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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加深，外语研究者的使命日益变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及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异质文化中的本国形象表达在此背景下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青睐，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对美国文学中一直以来被忽略的“文化中国”形象进行剖析，从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和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等方面加以说明，以期对研究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有所助益。
关键词： 美国文学 文化中国 哲理化 诗意化 唯美化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说明中国日益成为我国外语研究者的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研究异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尽管目前已有较多学者聚焦这一领域，但对于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却缺乏应有的关注。纵观美国文学，其间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两种迥异的趋向：其一为“苦难中国”，其二为“文化中国”。“苦难中国”的表现，可以说是“排华运动”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记者型作家们以在美国的中国劳工为样本描写中国的结果，有妖魔化的倾向；而“文化中国”的实现，则是美国知识界力图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身份多方借鉴的结果——从历史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文化中国”与19世纪前期美国的思想独立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潮相互呼应，颇受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具有哲理化、诗意化、唯美化的特点。这两种形象可以说都是片面的，前者的书写者们只书写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而对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状况漠不关心——记者型作家只看到中国的苦难和某些民族劣根性，对光明积极的一面视若无睹；精英文学界只关注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对现实中国置若罔闻。关于“苦难中国”形象已有诸多研究文章问世，而对于“文化中国”形象则鲜有人问津。本文从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和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等三方面对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进行剖析。
爱默生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为争取美国的文化独立、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爱默生曾钻研孔孟之道以资借鉴。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同时还接受了启蒙时代的共和与人权思想，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一样，爱默生也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持批判甚至憎恶的态度，更视现实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这一充满悖论的现象表明爱默生为充实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加以理想化，而后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加强同加尔文“预定论”的决裂，同时保持对正在兴起的城市工商文明的警觉。
超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爱默生的爱徒兼好友——梭罗，对儒家学说也曾学习借鉴，并加以抒写。在与爱默生一道编辑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时，梭罗就曾登载儒家语录；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中，梭罗还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彰显个体的自立、修身、自省等的重要性。1845年至1847年间，他在瓦尔登湖旁度过了近两年的刻意隐居生活，自己动手建房、栽种，通过与自然对话反省自身，在形式上实践儒家思想，但并未体悟到儒家“济世”文化的深意。从这一作用上来讲，梭罗只是截取了儒家语录的字面意思，而对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蕴并未理解，就将其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个人主义思想之中。
由上看见，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对中国的抒写极具哲理化，他们将中国从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抽象成一种可以对抗美国清教文化中不合时宜之处的思想话语，从而为确立美国文化的主体身份怎么写作。这一文化中国的形象随着美国文化的独立而日渐暗淡，直至一战后美国文化出现危机，意象派诗人庞德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探微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之法，并对中国古典诗歌大加赞赏，文化中国的形象话语才重新活跃。
二战前有关中国的美国戏剧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代戏剧开山鼻祖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奥尼尔对中国文化十分倾慕，曾于1928年来访中国，但同前面提及的美国诗人一样，奥尼尔对“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和杂乱的文化环境感到失望，为没能看到他所期待的文化中国而遗憾，遂匆匆离去。回到美国后，他继续沉溺在他从道家思想中所推想出的中国形象，并用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国式居所，上书“大道别墅”。此外，奥尼尔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巨作《马可百万》之中。该剧倒叙了马克·波罗的一生，详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女库珂金对其的暗恋。剧中的库珂金宁谧与执著，散发着一种东方式的美，象征着东方文化对纯净精神境界的追寻；原本才华横溢的马克·波罗却禁不住诱惑，日益贪婪、势利，演变成为典型的美国商人，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两相映照，东方文化的内敛和直觉与西方文化的张扬和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阴阳对立与转化的观念更凸显了本剧的回归主题。中国由此在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物质主义的相互映衬下成了怀旧的理想象物。
参考文献：
[1]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Emerson，Ralph Waldo.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vol.7[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1970.
