的平均值11%降到今年8%左右，这个降幅很厉害。它不是从8.5%降到8%，而是从很快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管中国经济未来10年增长速度如何，从高速运行的状态下放缓的话，如果放缓过快，一定有问题。在房地产调控等问题上，不易操之过急。房地产是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引擎，它有问题不可否认。但问题是10年形成的，是慢性病。怎么可能指望几个月内，就把房价降到一般百姓写的起的程度。
凡事都有一个客规规律，老百姓希望每天都阳光明媚，这是民意，这种民意你能顺应吗？顺应不来。还有天意，它是会变化的。所以我倒觉得一位有远见的决策者，是要顺民意，尊重天意。所以光讲是不行的。人人都要住大房子、写汽车，都希望个人收入越高越好，货币政策越宽松越好……这些是违反天意，违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的。我认为学者的责任应该把什么是天意，什么是客观规律，给一般的百姓讲解。对经济问题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
问：所以政策上还是要保增长。
答：政策上要缓慢调整，房地产一定要调整。但是以休克疗法短期迅速见效，不太容易。
问：你是不是利益集团代表？
答：我如果是利益集团代表，我赚钱不是更快吗？我还做研究干嘛？我如果是利益集团代表，我下海就成了，何必这么费劲？！
问：你对现在货币发行量怎么看？房价还在涨，这是经济紧缩之间的矛盾吗？
答：资产对经济是有绝对的影响的，因为资产在影响投资者情绪。资产也会影响直接投资。所以现在中国经济核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转弯。弯一定要转，一定要从过去的那种靠房地产，靠出口，转向更多靠普通消费进行的真正消费。当然也包括住房消费、居民消费，靠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的升级，靠怎么写作业、靠城市化、靠百姓的基本生活的需求的满足。这个弯一定要转过来，但这个弯转的很痛苦。痛苦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不应推卸。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它是在老百姓不愿意投资的时候，在企业家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拿出资金投资。我认为应该更多的补贴汽车消费，就投老百姓最缺的消费品——公共怎么写作。北京7月21日下了一场雨，尽管这场雨是全年平均降雨量的三分之一，确实大了点，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所以应该更多的投资投在对每个立交桥下的水泵检查，换掉不合格的。这种投资每一分钱都值得，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心坎里。
这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投，政府主导、政府牵头，包括发国债支撑国土建设。我们的国力已同过去，百姓的生活需要提高。所以现在的投资和过去的完全不同，每一块钱都应该花在老百姓的福利上。这样做的话，经济转弯的过程就会平缓些，速度不会从过去10年的10%、11%降到7%以下。这就是现代政府应该做的事。
问：现在西方也在反思政府的作用，你如何看？
答：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它的福利浪费是巨大的。但是政府花钱去搞教育、搞科研，政府花钱把下水系统做好，政府花钱支撑一个现代化的私房系统，这是责无旁贷的。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里面专门论述过，司法系统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不能由女皇来搞司法系统。他说的很明白，只有国家才能搞司法系统，否则谁出钱，谁就可以写公正，这怎么行？问：除了投资，货币政策独立性要改吗？
答：要。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倒觉得不是最要紧的。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货币和财政紧密相关，而财政和投资又紧密相连。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照西方那么做，像欧洲央行那么做，完全独立财政之外的政策，效率很低。银行的监管都独立于央行，怎么可能？
问：如果归到人大进行管理呢？
答：这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把整个货币政策完全归入人大。但是这个系统和银行监管不协调，独立于银行监管，那么很可能发生如下一种情况：货币正在收紧，银行监管在放松，互相抵消，触碰不到一起。年底财政拨款多一点，马上货币发行量增加，怎么能对称？怎么能协调？
问：独立一些就可能不会有4万亿了投资吗？
答：4万亿恰恰证明问题不仅仅出在货币政策上。金融改革要一步步做，先把银行一个个改了。如果除了银行外，出现了大量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如果股市相当健康健全化，到那时，咱们再来谈货币政策怎么能够以利率，以数量，以为准，怎么能够放开资本帐户，怎么人民币国际化，怎么搞独立的政策透明化。现在条件根本就不具备。我的观点是改革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改革不是机械地改，改革一定是从你最痛苦的，最需要改革，老百姓有最多需要的地方改。
问：你不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后，生活有些什么变化？
答：放松了，不用担心别人认为我掌握了什么内部信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内部信息。我现在不用担心我讲的话代表了什么政策，代表了风向的改变。所以我现在非常轻松。
在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时，我心理负担还是很重。我不愿意看到我讲的话误导民众，误导了企业，我特别不愿意看到别人认为你是委员，利用委员的资格为自己牟利。我最担心别人这种看法。
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工作都是些什么？
答：通过各种会议，各自收集信息，做研究。然后每个季度开例会发表自己的观点。
问：意见被采纳的程度高吗？
答：应该说大家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观点都是比较一致的。可能学者的观点更加纯粹一些，会考虑各种约束因素。我想学者的观点，最终晚一点都会被采纳。
问：你有最钦佩的企业家吗？
答：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改革者。但是非常惭愧的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学者们，还远远没有把这些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更没有把这些升华成的理论指导未来，并和同行交流。这都是我们的遗憾。（据经济观察报）
