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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本刊总第463期2012年第26期文章）
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西方阵营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双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对峙关系是因为他们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东方阵营是被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军费拖垮的，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己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中走了出来，主动出击，改革开放，积极向西方阵营学习引发的，是中国人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东方阵营震垮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双方的优势于一身，兼顾“系统管理”与“自由”，东风西韵，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的中坚势力。而西方阵营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起来，顽固地坚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坚持冷战思维。“北约组织”大肆扩张，“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自由”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了临终膨胀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并不是传承衔接关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关系。第三次浪潮同时承接前两次浪潮双方的优点、屏弃双方的缺点，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还是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全方位向对方学习，谁就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那些思想意识保守僵化，总是指责对方的政治家自然会屡屡受挫，如果他们再刚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从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就系统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在当时才刚刚出现，还没有开始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导世界发展的这一个多世纪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的理性缺陷也被相应放大，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就谈到：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体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西方政党制衡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工业革命从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业，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膨胀起来了，私有制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胀的私有经济和极端的私有制观念，需要运用强大的政党制衡的力量来钳制膨胀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来讲，企业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社会单位，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随着企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公共意识逐渐超越膨胀的私有制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就越强烈；膨胀的，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越来越减弱，政党制衡力量的正面效应就越来越小，而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目前，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淡化和放弃政党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影响俯拾即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巨额的竞选经费给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治献金又为资本操控政治铺平了道路；更为荒唐是军工产业竟然能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这和制毒贩毒一样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依靠制毒贩毒富强起来；依靠军工产业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冷战结束是东方阵营被巨额军费压垮的，那么现在巨额军费也同样将成为结束西方阵营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到了21世纪的中后期军火工业会象现在的制毒贩毒一样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约。
对恐怖活动的过度反应也是西方政治走向临终膨胀期的一种表现。站在一个负责任的主导世界潮流的大国立场上，恐怖活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治安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思想意识、行政法制到经济手段，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后手万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以暴制暴只能事与愿违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然而，当代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这么干了，难道他们都是低能儿，非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让他们头脑膨胀丧失正常理智的，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很难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看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反恐怖行动上升为“反恐怖战争”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僵化，没有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看似从本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到头来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伤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导致他们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战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冷战思维惯性在作怪。其二，在政党制衡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摆脱不了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操控，尤其是在一个军工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因素影响下，一些政治家出现弱智行为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胀，处在浪头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头脑膨胀。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明显受挫，膨胀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是它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存在着一个运动惯性和相应的运动轨迹。不是几个精英人物看出问题、想出办法就很快可以转化过来的。
B.静观西方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
东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亚洲和东欧。它不是一个有形的社会集团和区域结盟，却有着一种无形的集约力量；它以综合思维、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集权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就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原来依靠专制暴力维持的的集权已经腐朽了；而获得系统理论和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化的集权制已经逐渐放弃暴力走向公开、透明、和开放成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形式。中国人正在打造着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主导着东方文化势力走向复苏和崛起。简而言之，没有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集权是没落腐朽的政治形式；受到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集权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政治形式，是一种跨越西方政党制衡政治的政治形式。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性，曾经在20世纪主导整个东方阵营，因而它在政治形式上更倾向于东方。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曾经让俄罗斯一度走向全番西化，正是东方文化的约束力让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迅速回归，成为东方文化势力的重要力量。我们还看到：从叶利钦、普京到现在的梅德韦杰夫他们在担任国家总统期间都脱离任何政党，这正是东方文化正统思想的体现。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式是东、西方的杂和体，其内部存在着很深的文化冲突，这势必会导致它在发展的道路上左右摇摆而影响速度。它不象中国的政治形式，上下一致、内外同一完全按照着东方文化势力发展规律在稳步前进。
印度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具有较重的宗教政治色彩，近代还有被西方文化强化训导的历史。所以印度的政治形式不是从它自身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具有东西杂合，上下脱节的基本特征。俄罗斯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和是基于它自身文化的双重性，而印度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合有一点移花接木的味道，直接导致社会上层政治形式和基础文化之间的脱节。受宗教、民族问题和政党制衡政治的拖累，印度未来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向中国学习”可能会成为印度人的世纪课题。历史和文化把中印两国紧密联系起来形成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任何外来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都不会对此形成太大的冲击。
从中、俄、印三国文化基础与政治形式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基础对政治形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二次浪潮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东亚诸国就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建起了不尽相同的政治形式。
日本人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处在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与第二次浪潮策源地英国的政治形式相雷同，都处在发展成熟的封建制历史阶段。正如前文所述，封建制发育不全和走向集权以后都不太适合资本主义的生长。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日本人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让它成为东方世界中唯一一个主导二次浪潮的国家。
日本毗邻中国有着深厚的华夏文化基础，因此日本人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形式与西方欧美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也属于政党制衡体制却长时期的独大，事实上的独治；同样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国家却牢牢掌控着资本，资本依附于政治。东方文化对日本人的政治形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西风东化，珠联璧合，这也是日本人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日本人同样也会遇到诸多难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形式是在低层次上的东西合壁，现在东、西方的政治形式都需要升级，中国人运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改造升级自己的集权制已经大见成效；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政治的升级换代问题；日本人自然不会抱残守缺，也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东方文化势力正在迅速崛起，日本人也将回归其间自寻其位，说明白一点就是：日中关系要逐步超越日美关系。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的道理：文化的不同类型和发展层次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政治命运。虽然第二次浪潮让全世界的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每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都脱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基础。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上述几个国家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他亚洲国家可以依此推演不再多叙。
