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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 中国学派； 历史转向； 本土化趋势
参见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见王逸舟、袁正清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545页；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368页。。 回顾论争历程，可以把争论的核心主题概括为“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和“方法之争”。
“有无之争”，即中国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这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一个引子，在学界已有普遍的否定共识，从而引出后两个争论。王义桅、秦亚青、阎学通的三篇题目类似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24]。秦亚青还就此乐观指出，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热望、中国丰富的传统思想以及中国作为重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等因素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3]322。
“名称之争”，即如何命名要建构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此争论相对比较激烈，迄今为止出现过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中国化）”、“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探索”、“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中国视角”、“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多种提法，后面几个都是在针对“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和争议中出现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派的说法被更多地接受。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中国学派，虽然名称变了，但出发点和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一个起始阶段，据秦亚青的统计，1978—2007年三十年间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能够列入中国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只占总研究成果的5%左右，在内容上，中国理论也还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成果。但学界对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已基本达成共识，2000年之后的讨论转向如何进行理论创建问题[5]1719，也即走入了“方法之争”。
相较“名称之争”的激烈和纷扰，现在的“方法之争”显得相对安静而踏实，但在用什么来建构、怎样建构的问题上却仍存分歧。例如秦亚青高调而乐观地倡导中国学派，尝试以关系概念为核心创建过程建构主义
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3 期，第6986页；《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却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不宜以国别论之，他用婴儿的出生作比喻，即在出生前，人们并不确定该给孩子取什么样的名字，认为中国学人所应关注的不是理论的命名，而是如何早日生成理论本身这样一个孩子来[4]256。虽然阎学通和他的清华团队不同意以中国学派来命名他们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但他和秦亚青一起被认为是当下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突出代表，只是在方法上有不同的研究路径[6]2430。
李少军归纳了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种模式：一是引进国外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中国式阐释；二是诠释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寻求新的理论渊源；三是学习西方主流方法，进行实证研究[7]。第一种和第三种模式都是以往引进、译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路径的延续，第一种研究居多，比较普遍， 第三种研究则比较少，这两种研究模式都力求在解读和学习西方的同时加入中国元素，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第二种可以被视为中国模式，将是本文主要讨论的研究路径。它希望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现代启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例如无论是赵汀阳的“天下”、秦亚青的“关系主义”还是阎学通及其清华团队对“王霸”等先秦思想的研究，都是希冀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在与西方理论的比较与结合中寻求突破。总体看来，学习西方，立土，回归中国历史文化，重新发现和诠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寻求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趋势，在客观上呈现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现象 Glocalization是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或地方化（localization）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再造新词，指全球化和本土化（地方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双向进程和共时现象。参见R.Rob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在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述评时指出，古代中国提出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涉及国家本质、和平理论、战争理论等，散见于孔子、孟子、墨子、商鞅等先贤的著述中[17]9，207。赵鼎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与现代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存在西方语境中的国家主权、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等概念及其实践，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分裂和统一，即使在今天也对以西方为主流
参见赵鼎新《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研究报告》，No.200804，总第14号。。
也有学者就中国古代某一时期进行具体研究，例如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专门研究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国家间关系[18]2536；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以建构主义视角和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了明代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奏折，结合《武经七书》的观点，总结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导特征是所谓“进攻性”的，即他所说的“文化现实主义”[19]。同样是做战略文化研究的冯慧云（Huiyun Feng）却从中国历史的解读中得出中国从古代到现在都是一个防御性的和平国家[20]。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则通过对中国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两个类似的国际体系在起点相同的情况下却走上两条结果迥异的道路，其原因在于，秦国实行了自强型改革，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实行的是自弱型权宜之计[21]。比较研究较为多见，许田波的比较研究得到西方学界的较高评价，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质疑。威廉·卡拉汉（Willian A.Callahan）和张勇进（Yongjin Zhang）都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与英国学派相比较，前者甚至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都是相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他族”[2223]。
此外，拉娜·米特（Rana Mitter）和卢克·格兰维尔（Luke Glanville）等学者则从秩序、正义、主权、责任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问题出发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解读当下中国[2425]。近年来，一些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新概念被提出，“儒教下的和平”（Confucian Long Peace）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提出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诸多检测定，包括无政府和军备竞赛的危险、安全困境的错误认知以及权力平衡的规律等[26]。