他终于可以坐下来轻松地谈论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谈谈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实现再度崛起，和他的新作《乱世中的大国崛起》，而不用担心被认为掌握了某种神秘的货币政策而误导企业、误导公众。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师从科尔奈，施莱法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攻读比较经济制度与公司金融，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
问：从不久前公布了CPI指数，可以看出CPI是放缓的，但从老百姓的个人感受来看，会觉得生活的成本在增加，但收入并没有增多，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怎么来理解CPI和PPI？
答：老百姓的感受确实是对的，尽管统计的物价增长速度在放缓，但实际的生活成本在提高。因为很多的生活成本没有进入的CPI统计中，尤其是房租。现在CPI里面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租没有算进去，他们是用房子的历史来统计，比如说20年前写的房子是20万写的，那么就检测设这个20万的房子可以用50年，20万除以50年就是四千块钱一年，四千块钱一年再除以12，那么三百多块钱就是房租了。而现实生活中在北京，三四百块钱你租什么房子啊！所以这个方面是跟生活脱节的。再比如说教育费用，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入托儿所要花很多钱，中小学还得补课，类似这样的钱也没有统计到CPI里面去。CPI虽然重要但并不完全反映生活中上升的趋势。即便如此，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有偏颇的CPI统计指标，未来若干年还会上升。今年是一个例外，今年CPI是因为农产品在去年高价位的基础上，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持续的。未来若干年农产品还会涨，原材料还会涨，这是大趋势，我认为在未来十年会进入到一个中等乃至中高等的物价上涨阶段，对于这点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问：还是想先问问你我们最关心的中国经济形势，我看很多分析师，每季度都在调低他们对GDP的预测，有人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拐点，有人说慢下来是好事，有的人说中国经济比较危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那里，怎么解决？
答：我不同意“拐点”这个说法，“拐点”说法好像是说中国经济从一个高增长阶段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阶段，我倒愿意形容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颠簸期，一个减速拐弯的时期。过了阶段，如果把控得好的话，还是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时期，拐了这个弯之后还能够再走一段，我相信能走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为什么拐弯？说到底，就是我们过去十几年以来，所依赖的那个高增长方式，很多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在未来两三年的痛苦转型过程中，在消费和内需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不能替代房地产的时候，政府应该多搞一些，跟你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消费型的投资，投资不全是生产性的，大量消费性的，比如北京的下水道系统。
房地产是过去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从地产产业上讲，连带几十个产业，从家用电器到家具，甚至服装，纺织品，窗帘、布艺，都得靠房地产带动。从融资角度来看，房地产过去这十几年，打个比方，就是一个搬运工，把老百姓手中的存款，先搬到了房地产公司，然后房地产公司又把至少一半甚至于一半以上搬到了地方政府，就是这么一个搬运功能，地方政府拿了这个钱之后开发土地，整平土地修马路，修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这就是过去十几年咱们走过的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闲置在银行的存款，这么一搬，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也就有钱投资了。中国进入WTO之后，中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我经常爱讲的例子是浙江省，浙江省土地面积几乎是最小的省，人口也不是大省，就这么一个省，就能把巴西折腾的天翻地覆，就能把美国、欧洲折腾的天翻地覆，因为这个省的生产能力强。如果浙江省的出口不限制的话，全世界纺织品我看80%都得让浙江人生产了。这也显示了中国这过去十年的制造业能力确实提高了
问：但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国制造业，因为没有核心的知识产权，没有核心竞争力，一直是在代加工，而现在越南、泰国和印度也在发展代加工，也在和我们争抢市场份额。我们的出口也在持续下降，在未来三到五年，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非常显著，出路在哪里？
答：中国的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在世界上仅有产量，但没有很多利润，这个事情可以反过来想，过去十年，美国人忙于反恐，咱们钻了一个空子，中国人均GDP这么低的水平，已经能够占有很多市场，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就业，这已经谢天谢地了，是吧，已经是感谢这个历史机遇，感谢WTO，感谢9·11之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下一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凡是搞制造业的企业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必须要升级和转型，要认识到我们再继续扩大规模的可能性很小了。咱们的制造业企业就得眼光长一点，眼光从国外到国内，从简单的加工到升级。
问：对人民币汇率怎么看？对大众有没有什么投资建议？
