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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对于“文章文化教育”过程的探讨，遵循着由小到大、由分到合、由低到高的递进思路，从“认识、表达、传播”的写作过程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阅读过程，到“读写相生”的文章运动过程，再到“知行统一”的学
按照孔子“博学于文”的教导，曾子精读过《尚书》、《诗经》、《国语》、《礼记》、《易经》、《老子》、《春秋左传》等先秦典籍。《曾子天圆》中的“阴阳交合”说就是对《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领会和发挥。
曾子的“慎思”覆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的谨慎思考，当然适用于文本认读、解读、赏读、评读的全过程，并且非常有必要视之为阅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阅读“慎思”，首先要求读者在走进文本时“思不出位”，即遵循文本作者的思路去感知言语结构，理解思想内容，领悟整体风貌；进一步要求读者在走出文本时“思考换位”，张扬读者的“正思”和“反思”，超越文本，超越作者，“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孝经·事君章》），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进行“重构新义”的创造性阅读。
曾子在《曾子疾病》中，用“言有主，行有本”出“知识来源于实践”的真理；在《曾子立事》中，又用“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的箴言洞察出“实践”的四个阶段——“思考、论证、行动、检验”。这个“实践过程论”非常精细。
最典型的当然是《大学》中前后连接的“八条目”，体现了教育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是“格物”和“致知”的认识提高阶段。从“格物”的实践教育开始，达到“知之至”，又分“知本”和“知止”两个认识环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懂得“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修身”为“本”，“治国”为“末”，就算“知本”了。“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从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自开始就注重教导人们在实践中体悟事物，注重“修己安人”，用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求得真知。经过长期研究，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于是，万事万物所蕴含的知识和规律就清晰地呈现在面前，自己内心的灵性和认识能力都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切知识便得以融会贯通，再也没有闭塞。这就是研究，这就叫知识达到顶点了。）曾子从“格物”到“致知”，把教育过程建立在“物格”、“知止”的基础上，把“知”作为“行”的开端，要求受教育者从熟悉现存的社会规范入手，进而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这个“教育始发观”是合乎规律的。
二是“诚意”和“正心”的情感培育阶段。情感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对事物的态度和意向。《大学》把“诚意”、“正心”放在“格物”、“致知”之后，将情感教育作为教育过程的第二阶段，完全符合“认知发展到情志”的自然逻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此之谓自谦。”所谓“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曾子将“诚意”解作“不自欺欺人”，将“正心”解作“不为杂念动情”，强调用理智支配情感。他不是“去人欲”，而是“防情偏”。这就在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认识”基础上，让受教育者建立一种爱憎分明的“道德情感”，进而变为自觉的“道德意志”。
三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力行阶段。《大学》传八、传九、传十，依次讲“治国必先齐家”，要把“孝悌”的家庭道德运用到“事君”、“事长”和“使众”上，推广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这就要把身体力行、躬行践履作为人的教育过程的完成阶段，“修身”的目的是实现“德治”，提高“认知”、培育“情感”的最后归宿是“治国平天下”。
作为曾子文章教育范本的《大学》，典型地揭示了受教育者“知”、“情”、“意”、“行”的素质发展变化过程。这个“知行统一”的教育过程不单对语文素质教育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教育哲学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就《大学》“三纲领”的目标层次内在关系看，“明明德”即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属于“修己”；“亲民”即“新民”，使民“新”，属于“治人”；“明明德”和“亲民”合起来是为了“淑世济民、开物成务”，治理天下，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
就《大学》“八条目”的程序设计自然进程看，涵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内的“修身”，就是“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治人”。“齐、治、平”是“修身”的自然外化；“事长”、“事君”、“使众”这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都以“修身”为本，所以“八条目”的核心是“修己”，是“内圣”，“八条目”的旨归是“治人”，是“外王”。“身修”自然“家齐”，“家齐”自然“国治”，“国治”自然“天下平”。曾子的教育过程论之所以高明，就在于把个人、家庭、国家的教育统一观照，就在于把培养人才的教育过程与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统一起来。
（曾祥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45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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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应用过程，后扩展到“修己治人”的人才培育过程，都做了井然有序的科学表述。一、“学、问、思、辨、行”的阅读过程
