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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旅游空间生产为主要特点的模拟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和人造景观是后现代旅游的一种典型代表。本文以云南“彝人古镇”为例，从空间生产角度对民族文化旅游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特征及其社会效应进行探讨，认为“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分别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客体生产与主体生产的标志性特征。
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旅游； 空间生产； 符号表征； 主客同位景观
21世纪以来，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旅游消费对象的民族文化旅游日益表现出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①，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旅游的趋向。Natan Uriely（1997）认为，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社会话语由“模拟的”和“他者的”两种理论框架构成。模拟的后现代旅游（the simulational postmodern touri）的学术脉络聚焦于超现实体验，指向模拟的主题公园和其他典型的后现代人造景观；他者的后现代旅游（the other postmodern touri）概念强调对真实的探寻，指向不断成长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为后现代表达的乡村。后现代旅游的这两种维度构成关于旅游性质互补而不是冲突的观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题公园类型与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类型，分别是模拟的和他者的后现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生产方面。国内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关研究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缺乏专题的分析探讨。本文基于对云南“彝人古镇” 见下文案例分析。典型个案的田野调查，尝试对民族文化旅游通过旅游空间生产而体现的后现代性特点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作为文化旅游后现代性重要标志的“主客同位景观”概念。
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样态，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其内涵兼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具有明确地理空间范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谢彦君，2010）。从旅游客体（与旅游者相对应的旅游对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是通过旅游产品“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被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李琮，2009）。可见，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空间，涵盖和体现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层面的现实意义。
空间生产是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观生产、符号消费、文化体验、遗产保护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息息相关。民族文化旅游所营造的空间具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91）所说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层次。相对应地，空间的实践生产，指旅游地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自然地理景观与民族文化物质载体等物理空间的开发实践；空间的表征生产，指旅游地标志性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及旅游产品的制造、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文化旅游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表征的空间生产，既相连于旅游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层面，又相连于游客的艺术想象和建构，是获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体验的重要空间。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体现了旅游空间基于主客体互动的文化建构本质。
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旅游文化符号等概念与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密切相关，而且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互有交叉（见图1）。通常意义上，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场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旅游空间的分层和实际功能看，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只是旅游产品存在和呈现的结构要素。但从宽泛的符号消费角度看，“无形的象征、氛围甚至愉悦感，都可以透过符号价值的交换而被购写，视觉消费成为现代旅游活动的另一重要特点”（宗晓莲，2005）。所以，作为旅游符号消费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也可被视作旅游产品。可见，旅游空间生产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产品的生产，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现所依赖的实体、环境与氛围的生产，还有旅游者与民族文化旅游地东道主互动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旅游空间生产，是较一般旅游产品生产更为复杂的一种复合性生产。旅游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中，只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直接怎么写作于旅游需求的才属于旅游产品。如同样是民族服饰，只有成为商品交换和舞台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产品。旅游空间的生产正是通过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与生产制造而得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乌丙安，2005），它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强调文化旅游产品的民族性、传统性、空间场景性，所以，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最核心的内容和主要的产品形式。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所有在某种形式上能被知觉并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恩斯特·卡西尔，2004）。旅游可被视作游客对旅游文化符号的消费。旅游文化符号与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部分内涵叠合。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还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
古镇的彝族民俗活动大多集中于傍晚举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会有古
主客同位景观2：周边被征地汉族老人
彝人部落、望江楼、庙会戏台等地，是古镇旅游开发公司邀请和安排群众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较为集中的区域。笔者通过访谈发现，这些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边被征地的汉族群众。古镇已成为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聚会场所。一位歌舞尽兴之后准备归家的汉族大爷告诉笔者，因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彝族文化的宣传就比较多，加之村子周边彝族较多，汉族同胞从小受彝族文化影响，所以普遍都会彝族歌舞。可见，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标，无形之中影响了州内其他民族。“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彝族文化自然成为古镇排他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主客同位景观3：散布景区的本土彝族歌手
在歌舞充斥大众休闲娱乐空间的年代，“彝人古镇”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镇情歌王子”、“彝人组合”之名号的视听娱乐景观。他们真实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为古镇主街富有原创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上述景观1和景观2不同，大多数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和展演，贩卖彝族音乐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显的商业经营行为，使这类景观较前两种主客同位景观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它仍旧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娱-表演景观的特质。
