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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社会政治思想带有极强的“诗性”特征。他试图借助“音乐”（艺术）来清除现代政治、宗教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激发人性当中追求“美”、“善”、“爱”的本能，从而为社会政治的变革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这种思想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国民大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从而实现人的革新。沈从文侧重
[关键词]沈从文；音乐；社会政治改造
[]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56-05
李欣仪（1985-），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湖南湘潭 411100）
自《新青年》提出以文学“破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以来，现代文学就肩负着社会道德和政治重构的历史重任，并很快发展成为以个人的觉醒为主要特征的“人的文学”的时代主潮。但在这种受西学资源启发或影响的文学主潮澎湃的同时，也有一些异质的文学思想资源对文学的社会政治改造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沈从文无疑是其中比较特殊而又重要的代表性存在。出生于偏僻湘西山区，从小深受南方巫鬼文化熏染的沈从文“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两大文化源流之一的楚文化的余绪”。南方巫鬼文化与原始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沈从文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方式，还影响到他思想的形成，使其社会政治思想不光与“五四”期间从西方传人的思想有别，也与那种复兴“儒家传统”的复古主义思想相异，加之其间的神秘色彩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违背，因此现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批评模式并不能充分阐释沈从文思想的深层意蕴并肯定他的价值，“他无法纳入任何一个已经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类型”（凌宇语）。
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
当时的中国当权者在沈从文看来，只重视“救穷”，重理工而轻视文科和艺术教育，忽视了对人的精神方面的注意，从而使得国民性的弱点抬头，造成了几十年来国内局势混乱。沈从文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的批判，不是着眼于他们对普通百姓的剥削，而是他们内在生命的堕落——“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以及“生存无幻想”。《王谢子弟》对上层绅士阶层没有高尚的追求、只在吃喝玩乐中浪费生命的行为痛心疾首。《烛虚（三）》（原名《时空》）则认为，“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人性即因之丧失净”。社会各界名流都将生命浪费在琐碎事务之上，从不思考生命的意义，更无向上的追求。到了《真俗人和检测道学》，沈从文又把生命的异化与“检测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旧式的“检测道学家”爱名誉，爱“道德”，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凡事敷衍，无理想，而新式的检测道学“自觉已受新教育，有思想，要解放”，本质仍是“虚伪少人性，多做作”。他们的感情被阉割，生活不深入，“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他们放弃了变革现实、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和，而这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现象“对国家民族十分危险”。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由这种庸俗腐败小气自私的不完全生命形式推行。“宦官阴柔风格盛行，从阿谀，驯服，虚伪，见技巧”等不良现象都以它为心理基础。
中国的振兴需要有人能面对这些“人性”上的弱点，与“民族积习”和“社会弱点”作战，将崇高优美抽象原则重新装入人的意识，激发他们挣扎振作起来，从“因循”习惯中挣脱出来，将国家朝理想方向推进。如此，民族国家的重造方不是一句空话。沈从文关于民族、国家重造的核心就是“民族生活态度和思索方式的重造”。
选择音乐来重造政治是沈从文从人性（心）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必然结果。他在《“否定”基于“认识”》中认为“全民情感枯窘，世故与疲乏”，尤其到了国共内战爆发以后，沈从文更是以文章四处呼吁，反对内战，寻找解决国家内部矛盾的新途径。他在《北平通信（其一）》中说：
历史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等等，常以人民国运作赌，极猛，输赢数目极大，胜败之际，面不失色，神经坚硬，超越常人，凡此种种，多为内分泌错乱失调所致。设用完美爱情和高尚音乐，当可逐渐治疗，恢复常性。