答：人民币的走势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不单边升值了，我认为是很好的现象，所以我想未来三四年人民币会出现更多波动性、升值趋势不太明显，但是人民币的汇率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注最基本的国际经济金融走势，关注美元、欧元。
我现在经常被问到的到底手里拿美元好，还是拿人民币好，这取决于投资去向，你拿了美元存银行有什么用，利息基本是零；我建议，一定要多元化投资，要眼光看到国外，出国投资。我是鼓励有条件的老百姓，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投资于境外的证券市场，包括股市和债市，因为我们的收入已经过多地和中国经济结合在一起了，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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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个风险对冲，中国经济如果这两三年转型不利，可能出现更多的波折，这时候我们需要海外市场的投资，能够形成有益的补充和风险分散的作用，比如苹果的股票就该写，它的增长中国人是看得见的。我鼓励大家，出国投资，这个过程和热钱涌入中国事实上就是一个对冲的过程，如果能够形成中国的百姓出国投资，热钱来中国，就像房间空气有进有出，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成熟市场经济了。问：对于进出口企业源于：毕业小结www.udooo.com
，国际经济形势和他们息息相关，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美国的经济呢？答：我判断美国的经济未来至少5年会比较低迷，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会在5年之内会彻底解决，美国的问题不在企业，美国的问题出在了政府，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要重新厘订，客观的看美国经济震荡的时间会缩短。
任何的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事实上跟百姓都是有一个潜在的合同，是个契约关系。比如咱们看到温州铁路出事了，我们有理由要求地方政府和政府马上派人去调查，给社会一个交代。那同样的，我们作为企业家或者个人赚了钱，也有义务给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收，这是一个契约关系。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现在碰到了挑战，无法持续，因为现在福利的包裹越来越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很高。福利高了，税收远远不够怎么办？要不美国的纳税人，尤其中间的高收入人群，多加点税，尤其增值税，资本所得税要增加，要不福利得削减，两者必选其一，或者同时进行。美国现在的形势好转，完全是得益于欧债危机，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欧洲出融危机，大量资金涌向美国，但是这是个短期行为，我坚持认为，美国不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调整政府跟百姓的关系，政府跟企业的关系，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资本市场上会显现出来。欧洲如果逐步进入到一个稳定状态，资金就会脱离美国啊，投资者对美国公共财政情况有所担忧，资金一但离开美国，美国的债券就会发生波动，收益率会提高，美元汇率会出现贬值。有人讲美国汇率贬值，出口就好了，但是美国制造业只占了GDP的十几，就业人口不到10%，美国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可能性很小。美国的经济主体是怎么写作业，主要是本地的怎么写作，美国大量是金融怎么写作、律师怎么写作、房地产怎么写作。
问：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消费不振，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减税，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待现在中国的税制，你觉得现在应该减税吗？
答：总体上讲的必须减税，但是这个减税，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这个概念，应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税制体系，我们现在这个税制体系，涵盖的税种太多。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既有增值税，又有营业税、又有个人所得税，还有间接的财产税。一般欧洲发达国家一直是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加个人所得税，美国则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没有增值税。大部分同行尤其是搞财税研究的，都认为中国未来的税制应该以直接税为主，直接税指的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干的。我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未来的税收，还是应该以间接税为主，就是以企业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税为主。如果一个政府，他的税收主要来源是企业，那么这个政府一定会比较重视经济发展。
问：那你觉得此前吵的很热的财产税，在未来的3年或者5年之内，咱们国家会有可能征收财产税吗？
答：很可能先试点，我的观点，财产税可以收；但是两个原则，一是不要收太高，我们写房子就已经交税了，我们写房子50%的房价就是土地的，这是超级房产税，我的一次给你了，你还要搞第二次呢？第二个原则更重要，这个钱干什么用，这个钱一定不要纳入一般的政府预算，这个钱应该直接交给基层政府，用于改善治安、改善交通、改善垃圾清扫、改善下雨后的排水，而且要问责，我是个业主，我纳了相当的房产税，有权了解资金的去向，这就是基层的，要从基层开始，让每一个纳税人都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用的，而这个钱是否又直接跟自己的房产，跟自己的小孩的教育，跟自己家庭的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
问：前不久林毅夫老师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加强政府的作用，超越政府的凯恩斯主义，从刚才你对中国经济的建议来看，你同意他的观点？
