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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已近三年，仍不断蔓延反复，欧元区解体的说法一度喧嚣尘上。综合看，欧债危机是金融海啸冲击、外部投机炒作及欧元区自身结构性问题等多重因素所致。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一定程度上使风险有所控制，欧元区不会解体，但由于制度困境难以短期消除，恐使债务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持续困扰欧洲。
[关键词]欧债危机；金融海啸；欧盟；欧元区
1008-410X（2012）06-0061-03
一
此次欧债危机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爆发阶段。2009年底，当时的希腊新政府突然曝出自己的债务占GDP高达113%，超出《马约》规定的60%近一倍，同时传出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就弄虚作检测蒙混过关。到了2010年5月，希腊已无法实现从市场正常融资，被迫向欧盟求援。第二个阶段是蔓延阶段。2010年底爱尔兰被迫寻求救助，2011年4月又轮到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牵连，希腊的情况则进一步恶化，这些重债国的政府也先后发生更迭。第三阶段是反复阶段。从2012年初开始，形势一度出现缓和，但希腊的情况仍未根本好转，特别是西班牙银行业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欧元区甚至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到债务危机再到金融危机”的风险。
总体上看，欧元区当前受债务危机困扰的国家大都表现出财政赤字或国债占GDP水平超高，引发市场对其偿债能力的忧虑。但它们之间的情况又稍有不同：希腊的情况最糟，自身产业竞争力差，作为经济支柱的航运、旅游、不动产业更是深受经济不景气打击；葡萄牙是长期经济低迷，近10年的经济增长都没有超过1%；爱尔兰则因为金融业搞创新，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政府被迫用财政大量救助，导致一度财政赤字超过30%；意大利的经济有一定竞争力，但国债占GDP高达120%，超过欧元区标准一倍，而且国内党派纷争政局不稳；西班牙则是银行业的问题，其国内中小银行数目偏多，资本实力不足，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使银行坏账剧增、破产风险上升。事实上，由于欧元区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成员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十分紧密，其中希腊最大的债权国是法国和德国，葡萄牙也持有相当数量的希腊国债，西班牙则持有葡萄牙1/3债务的同时又有大量外债来自法国和德国，法国更是持有大量的意大利债券。这种关联性带来的是风险的一体化，如果其中一方出了问题，受损的很可能是整个欧元区。
欧盟在危机伊始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仅将注意力放在应对市场投机、强化金融监管上。但形势的发展很快迫使欧盟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成立了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对希腊实施救助，但危机仍持续发酵。到了危机发展的第二阶段，欧盟开始试图推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对希腊债务实行减记，并计划扩大救助基金规模，希望欧盟以外国家能够注资，但在2011年的戛纳G20峰会上未得到积极响应。同年12月初，欧盟除英国外的26国决定签订一项财政契约，严格财政监管，向财政联盟迈进。进入第三阶段后，欧洲央行两次推出总共超过1万亿欧元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债务国的融资成本一度大幅拉低。但随后西班牙问题开始凸显，欧盟决定对西班牙银行业注资1000亿欧元促其重组，并力促该国尽早接受全面援助。
二
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诱因是全球金融海啸。美欧之间金融联系十分紧密，美元与欧元两大国际货币也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由于欧洲金融机构大量投资于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次贷，在金融海啸中普遍损失惨重，政府为救助不得不增加公共开支。而且此时的欧元区因大幅衰退，部分成员国原有的社会福利过高、劳动生产率低下等一些结构性问题也集中暴露出来，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负担却进一步加重。在这种背景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连番下调欧元区重债国评级，国际投机资金更借机炒作和做空欧元，使得这些国家借贷成本不断被推升，以往借新债还旧债的循环体系难以为继，最终引发债务危机。
俗语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虽然欧元区债务占GDP比仅为80%，远低于美日，而债务危机却发生在欧元区，究其根本还是欧元系统存在设计缺陷，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而是以政治意愿过早地推动建立，因而在外部冲击下无法有效应对。一方面是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区先天不足，缺乏均质化的经济联盟为基础。“最优货币通区”理论要求区内成员之间经济水平趋同，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要有充分的流动性和弹性，即须先形成较高程度的经济联盟。而欧元区则跨越了这一必要阶段，直接走向了经货联盟的最高形式——货币联盟。事实上，区内经济水平不一，在税收、社保等制度上差异较大，这阻碍了劳动力和企业投资的自由移动，影响了均质化发展，最终导致了一些成员国债务高企。可以说，债务危机是欧元区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政治联盟，无法保证在欧元区根基不足时提供有效的支撑。当初欧元区设计者们也知晓缺乏经济联盟，但仍强推货币联盟，是认为出现的问题会使成员国更易达成妥协，可以通过政治联盟来加速机制完善。但目前欧元区仍普遍存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别是随着债权国和债务国负担普遍加重，民众反一体化调门升高，政治联盟落实困难，更无法促成财政让渡，亦使之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危机。