上述观点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诞”，然而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却是相当深刻的见解。时隔多年，大西洋彼岸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备忘录：斯大林主义者的人格》。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解剖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人格构成，认为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对人具有抽象的爱，另一方面又燃烧着对人的仇恨。可见，沈从文与马斯洛都将人性的扭曲与丧失视为社会问题（如战争、暴力、腐败等）的根源。他们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斗争也分为健康与不健康两种形式，他们反对的是不健康的斗争。由于不健康的进攻行为源自于扭曲的人性，故他们都将音乐，而非道德说教，视为消除仇恨的良药。马斯洛与沈从文思想的不谋而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沈从文社会政治思想的纯粹性与超前性。在《迎接秋天》中，沈从文详细谈到音乐与自己政治观的联系：惟音乐虽能使人类情感谐和，必乐曲、乐队、乐人、三者齐备而又合作方可期望见出效果。……余非乐队中人，音乐知识本不甚高，且对作曲兴趣特少，惟实具一种热忱，使中国悲剧场面略换，专以为中国进步作种种怎么写作也。
借助音乐重新激发被“仇恨”和“隔阂”所扼杀的“爱”与“同情”，并以此为心理基础重造和平的社会政治是沈从文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
1948年，沈从文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中再次谈到艺术教育与拯救中国的关系：
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惟事出于人，转机在人，自小学教育中音乐，图画，游戏诸课目作比例增加，至高等考试，亦已废除党义，必考试诗学，并作美术鉴赏力测验后，上层统治者首即下一手令，“废除手令制”。由此而下，国家即逐渐进入一新的进步趋势中。
沈从文立足于自身的音乐体验，重申“音乐对于情绪卫生与民族品质调整改造关系重要性”，企图以此重造“新”的人民，为未来中国政治变革做准备。他坚信，“若社会保健设计进步”，只需“加重美术音乐课程，至某种比例，即可于十年后收效见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方案：
首先，从中小学开始减去“不必要之强迫训练”，加大音乐、美术、文学、哲学课程比重，“属于情绪范围，各系学生均得受高级音乐训练，凡对古典伟大音乐无反应，欢喜叽叽呢呢流行曲子，写不美观美术字，取洋名，过分阿谀师长，以及私领政治津贴之学生，均认为神经有病，病在脑系，得就专科医生治疗，治疗不愈，即行开除”。
其次，加强艺术教育师资的建设和培养。沈从文对艺术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认为：“主持艺术教育者，宜为一个有哲思并具诗人气质之大师。”他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意义有着庄严的认识——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艺术创作者，更是在以“美育培育下一代领袖，下一代标准公民”。那么如何培养出能承担此重任的艺术教师呢？沈从文认为，必须用艺术、哲学和历史“先来教育为人师者之‘气度’，‘眼光’，更重要事还是那个‘灵魂’，正如得重新拂拭，洗刷，琢磨，除去由于艺教错误得来之腐败积习，和本质上之翳阴与霉斑，使其莹洁透明，如美玉纯金”。如此方足言美育，言艺教。沈从文关于艺术师资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在当时显然是不容易实现的。
再次，加强艺术教育设施、活动建设。在艺术教育制度上，他提出实行纯艺术与应用艺术分离制，提高纯艺术教育的标准，加强纯艺术教育的管理。此外，政府应增加对大学艺术教育的投资，大学“每系均有丰富之陈列室三所至五所”，并且定期于“可容万人之大会堂，举行音乐戏剧竞争会”。
沈从文的上述观点，后来得到了马斯洛等西方心理学家、
总之，沈从文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将教育问题跟人性的健康、人的充分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他的教育理论同时也就成了对一种健康人性的作用的描述，一种人本的人性解放的呼唤，一种对社会政治变革的关怀——“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
此事如能见诸实行，三五月内，学校秩序，市内治安，以及法院，税局……必均有截然不同之惊人现象发生。此现象用“进步”二字形容，似犹未甚妥当，必用“奇迹”始合。因比文学运动之实证速度或尤早。事之显而易见者，即大群墙上或其他地方，标语纸张，当可节约至最小限度，市上竟有囤积此种纸张商人，因销路呆滞，宣告破产者。一般日用品价值，均降落甚多，因大户囤积之物，已被其小姐少爷报告公家，加以处分。一般商业社会，诚信品质记录，亦见出上升迹象。就医之病人，必可减少等待，苛索，及马虎诊治之痛苦甚多。国际救济品，亦必有较多入于平民手中。此外如贪污，失职，渎职，专制，等等纷乱社会人心减低政府信用之记录，亦显著在降落。地方军警宪进出人家检查，已极和平，不带杀气。
由于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并没有付诸实践，因此上述设想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无从得知。然而从西方当代心理学理论来看，沈从文的音乐化政治思想是具备理论可行性的。西方当代心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爱、创造、幽默与艺术的根基深深地扎在我们人类的“无意识”之中。压抑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对于爱和创造的追求就会丧失。故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索》中认为，“爱也已经被认为是复归（即不能倒退的人就不可能爱）。最后，分析学家赞成灵感和重大的（基本的）创造部分地出自无意识，即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一种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而音乐恰恰能够让人“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因为音乐美感对情绪最大的功效就是将人们的潜意识（初始过程）从意识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据神经生理学研究显示，语言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而音乐旋律主要作用的是人类大脑的右半球。右半脑是无j蕞识半球，它控制着情绪行为、形象知觉、直觉思维等等，这些东西很难由左半球用语言加以控制，然而非语言艺术的音乐恰恰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右半脑而产生明显的“治疗”效果。故当代心理治疗有关理论认为，“初始过程的认知或原始思维，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教育、舞蹈教育或其他非语言的教育方法，大都可以重新恢复”。