在亚洲，日、韩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许多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特别是朝贡体系和东亚秩序进行了大量研究。相较而言，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显得明显滞后和不足，但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却是个例外，在该问题上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显然受益于国际上对朝贡体系研究一直以来的热潮。
国内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有大量关于古代中国的概念、疆域、王朝体系、统一与分裂、战争与融合的具体研究，很多都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相似或交叉。例如在古代中国的概念及其历史状态问题上，葛剑雄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观念，王朝国家是数千年来的传承习惯，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中国”的简称才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27]39，79。姚大力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在传统“观念层面”，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28]266267。国内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以及思想史等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当下国际关系学界学习和借鉴。而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走向，也让人们注意到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即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支撑。正如王缉思所批评的那样，在中国，政治学、历史学没有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是分家的，“于是我们的研究便缺少了一个方面——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29]。因此，除了起步晚的客观事实和现实政治的导向问题之外，缺少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必要支撑、在研究偏好上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缺乏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参见徐进《利用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和行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设想》，2011年11月2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be0aa10100z3by.html，2012年5月12日。。就目前看来，该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路处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霸权、国际体系等概念和范式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植入和套用，多少引起了学界的争议[6]2530。
北大学者叶自成是较早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展开研究的国际关系学人。在阎学通及其团队之前，叶自成就呼吁国内学界应就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并在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被誉为“中国传统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36]。他强调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37]。叶自成在该研究领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而且其研究可以涵盖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和问题应用性研究三种类型。比如挖掘性研究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等；中西比较研究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等；问题应用性研究有：《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等
详见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第4856页；《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第922页；《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6471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29页；《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4049页；《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421页；《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9期，第3489页；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叶自成、陆昕《叶自成——中国传统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6570页；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叶自成、潘丽君、李珉窥等《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第130136页；叶自成、蒋立群《从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看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的基本人权问题》，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3期，第1421页。。作为一位外交研究专家，叶自成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于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中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寻求基本原则依据和策略思路，因此笔者更愿意将他的研究归入应用型。
这类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一是为当下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学术兴趣和进一步的关注，并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二是帮助培养和训练有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国际关系后人。后文将讨论当前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中的问题和困难，缺乏具有良好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国际关系学人就是其中之一。目前的挖掘阐释性研究已经带动了一批年轻学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不仅关注先秦思想，而且持之以恒地挖掘和阐释，使这项基础工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将整个中国思想史中有关国际关系的内容有脉络地逐一呈现出来。
近期涉及这类研究的文章如：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7页；李滨《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6971页；庞中英《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第2025页；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223页；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载《欧洲》2000年第4期，第1925页；任晓《关键在于中国特性——也谈英国学派及其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972页；任晓《向英国学派学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第7071页；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王存刚《可借鉴的和应批判的：关于研究和学习英国学派的思考》，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52页；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6113页；赵鼎新《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研究报告》，No.200804，总第14号；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4页；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479页；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916页；许田波、徐进《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24138页；王卓宇《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2期，第5983页。。（2）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某种范式或概念来比较和审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和历史。例如叶自成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38]，王正毅援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阐述了古代中国与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39]，王日华从“国际体系”概念切入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40]，胡波则以此讨论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起源[41]，尚会鹏用“天下”和“伦人”概念解读古代东亚国际秩序[42]，陈琪和黄宇兴从“干涉”概念和理论出发探讨了春秋时期国家间的干涉问题[43]，孙力舟以“格局”概念尝试考察西汉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44]，等等。（3）对某一具体时期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和历史特别是外交策略与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叶自成关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可归为此类。其他还有许多，例如何芳川对古代“华夷秩序”两千多年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45]30；张法通过对中国、西方、印度古代思想的比
