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开始于1933年9月间的湘鄂赣苏区所谓反“罗明路线”，是湘鄂赣苏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虽在苏区及周边邻近苏区之后，但耗时之长，影响之广，危害之巨，造成损失灾难之难以挽回，甚至毫不逊色于苏区及周边邻近苏区。在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湘鄂赣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等悉数改组解体，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撤职、、处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赣苏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湘鄂赣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执行，直接导致轰轰烈烈的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提前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笔者两年前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梳理，现不揣浅漏，仍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探讨剖析，欲管窥1933年至1935年湘鄂赣苏维埃运动波澜壮阔之一章，以求教于方家。
一、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前后历经三届省委四任领导，耗时之长，大大超过苏区福建、江西、闽赣等省及周边湘赣、闽浙赣苏区，就苏区时期党内斗争而言尚不多见
苏区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最早始于苏区福建省，继而江西省、闽赣省并扩大到苏区周边湘赣、闽浙赣、湘鄂赣苏区。苏区各省开展反“罗明路线”，自1933年2月间开始到主力红军长征前基本结束，均不足两年；湘赣苏区自1933年3月间开始到红六军团西征前夕，仅两个年头；闽浙赣苏区1933年7月开始到红十军团皖南行动前夕，也仅两个年头。相对而言，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开始晚结束也晚，历时长久，经过曲折复杂。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省委执委扩大会议阶段（1933年9月18日至1933年9月27日）。此前，湘鄂赣省委接到指示信，于1933年9月18日至27日间，召开省委执委扩大会议，进行工作总结，“严格地揭发罗明路线”，“着重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会议强调，“加紧党的建设，巩固并发展党的组织与领导。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同时不放松反‘左’倾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P82—88。
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阶段（1933年11月26日至11月29日）。会上，湘鄂赣省委、少共省委、省苏、军区、省总工会等均全面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省委在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的报告大纲称，“反罗明路线还不彻底，斗争的火力还没有发扬到最高峰”。少共省委代表的报告称，“检阅反罗明机会主义斗争程度”。组织工作报告将“反罗明路线与反托洛斯基主义”列为第八大任务。省委在给中局的报告电文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反罗明路线斗争基础上，揭发了反革命托陈取消派破坏湘鄂赣苏维埃和红军的阴谋罪恶”P110—156。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阶段（1934年1月14日）。此阶段为新任命的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等率工作团到达不久，即在江西省万载小源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1934年1月初陈、徐等到达湘鄂赣苏区首府小源，1934年1月14日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苏区局指示，宣布局关于改组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第三届湘鄂赣省委。此次会议及其后1月16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对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进行了再部署、再动员。
小源失守转移幽居阶段（1934年1月底至1934年2月下旬）。1934年1月28日，湘鄂赣苏区首府万载小源被敌军占领。省委即下发《省委告全省党员书》，称不能保卫小源苏区，小源所以被敌占领，“主要的是罗明路线的恶果，过去省委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敌人的堡垒政策底下表示屈服，苏区步步缩小，主力红军不能猛烈扩大，游击队表现散漫无力，特别是对于群众的政治动员更是罗明路线机会主义的消极”P181。陈寿昌更是断言“小源事变发生以后，充分暴露了罗明路线的恶果与我们转变的迟慢与不够”。党政军机关转至铜鼓幽居后，陈寿昌又召开数次会议，领导开展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在《罗明路线在湘鄂赣》一文中抨击道，“在党所领导的反罗明路线最剧烈的一年，湘鄂赣党省委的领导不曾有真正趋向进攻路线的转变。湘鄂赣省委牢执着自己的错误，诚然像指示信所指出的：‘仍然在空喊拥护党的进攻路线之下继续着对于自己许多政治错误的多方掩盖’。不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无畏的卸除掩盖的帷幕，暴露错误的实质于日光之下”P162。
省委平江黄金洞何家垅紧急会议阶段（1934年8月上旬）。为总结“六七月事件”的严重教训，省委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省委书记陈寿昌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批判了因暂时失败便失去革命信心的悲观失望情绪。但是会议把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归结为没有坚决执行的“进攻路线”，强调“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P44。会议认为“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不深入”“红军中存在着部分机会主义干部”，“历次战争不能争取胜利，在于没有开展红军中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发扬火力“向着党的进攻路线公然违反的二分区的方浩然为首的机会主义”P261。
省委平江洞紧急会议阶段（1934年11月中旬）。因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省委便在平江黄金洞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省委领导人选并部署今后工作。“省委即以副书记傅秋涛写作技巧军区政委并代省委书记”P218，傅为写作技巧书记的省委继续开展了反“罗
