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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看利玛窦跨文化传播对策

收藏本文 2024-04-03 点赞:26768 浏览:120407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本文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时所运用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对当今跨文化交流的启迪。通过对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影响作简介,并引用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及文化整合策略对其教策略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利玛窦传教策略对当今跨文化交流中既坚守自己原有文化,又融合其他文化的“的而不同”的启迪。
关键词:利玛窦;文化整合;跨文化交流
1672-8122(2014)02-0022-02
继魏晋时期佛教作为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属于第二次大规模的异质文化的进入。在这些传教士中,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利玛窦,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文化思想的对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被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朝廷接纳的传教士,利玛窦有着独特的传播策略和技巧。

一、关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简介

1.历史背景

在利玛窦到达澳门的时候,大明王朝正处于严重的外患之中,葡萄牙人用种种诡计和借口占据了澳门。因此全国上下无不对长相奇特的异国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正如利玛窦在他自己的札记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所共有的这种恶感在广东省的居民中间来得特别明显……近来他们又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特别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变得格外严重。[1]”这一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一些先进的士大夫有向西学之意。

2.利玛窦在中国的主要活动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利玛窦进入教会学习法律,哲学,神学以及自然科学等。1582年应范里安神父之召到达澳门。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以僧人的身份得以在华停留,后来辗转北上,到了韶州、南昌、南京,1601年上京,没有见到皇帝但终于可以居留北京,1610年于北京逝世获赐墓地。在中国停留的28年,利玛窦除了积极的向中国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传播天主教福音,还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历法等知识,有《山海舆地图》,《西国记法》《几何原本》等著作,还将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且结交了瞿太素、徐光启等思想进步的士大夫阶层[2]。

二、利玛窦传教活动体现的文化适应理论

1.文化适应理论概述

文化适应是文化适应理论的核心概念。关于文化适应约翰白瑞(John Berry)认为,文化适应是指双向的文化过程以及在跨文化接触后发生的心理变化。文化适应策略是白瑞理论的主干,包括:同化、分离、整合与边缘化。同化即不保留原有文化身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分离即保留原有文化,回避与他人交往;整合即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看利玛窦的跨文化传播对策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既想维持原有文化身份,又希望融入主流社会;边缘化即希望维护原来的文化身份,但对发展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不感兴趣[3]。
白瑞文化适应的四个策略都是包括对自身文化及主流文化态度的双向模式。彼此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双维度的模式区别于过去单维度模式,是更科学的理论体系。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近30年生涯中,其一生的活动和事迹都体现了文化整合策略。