3.“东西”和“新旧”：历史的（或Glocalization）视角。晚清以降，面对中国的衰落和西方力量的崛起，人们把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思想，因“救亡压倒启蒙”的迫切性，甚至还没来得及深入反思就将传统观念及其价值弃之不顾，并格外贬低其价值[54]6768。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现实和思想层面一直存有两对矛盾，即“东西”和“新旧”问题。“东西”问题也称“中外”问题，即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来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逐渐开始深刻影响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处理好东西文明或中外文明的关系和两者的差异、融合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新旧”问题也称“古今”问题，即在寻求中国发展和复兴的进程中，应该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采取怎样的态度。应该说，迄今为止，中国人依然在思考和摸索中，尚未得出圆满的回答。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出现回归历史、向传统思想寻找资源的转向，也许是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即在“东西”、“新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相互借力，而不是各走极端。而这种尝试与Glocalization表达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共生共存的理念相吻合。
在具体的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实践中，上面的问题表现为这样一些困难：
其一，对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储备有很高要求。研究传统国际关系思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对研究者自身的要求十分高，不仅要学养深厚，还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因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思想，首先要谙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其次要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具有一定的政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基本素养；再次要有良好的古代汉语基础。但“由于传统的断裂，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学术熏陶和知识积累中，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准备和功底相当薄弱，这是一个令人相当窘迫的现象”[57]26。
其二，传统思想的当代诠释问题。在诠释传统典籍的问题上，中国历史上一直存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争论。从一门主要以西方为主导的学科的视角来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所遇到的困难恐怕更多。首先是语言问题。正如汪金国和汪毅刚指出的：汉字的过度简化和文言文的实际废除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学者同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话的瓶颈[58]19，传统思想蕴含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各个时期的典籍中，如何用现代汉语解读和还原其真实意思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次是方法论问题。用今天的话语和方法特别是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概念、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不仅会有因文化跨度大带来的契合问题，还必然有一定的方法上的局限性甚至存在失真、僵化的风险。再次是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偏好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历史悠久，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内容散见于各个时期各家学说之中，对研究者个体来说，他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来选取某个古典文献，确定研究的历史时期和人物思想，但对一项重新挖掘和解读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性工作来说，这种偏好显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会质疑赵汀阳的“天下”概念是否符合《道德经》关于“天下”的本意，秦亚青的“关系本位”说是否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阎学通和徐进等对先秦诸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解读是否过于简单化和功用化，等等。诠释传统思想的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会产生千差万别的“我的传统”或“当下传统”的结果，甚至有可能出现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问题。可以肯定，因不同的解读而产生的广泛争鸣现象肯定会长期伴随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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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张法： 《从中西印思想比较看何以西方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人文杂志》2010年第1期，第3139页。[Zhang Fa，″Comparison between Ideology of Chinese， the West and Indian： How Can the West Get into World Modernization Course of History，″ The Journal Humanities， No.1（2010）， pp.3139.]
[47]张小明：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71页。[Zhang Xiaoming，″History， Model and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No.1（2006）， pp.5771.]
[48]陈寅恪：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9257页。[Chen Yinque，″Discussing Chinese Examination Questions with Liu Shuya，″ in Second Edition of a Collection of Jinming Pilion Manuscript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249257.]
[49]叶自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Ye Zicheng， Chinas Diplomatic Thoughts during the Spring，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Hong Kong：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Press Co. Ltd.， 2003.]
[50]叶自成、王日华：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Ye Zicheng & Wang Rihua，″Schools of Diplomatic Thought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No.2（2006）， pp.113132.]
[51]王军： 《大国复兴与中国传统资源的发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第3045页。[Wang Jun， ″The Revival of Great Power and Explor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urce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5（2006）， pp.3045.]