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阶段（1935年4月下旬）。为总结扩红工作经验表彰先进，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全省“三个月扩红总结大会”，提出“省委三个月战斗计划”、“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及“争取六、七月胜利的光荣月粮食突击运动”，省委写作技巧书记傅秋涛出席并讲话。其后，省苏主席团还颁布训令，抨击粮食部“吴致民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领导”；国民经济部《六、七月经济建设工作计划》要求“在整个路线的转变上，激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粮食部给浏阳县苏粮食部及征粮突击队的信则强调“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分子”。P225—227此后，因蒋军汤恩伯、樊松甫部和湘军何键部联合进攻，湘鄂赣红军麦市突围失利，声势浩大、历时甚久的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宣告结束。
二、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从党内到团内，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部队，从统帅机关到基层单位，从高级领导人到普通党团员，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令人感慨不已
从党的系统到团的系统。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各阶段，几乎都是从党的系统为开端，紧随其后便是团的系统。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党的建设，巩固并发展党的组织与领导，发展布尔什维党的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严格的揭发湘鄂赣罗明路线的实质与恶果”。少共省委即“召集常委扩大会议接受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总结与精神，检阅执行指示及反罗明路线机会主义斗争”P113。湘鄂赣全省团、少队干部大会也作出出决议“开展反‘左’右倾的残酷斗争，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粉碎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完全克服过去工作中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和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而奋斗”P98。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省委“检阅与讨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反罗明路线斗争基础上，揭发反革命托陈取消派破坏湘鄂赣苏维埃和红军的阴谋罪恶”。少共省委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将斗争更广泛更激烈地开展起来，首委要集中火力完全粉碎罗明路线，开展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P153省委转移幽居阶段，《省委告全省党员书》和陈寿昌、林瑞笙文章甫一发表，少共省委在《召集全省团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指出：“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而斗争；开展团内反机会主义罗明路线斗争，依靠这一激烈的斗争中改造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发展与巩固团的组织，使这一组织变为广大被压迫和剥削青年群众组织，领导广大劳苦青年彻底完成党和给湘鄂赣团在目前紧要的工作任务。”P188
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部队。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首先改组解体的是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11月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期间即召开省苏三全大会，改组并更替省苏主席、副主席全部领导人，进而指出“省苏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是犯了很严重的退却逃跑罗明路线”，强调工农检查部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反罗明路线，执行进攻路线和执行苏府紧急动员令当中与开展反托陈取消派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P122。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阶段，省苏主席团还颁发训令，抨
从统帅机关、高级领导人到基层单位、普通干部以至普通党团员群众。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不仅仅局限在省委、省苏、军区高层领导机关和高层领导人，每每自上而下，自机关而基层，自领导干部而普通群众，层层开展，个个有份。以省委系统而言，上至省委，省委领导人陈佑生、林瑞笙、胡梓等，包括省委部门、机关支部，中至鄂东南道委，道委领导刘海山、黄加高等，下至万宜上、平浏长，铜鼓等县委，万铜丰县委领导刘春仁，直至基层区委、支部，甚至号召“党内反‘左’右倾，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没有广泛开展与深入到最下层去”P130“应使这一斗争更剧烈的、更深入到最下层去”P134“最深入的在党内外开展反罗明路线及对革命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工作转变的基本”P179少共省委，上至少共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下至“全体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列宁青年的战士”“团内外最下层”直至“青年群众”P98—120
三、湘鄂赣苏反“罗明路线”，直接导致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改组“集体换血”，大批领导干部被点名批判，撤职查办，处决，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和不可估量的灾难
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两次改组，“集体换血”。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期间，按照局要求，对“负错误主要责任”、全总执行局巡视员，一度写作技巧省委书记的副书记陈佑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指出省委要负错误领导责任，撤销陈佑生及少共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职务并贯彻“改造党省委决定”P60。省苏三全会选举省苏政府第三届执委和出席全国二苏大代表，省苏主席团集体改组，省苏主席涂正坤，副主席刘建中及前任省苏主席王显德，前任省苏党团书记赵德意等均不再连任。1933年10月，局派出由46人组成的庞大工作团。“一个是接管省委的工作团，由陈寿昌和徐彦刚带领。另一个是检查监督苏维政府工作的苏维政府工作团，钟志英、张欣带领。”P39工作团抵达湘鄂赣首府小源后，即在1月14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局改组省委决定，以陈寿昌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为军区司令员，以傅秋涛、刘玉堂、谭启龙、邓洪、黎申庚等为常委组成新一届即第三届湘鄂赣省委常委会。