由此可见，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与展演者大多是真实的彝族，也有少数是汉族。无论其民族身份是真实的抑或虚拟的，其在“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所展现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剧场或舞台，自我的表演和呈现受到文化或社会‘剧本’的制约”（王宁，2011）。“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的文化排他性，决定了不论他们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镇，他们就只能建构和呈现彝族文化景观。事实上这种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是开发企业与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共谋。“空间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策略与场所”（潘泽泉，2009），正是旅游空间设计与开发人员、彝族文化持有者、周边被征地农民、景区商贸人员等多元主体“通过主体性行为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潘泽泉，2009），其中市民（无论彝族或汉族）的参与互动，对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观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在民族文化旅游景区，作为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通过旅游场景再现和文化再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承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桂榕，吕宛青，2012）。从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应该“通过无所不在的强调地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游客凝视和相应的获利，使旅游成为保护地方的推动力”（Liu，2005）。民族文化要获得产品的资格和权利，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他者的认同。获取这种认同的基本方式，就是这些文化要素在群体层面上的资本化运用（陈庆德，马翀炜，2007），“彝人古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正是通过旅游空间生产和文化旅游消费形式得以实现。楚雄彝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激活、保护与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尽管不同区域的彝族族群文化通过文化旅游的舞台化再生产，在对外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中被同质化与象征符号化，但在媒介与文化市场的共同形塑中又不断激发、建构出新的富有生机的民族性。 [3][4]
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旅游； 空间生产； 符号表征； 主客同位景观
21世纪以来，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旅游消费对象的民族文化旅游日益表现出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①，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旅游的趋向。Natan Uriely（1997）认为，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社会话语由“模拟的”和“他者的”两种理论框架构成。模拟的后现代旅游（the simulational postmodern touri）的学术脉络聚焦于超现实体验，指向模拟的主题公园和其他典型的后现代人造景观；他者的后现代旅游（the other postmodern touri）概念强调对真实的探寻，指向不断成长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为后现代表达的乡村。后现代旅游的这两种维度构成关于旅游性质互补而不是冲突的观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题公园类型与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类型，分别是模拟的和他者的后现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生产方面。国内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关研究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缺乏专题的分析探讨。本文基于对云南“彝人古镇” 见下文案例分析。典型个案的田野调查，尝试对民族文化旅游通过旅游空间生产而体现的后现代性特点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作为文化旅游后现代性重要标志的“主客同位景观”概念。
1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
空间是后现代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法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Henri Lefebvre（1991）曾提出空间的三重性或称三层次性，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的实践”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空间的表征”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等共同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与物理空间重叠的属于居住者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空间。可见，空间具有物理性、社会性、符号性和可生产性。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样态，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其内涵兼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具有明确地理空间范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谢彦君，2010）。从旅游客体（与旅游者相对应的旅游对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是通过旅游产品“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被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李琮，2009）。可见，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空间，涵盖和体现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层面的现实意义。
空间生产是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观生产、符号消费、文化体验、遗产保护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息息相关。民族文化旅游所营造的空间具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91）所说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层次。相对应地，空间的实践生产，指旅游地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自然地理景观与民族文化物质载体等物理空间的开发实践；空间的表征生产，指旅游地标志性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及旅游产品的制造、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文化旅游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表征的空间生产，既相连于旅游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层面，又相连于游客的艺术想象和建构，是获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体验的重要空间。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体现了旅游空间基于主客体互动的文化建构本质。
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旅游文化符号等概念与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密切相关，而且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互有交叉（见图1）。通常意义上，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场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旅游空间的分层和实际功能看，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只是旅游产品存在和呈现的结构要素。但从宽泛的符号消费角度看，“无形的象征、氛围甚至愉悦感，都可以透过符号价值的交换而被购写，视觉消费成为现代旅游活动的另一重要特点”（宗晓莲，2005）。所以，作为旅游符号消费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也可被视作旅游产品。可见，旅游空间生产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产品的生产，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现所依赖的实体、环境与氛围的生产，还有旅游者与民族文化旅游地东道主互动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旅游空间生产，是较一般旅游产品生产更为复杂的一种复合性生产。旅游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中，只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直接怎么写作于旅游需求的才属于旅游产品。如同样是民族服饰，只有成为商品交换和舞台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产品。