沈从文虽然没有系统地钻研心理学，但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平时的观察，同样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当国家被当权者“武力滥用到无从节制”，到处充满着仇恨与隔膜时，沈从文坚信伟大的音乐能“将宗教政治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成为一种更强有力光明的人生观的基础”，从而“培养出爱与合作种子”，建立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谋取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公正”。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明日真正的思想家，应当是个艺术家”，“政治家的能否伟大，也许全得看他能否从艺术家方面学习认识‘人’为准”。沈从文的政治思想带有浓重的艺术家气质和深刻的心理学底蕴。
音乐体验的个体差异性比较大，同样是一段乐曲，不同的感受者所受到的启发和熏陶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像沈从文这种来自湘西苗族聚居地，自小深受“巫乐文化”和原始思维影响的人，他对于音乐的体验显然与一般人有着较大的差别。正如前文所展示的那样，音乐对于沈从文来说，与其说是音乐，毋庸说是一种忘我的“神秘”体验。现代心理学对这种状态做过很多的研究分析。威廉·詹姆斯认为，这种带有神秘性的音乐体验对于体验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然而对于没有类似体验的人来说，它则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不管用多么有力的证据或事实去证明都无济于事。没有此类体验的，不仅不能理解这种体验对人心的启示和“改造”，甚至对于这种体验本身的存在都会质疑。
因此，音乐“神秘”体验是否存在，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对于体验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无论哪一种答案，对于他们本身来说都是真诚的。
同样的道理，沈从文40年代提出了那一系列音乐改造人性、音乐改造社会政治的思想，对于没有过这类音乐体验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荒诞的白日梦。正如徐志摩所说，欣赏音乐还得需要能欣赏音乐的耳朵，当代乐疗理论也认为，音乐对于人心的作用受到主体差异的制约。对于那些缺乏音乐感受力的人群来说，音乐不可能产生沈从文所预想的效果，他们认为沈从文将“音乐”的功能夸大到了荒唐的地步。沈从文以自己的音乐感悟力预想所有的中国人，其思想的偏颇性可想而知。这种建立在特殊例子（或少部分例子）上的政治思想，不具备“普适性”，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
沈从文社会政治思想另一局限就是轻视物质和经济因素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虽然在《从开发头脑中说起》一文中，沈从文认为中国的问题实由“穷”和“愚”造成的，但很快又认为，“穷”的问题易解决，？愚”的问题才是关键，这里所说的“愚”不是指知识的缺乏，而主要是指人心理的不健康。到了《烛虚》、《七色魇》等文章中，沈从文又将物质与精神摆在对立的位置，认为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使得乡村那种纯朴的道德解体，滋生了自私、虚伪、欺诈的社会风气。这种观点运用在教育上，便促使了沈从文对于大学理工科、商科等专业的歧视。因此当有银行职员与沈从文探讨理想时，沈从文认为舒适的生活会消磨人对于理想的追求，银行中人不配去谈理想。沈从文的上述观点，
忽视物质和经济在人性提升中的作用，也使得沈从文与马斯洛的思想显示出根本的差异。马斯洛认为物质与生理需要是人的根本需要，只有满足了人的这一层面需要，人才会朝更高层次需要迈进。也就是说，低层次的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是人性朝着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沈从文恰恰相反，他将安逸的生活以及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视为精神超越的敌人。因此马斯洛与沈从文各据一端，都显得有些片面。马斯洛将人性的发展按阶梯式排列，人性只能一级一级地提升，忽视了人们精神的超越性，这是不科学的。沈从文则忽视了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对于高层次需要追求的促进，而脱离现实谈超越，过于“精英化”，同样不具备普适性。
总之，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心理结构和个体化的生命体验之上的，带有较强的书斋味和理想色彩，缺乏现实可行性。它注定只是一种小范围的设想，无法在全国付诸实践，甚至可能只作为一种学理的探索而存在。值得庆幸的是，一种思想的可贵与否，实践功效并不是检验它的唯一标准。
[责任编辑：叶萍]
摘自：硕士论文开题报告www.udooo.com
的是人性底蕴的改造，即通过塑造健康的人心（性）进而建造健全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理想本质上是“人的健全”与“社会政治健全”的合一。[关键词]沈从文；音乐；社会政治改造
[]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56-05
李欣仪（1985-），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湖南湘潭 411100）