大批领导干部被公开点名批判、撤职查办以至用肃反名义被错误处决。先后被公开点名批判的有，全总执行局巡视员、省委写作技巧书记陈佑生，少共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省苏主席涂正坤、副主席刘建中、前主席王显德，前党团书记赵德意，省委书记林瑞笙，军区总指挥孔荷宠，政委黄志兢，等等。而林瑞笙、涂正坤等多次被点名批判并被多次撤职，以林为例，先是撤省委书记，后撤省委宣传部长，再撤军区政治部写作技巧主任；甚至省委紧急会议总结“六七月事件”，仍谴责“这一事件的直接负责者军区政治部林瑞笙”。涂先是被指责对“反退却逃跑路线”“特别是对肃反工作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可容许”“要负责任”P217而撤了省苏主席，接着又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做了“对党的进攻路线公然违反”的“机会主义尾巴”P123，而撤了第二军分区政委，最后竟连省扩红突击长职也被撤了[3]P182。湘鄂赣苏区肃反，由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等直接负责，大搞“肃反中心论”，“肃反恐怖主义”，省苏政治保卫局辖苏区和红军19个政治保卫分局。在“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等名义下，林、陈、孔等对深受群众拥护的平江、浏阳籍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打击排挤，以组织名义做出决议公开进行批判斗争，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随便捕人、杀人，搞逼供信，甚至信奉“‘要工作好，就要杀人见解’”（陈佑生语）。而陈“在湘鄂赣一手遮天，根本不讲，只有他说了算，其他人都不行”[3]P21，造成湘鄂赣苏区“肃反恐怖现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反“罗明路线”初始阶段，省委还自责“放松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到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以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首先给了反革命托陈取消派重要分子赖汝樵、胡筠、张警吾以严重打击，彻底暴露其反革命阴谋罪恶，立即拘捕，交政治保卫局处理”P122。赖为省苏前主席，胡为省互济会主任，张为省反帝拥苏大同盟主任，均为深受群众拥戴的平江籍老干部，湘鄂赣苏区和红军重要领导人，此后被长期错杀。“这样的肃反路线加之环境如此艰苦，我们队伍出了不少叛徒。本来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动摇一面，要么被杀了，留下来的，看到组织这样对待打击他们，就更增加了动摇性，有的就当了叛徒，一旦自己人当叛徒告了密，我们再怎么隐蔽，都能被找到，所以我们常常被偷袭，损失就大了。工农干部坚持下来的多一些，因为工农干部，死活没有出路，不愿被国民党杀，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会出卖同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我们的队伍损失很大，增加了斗争环境的恐怖性和我们坚持斗争的艰难性。”[4]P430政治上、军事上反“罗明路线”，执行进攻路线，加之“肃反恐怖主义”、宗派主义，打击排挤迫害平浏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失掉了人心，致使革命形势急骤逆转，造成湘鄂赣苏区难以挽回的损失。
四、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主要根源在“左”倾指导的错误，省委及主要领导人积极贯彻执行，亦存在不可回避的责任
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自始至终都在的指导下进行。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夕，即向湘鄂赣省委执委下发指示信，部署“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纲，突出了执行进攻路线，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针”，指出“湘鄂赣罗明路线的实质”“始终没有最坚决的为党的进攻路线而奋斗到底”P60。在采取组织措施，派出工作团抵达湘鄂赣苏区不到10天，即1934年1月7日，又一次发出指示信，称在党领导的反罗明路线最剧烈的一年，湘鄂赣党省委的领导还不曾有真正趋向进攻路线的转变，“相反的执行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仍然在空喊拥护党的进攻路线之下，继续着对自己许多政治错误的多方掩盖”P162。与此同时，少共局于7月7日发出指示给少共省委，政府、儿童局也分别发出了相应指示。
历届湘鄂赣省委积极贯彻全面执行决定。以林瑞笙为核心的第二届省委，以陈寿昌为核心的第三届第一任省委，以徐彦刚、傅秋涛为核心到以傅秋涛为核心的第三届第二任省委，都无一例外地贯彻了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全面执行了所谓进攻路线反“罗明路线”。林瑞笙不仅检讨了“省委要负错误的领导责任”，“对佑生同志采取了不可容许的自由主义”，承认自己“错误的立场与佑生同志的错误是没有两样的”，“发展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P82，而且多次反复申明“由我负主要领导的省委犯了不可容许的罗明路线的错误”，“在省委新的路线领导之下”“更坚决的反对罗明路线一切机会主义动摇”“完成巩固发展与联合苏区的战斗任务”P88。陈寿昌是反福建罗明路线的主将，在反福建罗明路线斗争中，深得临时领导赏识。罗明等被撤职后，他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在福建不足半年，又被委以湘鄂赣省委书记重任，全权领导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据不完计，陈是发表反“罗明路线”文章最多的领导干部，仅1933年5月到9月间，即在机关刊物《斗争》发表重要文章3篇，奔赴湘鄂赣苏区途中，又发表《万泰工作的转变在那里》一文，检查指导江西苏区万泰地区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当然，同期发表反“罗明路线”文章的不仅仅是博古、洛甫、罗迈、陈寿昌等，还包括在任党政军重要领导核心成员。1934年初，陈寿昌到达湘鄂赣苏区后不到半月，即召开数次会议，领导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小源失守，陈认为“充分暴露罗明路线的恶果与我们转变迟慢与不够”。反复强调“最深入的在党内外开展反罗明路线及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工作转变的基本”。“六七月事件”，苏区反“围剿”受到重大损失，陈亲自起草的省委紧急会议总结指出“错误的中心即是在于”“不能为完全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而奋斗”，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P180
徐彦刚、傅秋涛亦有历史性的缺陷，在“左”倾偏绪支配下[3]P28，执行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总是无限上纲，反右倾，打击了“李屏楚机会主义”，“黄加高为首的机会主义”等。正所谓，说到错误，大家都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我们连篇累牍历数湘鄂赣省委主要领导的错误，并非追究革命先辈的个人责任，而在尽可能客观地探究湘鄂赣反“罗明路线”产生的根本原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这段历史非常精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把握这段历史，《决议》指出：“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
另外，自从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件”电台损失后，湘鄂赣苏区曾有7次寻找党未果，长期得不到党正确指示，加之省委主要领导的崇高权威，尤其陈寿昌等深受湘鄂赣苏区党政军广泛拥戴，也是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迟迟不能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正确与错误纠结，成功与失败并存，前进与曲折交织，呈现出多面性、复杂性
