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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及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采用静态与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和时间的双维度上对我国30个省市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⑴财政支出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⑵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具有空间溢出效应；⑶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即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正向溢出影响，而东部地区的空间负外部性更明显；⑷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变化趋势。
[关键词]：财政支出； 全要素生产率； 空间溢出； 空间计量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解释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完善，学者们从财政规模结构（Swaroop &Zou，1996；Barro&Sala-I-Martin ，1999）、财政分权行为（Glomm & Rikumar，1994；Gong&Zou，2002）与政府公共开支波动（Gali，1994；龚六堂等，2001）来考察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实证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出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公共产品、产权保护、教育支出和转移支付等合理的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Aschauer，1989；Rodrik，1994）；而与此对立的观点是低效率的政府支出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并不利于经济增长（Grier&Tullock，1989；Barro，1991）；还有些学者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Dupor，2000；Cohrane，2001； Daniel，2001）。虽然大多数学者肯定财政支出的正向增长效应，但是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工具的不断完善，传统经济学中长期被忽略的空间因素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显然，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溢出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国外对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基础设施支出与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二是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Boarnet（1998）认为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利于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就越能从相邻地区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而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Pereira & Roca-Sagales（2003）、Cohen & Morrison（2004）、Cohen（2007）却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通过实证分析他们发现一个地区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会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关于公共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结论，Lloyd-Ellis（2000）认为政府支出对高等教育的倾斜，会挤出“基础教育”支出，并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负外部性，而Viaene & Zilcha（2006）的研究却表明公共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不仅能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也会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空间溢出。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在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如靳春平（2007）比较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更显著；严成樑、龚六堂（2009）考察了1997-2007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政府效率、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骆永民，2008；解垩，2007；魏下海，2010），为本文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学者已经注意到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影响，但是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是否会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其呈现出的变化趋势如何？现有的文献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并不多，基于此，本文将构建财政支出、空间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静态与动态的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1998-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在空间和时间的双维度上讨论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变动趋势。
其次，财政支出通过影响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水平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是劳动者的数量，二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财政支出对劳动投入水平的影响最先是体现在供给量上，公共怎么写作和公共管理支出会影响区域劳动力的供给水平。社会大生产劳动力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移，剩余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地区时除了考虑收入因素外，还考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娱乐休闲、社会保障等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后者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尤其对于高端人才而言，生活环境和公共设施水平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此外，政府在教育、文化上的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当地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能力；政府在科技上的投入，特别是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与开发的专项财政资助对推动科研产出及科研成果应用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在企业融资、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财政补贴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的财政支出可以保
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 为全要素生产率， 表示技术效率， 是技术进步。解释变量 代表每个地区的财政支出总量，而控制变量 是一组影响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包括：人力资本hum（普通高校在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对外开放度open（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外资利用率fdi（直接外商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固定资产投资率tz（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urban（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及交通基础设施指数tra。交通基础设施指数（tra）是一个加权指数，它是由铁路、公路及内河航道密度加权而成，三种交通设施的权重是由其货运量与总货运量的比值决定，然后将加权里程除以总人口得到人均加权里程作为交通设施指数。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作用“迭加”到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之上。换言之， 综合反映了相邻地区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 与 二者的乘积即可表示为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数据则是通过DEAP软件的DEA-Malmquist指数来测算的，其计算公式如式（13）所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二者的乘积。表3列出了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效率（TE）及技术进步（TP），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三个区域的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空间差异。由表4可知，财政支出规模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具有较高解释度的变量是对外开放度和外资利用率，这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效吸引了生产资源和技术的集中，在技术扩散、干中学及演示-模仿效应中推动了全要素增长和技术进步，改革开放。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在开放程度上与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规模有限，因而它们对区域经济全要素增长的作用并不突出。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与全要素增长率和技术效率的具有正相关性，如模型（2）中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1698，说明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技术效率就提高0.1698个单位，而其他变量基本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固定资本投率、城市化及交通基础设施等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较显著。比较三个区域的空间影响系数 ，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的空间影响系数为负数或者为很小的正数，而中西部的 则较大，因此，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公共支出的“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东部省份更多地吸引相邻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
在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提出了“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呈倒U变化趋势”的检测设，为了得出不同年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截面模型来估计财政支出的空间影响。表5是根据静态空间截面模型（4）～（6）估计结果整理的199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本地效应表示的是财政支出对本地区解释变量的影响因子 ，而空间溢出效应则是本地区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解释变量的影响力，它是 与空间影响系数 的乘积。从静态的空间计量分析可知：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其系数为0.5～0.7之间说明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加0.5～0.7个单位；1998-2010年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0.01～0.045，表明本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加0.01～0.045个单位；从时间维度上来看， 1998-2001年空间溢出效应逐年加强，2002年-2010年空间溢出总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财政支出； 全要素生产率； 空间溢出； 空间计量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解释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完善，学者们从财政规模结构（Swaroop &Zou，1996；Barro&Sala-I-Martin ，1999）、财政分权行为（Glomm & Rikumar，1994；Gong&Zou，2002）与政府公共开支波动（Gali，1994；龚六堂等，2001）来考察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实证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出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公共产品、产权保护、教育支出和转移支付等合理的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Aschauer，1989；Rodrik，1994）；而与此对立的观点是低效率的政府支出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并不利于经济增长（Grier&Tullock，1989；Barro，1991）；还有些学者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Dupor，2000；Cohrane，2001； Daniel，2001）。虽然大多数学者肯定财政支出的正向增长效应，但是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工具的不断完善，传统经济学中长期被忽略的空间因素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显然，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溢出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国外对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基础设施支出与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二是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Boarnet（1998）认为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利于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就越能从相邻地区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而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Pereira & Roca-Sagales（2003）、Cohen & Morrison（2004）、Cohen（2007）却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通过实证分析他们发现一个地区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会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关于公共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结论，Lloyd-Ellis（2000）认为政府支出对高等教育的倾斜，会挤出“基础教育”支出，并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负外部性，而Viaene & Zilcha（2006）的研究却表明公共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不仅能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也会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空间溢出。