[3]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转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关键词： 美国文学 文化中国 哲理化 诗意化 唯美化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说明中国日益成为我国外语研究者的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研究异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尽管目前已有较多学者聚焦这一领域，但对于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却缺乏应有的关注。纵观美国文学，其间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两种迥异的趋向：其一为“苦难中国”，其二为“文化中国”。“苦难中国”的表现，可以说是“排华运动”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记者型作家们以在美国的中国劳工为样本描写中国的结果，有妖魔化的倾向；而“文化中国”的实现，则是美国知识界力图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身份多方借鉴的结果——从历史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文化中国”与19世纪前期美国的思想独立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潮相互呼应，颇受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具有哲理化、诗意化、唯美化的特点。这两种形象可以说都是片面的，前者的书写者们只书写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而对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状况漠不关心——记者型作家只看到中国的苦难和某些民族劣根性，对光明积极的一面视若无睹；精英文学界只关注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对现实中国置若罔闻。关于“苦难中国”形象已有诸多研究文章问世，而对于“文化中国”形象则鲜有人问津。本文从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和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等三方面对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进行剖析。
一、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
诚如钱满素先生曾经指出的：十九世纪的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在精神上仍然处于两个世纪前移民从宗主国带来的清教文化的阴影之下，这份遗产已经更多地成为负担而非恩惠。要否定它，就产生了向欧洲以外的文化——一种真正的异己文化——去另辟蹊径的迫切需要（钱满素，50）。于是，超验主义的倡导者爱默生“为了表达德性的本来含义”，决定“大大超出自己的环境和习俗”，“飞向异教徒，引用苏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索罗亚斯德的名字与有关人事”（Emerson，104）。爱默生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为争取美国的文化独立、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爱默生曾钻研孔孟之道以资借鉴。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同时还接受了启蒙时代的共和与人权思想，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一样，爱默生也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持批判甚至憎恶的态度，更视现实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这一充满悖论的现象表明爱默生为充实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加以理想化，而后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加强同加尔文“预定论”的决裂，同时保持对正在兴起的城市工商文明的警觉。
超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爱默生的爱徒兼好友——梭罗，对儒家学说也曾学习借鉴，并加以抒写。在与爱默生一道编辑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时，梭罗就曾登载儒家语录；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中，梭罗还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彰显个体的自立、修身、自省等的重要性。1845年至1847年间，他在瓦尔登湖旁度过了近两年的刻意隐居生活，自己动手建房、栽种，通过与自然对话反省自身，在形式上实践儒家思想，但并未体悟到儒家“济世”文化的深意。从这一作用上来讲，梭罗只是截取了儒家语录的字面意思，而对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蕴并未理解，就将其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个人主义思想之中。
由上看见，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对中国的抒写极具哲理化，他们将中国从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抽象成一种可以对抗美国清教文化中不合时宜之处的思想话语，从而为确立美国文化的主体身份怎么写作。这一文化中国的形象随着美国文化的独立而日渐暗淡，直至一战后美国文化出现危机，意象派诗人庞德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探微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之法，并对中国古典诗歌大加赞赏，文化中国的形象话语才重新活跃。
二、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
1912年随着芝加哥《诗刊》的创办，庞德对中国古典诗的译介给美国诗坛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纷纷学习借鉴外国诗歌，吸收多元思想与不同表达，美国现代诗歌由此发轫。虽然借鉴源头众多，但诚如新诗运动中曾一领的诗人宾纳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起阿拉伯诗人的全部夸张，波斯诗人的全部冷嘲，日本诗人的全部叹息，印度诗人的全部推理的狂欢，比起这一切，中国诗人对我们来说更为真实（Craft，225）——庞德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影响最大。在庞德等人的推动下，这场原本是推动美国诗歌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文学浪潮却意外地建构起了或者说营造出了一个异域情调十分浓郁的中国形象，该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女诗人玛丽安·莫尔甚至提出：新诗运动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的影响，是作为中国诗的一个强化形式而存在的（赵毅衡，1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不仅对一战后的新诗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二战后黑山派、垮掉派、新超现实主义等“反学院”诗派也有很大启迪。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诗坛所关注和借鉴的都是中国古典诗歌，换言之，他们看到的和想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现在”的中国。造成这一现象的理由也许是中国古典诗歌所营造出的艺术氛围可以帮助美国诗人逃避过分工业化和物质化的美国主义，用艺术的幻想抵御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由此可见，美国诗人在潜意识中将中国审美性地放置在了前时代。三、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
美国文学中的超验主义对中国有着哲理化的倾向，新诗运动对中国有着诗意化的倾向，而美国现代戏剧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则有一种唯美化的倾向。这是因为戏剧服饰、舞台布景、灯光等直观手段更容易被按照想象制作得美轮美奂，富有异域情调。与此同时，这些被用作嘘头的想象出的中国式布景、音乐、台词等亦愈来愈偏离现实的中国。二战前有关中国的美国戏剧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代戏剧开山鼻祖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奥尼尔对中国文化十分倾慕，曾于1928年来访中国，但同前面提及的美国诗人一样，奥尼尔对“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和杂乱的文化环境感到失望，为没能看到他所期待的文化中国而遗憾，遂匆匆离去。回到美国后，他继续沉溺在他从道家思想中所推想出的中国形象，并用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国式居所，上书“大道别墅”。此外，奥尼尔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巨作《马可百万》之中。该剧倒叙了马克·波罗的一生，详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女库珂金对其的暗恋。剧中的库珂金宁谧与执著，散发着一种东方式的美，象征着东方文化对纯净精神境界的追寻；原本才华横溢的马克·波罗却禁不住诱惑，日益贪婪、势利，演变成为典型的美国商人，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两相映照，东方文化的内敛和直觉与西方文化的张扬和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阴阳对立与转化的观念更凸显了本剧的回归主题。中国由此在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物质主义的相互映衬下成了怀旧的理想象物。
参考文献：
[1]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Emerson，Ralph Waldo.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vol.7[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1970.
[3]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转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