答：我理解林老师的这个观点，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帮助经济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不断地改善经济结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需要两个重要的补充，第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更加需要做的，除了经济结构之外的是要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变迁，经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很多时候必须由政府来主持正义，这个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体系、包括法院、包括检查院、包括侦查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核心，就在于我们不仅需要公共怎么写作，而且要制度化，这个制度，可能比结构来的更重要，而制度面前本身并不是自发的，需要政府去引导。另外，政府的作用，应该是跟市场结合在一起的，应该是一个顺着市场机制去发力的一个过程。
问：关于城市化的这个问题，现在国外有一些说法，说觉得中国政府事实上是低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而认为中国城市化空间已经不大了，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我想国外这些所谓专家不见得是最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因为城市化最终标准是人，以人为本；看一看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从心态上讲，从归属感上讲，从消费行为上讲，变成城里人了？这一批人何时能够纳入城市的生活体系，这是中国城市化的挑战，也是重大基础，所以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中国的城市化空间是非常大。
问：那如果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说这一块会有一些变化，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城？
答：土地问题是农村改革和城市化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土地问题不改革，农民很难真正的变成城里人，心态上很难改变，所以土地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一项改革。但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学术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中国地域这么大，中国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是千差万别的。比如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湖南农村，那里的农民跟现在江苏、浙江农民两码事。在土地问题上，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把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试点，稍微慢一点，一步一步来，不要让这些农民，一时冲动成了社会的包袱。
问：你说农村金融改革这一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现在已经有一些试点的，万一形成不良贷款最后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案例，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吗？
答：我也没有，我想我们的想象力永远都不及现实，这个农村金融如何跟土地的转让，土地改革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需要去试点，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去做，要让基层的金融机构，和农村基层政府都合在一块，群策群力去试点。设计是设计不出来的，改革是不可能顶层设计的。改革是体制已经既定了，你不可能从零开始从新设计一个，谁也没有这种奢侈的空间，英国人美国人都设计不了，都不可能抛开今天的体制，把美国宪法推开，把持的权利给消灭掉，不可能的，改革永远是从基层开始的，永远从一件一件事情开始的。
问：先有实践再有政策，而不是先有政策再有实践吗？
答：基层的实践、基层的创造性、具体部门的创造性。这不是搞理念，需要一件件事情做起来。法制不是空话，法制也是做一件件和老百姓相关的事，一个个案例判出来的。我写过关于改革的文章，我认为改革过分倚重顶层设计。讲得更直白一些，顶层设计耽误了改革。
问：未来中国的领导层、管理层，会向什么方向改革？
答：新一代领导人都有三个特点。一是下过乡。二是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蜜月期，77年～83年这段时间上的大学，改变了自己的知识窗口。有这段经验的人，我相信对改革有宗教性的信仰，对改革有感觉。三是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这些人都在1980年代，出国的热潮中间，接受教育的。他们可能自己没出过国，但周边的同学、朋友都出国了，不断带回各种各样的经验、信息。这三个特点让我坚信，我们能逐步摸索出一条更加务实、更加切合中国实际的改革之路。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现代化。
中国现在市场经济现在都有了，咱们出去写个矿泉水，报摊上写个报，都是市场，这都没问题了，中国缺的是高级的市场，你的制度股市，知识产权，包括企业并购，这些高级的市场经济制度是需要新的一论改革去完善，而完善的机制，是具体的、基层的，而不是概念的，更不是自上而下的。
问：很多分析师每季度都在调一次他们对GDP的预测，越调越低。有的人说慢下来是好事，中国经济就是应该慢下来，调整结构。有的人说慢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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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硬着陆了。你怎么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答：从速度上讲，我的预测还是8.1，还是会超过8。但是客观讲，不管咱们的个人预测如何，我们必须看明白，中国经济现在是在过去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放缓的，是从过去10年的平均值11%降到今年8%左右，这个降幅很厉害。它不是从8.5%降到8%，而是从很快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管中国经济未来10年增长速度如何，从高速运行的状态下放缓的话，如果放缓过快，一定有问题。在房地产调控等问题上，不易操之过急。房地产是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引擎，它有问题不可否认。但问题是10年形成的，是慢性病。怎么可能指望几个月内，就把房价降到一般百姓写的起的程度。