换言之，欧元区要么均质化，要么联邦化，要么有经济联盟，要么有政治联盟，但这些条件事实上还一个都不具备，欧元区出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有效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缺失，也就必然导致财政联盟的缺失，自然也就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来应对危机，使欧元区始终面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匹配的难题，也就是“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一种货币、多个国债”。一方面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催生和加剧了危机。欧洲央行划定的单一利率，难以普遍适用于差异较大的不同成员国。当经济向好时，利率水平对债务国显得过低，“欧元区效应”更使其借贷成本进一步拉低到真实水平以下，促使其在增长上更多依赖大规模举债，因而助长了过度消费和不动产泡沫，更削弱了这些生产率本就相对较低的国家结构改革的积极性，催生出虚检测繁荣，酝酿了危机；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利率水平对债务国又显得过高，欧洲央行严格地限制2%的通胀率并曾错误地两次上调利率，更使这些国家陷入螺旋式紧缩，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因而加剧了危机。另一方面，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无法危机。由于欧元区的贸易转移效应，区内产业分工越来越有利于竞争力强的北部成员国，而相对弱的成员则在区内“小全球化”中逐渐被边缘化。相对于德国，希腊等成员国消费市场的角色被固化，经常项目逆差剧增，又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摆脱困局。而此时，在没有统一财政机构和政策的条件下，欧元区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内部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来弥补内部差异，也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收益率发行国债来平衡借贷成本，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表危机。三
欧盟新近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欧洲一体化贡献的肯定，因为它解决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实现了共同发展，可以说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尝试。欧元区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其成就不能低估，但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也在所难免。欧盟会极力维护欧元区的成果，使危机处于可控，但根本问题难以短期解决。
首先，各方已经意识到欧元区解体的成本太过高昂。以希腊为例，其GDP仅占欧元区2%，债务总额不过3000亿欧元左右，但如果退出至少使欧元区直接损失4000亿欧元以上，这还不算后续的巨额损失，更不要说规模更大的意大利或西班牙。如果放任希腊退出欧元区，就会使市场相信葡萄牙、西班牙等也可以退出，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幅抛售这些国家乃至整个欧元区的债券和资产。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欧元区就会像一个积木城堡忽然被抽走了某个支柱，只能是瞬时轰然解体，甚至都不是多米诺式的一个个倒下。那将是欧洲数十年来一体化成果的严重倒退，是欧洲模式的失败，甚至宣告欧洲自此从全球竞争舞台的败落，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罪名。
其次，无论欧盟还是欧元区，都已基本达成一致，通过更紧密的一体化来维护欧元区稳定。一是坚持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债务国节衣缩食，提升自身竞争力，缩小与北方核心国家经济上的差距。二是加强经
最后，欧元区正在探索通过“改良式”道路，控制并走出危机。机制缺陷是欧元区危机爆发和持续蔓延的关键因素，也是未来欧元区工作的重点。但无论是成为最优货币通区还是成为一个联邦，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欧元区只能另辟蹊径，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一面夯实自身基础，一面朝更紧密的一体化方向前进，通过结构改革提高总体竞争力，重振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扰，同时成员国之间通过不断的妥协来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力保危机不会失控。事实上，如果观察危机爆发以来的整个过程会发现，许多底线就是被一步步突破的，如从一开始的不救助到救助，从欧洲央行的不插手到插手，正所谓强势比人强。
