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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言诗的文人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历代优秀诗人都对之作出了杰出贡献，左思《咏史诗》的地位就在于，首次开创性地将历史这一文化元素纳入到了五言诗的文人化轨道，为后来的诗人们提供了一个抒情之渊薮。
关键词： 五言诗 文人化进程 左思 《咏史诗》
一
五言叙事诗在汉末以丰实的内容、成熟的叙事方式、质朴力感的语言成就了五言诗的巨大成绩，但对于五言诗的发展长河来说，它只是一个初源，因为五言诗的真正光辉灿烂，要经过其后历代文人的心血浇注。汉乐府五言诗已有着文人加工整理的成分，但“采诗”的性质决定了其创作者的民间身份。《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文人化的一个优秀开端，然而，《古诗十九首》创作主体身份的难以识别，语言的古朴圆润透露出来的“乐府成分”，都表明它的“文人化”来得太整体性、太浑成了些，而完全成熟的文人化应该是个人的、细腻的（指自我的反复嗟叹）。越过十九首，在铁与血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建安诗人”们又将五言诗的文人化进程大大往前推了一步。但真正使之蔚为大观的，乃是那文采绝代的曹子建。子建的五言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之所以使之呈现出绝美缤纷的色彩和动人心弦的旋律，主要在于他使五言诗迅速走向了“文人化”。这种迅速，有人用稍显夸张但又符实的语言来形容：“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曹植才获得完成。”那么子建之后呢？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阮嗣宗。
阮籍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用文人情怀为我们贡献了一部《咏怀诗八十二首》。其实，与子建相比，嗣宗已是另一个时代的人物了。英雄和风云远去，活跃在舞台上的是一群宵小和政客，在他们的作践下，儒统和礼教趋向更完全的瓦解，道家明哲保身的哲学悄然抬头。可以说，阮籍第一次把道家哲学（自然哲学）这一中国文学安身立命的价值立场（正如张少康所说，真正对中国文学起基础作用的乃是道家哲学，而不是儒家，它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精髓和底子）引入到了文人五言诗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形式中，从而使五言诗的文人化（文学与哲学的相融这一层面）出现了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道家哲学不再是单独存在，自然的价值观成为诗歌的一部分，也成为诗人的一部分。
二
阮嗣宗之后，便是左思了；或者说，将文化元素依次融入五言诗中，哲学之后，便是历史了。关于《咏史诗八首》的创作动机，钱志熙说得很精到，“创作《三都赋》，是出于希望得到社会承认、取得社会地位的动机；创作《咏史诗》则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需要，心灵自我慰藉的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家的左思，他的文学精神的一种升华。”[3]因此，虽云咏史，左思之“史”却不过是借以浇己块垒之杯酒。他极力将自己置于与豪贵相对立的位置上，然后借隐逸的潇洒情怀来嘲贬豪右的尸位素餐，从而凸显自己作为蒿莱达士的巨大价值，诗歌的总体风格也显出落寞和雄杰。但是，毕竟是太冲首次将“咏史”的五言诗歌如此大张了旗鼓。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史”元素在五言诗中的渗透现象呢？我认为，还是得承接上文，将之放到五言诗文人化进程这一大的框架和潮流之中。
在左太冲之前，历史与诗歌似乎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这并非是说，这之前的诗歌并不涉及历史，而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像《诗经·生民》、班固《咏史》这样以史为题材的诗歌，读来也如一篇附于史传类作品之末的“赞”，或者说，也如将史传文字作了押韵处理而已。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诗中没有个人。个体情感对诗歌的介入，使诗歌摆脱了生硬而走向细腻（使诗歌凸显出其自身的魅力），而当诗人将各类文化元素如哲学、历史等纳入自身，又使其与感情交融，最后一齐以诗歌为载体倾泻而出时，我们所说的诗歌“文人化”现象便产生了。太冲便是在这样的大潮流中，将历史扛在肩上，以凌厉的气势，呼啸着向我们走来。