凡事都有一个客规规律，老百姓希望每天都阳光明媚，这是民意，这种民意你能顺应吗？顺应不来。还有天意，它是会变化的。所以我倒觉得一位有远见的决策者，是要顺民意，尊重天意。所以光讲是不行的。人人都要住大房子、写汽车，都希望个人收入越高越好，货币政策越宽松越好……这些是违反天意，违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的。我认为学者的责任应该把什么是天意，什么是客观规律，给一般的百姓讲解。对经济问题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
问：所以政策上还是要保增长。
答：政策上要缓慢调整，房地产一定要调整。但是以休克疗法短期迅速见效，不太容易。
问：你是不是利益集团代表？
答：我如果是利益集团代表，我赚钱不是更快吗？我还做研究干嘛？我如果是利益集团代表，我下海就成了，何必这么费劲？！
问：你对现在货币发行量怎么看？房价还在涨，这是经济紧缩之间的矛盾吗？
答：资产对经济是有绝对的影响的，因为资产在影响投资者情绪。资产也会影响直接投资。所以现在中国经济核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转弯。弯一定要转，一定要从过去的那种靠房地产，靠出口，转向更多靠普通消费进行的真正消费。当然也包括住房消费、居民消费，靠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的升级，靠怎么写作业、靠城市化、靠百姓的基本生活的需求的满足。这个弯一定要转过来，但这个弯转的很痛苦。痛苦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不应推卸。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它是在老百姓不愿意投资的时候，在企业家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拿出资金投资。我认为应该更多的补贴汽车消费，就投老百姓最缺的消费品——公共怎么写作。北京7月21日下了一场雨，尽管这场雨是全年平均降雨量的三分之一，确实大了点，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所以应该更多的投资投在对每个立交桥下的水泵检查，换掉不合格的。这种投资每一分钱都值得，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心坎里。
这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投，政府主导、政府牵头，包括发国债支撑国土建设。我们的国力已同过去，百姓的生活需要提高。所以现在的投资和过去的完全不同，每一块钱都应该花在老百姓的福利上。这样做的话，经济转弯的过程就会平缓些，速度不会从过去10年的10%、11%降到7%以下。这就是现代政府应该做的事。
问：现在西方也在反思政府的作用，你如何看？
答：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它的福利浪费是巨大的。但是政府花钱去搞教育、搞科研，政府花钱把下水系统做好，政府花钱支撑一个现代化的私房系统，这是责无旁贷的。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里面专门论述过，司法系统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不能由女皇来搞司法系统。他说的很明白，只有国家才能搞司法系统，否则谁出钱，谁就可以写公正，这怎么行？问：除了投资，货币政策独立性要改吗？
答：要。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倒觉得不是最要紧的。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货币和财政紧密相关，而财政和投资又紧密相连。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照西方那么做，像欧洲央行那么做，完全独立财政之外的政策，效率很低。银行的监管都独立于央行，怎么可能？
问：如果归到人大进行管理呢？
答：这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把整个货币政策完全归入人大。但是这个系统和银行监管不协调，独立于银行监管，那么很可能发生如下一种情况：货币正在收紧，银行监管在放松，互相抵消，触碰不到一起。年底财政拨款多一点，马上货币发行量增加，怎么能对称？怎么能协调？
问：独立一些就可能不会有4万亿了投资吗？
答：4万亿恰恰证明问题不仅仅出在货币政策上。金融改革要一步步做，先把银行一个个改了。如果除了银行外，出现了大量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如果股市相当健康健全化，到那时，咱们再来谈货币政策怎么能够以利率，以数量，以为准，怎么能够放开资本帐户，怎么人民币国际化，怎么搞独立的政策透明化。现在条件根本就不具备。我的观点是改革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改革不是机械地改，改革一定是从你最痛苦的，最需要改革，老百姓有最多需要的地方改。
问：你不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后，生活有些什么变化？
答：放松了，不用担心别人认为我掌握了什么内部信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内部信息。我现在不用担心我讲的话代表了什么政策，代表了风向的改变。所以我现在非常轻松。
在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时，我心理负担还是很重。我不愿意看到我讲的话误导民众，误导了企业，我特别不愿意看到别人认为你是委员，利用委员的资格为自己牟利。我最担心别人这种看法。
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工作都是些什么？
答：通过各种会议，各自收集信息，做研究。然后每个季度开例会发表自己的观点。
问：意见被采纳的程度高吗？
答：应该说大家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观点都是比较一致的。可能学者的观点更加纯粹一些，会考虑各种约束因素。我想学者的观点，最终晚一点都会被采纳。
问：你有最钦佩的企业家吗？
答：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改革者。但是非常惭愧的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学者们，还远远没有把这些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更没有把这些升华成的理论指导未来，并和同行交流。这都是我们的遗憾。（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