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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Richard Box在《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一文中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用"使代表居于同等地位“替代”代表优先"的方案以解决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中的特权问题，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与效能；George Frederickson则从公民精神入手，研究其与公共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探讨作为的公共行政应如何信守对社会公平、正义等
关键词：公共行政效率公民精神制度设计
作者把这一替代方案概括为“使代表居于同等地位”。即那些“外在于”正式的政府机构，市民团体围绕各类问题或地理区域形成组织。市民团体可能是非正式的，为处理某一特殊问题而创建，或者他们可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并被给予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公共怎么写作预算提出建议之类的职责。市民在这些组织活动中展现的自治能力与那些希望从公共部门的合同或公共怎么写作的私有化中获利的联盟相比迥然不同，它对“公众缺乏治理能力”的陈词滥调进行现实反讽，并在历史溯源中肯定它存在的继承性与合法性。因为市民外在于政府形成组织以解决公共问题的现象虽然可能采取新的形式，但它本身并不是新事物。在美国，它可以被追溯于托克维尔关于19世纪早期美国的著述。在《论美国的》中，托克维尔曾对美国作了这样的描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1因此，在政治的进展中，对这些实践的吸纳在作者看来可以被说成是“同等的代表”，从而与“代表优先”中的立法者、行政长官，以及他们任命的政治写作技巧人形成对照。这种分权化的治理过程使政策的结果不再是精英们本来在封闭的，较少风险的背景下所偏爱的事物成为可能。
George Frederickson在书中用古代的雅典作为高公民精神—低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用古罗马作为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用现代美国作为低公民精神—低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用古埃及作为低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
1、古雅典的管理模式。高公民精神体现在雅典人是如此热衷于公民参与，他们不仅设立层级分明的机构以供所有的城邦公民议事之用，还会采取特殊措施防止机构成员成为有经验的专家，官员的任期只有一年，并且不得在同一机构内连任，这些制度设置试图平等地保证每位城邦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活动，实现自我管理的高度与自由。古雅典公共行政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城邦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奴隶从事政府怎么写作，在政府机关内外，奴隶组成了一个永业劳动的大军。虽然在等级体制中，重要的职位还是由常任的、能干的行政官员担任，但古雅典的公共管理者的确没有太高的工作效率。因此，在作者看来，雅典之所以能够实施高公民精神模式是由于其他一些人——奴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为城邦公民每天的高谈阔论提供时间余暇与政治资本，为后人凭吊此时此景的高度虚构浪漫图景。然而美国人要想在几千年前古雅典的高公民精神中有所借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同样需要有一批人付出代价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参与空间时，在公共行政者需要界定诚实，需要设法对付资源短缺这一不可避免的任务面前，都难免搁浅。因此，作者奉劝美国人在还没有理解有关正义和公平精神的情况下，不要奢谈高公民精神。
2、古罗马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是Frederickson眼中代表性公民角色的最佳例证。古罗马的高公民精神与古罗马的法律标准高度契合。罗马人设立特殊的法官——执政官来思考公正和公平的问题，制定出正式的法律，这一法律根据公平交易的要求、常识和人们公认的诚实与公正的最佳商业实践制定而成。这部国际法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因此形成了罗马人关于公民资格的观念。在罗马人看来，公民资格应当建立在主张友好情谊的社群的信念基础上，在此社群中，人们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自私自利，成为团结的源泉。这一信念构成了古罗马公民精神的内核，并形成了罗马人对共和国的笃定。高公民精神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因此国家成为一个道德社群，人民共同拥有政府和法律，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植根于法律对公民资格的理解，古罗马的高公共行政实践便不足为奇。行政权力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拦路劫匪”。到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国家有五个行政部门，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上，均持积极主义和干预主义，甚至在职位、头衔和工资等现代公务员管理的标准化程度方面均已接近于军事组织。对制度和秩序的偏好造就了古罗马在公共行政事务上的高效与高能，但作者同样对美国人借鉴此模式的可信度表示担忧与怀疑，一方面标准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会导致官僚组织的病态，另一方面在Frederickson看来美国人缺乏罗马人富有的公民传统。因此，美国的公共行政要想转变为罗马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模式的话，罗马人崇尚的禁欲主义习俗是作者为美国人开出的一剂药方，它力图使公众从私人的营利之事中挣脱出来，以精神为先导，将视线转移到公共事务中来。3、现代美国的管理模式。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James Madison认为，“美国之所以有异于其他共和政体者，其最可使恃之处，乃在于代议制的原则”，2 “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而不在于古代政治制度中完全排除人民的某些代表”。