旅游空间的生产正是通过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与生产制造而得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乌丙安，2005），它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强调文化旅游产品的民族性、传统性、空间场景性，所以，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最核心的内容和主要的产品形式。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所有在某种形式上能被知觉并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恩斯特·卡西尔，2004）。旅游可被视作游客对旅游文化符号的消费。旅游文化符号与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部分内涵叠合。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还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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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同位景观1：彝人部落内的城市彝族老人古镇的彝族民俗活动大多集中于傍晚举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会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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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公司歌舞团为品彝族长街宴的游客进行“彝乡恋歌”系列歌舞节目表演。与此同时，在彝人部落大门内，还有一队身着彝族盛装的老年人在进行彝族传统歌曲弹唱表演。8：20专业歌舞团表演结束后，他们便会进入部落广场继续载歌载舞，欢度良宵。2011年10月5日晚，在这里表演的6女4男系楚雄州武定县的彝族老乡会人员，他们白天在城内公园活动，晚上来古镇表演。据调查，像这样的民间团队有10多个，散布于“彝人古镇”的多个主要景点。多数是由来自州内不同县份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彝族老乡会，受古镇公司邀请，晚上来古镇娱乐兼表演，公司发给交通补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是自娱自乐，又能为古镇添彩”。主客同位景观2：周边被征地汉族老人
彝人部落、望江楼、庙会戏台等地，是古镇旅游开发公司邀请和安排群众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较为集中的区域。笔者通过访谈发现，这些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边被征地的汉族群众。古镇已成为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聚会场所。一位歌舞尽兴之后准备归家的汉族大爷告诉笔者，因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彝族文化的宣传就比较多，加之村子周边彝族较多，汉族同胞从小受彝族文化影响，所以普遍都会彝族歌舞。可见，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标，无形之中影响了州内其他民族。“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彝族文化自然成为古镇排他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主客同位景观3：散布景区的本土彝族歌手
在歌舞充斥大众休闲娱乐空间的年代，“彝人古镇”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镇情歌王子”、“彝人组合”之名号的视听娱乐景观。他们真实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为古镇主街富有原创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上述景观1和景观2不同，大多数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和展演，贩卖彝族音乐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显的商业经营行为，使这类景观较前两种主客同位景观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它仍旧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娱-表演景观的特质。
由此可见，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与展演者大多是真实的彝族，也有少数是汉族。无论其民族身份是真实的抑或虚拟的，其在“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所展现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剧场或舞台，自我的表演和呈现受到文化或社会‘剧本’的制约”（王宁，2011）。“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的文化排他性，决定了不论他们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镇，他们就只能建构和呈现彝族文化景观。事实上这种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是开发企业与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共谋。“空间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策略与场所”（潘泽泉，2009），正是旅游空间设计与开发人员、彝族文化持有者、周边被征地农民、景区商贸人员等多元主体“通过主体性行为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潘泽泉，2009），其中市民（无论彝族或汉族）的参与互动，对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观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4 旅游空间生产与民族文化保护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不仅充斥着多元主体与多种权力话语的社会实践，还反映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的社会效应。4.1 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景观生产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与政治结合生产的社会景观，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彝人古镇”已成为楚雄彝族自治州象征性的城市景观和彝族文化地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制度结构对空间的塑造最为直接和强烈”（王丰龙，刘云刚，2011）。近年来，楚雄州委提出“打造彝族文化精品、发展彝族文化产业、建设彝族文化名州” “彝人古镇”项目背景[EB/OL].[2012-03-16].http：∥/show.asp？id=226的战略思想，“彝人古镇”开发项目被列为全州文化产业建设的十大项目之一、也因此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标志性城市景观。
4.2 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
“彝人古镇”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企业、地方政府、旅游地多元主体，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谋和权力协作，共同建构了“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在古镇彝族文化资本化生产与旅游化保护中，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楚雄州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引导古镇发展，成为地方彝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地产业开发的成功典范。开发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古镇文化旅游开发的具体组织策划与运营者，企业充当了具体文化旅游空间的规划、设计、生产者。古镇的多元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关键要素，作为后现代人造景观和模拟民族文化旅游必不可少的文化展演者与参与者，他们在闲暇娱乐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无论真实的或虚拟的彝族文化主体，他们作为古镇文化的主人，对旅游地的形象建构和本土彝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民族文化旅游景区，作为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通过旅游场景再现和文化再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承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桂榕，吕宛青，2012）。从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应该“通过无所不在的强调地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游客凝视和相应的获利，使旅游成为保护地方的推动力”（Liu，2005）。民族文化要获得产品的资格和权利，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他者的认同。获取这种认同的基本方式，就是这些文化要素在群体层面上的资本化运用（陈庆德，马翀炜，2007），“彝人古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正是通过旅游空间生产和文化旅游消费形式得以实现。楚雄彝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激活、保护与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尽管不同区域的彝族族群文化通过文化旅游的舞台化再生产，在对外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中被同质化与象征符号化，但在媒介与文化市场的共同形塑中又不断激发、建构出新的富有生机的民族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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