西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它的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以分析思维、矛盾制衡、突出个性为主导思想，以政党制衡为基本的政治理念，西欧、美国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单纯从思维角度来讲，西方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主要表现在西方人对随机现象背后，物质的不确定运动认识不足。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是《易经》建立起来的系统思维模式。《易经》本身就是一本占卜专著，它透过占卜对随机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然后才建立起一个阴阳矛盾系统的演化、变
然而，西方文化毕竟主导着人类社会强劲发展了三、四百年，现在也仍然还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衰落，而是两种文化要齐头并进，逐渐融和。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强有力的推动下，西方文化正在强势中蜕变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此也仅仅是起到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世界局势也正是在这样发展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欧盟的发展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加快了欧美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欧盟将按照新的政治理念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集中控制，地方自由的政治形式。为世界各地的区域联盟作出表率，引导着全世界的中小国家走向和谐发展的未来。欧盟仍然不失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主导者。
中国是东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欧盟是西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构成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轴线，世界各国政治路线、外交方针的制定都要参照这一基本轴线，才不会偏离大方向。也就是说：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和，大冲突的基本框架中，中国和欧盟的发展方向分别代表了两大文化势力的基本动向；中、欧关系代表着两大文化势力的平衡关系；其它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和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的不同而各居其相应的位置，大家只要把握好中、欧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就不至于被边缘化。
目前的美国仍然比较强大，中美关系、俄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有时候也显的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中欧关系来讲就显的有一些肤浅了，因为中欧轴线是从历史文化层次表达出全世界的基本动向。
D.21世纪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受宗教问题影响全球国际关系变的更为复杂。在全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宗教问题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系统地认识一下宗教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走过来的，大致上分为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两个发展阶段。自发宗教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是最初的宗教形态。它崇拜自然，把日、月、山、河、风、雪、雷、雨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为与人一样具有思维意识。由于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世界各地的自发宗教都比较接近。现在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为宗教，都是从自发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宗教形态。由于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影响，特别是创始人的思想意识作用，人为宗教可谓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不管是自发宗教还是人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类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不但没有消灭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科学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学思维是理性的，但是它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为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人是从自发宗教中直接走向理性思考的，从《易经》到诸子百家一个相对成熟的宇宙观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维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人为宗教是不可能滋生出
西方文化是依靠科学的力量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为宗教才能在自发宗教的基础上滋生出来。人为宗教让人们的理性思维进入一种涡旋状态。正是这种思维涡流积极有效地维持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和稳定，在阶级社会中，对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它巨大的社会效能。也正是由于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西方人获得了进军科学的历史机遇，因为早期的科学研究（包括现代的大多数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对混沌世界和不确定现象有深入认识的。科学偏爱思维上稍有残缺的西方人，中国人繁杂、早熟的思维模式反而成了走进科学的巨大障碍。也正是现代科学在理性思维上的这种先天缺陷为‘人为宗教’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相同的思维缺陷，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给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双方既势不两立，又互为补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科学思想主导下的宗教和科学的对立统一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西方社会是依靠科学和宗教两条腿支撑着稳步发展的，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出现政党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这一句话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什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就是因为科学存在着一定的理性思维缺陷需要宗教予以支撑；为什么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就是因为科学是理性的，是实实在在而不可否定的，宗教对于科学只能辅助补缺，不能有太大的偏离和抵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我想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可能还不太了解中国哲学，否则他一定会再加上一句话：宗教和哲学都应该参照一下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洞察力是其他任何人不可企及的。
科学存在着巨大的思维缺陷，真正的科学家是从来不避讳这一点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到晚年也特别注重对气功、中医的研究，非常看重中国古人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中国古人就是凭借着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从自然宗教中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起了中医、针灸、气功等古老的学科，建立起了以《易经》为核心的理性思维模式。中国人认为：任何物质都是‘形’与‘气’的统一体，一般物质是‘形’控制‘气’，有生命的物质是‘气’控制‘形’。气就是意识，气就是灵魂，气就是神。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现代科学仍然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这就是说任何物体都是有意识的，人体超自然能力就是‘气’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异功能。由此看来，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完全脱离自发宗教。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直接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并与之浑然一体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以自发宗教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与基础文化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主流文化和基础文化之间出现对立统
在占卜和鬼神的背后，在中医和气功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神秘物质它既是物质又是信息，还是意识。这种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确定的和有限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对此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还是一种模糊的、宏观上的把握。虽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却可以灵活掌握其运动规律为社会生产所用，中国人由此对客观世界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几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与占卜、鬼神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不
孔老夫子一再告戒我们：要远离“鬼神”！我在此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有触犯古训之嫌，也实属无奈。因为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分析思维转向综合思维，科学需要在宇宙观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国古人那里借取一粒火种，来点燃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其用心良苦又有几人知晓？但愿大家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善而待之，科学的未来或许就在其间。
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西方文化是第二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两种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的；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医就相当于现代西医等自然科学思想；儒家思想就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现在一些学者把儒学纳入人为宗教的范畴确实是非常幼稚和荒诞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再偏执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了，历史会耻笑我们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影响归影响，渗透归渗透，东西方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运行轨道前进，从来没有因为对方的影响和渗透而发生改变，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也仍然如此。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主要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作用。
最初，中国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也曾经向西方扩散和传播。《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在中国可以抑制人为宗教的产生，到西方却没能阻止西方宗教的发展，相反的是西方宗教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还不足以阻止人为宗教的发展。中国文化直接促进的是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西方科学思想同属社会理性发展范畴，而西方的人为宗教和中国的自发宗教则属于相同性质。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能够迅速扩散开来，是因为人为宗教在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上都优于自发宗教。它来到中国只能充实自发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因为中国的主流社会是理性的。其实，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仅仅作为基础文化而广泛存在。单就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是逐渐在向中国看齐，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让鬼神远离政治了。科学思想传入中国，可以促使中国在政治上走向、公开、透明，但是它却动摇不了中国人的集权政治。西方文化是人为宗教和科学思想的对立统一；中国文化是自发宗教和《易经》文化的浑然一体。进入21世纪，双方相互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人为宗教与自发宗教相互影响在社会基层广泛深入发展；科学思想与〈易经〉文化相互影响：自然科学方
