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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能源消费的总量和构成是决定能源安全及
能源发展战略的根本性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问题凸显，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颇大，也对近、中期能源发展提供了战略启示。
2.能源强度大。研究能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重要参数是能源强度，即生产单位GDP所需的能源量，国际上多采用吨标准油(toc)/千美元为其计算单位。按2011年lEA发布的能源强度数据：世界值为0.31，经合组织国家(OECD)为0.18，美国为0.19，日本为0.10，中国和印度同为0.77，巴西为0.28。显然，中国的能源强度明显高于世界和OECD国家均值，亦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我国2010年GDP占世界9.3％(按汇率计算)而能源消费却占世界的20.5％，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这些情况一方面源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节能、提高能源效率上有很大潜力。
3.能源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均值。2001～2010年间我国能源消费年增率达11.6％，而同期世界均值仅为2.8％。与发展中国家印度同期值5.3％相比，中国也比其高一倍多。而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10年的能源总量增长停滞、甚至有所下降。如2010年美国能源?肖费总量为其2000年值的99.93％。这10年间中国和印度能源总量的增加值分别占世界
2.石油消费和进口量增加较快但占能源总量份额却下降。中国石油消费量由2000年的2.398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4.447亿吨，平均年增率为6.37％，而同期世界仅为1.36％，占世界的比例从6.81％增加到11.04％。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增加值占世界同期增加值的40.2％。
在2001-2010年间中国原油进口量由0.603亿吨增加到2.346亿吨、年增率16.3％，油品进口量由2800万吨增加到5990吨、年增率8.82％。而同期世界原油和油品进口量年增率依次为
3.天然气和一次电力消费快速增长使其份额略有增长。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由2000年245亿立方米上升到2010年1090亿立方米，年增率为16.1％，占能源比例由3.0％提高到4.1％。同期世界天然气消费量年增率仅为2.85％、占能源的比例由23.7％提高到23.8％。在国内与其他能源年增率相比，天然气是最高的，其值明显大于能源总量的增长率。显然，多方面的数据都反映了近1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已取得快速增长，中国天然气仍处于“青年期”。
在基础能源中的一次电力包括水电和核电。在2000—2010年问其消费量年增率为11.83％略高于能源总量年增率11.60％，却远高于世界同期一次电力年增率1.55％。但其在能源构成中的份额却仅由7.2％增加到7.3％。中国目前新能源主要为风能、太阳能发电，虽然对其投资巨大(居世界首位)，但真正上网的商业发电量却远低于预期值，在2010年仅占能源消费量约0.5％。因而即便将其计入一次电力，占能源的份额也仅为7.8％。
1.宏观经济环境是能源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从国内因素看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GDP增速、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过高的GDP年增率不仅必然导致能源总量过快增长使其弹性系数达到l左右，还将使能源构成中相对低效高污染的煤炭比例加大。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近期GDP年增率7％、中期4％左右可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能源控总量调结构创造较宽松的条件。
近20余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以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的粗放发展方式，以第二产业为主(占45％～50％)、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难以适应今后的国情和世情。这种模式使得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决定了优化结构和节能减排难以落实。而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特别是我国的城镇化率还要大幅度提高、人均耗能量也要有相应提高。这些因素决定着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的提高也需一个不短的过程，2040年前后难以出现能源总量上升的“拐点”。过急过高的要求反而会事倍功半、欲速而不达。
2.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煤炭一直是中国能源的主体，这不仅是由中国富煤的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也与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中国整体看，与从工业化初中期向后期发展相对应，中国还处在煤炭时代向石油(petroleum)时代过渡时期。这与某些国家长期以油气为主体，甚至向多元化发展的“后石油时代”过渡不可同日而语。纵观对2050年前中国能源构成的多种分析和预测，个别方案可能高估其他能源份额而压低煤炭比例，但都未摆脱煤炭比例居首位的状况。因此，在煤炭丰富的中国，清洁化利用煤炭能源是个迫切的现实选择。