通过历时长久、复杂曲折的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系列“左”倾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左”倾错误日益加剧、渐次推进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给湘鄂赣苏区党的各项建设、苏维埃各项事业、红军反“围剿”作战和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建设等等都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和无法估量的灾难。
勿庸讳言，在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进程中，也不乏积极正面值得肯定一书之处。正确与错误的东西，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前进发展与曲折倒退，比比皆是，错综复杂，交织纠结共存，一贯正确、绝对正确、完全正确抑或一贯错误、绝对错误、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存在，诸如肃反扩大化、扩红、红军战略方针与战术原则等绝非简单直白，一目了然。
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错误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大规模乱捕乱杀现象得到纠正，但未能完全杜绝错杀现象。胡筠、张警吾、刘建中等领导人被错杀，似不能归咎于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等“肃反恐怖主义”。陈寿昌在大张旗鼓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时，严厉抨击了“一方面对反革命采取最腐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造成肃反的恐怖现象”。非常愤慨“留恋家庭不受工作支配的同志都加以逮捕的现象”和陈佑生、孔荷宠“肃反恐怖主义”，着手纠正前任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举办训练班，以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作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从而制止了革命队伍的乱捕乱杀，稳住了人心，把革命矛盾转向了对敌斗争”[3]P23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左”倾错误影响，“领导在处理这些内部关系上，有时缺乏作风，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重复了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一些做法，对一些人的不同认识问题，总是反右倾，无限上纲上线，实行批判、斗争，有的同志甚至被错误杀害。”肃反工作的盲动和斗争恐怖过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团结，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P71扩红经验得到高度重视，主力红军得到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鼎盛局面的坚实基础。由于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开展，苏区扩红经验由理论号召变为具体实践，在高度重视学习借鉴的同时，省委提出“为创造新的军团斗争”的口号，使湘鄂赣主力红军十六师得以恢复重建，并经苏区“一个半月动员计划”“一、二、三月动员计划”和“红五月冲锋计划”等持续扩红工作的开展，“能经常补充红十六师”保持其战斗力；“坚决学习苏区扩红经验，在平江及附近小块苏区受到效果”P213—218。由于红十六师1935年上半年通山杨芳林，崇阳大源桥、高枧，平江虹桥等役，连战皆捷，大获全胜，开辟了以虹桥为中心的大片苏区，巩固和发展了平江黄金洞苏区，恢复了六块根据地，加之后方开展的“一个半月动员计划”“红五月冲锋计划”等，开创了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鼎盛时期。
从阵地战到运动战转向“总进攻”“更大的残酷决战”，习惯于正规战大兵团作战，难以摆脱“左”倾错误的战略战术。林瑞笙当政阶段“完全继续甚至发展历来的分兵把口，退却防御的战略”，陈寿昌抵达伊始提出“保卫小源、白水为中心的苏区”P182，实际都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阵地战。小源失守，不得已提出“发动广泛的游击战斗，与进行罗明路线不同的运动防御战”P185。退至幽居时，又出现反复，按照指示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提出“左”的错误战略，“应向东南开辟修铜宜奉边新区”“配合苏区夺取南昌重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3]P170但也实行了微调，不再坚持阵地战，而实施“主动出击，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和“运动中拖疲敌人，再选择时机予以歼灭”[3]P234等作战方针。在苏区与红军情况出现好转势头之际，盲目乐观、头脑发热，又提出更加“左”的战略：“立即进行更大残酷的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集结我们的全部力量，实行总进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夺取贵州、四川”；“开展更顽强的广泛的进攻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并联成东南与西北苏区一片”P195。徐彦刚、傅秋涛为核心阶段，仍然“坚决执行‘不许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P211等红军长征前夕的战略方针，为“没有灵活的执行进攻的运动战”[6]P199而耿耿于怀。只想搞大部队，打大仗，开创新局面，同敌人正规作战，硬拼死打，“在敌人碉堡封锁线内钻来钻去”[6]P241，不断地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收编升级为主力红军等等，由于始终得不到党、中革军委或代管者任弼时等及时正确指示，摆脱“左”倾错误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无从谈起。由于大兵团主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1935年上半年的反“围剿”作战得以胜利，苏区得以巩固扩大，三年游击战争鼎盛局面得以形成；也由于大兵团主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更助长了打大仗，总进攻，正规战，“配合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决战意识，减弱了面对强大敌军和恶劣形势的机动性、灵活性。历史总是充满多元悖论。绝不可能非上即下，非左即右，非此即彼那样简单直白二元对立。
湘鄂赣苏区早期领导人、湘赣苏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启龙在总结回顾湘赣苏区历史经验时，曾经有过如此评价：“几届省委虽然都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但湘赣苏区是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国民经济搞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这是主要的。”[7]P869我们认为，这个评价也基本适合于湘鄂赣苏区这一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谭启龙回忆录[M].北京：党史出版社，2003.
[3]转引自红旗飘扬湘鄂赣[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开国中将张藩纪念集[Z].北京：党史出版社，2009.