[52]X.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ited by D.Bell & Z.Sun， trans. by E.Ry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 中国学派； 历史转向； 本土化趋势
一、 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归历史寻找思想资源
相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及英国学派，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迄今仍然鲜见，且难以与上述西方理论相比。对此，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进行了原因分析，指出虽然国际关系研究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但目前仍以西方为主导，同时指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存在的，只是因为语言、区域等方面的限制处于“暗藏”（hidden）状态，不为世界所知295296。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寄予厚望，“中国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困扰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引起长期争论，这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会和大量相关的学术文章中参见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见王逸舟、袁正清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545页；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368页。。 回顾论争历程，可以把争论的核心主题概括为“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和“方法之争”。
“有无之争”，即中国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这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一个引子，在学界已有普遍的否定共识，从而引出后两个争论。王义桅、秦亚青、阎学通的三篇题目类似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24]。秦亚青还就此乐观指出，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热望、中国丰富的传统思想以及中国作为重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等因素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3]322。
“名称之争”，即如何命名要建构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此争论相对比较激烈，迄今为止出现过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中国化）”、“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探索”、“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中国视角”、“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多种提法，后面几个都是在针对“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和争议中出现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派的说法被更多地接受。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中国学派，虽然名称变了，但出发点和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一个起始阶段，据秦亚青的统计，1978—2007年三十年间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能够列入中国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只占总研究成果的5%左右，在内容上，中国理论也还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成果。但学界对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已基本达成共识，2000年之后的讨论转向如何进行理论创建问题[5]1719，也即走入了“方法之争”。
相较“名称之争”的激烈和纷扰，现在的“方法之争”显得相对安静而踏实，但在用什么来建构、怎样建构的问题上却仍存分歧。例如秦亚青高调而乐观地倡导中国学派，尝试以关系概念为核心创建过程建构主义
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3 期，第6986页；《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却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不宜以国别论之，他用婴儿的出生作比喻，即在出生前，人们并不确定该给孩子取什么样的名字，认为中国学人所应关注的不是理论的命名，而是如何早日生成理论本身这样一个孩子来[4]256。虽然阎学通和他的清华团队不同意以中国学派来命名他们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但他和秦亚青一起被认为是当下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突出代表，只是在方法上有不同的研究路径[6]2430。
李少军归纳了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种模式：一是引进国外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中国式阐释；二是诠释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寻求新的理论渊源；三是学习西方主流方法，进行实证研究[7]。第一种和第三种模式都是以往引进、译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路径的延续，第一种研究居多，比较普遍， 第三种研究则比较少，这两种研究模式都力求在解读和学习西方的同时加入中国元素，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第二种可以被视为中国模式，将是本文主要讨论的研究路径。它希望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现代启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例如无论是赵汀阳的“天下”、秦亚青的“关系主义”还是阎学通及其清华团队对“王霸”等先秦思想的研究，都是希冀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在与西方理论的比较与结合中寻求突破。总体看来，学习西方，立土，回归中国历史文化，重新发现和诠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寻求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趋势，在客观上呈现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现象 Glocalization是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或地方化（localization）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再造新词，指全球化和本土化（地方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双向进程和共时现象。参见R.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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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tson，″Comments on the ′Global Triad′ and ′Glocalization′，″ in N.Inoue（eds.）， Globalization and Indigenous Culture： 40th Anniversary Memorial Symposium， 20010515， http：//.cn/soft/ACRD4CHS.EXE">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所以本文将格瑞特·宫、冯慧云、许田波、张勇进等海外华裔学者也归为西方研究之列。[16]132。《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在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述评时指出，古代中国提出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涉及国家本质、和平理论、战争理论等，散见于孔子、孟子、墨子、商鞅等先贤的著述中[17]9，207。赵鼎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与现代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存在西方语境中的国家主权、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等概念及其实践，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分裂和统一，即使在今天也对以西方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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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见赵鼎新《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研究报告》，No.200804，总第14号。。