3.持续大幅度提高油气比例面临困难。按框架性预测：以2015年能源总量41亿吨标煤(这是个低方案值)，石油占24％计，则需石油6.9亿吨。届时以国产油2亿吨计，则需进口原油4.9亿吨。美国专家根据其非常规油气快速增长、替代和节能的发展推测，其进口量将持续下降，2015年可降到4.9亿吨。故，在2015-2020年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原油进口大国。以2015年产气1500亿立方米、进口1000亿立方米匡算，届时也仅能使气体燃料占能源总量的约8.3％，但其进口依存度已达40％。由于这期间美国已实现了天然气的出口，故中国2015年或稍后，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如2020年中国’产气2400亿～2500亿立方米，进口气1500亿～1600亿立方米。即使2020年天然气消费4000亿立方米也只占预测能源总量4l亿吨标煤的12.7％。显然，即使按非常乐观的估计，油气在2015年和2020年也仅能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的约32％和36％。
4.对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要有客观估计。对我国能源构成不满意和对环境质量的担忧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大力增加低碳非化石能源，特别是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似乎成为首选途径。但十余年投入大量资金后效果却很不理想。事实进一步证明：新能源投入经济运行本身是市场行为，它是否能在市场上站住脚并发挥作用还要靠自身竞争力，即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上可与基础能源相当，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还应注意到，由于新能源基数甚低，即使有时发展速度很快，但总量不大也难以在能源构成中有明显上升。中国的核电水电已有了相当饱满的在建计划，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建设周期相
基于上述状况，多数预测方案显示：直到2035年前后仍不能改变化石能源为主体、煤炭明显居首位、而新能源只居补充地位的基本格局。
5.能源发展应因地制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因此，除了全国的能源战略外，还应就不同经济区提出不尽相同的能源战略并配套以相应的能源政策，作为全国能源战略的细化和补充。对此，“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战略强调差异化。差异化就是强调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合的能源和发展战略。充分的能源(包括一次、二次电力)供应将为生产水平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宽松的条件和实际的支持，而落后地区的较快发展是全国经济协调发展所必需的。
6.对能源发展的某些战略性思考。能源是经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我国经济发展作为硬任务和条件控制着能源，而能源的发展反过来促进经济的改变。如果不尊重经济的实际条件，强制提出过高要求则可能出现规划政策的制定与能源一经济执行的脱节，出现社会不同地区、阶层、集团问的矛盾，反而造成欲速而不达的被动局面。因而我们要在控总量调结构的能源战略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问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后者的发展作为实现前者的基础和条件，以前者的进展促进后者的顺利实现。优化能源结构中也存在如何认识“合理性”问题。在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成为可能的当前，无须把使用煤炭的事情妖魔化。相反，在新能源和煤制油尚缺乏市场可行性时，硬要以其代替尚有巨大经济效应和持续供应能力的油气，可能也会事倍功半，甚至是缘木求鱼。此外，无论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模式，还是与之相应的能源发展模式都是涉及亿万人现实生活和未来的社会实践，其本身有巨大的惯性，变革的实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不可操之过急。
(作者：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能源发展战略的根本性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问题凸显，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颇大，也对近、中期能源发展提供了战略启示。
一、能源消费总量上升过快
1.能源弹性系数过高。研究能源总量变化首先要与本国同期的经济变化作对比，其关键参数是能源弹性系数，即能源增长百分率与同期国内经济增长(GDP)百分率间的比值。一般来说，在经济有所增长情况下，该弹性系数<0.5意味着以能源增长<50％而保障了GDP翻一番，说明是在科技水平提高保障节能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高效增长，是可持续的发展。如果能源弹性系数达到1左右，甚至更高，则要求能源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同步，甚至要求能源增长更快就说明经济发展是以浪费能源的低水平扩张实现的。这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说是难以持续的。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中国2000-2010年问GDP年增率大于或等于10％的年度能源弹性系数均大于0.58、其中2003和2004年竟达1.43和1.60。例外的是2001、2002和2008年，GDP年增率分别为8.4％、8.3％和9.6％，能源弹性系数依次为0.42、0.40和0.41。2000-2005年、2005-2010年问中国能源弹性系数分别为0.76、0.55。而按国际能源署(1EA)的数据，国情与我国相近的印度和巴西上述两个时段能源弹性系数分别为0.44、0.77和0.77、0.73。同期相比，中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不但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能源强度大。研究能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重要参数是能源强度，即生产单位GDP所需的能源量，国际上多采用吨标准油(toc)/千美元为其计算单位。按2011年lEA发布的能源强度数据：世界值为0.31，经合组织国家(OECD)为0.18，美国为0.19，日本为0.10，中国和印度同为0.77，巴西为0.28。显然，中国的能源强度明显高于世界和OECD国家均值，亦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我国2010年GDP占世界9.3％(按汇率计算)而能源消费却占世界的20.5％，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这些情况一方面源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节能、提高能源效率上有很大潜力。