3而这样的区别其实正好说明合众国的一个极大优越性，因为在Madison眼中，人是自私自利的，美国地广人稀的条件，虽然可使人民免遭小国常有的忧患，“但如被某些私心太重的人勾结起来进行狡诈歪曲所哄骗，却有可能陷于一时难以摆脱的麻烦”。4而正是这种明显地拒绝公民要在政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古老观念，在使公民精神消极怠惰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行政的低效率。在美国公共行政的诞生时期，并未确立英国或欧洲模式中的行政管理阶层或“永久性文官”，权力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外一些群体，成为贵族和政党手中轮流交替的玩具，公民参与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在20世纪初的改革中，政治中立和对职业晋升的追逐备受推崇，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牺牲了公民参与和社会回应。在20世纪末临近的时候，Frederickson悲观地写道，“美国人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十分糟糕的公共怎么写作世界中，因为不仅联邦党人的低公民精神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且联邦党人的反对者的低行政管理的观点也取得了胜利。”5
4、古埃及的管理模式。古埃及的高行政管理同样为作者所称道，它完全不同于古罗马标准化、层级式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它把权威视为一种私人关系。国王、国王的代表及与国王有关的人共同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家庭，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如金字塔的修建、尼罗河的治理，是国王、工程师以及臣民共同参与的。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项目是有权有势的人剥削弱势阶层的象征，而是受雇佣的普通劳动者为自己兴建纪念碑。与其说埃及人缺少公民参与的意识，毋宁认为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热衷与生俱来，竟浑然不觉。作者认为埃及公共行政治理艺术的产生并不完全来自于对行政能力的信奉，它来自教育和继续教育过程中的阅读、思考、倾听、反思。埃及人设立皇家学院来培训公务员，教学的内容并非局限于给学生教授有关政府部门实际工作的知识，而且还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依靠大学对公务员进行培训，是Frederickson希望美国从古埃及的高行政管理模式中得以借鉴的经验之
1、何谓公民精神、行政管理的高与低？作者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明确、详细的解读，虽然在上文的图示中作者对公民精神的高低有过定义，但我们仍需深入探究公民精神的完整内涵，如此才能在与现实的比对中，找回那些曾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价值。对行政管理的高或低，作者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只是在对历史上的国家进行描述时，那些行政层级分明，管理体系标准，提倡积极和干预主义的行政能力，治理手段艺术化的国家在作者眼中明显被划归到高行政管理国家行列，那么拥有这些要素是否意味着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如果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包含这些要素，那么在一个公共事务庞杂、公私利益交错、个人自由盛行的今天，我们还能否秉持同样的标准？为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我们又该如何取舍与创新？
2、作者对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关系的分析只为美国的公共管理者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告诫。但公民精神是人类的遗产，现时代的实践同样需要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在非技术层面上有深邃的理论思考。中国目前正处于哪一种模式？是否有向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的方向发展的远见和精神，是否能够实现物欲社会中的道德团结，是对每一位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的考验。
3、探究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的深层关系。作者在书中只是列举并简要地描述了公民精神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四种关系模式，但为何同是低公民精神在不同国家却有高、低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就需要我们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方面进一步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不仅使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关系的分析仅仅受益于美国，它对每一个拥有不同层次的公民精神以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管理的国家都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从而在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同时，兼顾公民精神的发展，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的模式是Frederickson为我们提供的一份值得追求的美好愿景。
4、对公民精神的提倡并不意味着对官僚的贬抑。虽然立国者之初曾拒绝公民在政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使美国的公民精神受到相当大程度的贬抑，但作者承认：“所有成熟的社会都要有世俗的‘祭司’，他们使得制度方面的智慧得以保存下来。”重要的是，那些身居公职、具有公民精神的代表，真正充当正义和公平的监护人。因此，官僚与公民精神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公共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应具备怎样的责任与信念？它能否促进特定公民精神的形成？因为对这些公共行政价值的探寻将超越任何统治者的暂时的政治利益，最终使每一个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注释：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下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35页。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2页。