欧洲的设想虽好，但也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是经济增长难以恢复。只有真实的增长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所谓节流不如开源，少花钱不如多赚钱，这才是减债的真正出路。但欧洲要走出低迷，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大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如美国的增长依然显得疲软，新兴经济体则面临下滑风险。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0月13日～14日年会指出的，当前全球增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二是成员国自身改革难度大。所谓积弊难返，债务国寅吃卯粮并非一日，要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甚至生活习惯绝非易事，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导致政府为保执政地位而在政策执行上不得不屈从民意。如高福利的改革，这一制度曾对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在当前内外条件发生变化时，却成了阻碍生产率提高的瓶颈，必须加以改革，但要想让民众由奢入俭确实是难上加难。三是区内分离主义抬头。西班牙国内一些地方在闹独立，核心国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常分歧，欧元区南北区隔不断扩大，欧盟内欧元区和非欧元区成员国在机制建设上也意见相左，这些都极大束缚了欧盟的决断力和行动力。因此，不排除未来欧元区在一些风险点上出现波动和反复，如西班牙银行问题进一步恶化，或是明年意大利大选出现政局不稳等。
责任编辑：何敬文
[摘 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已近三年，仍不断蔓延反复，欧元区解体的说法一度喧嚣尘上。综合看，欧债危机是金融海啸冲击、外部投机炒作及欧元区自身结构性问题等多重因素所致。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一定程度上使风险有所控制，欧元区不会解体，但由于制度困境难以短期消除，恐使债务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持续困扰欧洲。
[关键词]欧债危机；金融海啸；欧盟；欧元区
1008-410X（2012）06-0061-03
一
此次欧债危机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爆发阶段。2009年底，当时的希腊新政府突然曝出自己的债务占GDP高达113%，超出《马约》规定的60%近一倍，同时传出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就弄虚作检测蒙混过关。到了2010年5月，希腊已无法实现从市场正常融资，被迫向欧盟求援。第二个阶段是蔓延阶段。2010年底爱尔兰被迫寻求救助，2011年4月又轮到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牵连，希腊的情况则进一步恶化，这些重债国的政府也先后发生更迭。第三阶段是反复阶段。从2012年初开始，形势一度出现缓和，但希腊的情况仍未根本好转，特别是西班牙银行业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欧元区甚至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到债务危机再到金融危机”的风险。
总体上看，欧元区当前受债务危机困扰的国家大都表现出财政赤字或国债占GDP水平超高，引发市场对其偿债能力的忧虑。但它们之间的情况又稍有不同：希腊的情况最糟，自身产业竞争力差，作为经济支柱的航运、旅游、不动产业更是深受经济不景气打击；葡萄牙是长期经济低迷，近10年的经济增长都没有超过1%；爱尔兰则因为金融业搞创新，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政府被迫用财政大量救助，导致一度财政赤字超过30%；意大利的经济有一定竞争力，但国债占GDP高达120%，超过欧元区标准一倍，而且国内党派纷争政局不稳；西班牙则是银行业的问题，其国内中小银行数目偏多，资本实力不足，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使银行坏账剧增、破产风险上升。事实上，由于欧元区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成员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十分紧密，其中希腊最大的债权国是法国和德国，葡萄牙也持有相当数量的希腊国债，西班牙则持有葡萄牙1/3债务的同时又有大量外债来自法国和德国，法国更是持有大量的意大利债券。这种关联性带来的是风险的一体化，如果其中一方出了问题，受损的很可能是整个欧元区。
欧盟在危机伊始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仅将注意力放在应对市场投机、强化金融监管上。但形势的发展很快迫使欧盟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成立了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对希腊实施救助，但危机仍持续发酵。到了危机发展的第二阶段，欧盟开始试图推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对希腊债务实行减记，并计划扩大救助基金规模，希望欧盟以外国家能够注资，但在2011年的戛纳G20峰会上未得到积极响应。同年12月初，欧盟除英国外的26国决定签订一项财政契约，严格财政监管，向财政联盟迈进。进入第三阶段后，欧洲央行两次推出总共超过1万亿欧元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债务国的融资成本一度大幅拉低。