[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7]转引自湘赣革命根据地[C].北京：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一、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前后历经三届省委四任领导，耗时之长，大大超过苏区福建、江西、闽赣等省及周边湘赣、闽浙赣苏区，就苏区时期党内斗争而言尚不多见
苏区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最早始于苏区福建省，继而江西省、闽赣省并扩大到苏区周边湘赣、闽浙赣、湘鄂赣苏区。苏区各省开展反“罗明路线”，自1933年2月间开始到主力红军长征前基本结束，均不足两年；湘赣苏区自1933年3月间开始到红六军团西征前夕，仅两个年头；闽浙赣苏区1933年7月开始到红十军团皖南行动前夕，也仅两个年头。相对而言，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开始晚结束也晚，历时长久，经过曲折复杂。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省委执委扩大会议阶段（1933年9月18日至1933年9月27日）。此前，湘鄂赣省委接到指示信，于1933年9月18日至27日间，召开省委执委扩大会议，进行工作总结，“严格地揭发罗明路线”，“着重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会议强调，“加紧党的建设，巩固并发展党的组织与领导。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同时不放松反‘左’倾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P82—88。
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阶段（1933年11月26日至11月29日）。会上，湘鄂赣省委、少共省委、省苏、军区、省总工会等均全面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省委在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的报告大纲称，“反罗明路线还不彻底，斗争的火力还没有发扬到最高峰”。少共省委代表的报告称，“检阅反罗明机会主义斗争程度”。组织工作报告将“反罗明路线与反托洛斯基主义”列为第八大任务。省委在给中局的报告电文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反罗明路线斗争基础上，揭发了反革命托陈取消派破坏湘鄂赣苏维埃和红军的阴谋罪恶”P110—156。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阶段（1934年1月14日）。此阶段为新任命的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等率工作团到达不久，即在江西省万载小源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1934年1月初陈、徐等到达湘鄂赣苏区首府小源，1934年1月14日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苏区局指示，宣布局关于改组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第三届湘鄂赣省委。此次会议及其后1月16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对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进行了再部署、再动员。
小源失守转移幽居阶段（1934年1月底至1934年2月下旬）。1934年1月28日，湘鄂赣苏区首府万载小源被敌军占领。省委即下发《省委告全省党员书》，称不能保卫小源苏区，小源所以被敌占领，“主要的是罗明路线的恶果，过去省委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敌人的堡垒政策底下表示屈服，苏区步步缩小，主力红军不能猛烈扩大，游击队表现散漫无力，特别是对于群众的政治动员更是罗明路线机会主义的消极”P181。陈寿昌更是断言“小源事变发生以后，充分暴露了罗明路线的恶果与我们转变的迟慢与不够”。党政军机关转至铜鼓幽居后，陈寿昌又召开数次会议，领导开展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在《罗明路线在湘鄂赣》一文中抨击道，“在党所领导的反罗明路线最剧烈的一年，湘鄂赣党省委的领导不曾有真正趋向进攻路线的转变。湘鄂赣省委牢执着自己的错误，诚然像指示信所指出的：‘仍然在空喊拥护党的进攻路线之下继续着对于自己许多政治错误的多方掩盖’。不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无畏的卸除掩盖的帷幕，暴露错误的实质于日光之下”P162。
省委平江黄金洞何家垅紧急会议阶段（1934年8月上旬）。为总结“六七月事件”的严重教训，省委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省委书记陈寿昌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批判了因暂时失败便失去革命信心的悲观失望情绪。但是会议把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归结为没有坚决执行的“进攻路线”，强调“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P44。会议认为“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不深入”“红军中存在着部分机会主义干部”，“历次战争不能争取胜利，在于没有开展红军中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发扬火力“向着党的进攻路线公然违反的二分区的方浩然为首的机会主义”P261。
省委平江洞紧急会议阶段（1934年11月中旬）。因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省委便在平江黄金洞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省委领导人选并部署今后工作。“省委即以副书记傅秋涛写作技巧军区政委并代省委书记”P218，傅为写作技巧书记的省委继续开展了反“罗
源于：怎么发表职称论文www.udooo.com
明路线”斗争，进行了“对苏区群众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李屏楚）”的斗争，对“西北修通县委与鄂东南道委个别负责同志”的斗争及对“黄加高为首的机会主义”的斗争P221。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阶段（1935年4月下旬）。为总结扩红工作经验表彰先进，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全省“三个月扩红总结大会”，提出“省委三个月战斗计划”、“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及“争取六、七月胜利的光荣月粮食突击运动”，省委写作技巧书记傅秋涛出席并讲话。其后，省苏主席团还颁布训令，抨击粮食部“吴致民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领导”；国民经济部《六、七月经济建设工作计划》要求“在整个路线的转变上，激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粮食部给浏阳县苏粮食部及征粮突击队的信则强调“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分子”。P225—227此后，因蒋军汤恩伯、樊松甫部和湘军何键部联合进攻，湘鄂赣红军麦市突围失利，声势浩大、历时甚久的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宣告结束。
二、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从党内到团内，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部队，从统帅机关到基层单位，从高级领导人到普通党团员，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令人感慨不已