2.利玛窦的传教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整合策略

(1)利玛窦天主精神的坚守。利玛窦始终保持原有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不是外化形式的保留而是对于天主教虔诚的精神坚守。首先体现在天主教会誓言的遵守上,耶稣会的创始人是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罗耀拉制定的誓言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乃属于那创造我的天主和代表他的教宗。我要像死尸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知觉;像一个小的十字架,可以随人左右旋转;像老人的拐杖,可以随人摆布,为他怎么写作[4]。”利玛窦一生未娶,在中国每到一个地方便建教堂、传道布教,并帮助当地人看病、传授知识。他把这一切看作上帝赋予他的使命。1589年利玛窦离开肇庆,乘船前往韶州的南华寺。在寺内,他拒绝向佛教神像敬礼,每过佛堂,并不顶礼膜拜也拒绝在南华寺居住,可见他对天主教的忠贞。来到中国内地后,即使面对艰难的境地,利玛窦也从没放弃传播天主教的使命。
中国封建社会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异国文化更是以低一等的眼光看待,尤其是在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的明朝末年的国内外形势,更是给利氏的传教活动带来了重重障碍,裴化行著的《利玛窦评传》中说:“从久远的年代起,他们就天生厌恶任何外国人;在他们看来,外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中国是世界的脑袋、甚至也是躯体。他们只能容忍地位极低下的外国人。”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利玛窦仍是秉承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中国,并长久居留下来。即使到达中国内地后,其传教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韶州期间,其寓所被烧,利玛窦险些丧命。在去往北京面圣的途中,受到太监马堂的劫持被迫滞留在天津,并且为皇帝准备的贡品也被马堂劫掠。虽然后来因为自鸣钟得到皇帝的注意,但直接向皇帝传教的目的却始终没有达到。但是他本人始终铭记自己传教的职责,对于上帝的虔诚使其不顾艰难。范里安曾说:“我们都尽了一己所能在中国传道,而没有一个人及的上利玛窦神父所取得的成果。他不仅成功地开垦了荒地,清除了杂草,还为未来播下了种子……[5]”
从文化整合策略的另一个方面讲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过程中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行为是其成为流芳千古的佳话。在中国的28年间,利玛窦从一个不认汉字的,不会说汉语的完全的外国人变成了一个用中文著书立作,并用汉语和拉丁语翻译国内外著作,与中国士大夫结交好友的地道的中国通,期间他历经了很多次转变。
(2)利玛窦融入中国文化。首先,两次易服。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并通过努力获得了暂时居住权,通过活动他们发现,有三种外国人是可以进入中国内地的:一是前来朝贡的使者;二是随贡使而来的商人;三是仰慕中国文化政治而来的皈依者。他们选择了第三种,仿效佛教的僧人,穿上了僧袍[6]。在利玛窦对中国的初步印象中,和尚的地位与西方的牧师相差无几。于是,身披袈裟,从西方修道士变成僧侣的形象,以减少中国国内民众对其的排斥。但是后来发现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而且素质不高,反而士人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听了瞿太素的倡议改穿儒服。其次,结交士大夫,用文化交流打开传教之门。在经历不断地挫折后,他们发现,直接“归化千万中国人”是不可行的,也许是无心插柳,也许是结交士大夫等有识之士的一个手段,利玛窦所开创的“西学东渐”却带来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在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了《山海舆地图》,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中国人认为他们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他在1584年至1603年间多次编绘中文版世界地图,虽然其中也有错误,但是这大大拓展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眼界,打破了明清士人以中国即“天下”的夜郎自大的观念。在数学方面,与好友徐光启合作完成了《几何原本》前6卷的翻译。天文学方面,他多次准确地预报了日食和月食,最早提出修改中国历法的动议,他还撰写了介绍欧洲天文学的多部著作[7]。1596年,为赢得信誉出版了教授记忆策略的著作《西国记法》。在思想文化上,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当年都首先在澳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为以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准备条件。并努力钻研中国儒家思想,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加以拉丁文注释。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包括所有的学科门类,只要追溯它的发展史,都无法回避“西学东渐”的影响,在有些领域甚至是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国外学者Joseph F. MacDonnell 认为,利玛窦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并开启民智,其成功在于他的个人品质,完全融入中国习俗,以及专业的数学、物理、天文学的知识[8]。在其著书立作的过程中,利玛窦也结识了当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人士,使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大受裨益。当时的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通过对上层人士进行天主教思想的同化,才能形成舆论领袖的作用,进而“归化”广大的平民。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士大夫。最后,入乡随俗,以厚重礼物掠获人心。中国历来是个重礼的国家,所谓“礼尚往来”正是中国风俗习惯的真实写照。利玛窦在内地活动中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因此礼物也是其敲开中国大门的工具之一,也是得到皇帝特召的法宝。沙漏计、小刀、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西洋琴、各色玻璃、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三棱镜及各种自制的天文仪器都是利玛窦带到中国的礼物,并且得到了中国人的喜爱。每到一个地方,结交当地的官绅,利玛窦都会献上从西方带来的珍奇礼物。

三、总结和启迪

四百年过去了,但是利玛窦的事迹仍然被广大中国民众所熟知,并一直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传教活动不仅把天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看利玛窦的跨文化传播对策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主教带到东方,扩大了天主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同时对我国宗教思想文化的多样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其在传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冲击,开启民智,使固步自封的天朝上国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世界。同时作为一个异国人在当时能造成如此大的社会影响除了其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还有就是其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运用的策略和技巧,这对当今我们跨文化交流仍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文化史上一个根本性的理由,即如何调和两种不同背景的历史文化理由,一种文化应该怎样整个推移到另一种上面的理由,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怎样才能不仅是接触而且是融合贯通合为一体的理由[9]。萨默瓦认为在文化适应中要应对种族优越感,应对语言理由,学习东道主文化相关知识,还要增加与东道主文化的接触[10]。因此,利玛窦是一个跨文化交流中的典范,对于个人而言,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要融入主流社会,整合不同文化差异对自身造成的影响;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交流中同样要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的前提下包容其他文化。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有容乃大。“和而不同”是跨文化交流中要保持的重要姿态。
参考文献:
[1]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3.
[2]陈燮君.利玛窦行旅中国记[M].上海:上海博物馆编,2010.
[3]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4](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5]江志文.当利玛窦遭遇中国[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6]薄海昆.利玛窦: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J].世界知识,2010(7).
[7]余三乐.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开拓者——纪念利玛窦逝世 400 周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5-11.
[8]JosephF. MacDonnel,Ricci Matteo.
[9]Kim,Y.Y.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r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Thousand Oaks,CA:Sage.2001.
[10]LarryA.Samovar,Richard E.Por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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