[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3页。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2页。
[5][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参考文献：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美〕Richard C.Box.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J].行政理论与实践，2004（4）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摘自：毕业论文小结www.udooo.com
价值的承诺。公民精神的高低应如何定义？提倡公民精神是否意味着对官僚的贬抑？George Frederickson仍留给了我们许多问题以进一步思考。关键词：公共行政效率公民精神制度设计
一、基于制度设计的公共行政效率
Richard Box在《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一文中指出，在美国政府中，优先与效率是一个“默认立场”：很多人相信公共部门正是应当由此而建立、运作。基于精英对公众缺乏治理能力的普遍检测定，“代表优先”作为代议制的典型或默认的模式便拥有操作上的合法性，因为它检测定知识和决策权威合法地属于当选某省代表，而不是属于人民自身。但这种称公众不具备治理能力的“精英评价”在作者看来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因为公民缺乏充分信息和决策渠道，所以他们显得无知、冷漠而且不能作出理性选择。因为他们显得缺乏能力，所以不必努力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决策渠道。这种将公民弱化的倾向显然无视或有意清除公众参与的现状，为权力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作者逆势而行，提出了一种相对于“代表优先”的替代方案，并认为这一方案作为一种政治的进展是可能的：它们介入权力层中以减少特权，而不引发恐慌。作者把这一替代方案概括为“使代表居于同等地位”。即那些“外在于”正式的政府机构，市民团体围绕各类问题或地理区域形成组织。市民团体可能是非正式的，为处理某一特殊问题而创建，或者他们可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并被给予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公共怎么写作预算提出建议之类的职责。市民在这些组织活动中展现的自治能力与那些希望从公共部门的合同或公共怎么写作的私有化中获利的联盟相比迥然不同，它对“公众缺乏治理能力”的陈词滥调进行现实反讽，并在历史溯源中肯定它存在的继承性与合法性。因为市民外在于政府形成组织以解决公共问题的现象虽然可能采取新的形式，但它本身并不是新事物。在美国，它可以被追溯于托克维尔关于19世纪早期美国的著述。在《论美国的》中，托克维尔曾对美国作了这样的描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1因此，在政治的进展中，对这些实践的吸纳在作者看来可以被说成是“同等的代表”，从而与“代表优先”中的立法者、行政长官，以及他们任命的政治写作技巧人形成对照。这种分权化的治理过程使政策的结果不再是精英们本来在封闭的，较少风险的背景下所偏爱的事物成为可能。
二、基于公民精神的公共行政效率
由“代表优先”到分权下的“使代表居于同等地位”无疑使政府的效率和效能得到了改善，特权、腐败现象有所减少，但公共行政也面临着挑战。这就是George Frederickson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指出的，公民虽然继续以其特有的美国方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不大再像从前那样，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怎么写作，而是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利益集团以便对政府施加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对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最佳描述就是“多元主义”，它指公民组成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倾向。从前那种托克维尔笔下的充满活力、自我管理的公民精神几乎已丧失殆尽。因此，不同于Richard Box思考问题的路径，George Frederickson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不再从制度安排层面，即在公共行政中我们如何做事来探讨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而是从我们要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入手，来探讨作为的公共行政应如何信守对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的承诺。George Frederickson在书中用古代的雅典作为高公民精神—低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用古罗马作为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用现代美国作为低公民精神—低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用古埃及作为低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模式的例证。
1、古雅典的管理模式。高公民精神体现在雅典人是如此热衷于公民参与，他们不仅设立层级分明的机构以供所有的城邦公民议事之用，还会采取特殊措施防止机构成员成为有经验的专家，官员的任期只有一年，并且不得在同一机构内连任，这些制度设置试图平等地保证每位城邦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活动，实现自我管理的高度与自由。古雅典公共行政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城邦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奴隶从事政府怎么写作，在政府机关内外，奴隶组成了一个永业劳动的大军。虽然在等级体制中，重要的职位还是由常任的、能干的行政官员担任，但古雅典的公共管理者的确没有太高的工作效率。因此，在作者看来，雅典之所以能够实施高公民精神模式是由于其他一些人——奴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为城邦公民每天的高谈阔论提供时间余暇与政治资本，为后人凭吊此时此景的高度虚构浪漫图景。然而美国人要想在几千年前古雅典的高公民精神中有所借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同样需要有一批人付出代价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参与空间时，在公共行政者需要界定诚实，需要设法对付资源短缺这一不可避免的任务面前，都难免搁浅。因此，作者奉劝美国人在还没有理解有关正义和公平精神的情况下，不要奢谈高公民精神。