从党的系统到团的系统。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各阶段，几乎都是从党的系统为开端，紧随其后便是团的系统。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党的建设，巩固并发展党的组织与领导，发展布尔什维党的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严格的揭发湘鄂赣罗明路线的实质与恶果”。少共省委即“召集常委扩大会议接受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总结与精神，检阅执行指示及反罗明路线机会主义斗争”P113。湘鄂赣全省团、少队干部大会也作出出决议“开展反‘左’右倾的残酷斗争，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粉碎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完全克服过去工作中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和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而奋斗”P98。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省委“检阅与讨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反罗明路线斗争基础上，揭发反革命托陈取消派破坏湘鄂赣苏维埃和红军的阴谋罪恶”。少共省委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将斗争更广泛更激烈地开展起来，首委要集中火力完全粉碎罗明路线，开展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P153省委转移幽居阶段，《省委告全省党员书》和陈寿昌、林瑞笙文章甫一发表，少共省委在《召集全省团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指出：“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而斗争；开展团内反机会主义罗明路线斗争，依靠这一激烈的斗争中改造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发展与巩固团的组织，使这一组织变为广大被压迫和剥削青年群众组织，领导广大劳苦青年彻底完成党和给湘鄂赣团在目前紧要的工作任务。”P188
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部队。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首先改组解体的是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11月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期间即召开省苏三全大会，改组并更替省苏主席、副主席全部领导人，进而指出“省苏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是犯了很严重的退却逃跑罗明路线”，强调工农检查部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反罗明路线，执行进攻路线和执行苏府紧急动员令当中与开展反托陈取消派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P122。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阶段，省苏主席团还颁发训令，抨
摘自：毕业论文前言www.udooo.com
击机会主义领导，要求执行进攻路线，开展激烈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红军部队首当其冲并成为重点领域。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即指责“红十六军长期的为敌人追击东奔西走，红军与群众之间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红军中游击主义十分严重，政治教育异常缺乏”P82。到了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则戴了一顶更大的帽子，称“过去犯了罗明路线机会主义的错误，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以）致影响红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近来虽然有不少进步，但还是赶不上目前战斗开展的需要”P145。转移幽居后进一步指责“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同样的犯了罗明路线的错误”，“经常的违抗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违反党对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有决定意义的最重要指示”P170，强调“在军事方面需要最深入的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纠正过去错误”P174，等等。从统帅机关、高级领导人到基层单位、普通干部以至普通党团员群众。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不仅仅局限在省委、省苏、军区高层领导机关和高层领导人，每每自上而下，自机关而基层，自领导干部而普通群众，层层开展，个个有份。以省委系统而言，上至省委，省委领导人陈佑生、林瑞笙、胡梓等，包括省委部门、机关支部，中至鄂东南道委，道委领导刘海山、黄加高等，下至万宜上、平浏长，铜鼓等县委，万铜丰县委领导刘春仁，直至基层区委、支部，甚至号召“党内反‘左’右倾，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没有广泛开展与深入到最下层去”P130“应使这一斗争更剧烈的、更深入到最下层去”P134“最深入的在党内外开展反罗明路线及对革命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工作转变的基本”P179少共省委，上至少共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下至“全体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列宁青年的战士”“团内外最下层”直至“青年群众”P98—120
三、湘鄂赣苏反“罗明路线”，直接导致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改组“集体换血”，大批领导干部被点名批判，撤职查办，处决，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和不可估量的灾难
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两次改组，“集体换血”。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期间，按照局要求，对“负错误主要责任”、全总执行局巡视员，一度写作技巧省委书记的副书记陈佑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指出省委要负错误领导责任，撤销陈佑生及少共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职务并贯彻“改造党省委决定”P60。省苏三全会选举省苏政府第三届执委和出席全国二苏大代表，省苏主席团集体改组，省苏主席涂正坤，副主席刘建中及前任省苏主席王显德，前任省苏党团书记赵德意等均不再连任。1933年10月，局派出由46人组成的庞大工作团。“一个是接管省委的工作团，由陈寿昌和徐彦刚带领。另一个是检查监督苏维政府工作的苏维政府工作团，钟志英、张欣带领。”P39工作团抵达湘鄂赣首府小源后，即在1月14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局改组省委决定，以陈寿昌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为军区司令员，以傅秋涛、刘玉堂、谭启龙、邓洪、黎申庚等为常委组成新一届即第三届湘鄂赣省委常委会。