至于独太冲与历史结缘的原因，我想还是时代环境使然。余冠英说，“继承建安风骨必须有现实主义方向，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笔力。阮籍、左思、陶渊明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和建安作一脉相承，构成五言诗的优良传统。”[4]他所说的现实主义方向，在左思便表现为社会等级压抑带来的个人苦闷。面对个人升降、才能被打压的困惑，很容易由己及他，想起历史和历史人物。因此，当五言诗的“文人化”潮流在他身上发力时，太冲便很容易地抓过历史，为我们贡献了《咏史诗八首》。
三
最后，就要说到左思《咏史诗八首》在五言诗文人化潮流中的历史地位。很多时候诗人所处的时写作技巧解不了他，他的巨大价值满足了其后另一个时代的需要。因此，要探讨左思的《咏史诗》的历史地位，我们就要绕过太冲的时代，往后看去。
往后，陶渊明、谢灵运、沈约、鲍照等也为五言诗的文人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依次看过来之后，我们就将目光聚集在了“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庾信身上。
无论庾信有无模仿嗣宗诗歌体制进行创作，他们在“咏怀”的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有很深的人生喟叹在里面，从此一层面上说，影响的存在是不言而喻了。在《拟咏怀二十七首》身上，我们除了看见嗣宗的影子，还有太冲的——那便是历史元素。但在庾信，历史已不限于其词义范畴了，它已是一种带来巨大情绪动荡的政治变动。在对太冲进行承继的同时，庾信也融入了自己的创造，那就是：更注重对代表着政治史类名词的采用，将历史元素更完美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合，艺术手法方面吸取了时代的成果变得更加纯熟——所有这些，便是庾信对五言诗文人化进程作出的杰出贡献。
至此似乎很遗憾的，我们仍未具体对左思《咏史诗八首》的历史地位有所阐述，但我想这已不重要了。在五言诗文人化这一进程中，阮籍、左思、庾信都用
关键词： 五言诗 文人化进程 左思 《咏史诗》
一
五言叙事诗在汉末以丰实的内容、成熟的叙事方式、质朴力感的语言成就了五言诗的巨大成绩，但对于五言诗的发展长河来说，它只是一个初源，因为五言诗的真正光辉灿烂，要经过其后历代文人的心血浇注。汉乐府五言诗已有着文人加工整理的成分，但“采诗”的性质决定了其创作者的民间身份。《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文人化的一个优秀开端，然而，《古诗十九首》创作主体身份的难以识别，语言的古朴圆润透露出来的“乐府成分”，都表明它的“文人化”来得太整体性、太浑成了些，而完全成熟的文人化应该是个人的、细腻的（指自我的反复嗟叹）。越过十九首，在铁与血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建安诗人”们又将五言诗的文人化进程大大往前推了一步。但真正使之蔚为大观的，乃是那文采绝代的曹子建。子建的五言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之所以使之呈现出绝美缤纷的色彩和动人心弦的旋律，主要在于他使五言诗迅速走向了“文人化”。这种迅速，有人用稍显夸张但又符实的语言来形容：“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曹植才获得完成。”那么子建之后呢？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阮嗣宗。
阮籍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用文人情怀为我们贡献了一部《咏怀诗八十二首》。其实，与子建相比，嗣宗已是另一个时代的人物了。英雄和风云远去，活跃在舞台上的是一群宵小和政客，在他们的作践下，儒统和礼教趋向更完全的瓦解，道家明哲保身的哲学悄然抬头。可以说，阮籍第一次把道家哲学（自然哲学）这一中国文学安身立命的价值立场（正如张少康所说，真正对中国文学起基础作用的乃是道家哲学，而不是儒家，它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精髓和底子）引入到了文人五言诗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形式中，从而使五言诗的文人化（文学与哲学的相融这一层面）出现了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道家哲学不再是单独存在，自然的价值观成为诗歌的一部分，也成为诗人的一部分。