也有学者就中国古代某一时期进行具体研究，例如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专门研究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国家间关系[18]2536；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以建构主义视角和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了明代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奏折，结合《武经七书》的观点，总结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导特征是所谓“进攻性”的，即他所说的“文化现实主义”[19]。同样是做战略文化研究的冯慧云（Huiyun Feng）却从中国历史的解读中得出中国从古代到现在都是一个防御性的和平国家[20]。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则通过对中国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两个类似的国际体系在起点相同的情况下却走上两条结果迥异的道路，其原因在于，秦国实行了自强型改革，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实行的是自弱型权宜之计[21]。比较研究较为多见，许田波的比较研究得到西方学界的较高评价，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质疑。威廉·卡拉汉（Willian A.Callahan）和张勇进（Yongjin Zhang）都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与英国学派相比较，前者甚至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都是相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他族”[2223]。
此外，拉娜·米特（Rana Mitter）和卢克·格兰维尔（Luke Glanville）等学者则从秩序、正义、主权、责任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问题出发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解读当下中国[2425]。近年来，一些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新概念被提出，“儒教下的和平”（Confucian Long Peace）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提出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诸多检测定，包括无政府和军备竞赛的危险、安全困境的错误认知以及权力平衡的规律等[26]。
在亚洲，日、韩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许多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特别是朝贡体系和东亚秩序进行了大量研究。相较而言，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显得明显滞后和不足，但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却是个例外，在该问题上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显然受益于国际上对朝贡体系研究一直以来的热潮。
国内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有大量关于古代中国的概念、疆域、王朝体系、统一与分裂、战争与融合的具体研究，很多都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相似或交叉。例如在古代中国的概念及其历史状态问题上，葛剑雄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观念，王朝国家是数千年来的传承习惯，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中国”的简称才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27]39，79。姚大力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在传统“观念层面”，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28]266267。国内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以及思想史等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当下国际关系学界学习和借鉴。而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走向，也让人们注意到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即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支撑。正如王缉思所批评的那样，在中国，政治学、历史学没有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是分家的，“于是我们的研究便缺少了一个方面——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29]。因此，除了起步晚的客观事实和现实政治的导向问题之外，缺少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必要支撑、在研究偏好上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缺乏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三、 中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四种类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和近十几年的回归历史、探寻经典的转向，是中国学界对中国从过去的孤立逐步回到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这一巨大转变的现实回应，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从以全球化或西化为主导向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的转向，体现了学界的学术自觉和成长变化，也再次表明国际关系学科与现实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密的交互关系。很难确切地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具体何时开始关注和挖掘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本文暂以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来称谓这项工作，以俞正梁发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 1996年为该项研究的起点[30]。根据现状，可以把当下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一) 理论创新性研究
这类研究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理论和范畴（如天下观）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根本特点（如关系本位）推演出区别于西方主流理论、独具中国视角的世界政治认知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延伸解读和再创造。最具代表性的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说（Allunderheen theory）和秦亚青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说。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赵汀阳，从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下”概念出发，系统探讨了国际关系的一些核心问题，如社会的初始状态、世界政治的分析单位、世界制度、冲突与合作、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形成了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反响的“天下体系”理论摘自：毕业论文范文格式www.udooo.com
阎学通及其团队的工作相对比较基础和庞大，也较有系统性。2011年在一份征召论文的通知中，他们认为该项研究即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介绍和解释两个阶段，将转入借鉴创新阶段，并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设想，目的在于以古代思想或行为为启示创建新理论或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参见徐进《利用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和行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设想》，2011年11月2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be0aa10100z3by.html，2012年5月12日。。就目前看来，该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路处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霸权、国际体系等概念和范式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植入和套用，多少引起了学界的争议[6]2530。
北大学者叶自成是较早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展开研究的国际关系学人。在阎学通及其团队之前，叶自成就呼吁国内学界应就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并在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被誉为“中国传统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36]。他强调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37]。叶自成在该研究领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而且其研究可以涵盖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和问题应用性研究三种类型。比如挖掘性研究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等；中西比较研究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等；问题应用性研究有：《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等