2、古罗马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是Frederickson眼中代表性公民角色的最佳例证。古罗马的高公民精神与古罗马的法律标准高度契合。罗马人设立特殊的法官——执政官来思考公正和公平的问题，制定出正式的法律，这一法律根据公平交易的要求、常识和人们公认的诚实与公正的最佳商业实践制定而成。这部国际法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因此形成了罗马人关于公民资格的观念。在罗马人看来，公民资格应当建立在主张友好情谊的社群的信念基础上，在此社群中，人们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自私自利，成为团结的源泉。这一信念构成了古罗马公民精神的内核，并形成了罗马人对共和国的笃定。高公民精神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因此国家成为一个道德社群，人民共同拥有政府和法律，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植根于法律对公民资格的理解，古罗马的高公共行政实践便不足为奇。行政权力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拦路劫匪”。到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国家有五个行政部门，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上，均持积极主义和干预主义，甚至在职位、头衔和工资等现代公务员管理的标准化程度方面均已接近于军事组织。对制度和秩序的偏好造就了古罗马在公共行政事务上的高效与高能，但作者同样对美国人借鉴此模式的可信度表示担忧与怀疑，一方面标准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会导致官僚组织的病态，另一方面在Frederickson看来美国人缺乏罗马人富有的公民传统。因此，美国的公共行政要想转变为罗马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模式的话，罗马人崇尚的禁欲主义习俗是作者为美国人开出的一剂药方，它力图使公众从私人的营利之事中挣脱出来，以精神为先导，将视线转移到公共事务中来。3、现代美国的管理模式。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James Madison认为，“美国之所以有异于其他共和政体者，其最可使恃之处，乃在于代议制的原则”，2 “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而不在于古代政治制度中完全排除人民的某些代表”。3而这样的区别其实正好说明合众国的一个极大优越性，因为在Madison眼中，人是自私自利的，美国地广人稀的条件，虽然可使人民免遭小国常有的忧患，“但如被某些私心太重的人勾结起来进行狡诈歪曲所哄骗，却有可能陷于一时难以摆脱的麻烦”。4而正是这种明显地拒绝公民要在政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古老观念，在使公民精神消极怠惰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行政的低效率。在美国公共行政的诞生时期，并未确立英国或欧洲模式中的行政管理阶层或“永久性文官”，权力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外一些群体，成为贵族和政党手中轮流交替的玩具，公民参与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在20世纪初的改革中，政治中立和对职业晋升的追逐备受推崇，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牺牲了公民参与和社会回应。在20世纪末临近的时候，Frederickson悲观地写道，“美国人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十分糟糕的公共怎么写作世界中，因为不仅联邦党人的低公民精神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且联邦党人的反对者的低行政管理的观点也取得了胜利。”5
4、古埃及的管理模式。古埃及的高行政管理同样为作者所称道，它完全不同于古罗马标准化、层级式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它把权威视为一种私人关系。国王、国王的代表及与国王有关的人共同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家庭，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如金字塔的修建、尼罗河的治理，是国王、工程师以及臣民共同参与的。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项目是有权有势的人剥削弱势阶层的象征，而是受雇佣的普通劳动者为自己兴建纪念碑。与其说埃及人缺少公民参与的意识，毋宁认为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热衷与生俱来，竟浑然不觉。作者认为埃及公共行政治理艺术的产生并不完全来自于对行政能力的信奉，它来自教育和继续教育过程中的阅读、思考、倾听、反思。埃及人设立皇家学院来培训公务员，教学的内容并非局限于给学生教授有关政府部门实际工作的知识，而且还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依靠大学对公务员进行培训，是Frederickson希望美国从古埃及的高行政管理模式中得以借鉴的经验之
一、因为“大学为确保职业人士支持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至少人们希望如此”。
Frederickson相信正义和公正的信条是我们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社群的世俗化和割裂，“独自打保龄球”现象的涌现，以及公共行政改革后公民精神的丧失使得人们现在不珍惜这些观念，从而使个体困惑孤独，使人们很难团结在现代共和国的周围，更遑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三、结论：一些反思与思考