大批领导干部被公开点名批判、撤职查办以至用肃反名义被错误处决。先后被公开点名批判的有，全总执行局巡视员、省委写作技巧书记陈佑生，少共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省苏主席涂正坤、副主席刘建中、前主席王显德，前党团书记赵德意，省委书记林瑞笙，军区总指挥孔荷宠，政委黄志兢，等等。而林瑞笙、涂正坤等多次被点名批判并被多次撤职，以林为例，先是撤省委书记，后撤省委宣传部长，再撤军区政治部写作技巧主任；甚至省委紧急会议总结“六七月事件”，仍谴责“这一事件的直接负责者军区政治部林瑞笙”。涂先是被指责对“反退却逃跑路线”“特别是对肃反工作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可容许”“要负责任”P217而撤了省苏主席，接着又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做了“对党的进攻路线公然违反”的“机会主义尾巴”P123，而撤了第二军分区政委，最后竟连省扩红突击长职也被撤了[3]P182。湘鄂赣苏区肃反，由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等直接负责，大搞“肃反中心论”，“肃反恐怖主义”，省苏政治保卫局辖苏区和红军19个政治保卫分局。在“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等名义下，林、陈、孔等对深受群众拥护的平江、浏阳籍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打击排挤，以组织名义做出决议公开进行批判斗争，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随便捕人、杀人，搞逼供信，甚至信奉“‘要工作好，就要杀人见解’”（陈佑生语）。而陈“在湘鄂赣一手遮天，根本不讲，只有他说了算，其他人都不行”[3]P21，造成湘鄂赣苏区“肃反恐怖现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反“罗明路线”初始阶段，省委还自责“放松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到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以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首先给了反革命托陈取消派重要分子赖汝樵、胡筠、张警吾以严重打击，彻底暴露其反革命阴谋罪恶，立即拘捕，交政治保卫局处理”P122。赖为省苏前主席，胡为省互济会主任，张为省反帝拥苏大同盟主任，均为深受群众拥戴的平江籍老干部，湘鄂赣苏区和红军重要领导人，此后被长期错杀。“这样的肃反路线加之环境如此艰苦，我们队伍出了不少叛徒。本来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动摇一面，要么被杀了，留下来的，看到组织这样对待打击他们，就更增加了动摇性，有的就当了叛徒，一旦自己人当叛徒告了密，我们再怎么隐蔽，都能被找到，所以我们常常被偷袭，损失就大了。工农干部坚持下来的多一些，因为工农干部，死活没有出路，不愿被国民党杀，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会出卖同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我们的队伍损失很大，增加了斗争环境的恐怖性和我们坚持斗争的艰难性。”[4]P430政治上、军事上反“罗明路线”，执行进攻路线，加之“肃反恐怖主义”、宗派主义，打击排挤迫害平浏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失掉了人心，致使革命形势急骤逆转，造成湘鄂赣苏区难以挽回的损失。
四、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主要根源在“左”倾指导的错误，省委及主要领导人积极贯彻执行，亦存在不可回避的责任
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自始至终都在的指导下进行。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夕，即向湘鄂赣省委执委下发指示信，部署“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纲，突出了执行进攻路线，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针”，指出“湘鄂赣罗明路线的实质”“始终没有最坚决的为党的进攻路线而奋斗到底”P60。在采取组织措施，派出工作团抵达湘鄂赣苏区不到10天，即1934年1月7日，又一次发出指示信，称在党领导的反罗明路线最剧烈的一年，湘鄂赣党省委的领导还不曾有真正趋向进攻路线的转变，“相反的执行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仍然在空喊拥护党的进攻路线之下，继续着对自己许多政治错误的多方掩盖”P162。与此同时，少共局于7月7日发出指示给少共省委，政府、儿童局也分别发出了相应指示。
历届湘鄂赣省委积极贯彻全面执行决定。以林瑞笙为核心的第二届省委，以陈寿昌为核心的第三届第一任省委，以徐彦刚、傅秋涛为核心到以傅秋涛为核心的第三届第二任省委，都无一例外地贯彻了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全面执行了所谓进攻路线反“罗明路线”。林瑞笙不仅检讨了“省委要负错误的领导责任”，“对佑生同志采取了不可容许的自由主义”，承认自己“错误的立场与佑生同志的错误是没有两样的”，“发展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P82，而且多次反复申明“由我负主要领导的省委犯了不可容许的罗明路线的错误”，“在省委新的路线领导之下”“更坚决的反对罗明路线一切机会主义动摇”“完成巩固发展与联合苏区的战斗任务”P88。陈寿昌是反福建罗明路线的主将，在反福建罗明路线斗争中，深得临时领导赏识。罗明等被撤职后，他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在福建不足半年，又被委以湘鄂赣省委书记重任，全权领导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据不完计，陈是发表反“罗明路线”文章最多的领导干部，仅1933年5月到9月间，即在机关刊物《斗争》发表重要文章3篇，奔赴湘鄂赣苏区途中，又发表《万泰工作的转变在那里》一文，检查指导江西苏区万泰地区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当然，同期发表反“罗明路线”文章的不仅仅是博古、洛甫、罗迈、陈寿昌等，还包括在任党政军重要领导核心成员。1934年初，陈寿昌到达湘鄂赣苏区后不到半月，即召开数次会议，领导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小源失守，陈认为“充分暴露罗明路线的恶果与我们转变迟慢与不够”。反复强调“最深入的在党内外开展反罗明路线及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工作转变的基本”。“六七月事件”，苏区反“围剿”受到重大损失，陈亲自起草的省委紧急会议总结指出“错误的中心即是在于”“不能为完全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而奋斗”，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P180
徐彦刚、傅秋涛亦有历史性的缺陷，在“左”倾偏绪支配下[3]P28，执行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总是无限上纲，反右倾，打击了“李屏楚机会主义”，“黄加高为首的机会主义”等。正所谓，说到错误，大家都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我们连篇累牍历数湘鄂赣省委主要领导的错误，并非追究革命先辈的个人责任，而在尽可能客观地探究湘鄂赣反“罗明路线”产生的根本原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这段历史非常精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把握这段历史，《决议》指出：“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
源于：高中英语论文www.udooo.com
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5]P986另外，自从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件”电台损失后，湘鄂赣苏区曾有7次寻找党未果，长期得不到党正确指示，加之省委主要领导的崇高权威，尤其陈寿昌等深受湘鄂赣苏区党政军广泛拥戴，也是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迟迟不能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正确与错误纠结，成功与失败并存，前进与曲折交织，呈现出多面性、复杂性