详见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第4856页；《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第922页；《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6471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29页；《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4049页；《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421页；《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9期，第3489页；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叶自成、陆昕《叶自成——中国传统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6570页；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叶自成、潘丽君、李珉窥等《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第130136页；叶自成、蒋立群《从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看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的基本人权问题》，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3期，第1421页。。作为一位外交研究专家，叶自成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于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中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寻求基本原则依据和策略思路，因此笔者更愿意将他的研究归入应用型。
这类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一是为当下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学术兴趣和进一步的关注，并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二是帮助培养和训练有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国际关系后人。后文将讨论当前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中的问题和困难，缺乏具有良好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国际关系学人就是其中之一。目前的挖掘阐释性研究已经带动了一批年轻学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不仅关注先秦思想，而且持之以恒地挖掘和阐释，使这项基础工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将整个中国思想史中有关国际关系的内容有脉络地逐一呈现出来。
(三) 中西比较研究
顾名思义，这类研究重在从中西方比较中展开国际关系研究。比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都注重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方的差异或共同点，以期丰富和补充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同时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做出尝试性努力。目前涉及该类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且研究范围非常宽泛，涉及以下方面：（1）讨论理论发展本身的问题。通过比较西方理论及其发展来检省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理论建构上的缺失，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既要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又要学习西方既有理论和方法近期涉及这类研究的文章如：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7页；李滨《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6971页；庞中英《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第2025页；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223页；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载《欧洲》2000年第4期，第1925页；任晓《关键在于中国特性——也谈英国学派及其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972页；任晓《向英国学派学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第7071页；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王存刚《可借鉴的和应批判的：关于研究和学习英国学派的思考》，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52页；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6113页；赵鼎新《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研究报告》，No.200804，总第14号；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4页；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479页；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916页；许田波、徐进《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24138页；王卓宇《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2期，第5983页。。（2）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某种范式或概念来比较和审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和历史。例如叶自成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38]，王正毅援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阐述了古代中国与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39]，王日华从“国际体系”概念切入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40]，胡波则以此讨论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起源[41]，尚会鹏用“天下”和“伦人”概念解读古代东亚国际秩序[42]，陈琪和黄宇兴从“干涉”概念和理论出发探讨了春秋时期国家间的干涉问题[43]，孙力舟以“格局”概念尝试考察西汉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44]，等等。（3）对某一具体时期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和历史特别是外交策略与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叶自成关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可归为此类。其他还有许多，例如何芳川对古代“华夷秩序”两千多年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45]30；张法通过对中国、西方、印度古代思想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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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解释了西方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的原因[46]；张小明基于实力与朝贡体系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和过程[47]；陈伟芳、陈尚胜、高伟浓、万明等学者对明清对外关系进行了个案分析 [3][4]摘自：论文查重站www.udooo.com