但随后西班牙问题开始凸显，欧盟决定对西班牙银行业注资1000亿欧元促其重组，并力促该国尽早接受全面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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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上台后，也提出结构改革与增长并重，避免债务国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今年9月，欧洲央行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OMT），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无限量购写重债国国债。10月，欧洲稳定机制（EMS）正式启动，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开始运转。可以说，数道防火墙为防欧元区崩溃加了“多重保险”。二
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诱因是全球金融海啸。美欧之间金融联系十分紧密，美元与欧元两大国际货币也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由于欧洲金融机构大量投资于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次贷，在金融海啸中普遍损失惨重，政府为救助不得不增加公共开支。而且此时的欧元区因大幅衰退，部分成员国原有的社会福利过高、劳动生产率低下等一些结构性问题也集中暴露出来，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负担却进一步加重。在这种背景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连番下调欧元区重债国评级，国际投机资金更借机炒作和做空欧元，使得这些国家借贷成本不断被推升，以往借新债还旧债的循环体系难以为继，最终引发债务危机。
俗语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虽然欧元区债务占GDP比仅为80%，远低于美日，而债务危机却发生在欧元区，究其根本还是欧元系统存在设计缺陷，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而是以政治意愿过早地推动建立，因而在外部冲击下无法有效应对。一方面是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区先天不足，缺乏均质化的经济联盟为基础。“最优货币通区”理论要求区内成员之间经济水平趋同，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要有充分的流动性和弹性，即须先形成较高程度的经济联盟。而欧元区则跨越了这一必要阶段，直接走向了经货联盟的最高形式——货币联盟。事实上，区内经济水平不一，在税收、社保等制度上差异较大，这阻碍了劳动力和企业投资的自由移动，影响了均质化发展，最终导致了一些成员国债务高企。可以说，债务危机是欧元区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政治联盟，无法保证在欧元区根基不足时提供有效的支撑。当初欧元区设计者们也知晓缺乏经济联盟，但仍强推货币联盟，是认为出现的问题会使成员国更易达成妥协，可以通过政治联盟来加速机制完善。但目前欧元区仍普遍存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别是随着债权国和债务国负担普遍加重，民众反一体化调门升高，政治联盟落实困难，更无法促成财政让渡，亦使之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危机。
换言之，欧元区要么均质化，要么联邦化，要么有经济联盟，要么有政治联盟，但这些条件事实上还一个都不具备，欧元区出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有效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缺失，也就必然导致财政联盟的缺失，自然也就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来应对危机，使欧元区始终面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匹配的难题，也就是“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一种货币、多个国债”。一方面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催生和加剧了危机。欧洲央行划定的单一利率，难以普遍适用于差异较大的不同成员国。当经济向好时，利率水平对债务国显得过低，“欧元区效应”更使其借贷成本进一步拉低到真实水平以下，促使其在增长上更多依赖大规模举债，因而助长了过度消费和不动产泡沫，更削弱了这些生产率本就相对较低的国家结构改革的积极性，催生出虚检测繁荣，酝酿了危机；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利率水平对债务国又显得过高，欧洲央行严格地限制2%的通胀率并曾错误地两次上调利率，更使这些国家陷入螺旋式紧缩，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因而加剧了危机。另一方面，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无法危机。由于欧元区的贸易转移效应，区内产业分工越来越有利于竞争力强的北部成员国，而相对弱的成员则在区内“小全球化”中逐渐被边缘化。相对于德国，希腊等成员国消费市场的角色被固化，经常项目逆差剧增，又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摆脱困局。而此时，在没有统一财政机构和政策的条件下，欧元区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内部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来弥补内部差异，也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收益率发行国债来平衡借贷成本，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表危机。三
