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贡献与其

摘　要：艾思奇在解放后，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工作，无论是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还是对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以及由此参与的哲学论战，无不显示出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对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的忠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艾思奇在解放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概括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归纳他留给后人的启示。
关键词：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大众化； 贡献
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3－００４６－０５
艾思奇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论掌握群众和群众掌握理论的双向互动过程。”［１］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以一位大众哲学家著称于世。他热心为大众写哲学，热心让大众掌握哲学，在哲学通俗化、普及哲学方面贡献巨大。他所著的《大众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解放后，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编写了哲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对中国执政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和宣传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艾思奇宣传并深入研究了哲学思想，对将哲学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大众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上述过程中，艾思奇还参与了一些相关的哲学论争，这些论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强化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作用。以下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概括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分析他留给后人的启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重温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贡献，梳理其中的失误，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此即本研究的当写作技巧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艾思奇对编写哲学教科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解放前，我国哲学工作者也编写过哲学教科书，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但解放后原来的教科书已不适用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需要编写新的哲学教科书。解放后很长时期，理论工作者使用的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语言风格和所用的事例材料不符合中国特点，中国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势在必行。艾思奇解放后就致力于这项重要的理论任务，作了很大努力和贡献。艾思奇对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书中。
《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明显优点是突出了认识论问题。艾思奇认为，研究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认识方法的问题。“在这个提纲里，我们有意识地在说明每一项原理的时候，都特别着重地指出它在认识方法上的意义。”［２］
另外，《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还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尤其注意结合了的著作，如《实践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该书的局限性是没能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作出哲学概括，这是我国解放前到解放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如此，该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一本中国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受到普遍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末该书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认为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践有见解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３］。
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在编辑此书时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哲学教科书讲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知识，要有相对稳定性；要力求准确、简明；在阐述马列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要阐明同志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发展，要把阐明马列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说明同志的发展结合起来；要适应教科书的对象，适当兼顾其他读者；要贯彻争鸣的方针。这些基本原则至今有参考价值。艾思奇还认为，使用哲学教科书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情况出发，分析、说明、解决实际问题；要批判对立面的东西，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４］此外，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和各门具体科学结合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除继续保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优点之外，在内容和结构安排上与《辩证唯物主义纲要》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在内容方面，阐述哲学原理时加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在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阐述、安排上，范畴都是按对立统一原则成对出现的，这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存在历史的、时代的局限，如：没有论述辩证逻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安排是按照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解，先讲辩证唯物主义，后讲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安排一直影响到现在。随着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马克思著作理解得越来越深入，研究材料越来越丰富翔实，上述根据苏联教科书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在当代也越来越突出。虽然如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仍是很有意义的著作。

二、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宣传及其局限性

解放后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表现在两方面：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解释和研究。

1.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解释及其局限

艾思奇宣传思想的明显优点是：比较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思想。
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哲学思想的文章中，艾思奇对《实践论》中关于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和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真理的相

源于：大学生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对性和绝对性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解释。他还对《实践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对真理论的极重要的发展，是创造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作为掌握马克思真理的基本方针，作为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个思想方法的重心。《实践论》是在总结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吸收了苏联教科书的思想，对真理标准是真理发展过程中实践的作用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运动等总体上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在20世纪60年代的辅导报告中，艾思奇认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决的是党的认识路线问题，即思想路线问题，《实践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观点把认识论的内容概括起来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正确；正确的思想从实践和认识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艾思奇认为，在这三点上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对《矛盾论》的宣传着重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问题。他指出，《矛盾论》“具体而详细地指出我们应如何来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各部分，它抓着了辩证法的这个核心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和发挥。”［５］ “《矛盾论》是同志长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它把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经验中所表现的一切现实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作了哲学上的概括。”［６］在20世纪60年代的辅导报告中，艾思奇又指出:《矛盾论》主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讲的是矛盾规律，而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搞清了矛盾规律，辩证法就基本掌握了。艾思奇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详尽的解释和发挥。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摘自：毕业论文结论www.udooo.com