21世纪是系统科学的时代，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转向系统思维，开始对混沌世界的不确定现象有所认识，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在科学真正揭开生命与神灵的奥秘之前，理性思维仍然还不能独自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社会；宗教必然会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基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只能处在逐渐融和的过程之中。
进入21世纪，宗教一方面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广泛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越来越远离政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保持宗教政治的国家。比如象非洲一些国家仍然处在自发宗教状态；中东一些国家仍然处在人为宗教状态。对待这样的宗教国家，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可以直接削弱宗教观念，东方的儒家思想可以淡化宗教观念，它们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但是外在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催化促进作用，最关键的是要靠他们自己，不能拔苗助长搞殖民文化。目前世界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建立地区联盟，让政治平台上升一个台阶，从而拉开政治与宗教的距离。西方国家从政党制衡政治中走出来依靠的是建立欧洲联盟；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同样也需要建立地区联盟。发展地区联盟并逐渐扩大联盟组织的政治权力，通过削弱盟国主权来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剥离是21世纪世界政治形式发展的一大基本趋势。
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世界各地大小角落无不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即使是在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国家也不例外。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对立冲突，在西方国家二者相互磨合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糅合体。当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糅合体进入到这些宗教国家的时候，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加上科学对宗教的巨大冲击力就一块表现出来，形成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人类社会要发展，这样的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冲突最基本的办法是等待和安抚。因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出现生存危机的本土宗教需要安抚。采用打击、压制、战争等激化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和宗教国家人民的智慧。最终，宗教国家的人民会乘借着第三次浪潮的强劲东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姿态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
由此可见，美国和西欧在对待宗教国家的问题上，很多作法是不太妥当的。然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仍然在他们的手中，其他人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表现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随着东方世界的崛起，社会主导权逐渐东移，人类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定。
E.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主权问题
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主权；各个国家的主权也象是堤坝上的桩柱，联合抵御着全球一体化浪潮。人类社会在这两大势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前进着，这就是今日世界之大势。2008年7月22日《参考消息·名家专论》刊载了日本学者中西辉政的文章。该文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是一味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我认真阅读该文之后认为：中西辉政先生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但是在最基本的历史观上却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近两年来，世界各地贸易政策普遍趋向保守，经济壁垒正在悄然兴起。但是这仅仅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在与国家主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低潮。没有必要惊呼：狼来了！几年之后我们或许会迎来更为高涨的一体化浪潮。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现代西方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十九世纪的大英日不落帝国，应该说：全球一体化是地球人永恒不懈的追求。不同的是现代人已经放弃了使用武力走向统一的道路，开始以和平的方式走向一体化。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欧盟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历史证明和平统一才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以一种热切期盼的目光、高度关注欧盟国家正在进行的和平统一路线图。它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改革和联合国改革的参照模式。
以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象其它很多客观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象中西辉政先生所讲的那样，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的确与一味推动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番否定全球一体化浪潮。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主权基金和大国主权在遏制金融危机，减轻社会危害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断言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恰恰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混乱正是由于更高层次的主权控制功能缺失造成的。说明世界已经开始了主权控制平台向上提升的运动。国家主权之上产生区域联盟主权；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之上催生出全球一体化的联合国主权，经济一体化正在促进主权一体化。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的主权控制体系正在形成。识时务者为俊杰，全球范围内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都在积极地促进区域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加强区域联盟的主权建设。同时他们还将积极地促进联合国的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主权建设，加强联合国对跨国金融财团的监管力度，下一步甚至还会出现联合国向跨国公司直接征收税金的可能性。总之，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去迎接历史发展的考验，任何悲观失望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权控制体系将是一个多层次的框架结构。首先是全球性的主权控制平台的建立问题。目前，联合国已经具备了某些主权特征，比如：它已经有军队、法庭和监狱，虽然其权威仍然非常有限，在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因为经济一体化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不是哪个、哪几个国家主权能够控制得了的，建立全球性主权控制平台势在必行。困难的是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把多大的主权上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权力过大也并非全是好事，能适度控制经济一体化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即可。
区域联盟的主权控制平台正在建设之中。欧盟、非盟、阿盟、东亚联盟、南亚联盟、南美联盟、北美联盟等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中西辉政先生谈到的“大国竞争”正在加快区域联盟的建设。大国竞争越是激烈，中小国家把主权上移到区域联盟的速度就越快，一个由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共同主导的联合国逐渐形成。联合国的组织改革就是要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所以，突出区域联盟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地位将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何谓“大国”？如何把区域联盟和大国放到同一个政治平台上？唯一的方法是给联合国的席位表决权附加人口、经济和国土面积等参数。比如我们可以从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土面积三个方面考量一个国家或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的资格，这样只有极少数大国可以直接进入安理会，而大多数中小国家就必须组织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联盟才能参与安理会的工作。一旦联合国的改革向这样一个方向迈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联盟的迅速发展。
受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增强联合国主权控制的呼声不断提高，大家都热切期盼着联合国有一个全面改革。但是，几年来经多方努力联合国改革深陷僵局，毫无进展。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时机不到，区域联盟发展不成熟，政治家们还没有看到区域联盟进驻安理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要太在意一些国家拿出来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站在老的思想观念上，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来的。“大国竞争”促使区域联盟日渐成熟，其政治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联合国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必然推
中小国家主权上移的大趋势就决定了中国人台海两岸最终必然走向统一；主权和平集中的历史性转折也决定了台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必然是和平协商；欧盟、非盟等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也必然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管什么人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多么美好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思想上，西方人已经开始了系统科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兼容性提升，正在放弃“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式的简单思维；在政治上，西方人正在建设能够兼容政党制衡政治的控制平台[这种兼容性的提升都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对牛顿三定律的兼容性否定衍生出来的]；在经济上，东方国家的崛起并不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衰落，西方国家掌握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就更多地掌握着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权。当然，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人失去往日那种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西方人仍然在引导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第三次浪潮。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是那么一帆风顺。系统思想与唯物主义之间一直不能够顺利衔接起来，因为在宇宙观这样深层次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欧盟组织这个控制平台的建设也不顺利，2008年6月12日，爱尔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里斯本条约》，这是政治拒绝被集权政治兼容的一次交锋，尽管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多次发生，但是欧洲走向集权控制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一体化的欧洲代表了全体欧洲人的利益，也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什么样的力量能促进这样的问题顺利解决呢？我们还要把眼光转向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一个方面军。与欧盟的组织建设相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熟的集权政治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推进地方和基层的政治建设。中国和欧盟正在从两个不同方向共同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集权控制与地方自由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中国人对此或许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欧盟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受一些挫折，交纳一点学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次浪潮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让中国人的集权政治焕发出新的青春；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政府向世界显示出集中控制的巨大优势。不管人们认识与否，中国人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积极推动全球区域联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区域联盟是正在形成的集中控制平台。