现代阅读学认为，阅读是“披文得意”的心智技能，又是“缘文会友”的社交行为。这种心理和行为的双向活动是怎样的一串运作过程呢？曾子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经一》）天地万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世间万事都有开始和结束，明白了它们的先后秩序，那就接近事物的发展规律了。曾子凭借数十年的阅读摸索理出了阅读全程的次序。(一)“博学”
《曾子立事》中说：“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俓，俭而好室者，君子不与也。”曾子提倡“博学”，吸取了读书态度不端正的种种教训，有的放矢地规定了“博学”的严格条件：读书“患其不博”，就是要广读博取；读书“患其不习”，就是要“学而时习”；读书“患其无方”，就是要“好多有法”（读得多，懂得法）；读书“患其不择”，就是要“多知而择”（识别多种学问并能区别对待）；读书“患其无行”，就是要“博学孱守”（广泛学习，遵守去做）。按照孔子“博学于文”的教导，曾子精读过《尚书》、《诗经》、《国语》、《礼记》、《易经》、《老子》、《春秋左传》等先秦典籍。《曾子天圆》中的“阴阳交合”说就是对《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领会和发挥。
(二)“审问”
《尚书》云：“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曾子牢记这一阅读箴言，把“审问”当作博读后追求深读、攻克疑难的必经步骤。他说：“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虽有险道，循行达矣。”（《曾子制言上》）没有才能就学，有疑难问题就问，想做事就仿照贤人，即使有艰险的道路，沿着这个方法去做就没有行不通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第八》）曾子以师兄颜渊为榜样，凭着自己的贤能而向不贤能的人请教，凭着自己渊博的知识而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自己很有能力却像没有能力一样；自己知识充实却像空无所有一样。这种问贤下士、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是读者“善疑能问”的思想准备。“弗知而不问焉，固也。”“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曾子立事》）自己不知道还不请问，那是固执的表现；曾子在是非没有辨明前从不发表意见，没有理清问题也不轻易发问；如果同时有两个疑难问题需要解决就要先易后难。所以他说：“问必有其序。”（《曾子立事》）最典型的例证是《曾子问》，全篇4588个字，大大小小共提了50个问题，孔子一一作答，集中地阐述了儒家关于“礼制”的各种规范。它展示了曾子“疑问攻读”的科学和艺术，又体现了孔子“解疑释难”的高明教诲，堪称以“问”明“礼”的典范。(三)“慎思”
曾子秉承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导，在读书中坚守“学思结合”的原则，特别看重“慎思”。“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曾子立事》第3章）读书人要靠“思虑”战胜“血气”，思考问题要克服感情用事，考虑成熟后再行动，论证周全后才去做。做事必须考虑公开宣言，说话必须考虑覆盖全面，思考全面的事必须言之无悔，这就称得上思想谨慎了。曾子的“慎思”要求“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第十四》），即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工作的职务范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孝经·事君》第十七章）当他在朝廷为官时要竭尽自己的忠诚，当他离职为民时要考虑纠正自己的过失。曾子的“慎思”讲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孝经·圣治》第九章），即说话要慎重考虑，能使民众称道，做事要慎重考虑，能使民众高兴。曾子的“慎思”还涵盖冷静的“反思”。“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忿怒思患。”（《曾子立事》）君子见到利益就要想到由此可能引起的损害，见到恶事就要想到由此可能带来的指责，贪恋就要想到由此可能招致的耻辱，生气恼怒就要想到由此可能滋生的祸患。这“四见四思”渗透着“事物向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哲理。曾子的“慎思”覆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的谨慎思考，当然适用于文本认读、解读、赏读、评读的全过程，并且非常有必要视之为阅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阅读“慎思”，首先要求读者在走进文本时“思不出位”，即遵循文本作者的思路去感知言语结构，理解思想内容，领悟整体风貌；进一步要求读者在走出文本时“思考换位”，张扬读者的“正思”和“反思”，超越文本，超越作者，“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孝经·事君章》），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进行“重构新义”的创造性阅读。
(四)“明辨”
阅读“慎思”的进一步发展，是要求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大学·传一》的“明明德”，就是下“明辨”的功夫：《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此一连四个“明”字，都是说要自己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阅读过程中要“明辨”的事理很多，诸如“明天道，明地道，明人道，明王道，明孝道，明大学之道，明养志之道……”均随读物内容而变化。《孝经·感应章》：“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意思是，从前圣明的天子侍奉父亲非常孝顺，所以也能虔敬地侍奉天帝，而天帝也能明了他的孝敬之心；他侍奉母亲非常孝顺，所以也能虔敬地奉祀地神，而地神也能洞察他的孝敬之心；他能够使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和顺融洽，所以上上下下太平无事。天地之神明察天子的孝行，就会显现神灵，降下福佑。这里讲君主圣明，听从谏诤，孝敬父母，感动天地神明，降福人间，使长幼明礼，上下明义，彰显了天人感应的“神明”。曾子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说苑·立节》）意思是，接受别人赠送的人往往害怕赠送的人，赠送的人往往对接受的人表现出骄纵，这是多么高明的人际心理辨析！