3.能源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均值。2001～2010年间我国能源消费年增率达11.6％，而同期世界均值仅为2.8％。与发展中国家印度同期值5.3％相比，中国也比其高一倍多。而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10年的能源总量增长停滞、甚至有所下降。如2010年美国能源?肖费总量为其2000年值的99.93％。这10年间中国和印度能源总量的增加值分别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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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增量的56.3％和7.3％。而美国-消费量增量却为世界的1.7％。这样，中国能源总量在世界的份额就由2000年的9.0％提高到2005年和2010年的15.0％和20.5％。诚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能源消费增速亦应较高，但以中国能源弹性系数和能源强度值偏高等问题来看，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已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二、能源消费构成不合理
1.煤炭居能源首要地位且居高难下。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构成中，中国以煤炭比例(70％)高而著称，为世界平均值(29.6％)的近2.4倍。印度与中国国情相近，2010年煤表观进口依存度为22.2％，但其煤炭占能源消费的53％。在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问中国煤炭消费年增率分别达17.3％和9.3％，而世界同期分别为5.9％和3.8％，同样依重煤炭的印度以上两数为7.5％和7.8％。快速增长使中国煤炭消费占世界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22.4％上升到2010年的48.4％，即全球生产的煤炭一半为中国所消费。消费高速增长使中国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2011年进口煤炭达1.66亿吨，预计2012年可达2亿吨左右，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众所周知，煤炭利用对环境污染相对较高，这就对中国环境保护形成更大的压力。2.石油消费和进口量增加较快但占能源总量份额却下降。中国石油消费量由2000年的2.398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4.447亿吨，平均年增率为6.37％，而同期世界仅为1.36％，占世界的比例从6.81％增加到11.04％。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增加值占世界同期增加值的40.2％。
在2001-2010年间中国原油进口量由0.603亿吨增加到2.346亿吨、年增率16.3％，油品进口量由2800万吨增加到5990吨、年增率8.82％。而同期世界原油和油品进口量年增率依次为
1.21％和5.3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和进口国。
与消费量增加导致其占总量比例增加的一般情况不同，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份额却由2000年的28.2％降到2010年的18.1％。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仍在于煤炭消费量及其占能源的比例增长过快，也说明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主要由煤炭的高度增长来实现的。3.天然气和一次电力消费快速增长使其份额略有增长。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由2000年245亿立方米上升到2010年1090亿立方米，年增率为16.1％，占能源比例由3.0％提高到4.1％。同期世界天然气消费量年增率仅为2.85％、占能源的比例由23.7％提高到23.8％。在国内与其他能源年增率相比，天然气是最高的，其值明显大于能源总量的增长率。显然，多方面的数据都反映了近1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已取得快速增长，中国天然气仍处于“青年期”。
在基础能源中的一次电力包括水电和核电。在2000—2010年问其消费量年增率为11.83％略高于能源总量年增率11.60％，却远高于世界同期一次电力年增率1.55％。但其在能源构成中的份额却仅由7.2％增加到7.3％。中国目前新能源主要为风能、太阳能发电，虽然对其投资巨大(居世界首位)，但真正上网的商业发电量却远低于预期值，在2010年仅占能源消费量约0.5％。因而即便将其计入一次电力，占能源的份额也仅为7.8％。
三、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启示
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支持一个结论：那些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道路，我国今后不能再走了。像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2030年分别达到美国目前人均耗能的1/2或1/3(这似乎不是过高的要求)，世界和该两国的供应和环境也都难以承受。我国早就明确表示必须对能源消费“控总量调结构”。但十余年来却总是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有些问题还更严重。这就不能不令我们从发展战略上进行反思。1.宏观经济环境是能源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从国内因素看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GDP增速、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过高的GDP年增率不仅必然导致能源总量过快增长使其弹性系数达到l左右，还将使能源构成中相对低效高污染的煤炭比例加大。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近期GDP年增率7％、中期4％左右可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能源控总量调结构创造较宽松的条件。