从第二次浪潮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国就象是从冬天来到春天，处处春光明媚，生机昂然。其发展机遇就如同阳光普照一样是不能简单地用大小、多少来形容的，如果一定要问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什么？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回归主导地位，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人曾经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抬脚动手便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合工业革命时代的需要。进入第三次浪潮，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了，我们看到西方人近些年在国际事务中屡屡受挫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西方人已经建立起系统科学理论，并且开始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受思维习惯的影响，他们仍然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坚守着分析思维的宇宙观，拒绝系统科学思想的宇宙观，致使当代科学思想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是西方人进一步思考，真正按照系统思想的宇宙观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中国人按照《易经》文化的宇宙观，对当代社会散乱的主流思想进行兼容性提升呢？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后者，因为，西方人能走到系统科学思想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向下深入恐怕会很困难。中国人不仅有《易经》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中医、气功这样古老的基础学科，深入研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社会主导思想不明确，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充其量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西方人再发动几场“伊拉克战争”，社会
要探讨中医经络、针灸、气功的实质，就如同在揭示宗教和神灵的奥秘，不可轻言立志，敬而远之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知识盲区，人类智慧不可轻易涉足，一旦陷入其中往往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社会在前进，科学要发展。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出现，科学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一知识盲区。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是思维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中国哲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思想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在系统科学内部各种理论观点犹如一盘散沙，需要有一种哲学思想来统领。
从建立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到引领科学研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任务，中国人是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然承担者，这也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近几十年来，为了探索人体经络、气功的实质，中国的科学家真没少下工夫，也没有少浪费国家的科研经费，就是不见有突破性的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宇宙观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分析思维的科学方法去解决综合思维的科学问题就犹如缘木求鱼，一百年也不会有收获。然而他们锲而不舍，勇于献身的科学精神，让我为之感动。我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坐下来，把第一次浪潮的《易经》科学、第二次浪潮的经典科学和第三次浪潮的系统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理顺一下，用《易经》科学的宇宙观统领经典科学和系统科学，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综合思维思想体系，科学研究工作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不否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在按照分析思维的思想方法展开工作，而且科研成果也是在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在分析思维的引导下已经严重受挫，停滞不前，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笔者从2004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面撰写《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一书，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想帮助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调整一下思维方式，让基础科学研究走出分析思维形成的思想误区，但愿能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毋庸置疑，我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科学思想和人体科学思想的影响。我也希望有一部分科学家能沿着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科学之路，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未完，待续，见2012年第33期《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第十一章（揭密“生命之灵”））
6.进行中的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
A.深入认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西方阵营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双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对峙关系是因为他们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东方阵营是被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军费拖垮的，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己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中走了出来，主动出击，改革开放，积极向西方阵营学习引发的，是中国人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东方阵营震垮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双方的优势于一身，兼顾“系统管理”与“自由”，东风西韵，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的中坚势力。而西方阵营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起来，顽固地坚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坚持冷战思维。“北约组织”大肆扩张，“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自由”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了临终膨胀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并不是传承衔接关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关系。第三次浪潮同时承接前两次浪潮双方的优点、屏弃双方的缺点，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还是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全方位向对方学习，谁就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那些思想意识保守僵化，总是指责对方的政治家自然会屡屡受挫，如果他们再刚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从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就系统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在当时才刚刚出现，还没有开始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导世界发展的这一个多世纪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的理性缺陷也被相应放大，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就谈到：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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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讲的就是‘电视帝国’让资本更容易操纵政治，强化并放大了政治原本就存在的这一非理性缺陷。现在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经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正象我在《全球政治体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西方政党制衡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工业革命从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业，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膨胀起来了，私有制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胀的私有经济和极端的私有制观念，需要运用强大的政党制衡的力量来钳制膨胀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来讲，企业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社会单位，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随着企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公共意识逐渐超越膨胀的私有制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就越强烈；膨胀的，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越来越减弱，政党制衡力量的正面效应就越来越小，而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目前，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淡化和放弃政党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影响俯拾即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巨额的竞选经费给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治献金又为资本操控政治铺平了道路；更为荒唐是军工产业竟然能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这和制毒贩毒一样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依靠制毒贩毒富强起来；依靠军工产业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冷战结束是东方阵营被巨额军费压垮的，那么现在巨额军费也同样将成为结束西方阵营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到了21世纪的中后期军火工业会象现在的制毒贩毒一样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约。