通过历时长久、复杂曲折的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系列“左”倾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左”倾错误日益加剧、渐次推进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给湘鄂赣苏区党的各项建设、苏维埃各项事业、红军反“围剿”作战和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建设等等都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和无法估量的灾难。
勿庸讳言，在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进程中，也不乏积极正面值得肯定一书之处。正确与错误的东西，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前进发展与曲折倒退，比比皆是，错综复杂，交织纠结共存，一贯正确、绝对正确、完全正确抑或一贯错误、绝对错误、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存在，诸如肃反扩大化、扩红、红军战略方针与战术原则等绝非简单直白，一目了然。
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错误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大规模乱捕乱杀现象得到纠正，但未能完全杜绝错杀现象。胡筠、张警吾、刘建中等领导人被错杀，似不能归咎于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等“肃反恐怖主义”。陈寿昌在大张旗鼓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时，严厉抨击了“一方面对反革命采取最腐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造成肃反的恐怖现象”。非常愤慨“留恋家庭不受工作支配的同志都加以逮捕的现象”和陈佑生、孔荷宠“肃反恐怖主义”，着手纠正前任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举办训练班，以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作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从而制止了革命队伍的乱捕乱杀，稳住了人心，把革命矛盾转向了对敌斗争”[3]P23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左”倾错误影响，“领导在处理这些内部关系上，有时缺乏作风，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重复了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一些做法，对一些人的不同认识问题，总是反右倾，无限上纲上线，实行批判、斗争，有的同志甚至被错误杀害。”肃反工作的盲动和斗争恐怖过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团结，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P71扩红经验得到高度重视，主力红军得到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鼎盛局面的坚实基础。由于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开展，苏区扩红经验由理论号召变为具体实践，在高度重视学习借鉴的同时，省委提出“为创造新的军团斗争”的口号，使湘鄂赣主力红军十六师得以恢复重建，并经苏区“一个半月动员计划”“一、二、三月动员计划”和“红五月冲锋计划”等持续扩红工作的开展，“能经常补充红十六师”保持其战斗力；“坚决学习苏区扩红经验，在平江及附近小块苏区受到效果”P213—218。由于红十六师1935年上半年通山杨芳林，崇阳大源桥、高枧，平江虹桥等役，连战皆捷，大获全胜，开辟了以虹桥为中心的大片苏区，巩固和发展了平江黄金洞苏区，恢复了六块根据地，加之后方开展的“一个半月动员计划”“红五月冲锋计划”等，开创了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鼎盛时期。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评语www.udooo.com
红十六师及其后红军湘鄂赣野战军，成为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坚主力，而由其改编组建的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则是新四军初创时期9个主力团之一。从阵地战到运动战转向“总进攻”“更大的残酷决战”，习惯于正规战大兵团作战，难以摆脱“左”倾错误的战略战术。林瑞笙当政阶段“完全继续甚至发展历来的分兵把口，退却防御的战略”，陈寿昌抵达伊始提出“保卫小源、白水为中心的苏区”P182，实际都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阵地战。小源失守，不得已提出“发动广泛的游击战斗，与进行罗明路线不同的运动防御战”P185。退至幽居时，又出现反复，按照指示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提出“左”的错误战略，“应向东南开辟修铜宜奉边新区”“配合苏区夺取南昌重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3]P170但也实行了微调，不再坚持阵地战，而实施“主动出击，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和“运动中拖疲敌人，再选择时机予以歼灭”[3]P234等作战方针。在苏区与红军情况出现好转势头之际，盲目乐观、头脑发热，又提出更加“左”的战略：“立即进行更大残酷的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集结我们的全部力量，实行总进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夺取贵州、四川”；“开展更顽强的广泛的进攻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并联成东南与西北苏区一片”P195。徐彦刚、傅秋涛为核心阶段，仍然“坚决执行‘不许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P211等红军长征前夕的战略方针，为“没有灵活的执行进攻的运动战”[6]P199而耿耿于怀。只想搞大部队，打大仗，开创新局面，同敌人正规作战，硬拼死打，“在敌人碉堡封锁线内钻来钻去”[6]P241，不断地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收编升级为主力红军等等，由于始终得不到党、中革军委或代管者任弼时等及时正确指示，摆脱“左”倾错误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无从谈起。由于大兵团主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1935年上半年的反“围剿”作战得以胜利，苏区得以巩固扩大，三年游击战争鼎盛局面得以形成；也由于大兵团主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更助长了打大仗，总进攻，正规战，“配合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决战意识，减弱了面对强大敌军和恶劣形势的机动性、灵活性。历史总是充满多元悖论。绝不可能非上即下，非左即右，非此即彼那样简单直白二元对立。
湘鄂赣苏区早期领导人、湘赣苏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启龙在总结回顾湘赣苏区历史经验时，曾经有过如此评价：“几届省委虽然都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但湘赣苏区是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国民经济搞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这是主要的。”[7]P869我们认为，这个评价也基本适合于湘鄂赣苏区这一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谭启龙回忆录[M].北京：党史出版社，2003.
[3]转引自红旗飘扬湘鄂赣[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开国中将张藩纪念集[Z].北京：党史出版社，2009.
[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7]转引自湘赣革命根据地[C].北京：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