Richard Box在《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一文，其中从“代表优先”到“使代表居于同等地位”的替代选择从制度安排上论证了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的合理性，为我们如何在公共行政中做事提供了一条新的选择路径。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卷入，使人们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不再只注重效率和经济等管理层面的价值，还强调公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要求www.udooo.com
民精神、公正、正义等的价值，Frederickson正是放弃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考量公共行政的效率，转而从“公民精神”的角度进行切入，探究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那些古代国家的公民精神中曾或隐或现表现出来的平等、正义、积极参与的热情正是作者提醒当今美国人应该继承并信守的价值承诺，它与传统的制度设计一样，同样对公共行政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并填补道德上的合法性。但Richard Box只用了《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的一个章节论述了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篇幅的局限使很多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1、何谓公民精神、行政管理的高与低？作者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明确、详细的解读，虽然在上文的图示中作者对公民精神的高低有过定义，但我们仍需深入探究公民精神的完整内涵，如此才能在与现实的比对中，找回那些曾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价值。对行政管理的高或低，作者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只是在对历史上的国家进行描述时，那些行政层级分明，管理体系标准，提倡积极和干预主义的行政能力，治理手段艺术化的国家在作者眼中明显被划归到高行政管理国家行列，那么拥有这些要素是否意味着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如果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包含这些要素，那么在一个公共事务庞杂、公私利益交错、个人自由盛行的今天，我们还能否秉持同样的标准？为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我们又该如何取舍与创新？
2、作者对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关系的分析只为美国的公共管理者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告诫。但公民精神是人类的遗产，现时代的实践同样需要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在非技术层面上有深邃的理论思考。中国目前正处于哪一种模式？是否有向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的方向发展的远见和精神，是否能够实现物欲社会中的道德团结，是对每一位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的考验。
3、探究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的深层关系。作者在书中只是列举并简要地描述了公民精神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四种关系模式，但为何同是低公民精神在不同国家却有高、低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就需要我们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方面进一步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不仅使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之间关系的分析仅仅受益于美国，它对每一个拥有不同层次的公民精神以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管理的国家都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从而在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同时，兼顾公民精神的发展，高公民精神—高行政管理的模式是Frederickson为我们提供的一份值得追求的美好愿景。
4、对公民精神的提倡并不意味着对官僚的贬抑。虽然立国者之初曾拒绝公民在政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使美国的公民精神受到相当大程度的贬抑，但作者承认：“所有成熟的社会都要有世俗的‘祭司’，他们使得制度方面的智慧得以保存下来。”重要的是，那些身居公职、具有公民精神的代表，真正充当正义和公平的监护人。因此，官僚与公民精神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公共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应具备怎样的责任与信念？它能否促进特定公民精神的形成？因为对这些公共行政价值的探寻将超越任何统治者的暂时的政治利益，最终使每一个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注释：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下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35页。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2页。
[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3页。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2页。
[5][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参考文献：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美〕Richard C.Box.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J].行政理论与实践，2004（4）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