对恐怖活动的过度反应也是西方政治走向临终膨胀期的一种表现。站在一个负责任的主导世界潮流的大国立场上，恐怖活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治安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思想意识、行政法制到经济手段，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后手万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以暴制暴只能事与愿违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然而，当代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这么干了，难道他们都是低能儿，非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让他们头脑膨胀丧失正常理智的，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很难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看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反恐怖行动上升为“反恐怖战争”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僵化，没有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看似从本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到头来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伤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导致他们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战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冷战思维惯性在作怪。其二，在政党制衡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摆脱不了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操控，尤其是在一个军工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因素影响下，一些政治家出现弱智行为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胀，处在浪头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头脑膨胀。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明显受挫，膨胀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是它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存在着一个运动惯性和相应的运动轨迹。不是几个精英人物看出问题、想出办法就很快可以转化过来的。
B.静观西方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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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主导东方阵营的苏联，经济衰落、政治解体，但是东方阵营的瓦解不等于东方文化势力的消失，作为东方文化中坚势力的中国迅速崛起上升为东方势力的主导力量；同样，主导西方阵营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经过短暂的膨胀也迅速衰落，而作为西方文化中坚势力的欧盟则迅速发展上升为西方势力的主导力量。东、西方阵营在相继将帅易位后，又相继走向瓦解。有形的东、西方阵营不见了，无形的文化对抗彰显出它巨大的社会力量。东西双方阵营的瓦解分化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就是今日世界之最基本动态。东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亚洲和东欧。它不是一个有形的社会集团和区域结盟，却有着一种无形的集约力量；它以综合思维、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集权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就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原来依靠专制暴力维持的的集权已经腐朽了；而获得系统理论和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化的集权制已经逐渐放弃暴力走向公开、透明、和开放成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形式。中国人正在打造着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主导着东方文化势力走向复苏和崛起。简而言之，没有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集权是没落腐朽的政治形式；受到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集权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政治形式，是一种跨越西方政党制衡政治的政治形式。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性，曾经在20世纪主导整个东方阵营，因而它在政治形式上更倾向于东方。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曾经让俄罗斯一度走向全番西化，正是东方文化的约束力让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迅速回归，成为东方文化势力的重要力量。我们还看到：从叶利钦、普京到现在的梅德韦杰夫他们在担任国家总统期间都脱离任何政党，这正是东方文化正统思想的体现。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式是东、西方的杂和体，其内部存在着很深的文化冲突，这势必会导致它在发展的道路上左右摇摆而影响速度。它不象中国的政治形式，上下一致、内外同一完全按照着东方文化势力发展规律在稳步前进。
印度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具有较重的宗教政治色彩，近代还有被西方文化强化训导的历史。所以印度的政治形式不是从它自身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具有东西杂合，上下脱节的基本特征。俄罗斯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和是基于它自身文化的双重性，而印度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合有一点移花接木的味道，直接导致社会上层政治形式和基础文化之间的脱节。受宗教、民族问题和政党制衡政治的拖累，印度未来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向中国学习”可能会成为印度人的世纪课题。历史和文化把中印两国紧密联系起来形成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任何外来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都不会对此形成太大的冲击。
从中、俄、印三国文化基础与政治形式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基础对政治形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二次浪潮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东亚诸国就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建起了不尽相同的政治形式。
日本人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处在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与第二次浪潮策源地英国的政治形式相雷同，都处在发展成熟的封建制历史阶段。正如前文所述，封建制发育不全和走向集权以后都不太适合资本主义的生长。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日本人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让它成为东方世界中唯一一个主导二次浪潮的国家。
日本毗邻中国有着深厚的华夏文化基础，因此日本人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形式与西方欧美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也属于政党制衡体制却长时期的独大，事实上的独治；同样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国家却牢牢掌控着资本，资本依附于政治。东方文化对日本人的政治形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西风东化，珠联璧合，这也是日本人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日本人同样也会遇到诸多难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形式是在低层次上的东西合壁，现在东、西方的政治形式都需要升级，中国人运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改造升级自己的集权制已经大见成效；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政治的升级换代问题；日本人自然不会抱残守缺，也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东方文化势力正在迅速崛起，日本人也将回归其间自寻其位，说明白一点就是：日中关系要逐步超越日美关系。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的道理：文化的不同类型和发展层次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政治命运。虽然第二次浪潮让全世界的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每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都脱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基础。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上述几个国家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他亚洲国家可以依此推演不再多叙。
西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它的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以分析思维、矛盾制衡、突出个性为主导思想，以政党制衡为基本的政治理念，西欧、美国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单纯从思维角度来讲，西方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主要表现在西方人对随机现象背后，物质的不确定运动认识不足。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是《易经》建立起来的系统思维模式。《易经》本身就是一本占卜专著，它透过占卜对随机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然后才建立起一个阴阳矛盾系统的演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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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模式；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首先建立起一个混沌的、模糊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展开辩证法的论述；这些都是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然而正是西方人这种具有先天缺陷的思维方式却成为人类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利器，这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科学的发展还没有深入到物质的不确定运动层次的时候，发育过于成熟的中国式思维反而成为一种禁锢人们思想、束缚人们手脚的落后思想。当科学研究深入到物质的不确定运动层次，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首先登台亮相，随之出现混沌学、模糊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系统科学思想。科学的发展引发思维模式的发展，西方人正在分析思维之上发展综合思维、在辨证思维之上建立系统思维，让自己的思维走向成熟；中国人也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充实自己的思维模式，让传统的思维模式焕发出它新的活力；一种集分析、综合共同优势的思维方式，以系统的辨证为特征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建立起来。西方人的思维缺陷曾经让他们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出尽风头，不可一世。然而信息革命掀起的全球一体化浪潮是不容忍这种思维缺陷的。西方社会个体利益高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全球利益的思想观念，现在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麻烦；历史正在宏扬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个体利益服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全球利益。目前，东、西方之间的种种摩擦都源自于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同。西方基本观念在“人权”问题上的表达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伸张个性，向往自由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基本属性，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西方人突出个性的思想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问题的根本症结出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上，西方人分析思维的局限性让他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层层设防，处处树敌，不仅是直接发动局部战争，而且还在许多国家内部跳起内战，结果是把整个世界搅和的不得安宁。他们缺乏综合思维、系统分析的习惯，不能象中国人那样能站在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处处与人为善，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度。由此可见，西方社会的基本观念在基层社会仍然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而在高层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放弃的时候了。这就是近几年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常常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根本原因。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然而，西方文化毕竟主导着人类社会强劲发展了三、四百年，现在也仍然还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衰落，而是两种文化要齐头并进，逐渐融和。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强有力的推动下，西方文化正在强势中蜕变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此也仅仅是起到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世界局势也正是在这样发展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欧盟的发展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加快了欧美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欧盟将按照新的政治理念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集中控制，地方自由的政治形式。为世界各地的区域联盟作出表率，引导着全世界的中小国家走向和谐发展的未来。欧盟仍然不失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主导者。