欧盟新近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欧洲一体化贡献的肯定，因为它解决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实现了共同发展，可以说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尝试。欧元区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其成就不能低估，但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也在所难免。欧盟会极力维护欧元区的成果，使危机处于可控，但根本问题难以短期解决。
首先，各方已经意识到欧元区解体的成本太过高昂。以希腊为例，其GDP仅占欧元区2%，债务总额不过3000亿欧元左右，但如果退出至少使欧元区直接损失4000亿欧元以上，这还不算后续的巨额损失，更不要说规模更大的意大利或西班牙。如果放任希腊退出欧元区，就会使市场相信葡萄牙、西班牙等也可以退出，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幅抛售这些国家乃至整个欧元区的债券和资产。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欧元区就会像一个积木城堡忽然被抽走了某个支柱，只能是瞬时轰然解体，甚至都不是多米诺式的一个个倒下。那将是欧洲数十年来一体化成果的严重倒退，是欧洲模式的失败，甚至宣告欧洲自此从全球竞争舞台的败落，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罪名。
其次，无论欧盟还是欧元区，都已基本达成一致，通过更紧密的一体化来维护欧元区稳定。一是坚持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债务国节衣缩食，提升自身竞争力，缩小与北方核心国家经济上的差距。二是加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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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治理，消除区内人财物流动障碍，包括统一税收、社保制度等，夯实经货联盟的基础。三是应对和预防危机，注重从欧盟和欧元区层面采取整体措施，如订立财政契约，创立银行业同盟，欧洲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OMT），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更提出建设“欧洲合众国”的大胆目标。四是尚有“终极手段”可用，如发行欧元区共同债权（Eurobond）解决债务国融资成本问题，或者欧洲央行宣布成为最终贷款人并无条件购写债务国国债等。尽管这些举措遭到以德国为首的“北方”成员国的反对，但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不排除在某个时间被采用。最后，欧元区正在探索通过“改良式”道路，控制并走出危机。机制缺陷是欧元区危机爆发和持续蔓延的关键因素，也是未来欧元区工作的重点。但无论是成为最优货币通区还是成为一个联邦，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欧元区只能另辟蹊径，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一面夯实自身基础，一面朝更紧密的一体化方向前进，通过结构改革提高总体竞争力，重振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扰，同时成员国之间通过不断的妥协来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力保危机不会失控。事实上，如果观察危机爆发以来的整个过程会发现，许多底线就是被一步步突破的，如从一开始的不救助到救助，从欧洲央行的不插手到插手，正所谓强势比人强。
欧洲的设想虽好，但也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是经济增长难以恢复。只有真实的增长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所谓节流不如开源，少花钱不如多赚钱，这才是减债的真正出路。但欧洲要走出低迷，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大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如美国的增长依然显得疲软，新兴经济体则面临下滑风险。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0月13日～14日年会指出的，当前全球增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二是成员国自身改革难度大。所谓积弊难返，债务国寅吃卯粮并非一日，要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甚至生活习惯绝非易事，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导致政府为保执政地位而在政策执行上不得不屈从民意。如高福利的改革，这一制度曾对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在当前内外条件发生变化时，却成了阻碍生产率提高的瓶颈，必须加以改革，但要想让民众由奢入俭确实是难上加难。三是区内分离主义抬头。西班牙国内一些地方在闹独立，核心国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常分歧，欧元区南北区隔不断扩大，欧盟内欧元区和非欧元区成员国在机制建设上也意见相左，这些都极大束缚了欧盟的决断力和行动力。因此，不排除未来欧元区在一些风险点上出现波动和反复，如西班牙银行问题进一步恶化，或是明年意大利大选出现政局不稳等。
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