二
阮嗣宗之后，便是左思了；或者说，将文化元素依次融入五言诗中，哲学之后，便是历史了。关于《咏史诗八首》的创作动机，钱志熙说得很精到，“创作《三都赋》，是出于希望得到社会承认、取得社会地位的动机；创作《咏史诗》则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需要，心灵自我慰藉的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家的左思，他的文学精神的一种升华。”[3]因此，虽云咏史，左思之“史”却不过是借以浇己块垒之杯酒。他极力将自己置于与豪贵相对立的位置上，然后借隐逸的潇洒情怀来嘲贬豪右的尸位素餐，从而凸显自己作为蒿莱达士的巨大价值，诗歌的总体风格也显出落寞和雄杰。但是，毕竟是太冲首次将“咏史”的五言诗歌如此大张了旗鼓。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史”元素在五言诗中的渗透现象呢？我认为，还是得承接上文，将之放到五言诗文人化进程这一大的框架和潮流之中。
在左太冲之前，历史与诗歌似乎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这并非是说，这之前的诗歌并不涉及历史，而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像《诗经·生民》、班固《咏史》这样以史为题材的诗歌，读来也如一篇附于史传类作品之末的“赞”，或者说，也如将史传文字作了押韵处理而已。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诗中没有个人。个体情感对诗歌的介入，使诗歌摆脱了生硬而走向细腻（使诗歌凸显出其自身的魅力），而当诗人将各类文化元素如哲学、历史等纳入自身，又使其与感情交融，最后一齐以诗歌为载体倾泻而出时，我们所说的诗歌“文人化”现象便产生了。太冲便是在这样的大潮流中，将历史扛在肩上，以凌厉的气势，呼啸着向我们走来。
至于独太冲与历史结缘的原因，我想还是时代环境使然。余冠英说，“继承建安风骨必须有现实主义方向，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笔力。阮籍、左思、陶渊明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和建安作一脉相承，构成五言诗的优良传统。”[4]他所说的现实主义方向，在左思便表现为社会等级压抑带来的个人苦闷。面对个人升降、才能被打压的困惑，很容易由己及他，想起历史和历史人物。因此，当五言诗的“文人化”潮流在他身上发力时，太冲便很容易地抓过历史，为我们贡献了《咏史诗八首》。
三
最后，就要说到左思《咏史诗八首》在五言诗文人化潮流中的历史地位。很多时候诗人所处的时写作技巧解不了他，他的巨大价值满足了其后另一个时代的需要。因此，要探讨左思的《咏史诗》的历史地位，我们就要绕过太冲的时代，往后看去。
往后，陶渊明、谢灵运、沈约、鲍照等也为五言诗的文人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依次看过来之后，我们就将目光聚集在了“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庾信身上。
无论庾信有无模仿嗣宗诗歌体制进行创作，他们在“咏怀”的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有很深的人生喟叹在里面，从此一层面上说，影响的存在是不言而喻了。在《拟咏怀二十七首》身上，我们除了看见嗣宗的影子，还有太冲的——那便是历史元素。但在庾信，历史已不限于其词义范畴了，它已是一种带来巨大情绪动荡的政治变动。在对太冲进行承继的同时，庾信也融入了自己的创造，那就是：更注重对代表着政治史类名词的采用，将历史元素更完美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合，艺术手法方面吸取了时代的成果变得更加纯熟——所有这些，便是庾信对五言诗文人化进程作出的杰出贡献。
至此似乎很遗憾的，我们仍未具体对左思《咏史诗八首》的历史地位有所阐述，但我想这已不重要了。在五言诗文人化这一进程中，阮籍、左思、庾信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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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创造力为之作出了贡献，都是这一桥梁中的一段，太冲的地位便在于，他首次开创性地将历史这一文化元素纳入到了五言诗的文人化轨道，为后来的诗人们提供了一个抒情之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