，艾思奇在20世纪60年代所作的辅导报告中对哲学思想的宣传带有当时“左倾”思潮的痕迹，有很多缺点和不足。这首先表现在他宣传思想时联系了当时的社教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过火的政治批判等左倾现象。其次，在阐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艾思奇认为，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概括、新发展。在《矛盾论》辅导报告中，艾思奇又说，辩证法是斗争哲学。艾思奇认为有了阶级斗争，哲学才能发展。上述缺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总之，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宣传既有积极的一面，如对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的解释、评价，这些值得后人在研究中借鉴；也有消极的一面，即受历史政治背景的影响夸大阶级斗争，联系左倾现象等，这是值得汲取的教训。但无可否认，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解释，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及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2.对哲学思想的研究

在对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及哲学思想的过程中，艾思奇按照中国革命的分期叙述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尤其重视思想在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方面的特点，时刻注意指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方面的巨大作用。例如在论述思想发展的第四阶段时，艾思奇首先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中国革命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然后指出，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即抗战前途问题，及时地写了《论持久战》，粉碎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论调，预见到了抗战形态的错误复杂性，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阐明了抗战形态的错误复杂性，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阐明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艾思奇对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在我国是较早的，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材料和方法。当然，他的研究也有缺憾之处，如对党创立前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的贡献论述较少，对青年世界观的转变没作具体区分等等。在20世纪60年代对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中，艾思奇对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抬得过高的倾向，他认为，“两论”发展了列宁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整个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代表了列宁去世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个五十年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水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新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马克思时期，第二时期是列宁、斯大林、时期），即为代表的时期开始的标志。这种看法是对哲学思想地位的夸大。

三、艾思奇与哲学问题的争论

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争论。解放后，中国哲学界展开了多次大的哲学争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即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争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这三次哲学争论在“”中曾被定名为“哲学战线上三次大论战”，艾思奇参与了这三次争论，争论带有极为复杂的性质，不只牵涉哲学问题，而且政治色彩颇浓。

1.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争论

1955年，理论界展开了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争论，这场争论最早发生在马列学院内部。20世纪50年代初马列学院领导干部在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过程中，曾进行关于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杨献珍与艾思奇的观点出现了分歧，两人展开了争论。
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结构(或成分)构成的。这五种经济成分是：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要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予以严格的批判。
艾思奇不同意杨献珍的观点。他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之所以是过渡的，就是因为它没有一种已经完成了的经济基础。艾思奇的观点是：过渡时期存在两种互相对抗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两种基础之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在斗争中，社会主义基础日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日趋灭亡。艾思奇认为，不能同时以互相敌对的两种经济制度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我们在政治权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正在形成、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包括全民所有制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关于上层建筑，艾思奇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国家政权唯一的指导思想，但按杨献珍的观点，似乎不承认过渡时期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艾思奇认为，既然过渡时期存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那么就必然存在与之对应的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因素。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进行斗争。
艾思奇、杨献珍都承认过渡时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经济成分、经济基础，两人的分歧在于，杨献珍主张这几种经济成分构成了综合基础，艾思奇认为不能以敌对的相互斗争的经济成分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杨献珍、艾思奇都承认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艾思奇批判杨献珍不承认过渡时期仍存在着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杨献珍、艾思奇的争论是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主观上都试图对过渡时期作出自己的哲学论证。他们争论的问题至今仍可进行讨论。特别是在今天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应该指出，在杨献珍、艾思奇的争论中，双方

源于：论文网站大全www.udooo.com

都有上纲过高的倾向。如杨献珍指责“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不只“反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也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规定”［７］。艾思奇答复杨献珍的这一指责时说：“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则正是违反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过渡时期的政策”［８］。这种动辄就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的做法不利于学术观点的文章进一步将这时的争论无限上纲，这是不妥当的。