中国是东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欧盟是西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构成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轴线，世界各国政治路线、外交方针的制定都要参照这一基本轴线，才不会偏离大方向。也就是说：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和，大冲突的基本框架中，中国和欧盟的发展方向分别代表了两大文化势力的基本动向；中、欧关系代表着两大文化势力的平衡关系；其它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和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的不同而各居其相应的位置，大家只要把握好中、欧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就不至于被边缘化。
目前的美国仍然比较强大，中美关系、俄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有时候也显的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中欧关系来讲就显的有一些肤浅了，因为中欧轴线是从历史文化层次表达出全世界的基本动向。
D.21世纪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受宗教问题影响全球国际关系变的更为复杂。在全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宗教问题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系统地认识一下宗教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走过来的，大致上分为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两个发展阶段。自发宗教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是最初的宗教形态。它崇拜自然，把日、月、山、河、风、雪、雷、雨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为与人一样具有思维意识。由于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世界各地的自发宗教都比较接近。现在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为宗教，都是从自发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宗教形态。由于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影响，特别是创始人的思想意识作用，人为宗教可谓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不管是自发宗教还是人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类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不但没有消灭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科学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学思维是理性的，但是它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为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人是从自发宗教中直接走向理性思考的，从《易经》到诸子百家一个相对成熟的宇宙观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维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人为宗教是不可能滋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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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国现在的宗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来的，如：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另一种是由外来宗教催生出来的。比如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它们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都没有人为地去建立自己的宗教组织，都是由后世的崇拜者在外来宗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它们虽然在社会形式上表现为人为宗教，而实质上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秉承中国的主流文化。人为宗教在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被中国文化所改造。比如：佛教有关“孝悌”的观念就是在传人中国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涌立起来的集权政治始终保持着对宗教的控制，宗教人士以受到皇帝的册封为荣，西方社会为皇帝加冕的事情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中国人是理性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西方文化是依靠科学的力量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为宗教才能在自发宗教的基础上滋生出来。人为宗教让人们的理性思维进入一种涡旋状态。正是这种思维涡流积极有效地维持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和稳定，在阶级社会中，对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它巨大的社会效能。也正是由于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西方人获得了进军科学的历史机遇，因为早期的科学研究（包括现代的大多数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对混沌世界和不确定现象有深入认识的。科学偏爱思维上稍有残缺的西方人，中国人繁杂、早熟的思维模式反而成了走进科学的巨大障碍。也正是现代科学在理性思维上的这种先天缺陷为‘人为宗教’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相同的思维缺陷，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给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双方既势不两立，又互为补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科学思想主导下的宗教和科学的对立统一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西方社会是依靠科学和宗教两条腿支撑着稳步发展的，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出现政党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这一句话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什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就是因为科学存在着一定的理性思维缺陷需要宗教予以支撑；为什么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就是因为科学是理性的，是实实在在而不可否定的，宗教对于科学只能辅助补缺，不能有太大的偏离和抵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我想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可能还不太了解中国哲学，否则他一定会再加上一句话：宗教和哲学都应该参照一下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洞察力是其他任何人不可企及的。
科学存在着巨大的思维缺陷，真正的科学家是从来不避讳这一点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到晚年也特别注重对气功、中医的研究，非常看重中国古人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中国古人就是凭借着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从自然宗教中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起了中医、针灸、气功等古老的学科，建立起了以《易经》为核心的理性思维模式。中国人认为：任何物质都是‘形’与‘气’的统一体，一般物质是‘形’控制‘气’，有生命的物质是‘气’控制‘形’。气就是意识，气就是灵魂，气就是神。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现代科学仍然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这就是说任何物体都是有意识的，人体超自然能力就是‘气’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异功能。由此看来，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完全脱离自发宗教。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直接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并与之浑然一体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以自发宗教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与基础文化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主流文化和基础文化之间出现对立统
一、相互制衡的结构关系，这也可能是中国人始终坚持集权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占卜中，中国人认识到了随机现象背后的暗物质世界，理性地建立起一个系统思维模式；在诸如“灵童转世”和“鬼魂附体”等特殊的自然现象面前，中国人不是把它们演绎成‘人为宗教’，而是建立起气功、针灸和中医这样的学科；由此中国人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理性升华。这是人类社会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其历史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可惜现在没有几个学界人士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都急于在西方话语权的大环境下早出成果，不能沉下心来做一些基础研究。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就是：科学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正确的，和科学站在一起就代表了真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西方文化是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统一体，偏执地引进西方文化，不仅仅会出现一些偏执的“人士”，还会出现一些西化的宗教和一些偏执的科学家。在哲学家的眼中，那些偏执的“科学卫士”、“超级科学家”和“功人士”其实是一个矛盾共同体的两极，都源自于西方文化。思维缺陷上升为他们的心理缺陷，中国普通民众对他们普遍比较反感，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文化抵触，往往是一种说不出具体原因的讨厌。在占卜和鬼神的背后，在中医和气功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神秘物质它既是物质又是信息，还是意识。这种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确定的和有限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对此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还是一种模糊的、宏观上的把握。虽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却可以灵活掌握其运动规律为社会生产所用，中国人由此对客观世界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几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与占卜、鬼神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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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认可。孔子在《论语》中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中国人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是“形、气、神”的统一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当位之神；所谓鬼神都是一些正在化解中的退位之神。当位之神自己不努力自强，事事祈求退位之神的庇佑，岂不让天地鬼神耻笑？所以中国人尊敬鬼神，更尊敬自然规律，更尊敬人自身的生命活力。因此孔子还说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西方社会中，宗教的有神论与科学的无神论争论不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不休；而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争论都是非常无聊的，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表现。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比他们更深入一个层次。孔老夫子一再告戒我们：要远离“鬼神”！我在此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有触犯古训之嫌，也实属无奈。因为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分析思维转向综合思维，科学需要在宇宙观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国古人那里借取一粒火种，来点燃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其用心良苦又有几人知晓？但愿大家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善而待之，科学的未来或许就在其间。