近20余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以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的粗放发展方式，以第二产业为主(占45％～50％)、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难以适应今后的国情和世情。这种模式使得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决定了优化结构和节能减排难以落实。而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特别是我国的城镇化率还要大幅度提高、人均耗能量也要有相应提高。这些因素决定着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的提高也需一个不短的过程，2040年前后难以出现能源总量上升的“拐点”。过急过高的要求反而会事倍功半、欲速而不达。
2.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煤炭一直是中国能源的主体，这不仅是由中国富煤的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也与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中国整体看，与从工业化初中期向后期发展相对应，中国还处在煤炭时代向石油(petroleum)时代过渡时期。这与某些国家长期以油气为主体，甚至向多元化发展的“后石油时代”过渡不可同日而语。纵观对2050年前中国能源构成的多种分析和预测，个别方案可能高估其他能源份额而压低煤炭比例，但都未摆脱煤炭比例居首位的状况。因此，在煤炭丰富的中国，清洁化利用煤炭能源是个迫切的现实选择。
3.持续大幅度提高油气比例面临困难。按框架性预测：以2015年能源总量41亿吨标煤(这是个低方案值)，石油占24％计，则需石油6.9亿吨。届时以国产油2亿吨计，则需进口原油4.9亿吨。美国专家根据其非常规油气快速增长、替代和节能的发展推测，其进口量将持续下降，2015年可降到4.9亿吨。故，在2015-2020年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原油进口大国。以2015年产气1500亿立方米、进口1000亿立方米匡算，届时也仅能使气体燃料占能源总量的约8.3％，但其进口依存度已达40％。由于这期间美国已实现了天然气的出口，故中国2015年或稍后，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如2020年中国’产气2400亿～2500亿立方米，进口气1500亿～1600亿立方米。即使2020年天然气消费4000亿立方米也只占预测能源总量4l亿吨标煤的12.7％。显然，即使按非常乐观的估计，油气在2015年和2020年也仅能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的约32％和36％。
4.对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要有客观估计。对我国能源构成不满意和对环境质量的担忧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大力增加低碳非化石能源，特别是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似乎成为首选途径。但十余年投入大量资金后效果却很不理想。事实进一步证明：新能源投入经济运行本身是市场行为，它是否能在市场上站住脚并发挥作用还要靠自身竞争力，即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上可与基础能源相当，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还应注意到，由于新能源基数甚低，即使有时发展速度很快，但总量不大也难以在能源构成中有明显上升。中国的核电水电已有了相当饱满的在建计划，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建设周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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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水电发展中处于“欠债”状态的移民安置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基于上述状况，多数预测方案显示：直到2035年前后仍不能改变化石能源为主体、煤炭明显居首位、而新能源只居补充地位的基本格局。
5.能源发展应因地制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因此，除了全国的能源战略外，还应就不同经济区提出不尽相同的能源战略并配套以相应的能源政策，作为全国能源战略的细化和补充。对此，“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战略强调差异化。差异化就是强调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合的能源和发展战略。充分的能源(包括一次、二次电力)供应将为生产水平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宽松的条件和实际的支持，而落后地区的较快发展是全国经济协调发展所必需的。
6.对能源发展的某些战略性思考。能源是经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我国经济发展作为硬任务和条件控制着能源，而能源的发展反过来促进经济的改变。如果不尊重经济的实际条件，强制提出过高要求则可能出现规划政策的制定与能源一经济执行的脱节，出现社会不同地区、阶层、集团问的矛盾，反而造成欲速而不达的被动局面。因而我们要在控总量调结构的能源战略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问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后者的发展作为实现前者的基础和条件，以前者的进展促进后者的顺利实现。优化能源结构中也存在如何认识“合理性”问题。在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成为可能的当前，无须把使用煤炭的事情妖魔化。相反，在新能源和煤制油尚缺乏市场可行性时，硬要以其代替尚有巨大经济效应和持续供应能力的油气，可能也会事倍功半，甚至是缘木求鱼。此外，无论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模式，还是与之相应的能源发展模式都是涉及亿万人现实生活和未来的社会实践，其本身有巨大的惯性，变革的实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不可操之过急。
(作者：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