2.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

这场争论最早也发生在马列学院内部。1955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的一位教员，在辅导中级班学员学习《费尔巴哈论》一书时，学员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恩格斯究竟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位教员一时不能准确回答，便去问当时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艾思奇谈了自己的看法后，当时担任教务长的杨献珍不同意艾思奇的观点，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但这场争论尚未公开化。从1958年或1959年起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开始在报刊上展开广泛的讨论。这场讲座开始还是一场学术争论，但到后来实际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持否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观点的人受到了压制、打击，被当成了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的靶子加以批判。艾思奇在这场争论的后期发表文章，针对于世诚等人否认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阐明了自己对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这个命题的看法。于世诚等人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等同论，是唯心主义，不是辩证法的同一性的应用，恩格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持否定态度的。艾思奇指出，有一些同志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历史上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术语，就把它当做“不洁”之物、禁忌之物。以为利用了这个命题，就是在事实上宣传了唯心主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不就等于肯定了唯心主义的原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也可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可以在抽象的、绝对的等同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辩证的、有差别的、对立的矛盾的同一意义上使用。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一般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是从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恩格斯借用了黑格尔的语言表述了辩证法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点，对思维和存在等同论采取了彻底的否定态度。恩格斯是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批判不可知论的意义上借用思维存在的同一性的术语，以与不可知论对思维和存在之间辩证的同一性的否认相对立。
笔者认为，艾思奇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理解是符合恩格斯的意愿的，但他在反驳对方观点的文章中，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原理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联系起来，为当时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错误提供了哲学证明。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充分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符合，并转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这充分体现了思维和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不了解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可能在认识上犯错误。”［９］后来，艾思奇进一步将此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这种态度是不妥当的。

3.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

1964—1965年间发生了所谓关于“合二而一”的争论。1957年以来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倾向导致了1964年开始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系列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实际上是康生等人对杨献珍等人进行的政治上、学术上的批判。艾思奇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写了《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一文，发表在1965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杨献珍同志散布了这个修正主义观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结合’论，实际上是利用‘结合’这个名词的外表形式来玩弄诡辩，是以反对片面性这借口，把辩证法歪曲为折衷主义，为修正主义作为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妄想提供一个‘理论’的工具，这种批判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讲都是错误的。
杨献珍认为，在一般哲学教科书上阐释“对立统一”时，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或者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组成部分”。这两种说法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前一种说法是“合二而一”，后一种说法是“一分为二”。他认为，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一”本来是由“二”构成的，即“合二而一”的，所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是“一分为二”的。
艾思奇批判了杨献珍的上述观点。他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只能用“一分为二”来表述，不能用“合二而一”来表述。杨献珍认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观点是错误的，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事物的可分离性，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是“一分为二”，不是“合二而一”，艾思奇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只强调“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看不到这种联系的可分性。它是形而上学的公式，看不到对立双方的斗争，且把发展看成两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的交替出现。所以，“合二而一”决不能表述对立统一规律。
笔者认为，实际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用中国古代语言对对立统一规律所作的通俗的表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重点在于“分”（对立），一个重点在于“合”（统一），两种表述方法都可以用，客观事物就其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来说是“一分为二”的，就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说是“合二而一”的，但最好的、最全面的表述方式应是“对立统一”。
本来“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观点可以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正常的讨论，但在政治批判开路的年代，正常的讨论是不可能进行的。在２０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分为二”的观点实际上被演变成了“斗争哲学”，被发展在只强调斗争、对立而否定统一的哲学，远远超过了它的学术价值，而成为政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思想在实践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批判“合二而一”所带来的沉重教训。上述三次哲学争论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哲学战线上的一种倾向，这就是随着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盛行，学术观点上的不同争论逐渐为政治批判所代替，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虽然哲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不能动辄就把学术观点的不同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绝大多数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混淆学术界限和政治界限，用政治帽子压人，大批判开路，就会压制学术观点的自由争鸣，不利于学术繁荣和发展。艾思奇在上述三次争论中对争论对方所作的政治批判是不能成立的，带有当时政治现实中“左”的错误的痕迹。这也说明在建国后的特定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者从事哲学活动具有复杂性。
总之，艾思奇的哲学活动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紧密相联，他走过的哲学道路是一位党的理论工作者所走过的道路。解放后，他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工作，无论是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还是对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以及由此参与的哲学论战，无不显示出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对我党理论宣传事业的忠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怎样写毕业论文www.udooo.com

由于历史的局限，在艾思奇解放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后人记取。艾思奇所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中国化大众化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值得借鉴的宝贵精神遗产，他在宣传思想过程中的局限性和经验教训也值得后人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建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结构、目的取向和路径选择［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2）:49-52.
［2］［4］［6］［8］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3，424，201－202，300.
［3］　卢国英.学者和战士［M］．一个哲学家的道路［Ｍ］.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41.
［5］　艾思奇.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N］.人民日报，1952－０4－19.
［7］　杨献珍.杨献珍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405－406.
［9］　艾思奇.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45.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