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西方文化是第二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两种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的；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医就相当于现代西医等自然科学思想；儒家思想就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现在一些学者把儒学纳入人为宗教的范畴确实是非常幼稚和荒诞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再偏执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了，历史会耻笑我们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影响归影响，渗透归渗透，东西方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运行轨道前进，从来没有因为对方的影响和渗透而发生改变，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也仍然如此。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主要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作用。
最初，中国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也曾经向西方扩散和传播。《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在中国可以抑制人为宗教的产生，到西方却没能阻止西方宗教的发展，相反的是西方宗教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还不足以阻止人为宗教的发展。中国文化直接促进的是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西方科学思想同属社会理性发展范畴，而西方的人为宗教和中国的自发宗教则属于相同性质。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能够迅速扩散开来，是因为人为宗教在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上都优于自发宗教。它来到中国只能充实自发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因为中国的主流社会是理性的。其实，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仅仅作为基础文化而广泛存在。单就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是逐渐在向中国看齐，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让鬼神远离政治了。科学思想传入中国，可以促使中国在政治上走向、公开、透明，但是它却动摇不了中国人的集权政治。西方文化是人为宗教和科学思想的对立统一；中国文化是自发宗教和《易经》文化的浑然一体。进入21世纪，双方相互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人为宗教与自发宗教相互影响在社会基层广泛深入发展；科学思想与〈易经〉文化相互影响：自然科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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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医和西医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即将发生的中国哲学对整个科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方面，儒家思想和现代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政治体制方面，西方文化促使中国集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促进欧盟迅速发展自己的控制政治。很多人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关系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层次对应关系，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21世纪是系统科学的时代，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转向系统思维，开始对混沌世界的不确定现象有所认识，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在科学真正揭开生命与神灵的奥秘之前，理性思维仍然还不能独自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社会；宗教必然会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基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只能处在逐渐融和的过程之中。
进入21世纪，宗教一方面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广泛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越来越远离政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保持宗教政治的国家。比如象非洲一些国家仍然处在自发宗教状态；中东一些国家仍然处在人为宗教状态。对待这样的宗教国家，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可以直接削弱宗教观念，东方的儒家思想可以淡化宗教观念，它们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但是外在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催化促进作用，最关键的是要靠他们自己，不能拔苗助长搞殖民文化。目前世界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建立地区联盟，让政治平台上升一个台阶，从而拉开政治与宗教的距离。西方国家从政党制衡政治中走出来依靠的是建立欧洲联盟；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同样也需要建立地区联盟。发展地区联盟并逐渐扩大联盟组织的政治权力，通过削弱盟国主权来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剥离是21世纪世界政治形式发展的一大基本趋势。
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世界各地大小角落无不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即使是在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国家也不例外。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对立冲突，在西方国家二者相互磨合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糅合体。当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糅合体进入到这些宗教国家的时候，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加上科学对宗教的巨大冲击力就一块表现出来，形成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人类社会要发展，这样的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冲突最基本的办法是等待和安抚。因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出现生存危机的本土宗教需要安抚。采用打击、压制、战争等激化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和宗教国家人民的智慧。最终，宗教国家的人民会乘借着第三次浪潮的强劲东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姿态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
由此可见，美国和西欧在对待宗教国家的问题上，很多作法是不太妥当的。然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仍然在他们的手中，其他人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表现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随着东方世界的崛起，社会主导权逐渐东移，人类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定。
E.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主权问题
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主权；各个国家的主权也象是堤坝上的桩柱，联合抵御着全球一体化浪潮。人类社会在这两大势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前进着，这就是今日世界之大势。2008年7月22日《参考消息·名家专论》刊载了日本学者中西辉政的文章。该文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是一味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我认真阅读该文之后认为：中西辉政先生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但是在最基本的历史观上却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近两年来，世界各地贸易政策普遍趋向保守，经济壁垒正在悄然兴起。但是这仅仅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在与国家主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低潮。没有必要惊呼：狼来了！几年之后我们或许会迎来更为高涨的一体化浪潮。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现代西方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十九世纪的大英日不落帝国，应该说：全球一体化是地球人永恒不懈的追求。不同的是现代人已经放弃了使用武力走向统一的道路，开始以和平的方式走向一体化。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欧盟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历史证明和平统一才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以一种热切期盼的目光、高度关注欧盟国家正在进行的和平统一路线图。它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改革和联合国改革的参照模式。
以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象其它很多客观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象中西辉政先生所讲的那样，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的确与一味推动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番否定全球一体化浪潮。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主权基金和大国主权在遏制金融危机，减轻社会危害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断言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恰恰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混乱正是由于更高层次的主权控制功能缺失造成的。说明世界已经开始了主权控制平台向上提升的运动。国家主权之上产生区域联盟主权；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之上催生出全球一体化的联合国主权，经济一体化正在促进主权一体化。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的主权控制体系正在形成。识时务者为俊杰，全球范围内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都在积极地促进区域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加强区域联盟的主权建设。同时他们还将积极地促进联合国的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主权建设，加强联合国对跨国金融财团的监管力度，下一步甚至还会出现联合国向跨国公司直接征收税金的可能性。总之，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去迎接历史发展的考验，任何悲观失望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权控制体系将是一个多层次的框架结构。首先是全球性的主权控制平台的建立问题。目前，联合国已经具备了某些主权特征，比如：它已经有军队、法庭和监狱，虽然其权威仍然非常有限，在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因为经济一体化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不是哪个、哪几个国家主权能够控制得了的，建立全球性主权控制平台势在必行。困难的是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把多大的主权上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权力过大也并非全是好事，能适度控制经济一体化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即可。
区域联盟的主权控制平台正在建设之中。欧盟、非盟、阿盟、东亚联盟、南亚联盟、南美联盟、北美联盟等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中西辉政先生谈到的“大国竞争”正在加快区域联盟的建设。大国竞争越是激烈，中小国家把主权上移到区域联盟的速度就越快，一个由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共同主导的联合国逐渐形成。联合国的组织改革就是要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所以，突出区域联盟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地位将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何谓“大国”？如何把区域联盟和大国放到同一个政治平台上？唯一的方法是给联合国的席位表决权附加人口、经济和国土面积等参数。比如我们可以从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土面积三个方面考量一个国家或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的资格，这样只有极少数大国可以直接进入安理会，而大多数中小国家就必须组织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联盟才能参与安理会的工作。一旦联合国的改革向这样一个方向迈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联盟的迅速发展。