除了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忽略，国内学人习惯以1949年为起点来看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少对1949年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关注。事实上，在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于英国设立之初，中国就有学者对国际关系进行了与西方同步的研究，如梁启超、傅斯年。梁启超在那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文章，如《巴黎和会鸟瞰》、《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国际联盟评论》、《国际联盟论序》、《国际劳工规约评论》、《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等等，对一战局势、德国战败原因、巴黎和会、国际联盟构建和成立过程等问题展开了探讨与分析。特别是他在犀利剖析国际联盟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不养”的“早产儿”之后，仍坚持以进化论的视角主张在国家之上建立国际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少问自己得失，而是要欣然去接纳和欢迎国际联盟，要勇于和乐于做世界公民，去构建人类整体的未来。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参看梁启超《国际联盟评论》，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卷《欧游心影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03043页；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同上，第30623063页。。所幸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意识到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要注重中国传统思想的发掘和传承，在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必须倚重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哲学和文化，才能具有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独立见解。其实，回归历史、重视传统是个非常自然的研究取向，一如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其历史上思想经典所做的工作。但对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何借助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和方法论的依托，以及怎样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3.“东西”和“新旧”：历史的（或Glocalization）视角。晚清以降，面对中国的衰落和西方力量的崛起，人们把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思想，因“救亡压倒启蒙”的迫切性，甚至还没来得及深入反思就将传统观念及其价值弃之不顾，并格外贬低其价值[54]6768。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现实和思想层面一直存有两对矛盾，即“东西”和“新旧”问题。“东西”问题也称“中外”问题，即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来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逐渐开始深刻影响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处理好东西文明或中外文明的关系和两者的差异、融合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新旧”问题也称“古今”问题，即在寻求中国发展和复兴的进程中，应该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采取怎样的态度。应该说，迄今为止，中国人依然在思考和摸索中，尚未得出圆满的回答。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出现回归历史、向传统思想寻找资源的转向，也许是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即在“东西”、“新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相互借力，而不是各走极端。而这种尝试与Glocalization表达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共生共存的理念相吻合。
在具体的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实践中，上面的问题表现为这样一些困难：
其一，对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储备有很高要求。研究传统国际关系思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对研究者自身的要求十分高，不仅要学养深厚，还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因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思想，首先要谙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其次要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具有一定的政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基本素养；再次要有良好的古代汉语基础。但“由于传统的断裂，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学术熏陶和知识积累中，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准备和功底相当薄弱，这是一个令人相当窘迫的现象”[57]26。
其二，传统思想的当代诠释问题。在诠释传统典籍的问题上，中国历史上一直存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争论。从一门主要以西方为主导的学科的视角来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所遇到的困难恐怕更多。首先是语言问题。正如汪金国和汪毅刚指出的：汉字的过度简化和文言文的实际废除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学者同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话的瓶颈[58]19，传统思想蕴含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各个时期的典籍中，如何用现代汉语解读和还原其真实意思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次是方法论问题。用今天的话语和方法特别是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概念、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不仅会有因文化跨度大带来的契合问题，还必然有一定的方法上的局限性甚至存在失真、僵化的风险。再次是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偏好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历史悠久，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内容散见于各个时期各家学说之中，对研究者个体来说，他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来选取某个古典文献，确定研究的历史时期和人物思想，但对一项重新挖掘和解读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性工作来说，这种偏好显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会质疑赵汀阳的“天下”概念是否符合《道德经》关于“天下”的本意，秦亚青的“关系本位”说是否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阎学通和徐进等对先秦诸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解读是否过于简单化和功用化，等等。诠释传统思想的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会产生千差万别的“我的传统”或“当下传统”的结果，甚至有可能出现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问题。可以肯定，因不同的解读而产生的广泛争鸣现象肯定会长期伴随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进程。
五、 结论
从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国际关系学科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三十多年发展中的主要工作是译介和学习西方理论，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存在“中国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在走过“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后，现在基本上处于“方法之争”的状态。在诸多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方法中，走向中国传统思想寻找资源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这种历史转向实际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Glocalization现象的体现，即在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也存在依据中国传统思想努力探寻与尝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行动（本土化趋势）。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体现出东西方观念、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思想演进的一个总体特点和趋势。汲取中国传统思想丰富的营养以寻求理论创新对今天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他学科和研究都在这么做了。只是对国际关系学这门西化比较明显的学科来说，这种回归传统的转向开始得比较晚，但其意义却很深远：一方面将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将带动和引发国内学界重视发掘和研究中国自身的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从而在理论上为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中国思维和视角，弥补和丰富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也为中国和平发展、友邻睦邻、做负责任大国等外交政策和参与世界的态度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3][4][5][6]中国免费论文网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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