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在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如靳春平（2007）比较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更显著；严成樑、龚六堂（2009）考察了1997-2007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政府效率、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骆永民，2008；解垩，2007；魏下海，2010），为本文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学者已经注意到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影响，但是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是否会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其呈现出的变化趋势如何？现有的文献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并不多，基于此，本文将构建财政支出、空间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静态与动态的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1998-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在空间和时间的双维度上讨论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变动趋势。
二、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与空间溢出的理论分析
(一)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
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通过三个作用机制来体现：首先，财政支出通过改变资本投入规模和资本要素配置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政府的公共投资，尤其是交通、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增加了社会资本投入总量，同时也会对私人资本要素投入产生影响，基础设施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从而提高地区区位优势和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吸引力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可优化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作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投资于周期长、收效慢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这些方面的投资对于扩大区域生产活动规模、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及加快信息技术的流动具有积极作用。在市场机制的调节和理性人的检测定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标，追求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资本要素会向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更加合理的区域集中。因此，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调整来影响资本要素投入水平，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其次，财政支出通过影响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水平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是劳动者的数量，二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财政支出对劳动投入水平的影响最先是体现在供给量上，公共怎么写作和公共管理支出会影响区域劳动力的供给水平。社会大生产劳动力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移，剩余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地区时除了考虑收入因素外，还考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娱乐休闲、社会保障等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后者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尤其对于高端人才而言，生活环境和公共设施水平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此外，政府在教育、文化上的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当地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能力；政府在科技上的投入，特别是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与开发的专项财政资助对推动科研产出及科研成果应用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在企业融资、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财政补贴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的财政支出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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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充足的劳动供给，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udooo.com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为解释变量，表示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W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采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来定义，本文选择邻接标准，即若两个空间单元相邻 为1，若不相邻则 取0值。关于空间权重矩阵W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实证研究的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因此所有与其相邻的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排除了对西藏的影响；二是海南在地理上没有与之接壤的省份，但广东、广西与其仅相邻一个海峡，并且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比较频繁，三者间存在空间相关性，故将海南视为与广东、广西相邻。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空间维度来讨论我国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1）～（3）将分别用于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全国范围、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实证检验。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 为全要素生产率， 表示技术效率， 是技术进步。解释变量 代表每个地区的财政支出总量，而控制变量 是一组影响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包括：人力资本hum（普通高校在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对外开放度open（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外资利用率fdi（直接外商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固定资产投资率tz（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urban（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及交通基础设施指数tra。交通基础设施指数（tra）是一个加权指数，它是由铁路、公路及内河航道密度加权而成，三种交通设施的权重是由其货运量与总货运量的比值决定，然后将加权里程除以总人口得到人均加权里程作为交通设施指数。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作用“迭加”到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之上。换言之， 综合反映了相邻地区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 与 二者的乘积即可表示为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数据则是通过DEAP软件的DEA-Malmquist指数来测算的，其计算公式如式（13）所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二者的乘积。表3列出了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效率（TE）及技术进步（TP），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部分的研究是为了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差异和倒U变化趋势。因此，我们首先采用模型（1）～（3）对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然后再分别对东中西部的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空间计量分析，最后我们利用模型（4）～（6）分析199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益变化。表4给出了分区域的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动态空间面板回归结果。从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来看：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确实受上一期的影响；空间影响系数 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相邻区域间的TFP、TE和TP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开放度和外资利用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具有正向溢出作用，此结论与何元庆（2007）的研究相一致；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并且财政支出对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最大，而财政支出对技术效率的作用不显著，这反映了我国政府公共支出配置的效率低下，大量公共投资得不到有效利用，导致技术效率不高。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三个区域的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空间差异。由表4可知，财政支出规模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具有较高解释度的变量是对外开放度和外资利用率，这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效吸引了生产资源和技术的集中，在技术扩散、干中学及演示-模仿效应中推动了全要素增长和技术进步，改革开放。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在开放程度上与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规模有限，因而它们对区域经济全要素增长的作用并不突出。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与全要素增长率和技术效率的具有正相关性，如模型（2）中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1698，说明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技术效率就提高0.1698个单位，而其他变量基本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固定资本投率、城市化及交通基础设施等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较显著。比较三个区域的空间影响系数 ，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的空间影响系数为负数或者为很小的正数，而中西部的 则较大，因此，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公共支出的“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东部省份更多地吸引相邻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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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从而阻碍了相邻地区全要素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相邻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较强的正外部性，即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更明显。在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提出了“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呈倒U变化趋势”的检测设，为了得出不同年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截面模型来估计财政支出的空间影响。表5是根据静态空间截面模型（4）～（6）估计结果整理的199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本地效应表示的是财政支出对本地区解释变量的影响因子 ，而空间溢出效应则是本地区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解释变量的影响力，它是 与空间影响系数 的乘积。从静态的空间计量分析可知：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其系数为0.5～0.7之间说明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加0.5～0.7个单位；1998-2010年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0.01～0.045，表明本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加0.01～0.045个单位；从时间维度上来看， 1998-2001年空间溢出效应逐年加强，2002年-2010年空间溢出总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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