受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增强联合国主权控制的呼声不断提高，大家都热切期盼着联合国有一个全面改革。但是，几年来经多方努力联合国改革深陷僵局，毫无进展。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时机不到，区域联盟发展不成熟，政治家们还没有看到区域联盟进驻安理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要太在意一些国家拿出来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站在老的思想观念上，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来的。“大国竞争”促使区域联盟日渐成熟，其政治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联合国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必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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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散在的国家主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而相互聚合，区域联盟应运而生。国家主权上移集中逐渐形成全球性、多层次的社会控制结构。联合国为一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和区域联盟是二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的地方政府和区域联盟内的中小国家是主权控制平台。不管世界政治局势如何跌宕起伏，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方向不会发生改变。中小国家主权上移的大趋势就决定了中国人台海两岸最终必然走向统一；主权和平集中的历史性转折也决定了台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必然是和平协商；欧盟、非盟等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也必然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管什么人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多么美好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7.中国人最大的历史机遇和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浪潮为中国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第二次浪潮为西方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现在的第三次浪潮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发展机遇。各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地位不同其获得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西方国家是在强势之中进入了历史的转折阶段，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他们倍感失落，输出的对外政策也屡屡受挫，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是第二次浪潮的强弩之末。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建设自己的欧盟组织，而欧盟组织正是运用系统思想组建起来的控制平台。集权控制、地方自由——欧盟的政治形式即将成为第三次浪潮全球趋同的政治模式。随着输出的对外政策转变成辅助建立区域联盟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仍然不失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思想上，西方人已经开始了系统科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兼容性提升，正在放弃“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式的简单思维；在政治上，西方人正在建设能够兼容政党制衡政治的控制平台[这种兼容性的提升都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对牛顿三定律的兼容性否定衍生出来的]；在经济上，东方国家的崛起并不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衰落，西方国家掌握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就更多地掌握着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权。当然，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人失去往日那种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西方人仍然在引导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第三次浪潮。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是那么一帆风顺。系统思想与唯物主义之间一直不能够顺利衔接起来，因为在宇宙观这样深层次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欧盟组织这个控制平台的建设也不顺利，2008年6月12日，爱尔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里斯本条约》，这是政治拒绝被集权政治兼容的一次交锋，尽管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多次发生，但是欧洲走向集权控制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一体化的欧洲代表了全体欧洲人的利益，也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什么样的力量能促进这样的问题顺利解决呢？我们还要把眼光转向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一个方面军。与欧盟的组织建设相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熟的集权政治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推进地方和基层的政治建设。中国和欧盟正在从两个不同方向共同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集权控制与地方自由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中国人对此或许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欧盟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受一些挫折，交纳一点学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次浪潮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让中国人的集权政治焕发出新的青春；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政府向世界显示出集中控制的巨大优势。不管人们认识与否，中国人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积极推动全球区域联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区域联盟是正在形成的集中控制平台。
从第二次浪潮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国就象是从冬天来到春天，处处春光明媚，生机昂然。其发展机遇就如同阳光普照一样是不能简单地用大小、多少来形容的，如果一定要问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什么？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回归主导地位，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人曾经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抬脚动手便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合工业革命时代的需要。进入第三次浪潮，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了，我们看到西方人近些年在国际事务中屡屡受挫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西方人已经建立起系统科学理论，并且开始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受思维习惯的影响，他们仍然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坚守着分析思维的宇宙观，拒绝系统科学思想的宇宙观，致使当代科学思想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是西方人进一步思考，真正按照系统思想的宇宙观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中国人按照《易经》文化的宇宙观，对当代社会散乱的主流思想进行兼容性提升呢？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后者，因为，西方人能走到系统科学思想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向下深入恐怕会很困难。中国人不仅有《易经》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中医、气功这样古老的基础学科，深入研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社会主导思想不明确，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充其量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西方人再发动几场“伊拉克战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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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要前进的；最紧要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挣脱不了分析思维的束缚，走不出分析思维的怪圈，长此以往问题很严重。超弦理论就是分析思维制造出来的一个怪胎，它已经葬送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毕生精力。科学家们如果不沉下心来认真思考，调整一下思维方式，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走向综合思维，现在虽然有了系统科学思想还远远不够，要从宇宙观的深度接受综合思维，人类社会还有一段路程要走。要探讨中医经络、针灸、气功的实质，就如同在揭示宗教和神灵的奥秘，不可轻言立志，敬而远之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知识盲区，人类智慧不可轻易涉足，一旦陷入其中往往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社会在前进，科学要发展。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出现，科学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一知识盲区。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是思维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中国哲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思想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在系统科学内部各种理论观点犹如一盘散沙，需要有一种哲学思想来统领。
从建立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到引领科学研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任务，中国人是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然承担者，这也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近几十年来，为了探索人体经络、气功的实质，中国的科学家真没少下工夫，也没有少浪费国家的科研经费，就是不见有突破性的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宇宙观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分析思维的科学方法去解决综合思维的科学问题就犹如缘木求鱼，一百年也不会有收获。然而他们锲而不舍，勇于献身的科学精神，让我为之感动。我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坐下来，把第一次浪潮的《易经》科学、第二次浪潮的经典科学和第三次浪潮的系统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理顺一下，用《易经》科学的宇宙观统领经典科学和系统科学，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综合思维思想体系，科学研究工作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不否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在按照分析思维的思想方法展开工作，而且科研成果也是在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在分析思维的引导下已经严重受挫，停滞不前，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笔者从2004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面撰写《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一书，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想帮助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调整一下思维方式，让基础科学研究走出分析思维形成的思想误区，但愿能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毋庸置疑，我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科学思想和人体科学思想的影响。我也希望有一部分科学家能沿着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科学之路，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未完，待续，见2012年第33期《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第十一章（揭密“生命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