难怪它成为拒受贿赂的至理名言。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感应，是对文本形式和内容的“辨析”，无论感知、理解、欣赏、评价，都要求达到“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的程度，因而贵在“神明”二字。大而化之，神而明之，可谓阅读感悟的理想境界。源于：论文格式范文网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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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曾子在这里又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大学》学问的纲要：“知、止、定、静、安、虑、得”。这由“知”到“得”的“七步学养”实际是求证“大学之道”的心理程序。曾子在《曾子疾病》中，用“言有主，行有本”出“知识来源于实践”的真理；在《曾子立事》中，又用“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的箴言洞察出“实践”的四个阶段——“思考、论证、行动、检验”。这个“实践过程论”非常精细。
最典型的当然是《大学》中前后连接的“八条目”，体现了教育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是“格物”和“致知”的认识提高阶段。从“格物”的实践教育开始，达到“知之至”，又分“知本”和“知止”两个认识环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懂得“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修身”为“本”，“治国”为“末”，就算“知本”了。“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从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自开始就注重教导人们在实践中体悟事物，注重“修己安人”，用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求得真知。经过长期研究，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于是，万事万物所蕴含的知识和规律就清晰地呈现在面前，自己内心的灵性和认识能力都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切知识便得以融会贯通，再也没有闭塞。这就是研究，这就叫知识达到顶点了。）曾子从“格物”到“致知”，把教育过程建立在“物格”、“知止”的基础上，把“知”作为“行”的开端，要求受教育者从熟悉现存的社会规范入手，进而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这个“教育始发观”是合乎规律的。
二是“诚意”和“正心”的情感培育阶段。情感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它是对事物的态度和意向。《大学》把“诚意”、“正心”放在“格物”、“致知”之后，将情感教育作为教育过程的第二阶段，完全符合“认知发展到情志”的自然逻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此之谓自谦。”所谓“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曾子将“诚意”解作“不自欺欺人”，将“正心”解作“不为杂念动情”，强调用理智支配情感。他不是“去人欲”，而是“防情偏”。这就在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认识”基础上，让受教育者建立一种爱憎分明的“道德情感”，进而变为自觉的“道德意志”。
三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力行阶段。《大学》传八、传九、传十，依次讲“治国必先齐家”，要把“孝悌”的家庭道德运用到“事君”、“事长”和“使众”上，推广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这就要把身体力行、躬行践履作为人的教育过程的完成阶段，“修身”的目的是实现“德治”，提高“认知”、培育“情感”的最后归宿是“治国平天下”。
作为曾子文章教育范本的《大学》，典型地揭示了受教育者“知”、“情”、“意”、“行”的素质发展变化过程。这个“知行统一”的教育过程不单对语文素质教育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教育哲学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四、“修己治人”的人才培育过程
《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从战略上规范了“修己治人”的教育总体过程。“修己”是教育自己，“治人”是教育他人。按照“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哲学理念，人的教育也有“本末”和“始终”。在曾子看来，“修己”是教育之“本”、之“始”，“治人”是教育之“末”、之“终”。因为“治人”实际是“修己”过程的自然外化，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对于所治之人来说，受教育者自身又是一个“修己”的过程。就《大学》“三纲领”的目标层次内在关系看，“明明德”即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属于“修己”；“亲民”即“新民”，使民“新”，属于“治人”；“明明德”和“亲民”合起来是为了“淑世济民、开物成务”，治理天下，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
就《大学》“八条目”的程序设计自然进程看，涵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内的“修身”，就是“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治人”。“齐、治、平”是“修身”的自然外化；“事长”、“事君”、“使众”这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都以“修身”为本，所以“八条目”的核心是“修己”，是“内圣”，“八条目”的旨归是“治人”，是“外王”。“身修”自然“家齐”，“家齐”自然“国治”，“国治”自然“天下平”。曾子的教育过程论之所以高明，就在于把个人、家庭、国家的教育统一观照，就在于把培养人才的教育过程与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统一起来。
（曾祥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45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