自《新青年》提出以文学“破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以来，现代文学就肩负着社会道德和政治重构的历史重任，并很快发展成为以个人的觉醒为主要特征的“人的文学”的时代主潮。但在这种受西学资源启发或影响的文学主潮澎湃的同时，也有一些异质的文学思想资源对文学的社会政治改造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沈从文无疑是其中比较特殊而又重要的代表性存在。出生于偏僻湘西山区，从小深受南方巫鬼文化熏染的沈从文“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两大文化源流之一的楚文化的余绪”。南方巫鬼文化与原始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沈从文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方式，还影响到他思想的形成，使其社会政治思想不光与“五四”期间从西方传人的思想有别，也与那种复兴“儒家传统”的复古主义思想相异，加之其间的神秘色彩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违背，因此现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批评模式并不能充分阐释沈从文思想的深层意蕴并肯定他的价值，“他无法纳入任何一个已经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类型”（凌宇语）。
一、沈从文眼中的“现代”中国社会
“生命”，是沈从文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他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要角度。早期，他主要通过对湘西健全生命形式的牧歌式的书写，表达对都市生命形式的批判，直到1937年，他再次回到被现代文明侵蚀的湘西，惨重的社会现状打破了他对湘西进行牧歌式抒写的勇气。到了《小砦》，沈从文则感到一片幻灭。从此，对现实进行否定与批判逐渐成为沈从文参与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并日益显示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靠拢的趋势。然而，在探索社会政治黑暗的根源时，沈从文并没有像左翼知识分子那样将中国当时的种种现实问题归结为阶级的问题，而是从其独特“生命”（心灵）观出发，将中国诸问题的根源定在“穷”和“愚”，而且主要是“愚”。这里所说的“愚”，不只是指知识的缺乏，更是指心理的不健全，其根源“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在《从开发头脑说起》中，沈从文写道：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
当时的中国当权者在沈从文看来，只重视“救穷”，重理工而轻视文科和艺术教育，忽视了对人的精神方面的注意，从而使得国民性的弱点抬头，造成了几十年来国内局势混乱。沈从文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的批判，不是着眼于他们对普通百姓的剥削，而是他们内在生命的堕落——“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以及“生存无幻想”。《王谢子弟》对上层绅士阶层没有高尚的追求、只在吃喝玩乐中浪费生命的行为痛心疾首。《烛虚（三）》（原名《时空》）则认为，“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人性即因之丧失净”。社会各界名流都将生命浪费在琐碎事务之上，从不思考生命的意义，更无向上的追求。到了《真俗人和检测道学》，沈从文又把生命的异化与“检测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旧式的“检测道学家”爱名誉，爱“道德”，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凡事敷衍，无理想，而新式的检测道学“自觉已受新教育，有思想，要解放”，本质仍是“虚伪少人性，多做作”。他们的感情被阉割，生活不深入，“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他们放弃了变革现实、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和，而这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现象“对国家民族十分危险”。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由这种庸俗腐败小气自私的不完全生命形式推行。“宦官阴柔风格盛行，从阿谀，驯服，虚伪，见技巧”等不良现象都以它为心理基础。
中国的振兴需要有人能面对这些“人性”上的弱点，与“民族积习”和“社会弱点”作战，将崇高优美抽象原则重新装入人的意识，激发他们挣扎振作起来，从“因循”习惯中挣脱出来，将国家朝理想方向推进。如此，民族国家的重造方不是一句空话。沈从文关于民族、国家重造的核心就是“民族生活态度和思索方式的重造”。
选择音乐来重造政治是沈从文从人性（心）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必然结果。他在《“否定”基于“认识”》中认为“全民情感枯窘，世故与疲乏”，尤其到了国共内战爆发以后，沈从文更是以文章四处呼吁，反对内战，寻找解决国家内部矛盾的新途径。他在《北平通信（其一）》中说：
历史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等等，常以人民国运作赌，极猛，输赢数目极大，胜败之际，面不失色，神经坚硬，超越常人，凡此种种，多为内分泌错乱失调所致。设用完美爱情和高尚音乐，当可逐渐治疗，恢复常性。
上述观点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诞”，然而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却是相当深刻的见解。时隔多年，大西洋彼岸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备忘录：斯大林主义者的人格》。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解剖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人格构成，认为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对人具有抽象的爱，另一方面又燃烧着对人的仇恨。可见，沈从文与马斯洛都将人性的扭曲与丧失视为社会问题（如战争、暴力、腐败等）的根源。他们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斗争也分为健康与不健康两种形式，他们反对的是不健康的斗争。由于不健康的进攻行为源自于扭曲的人性，故他们都将音乐，而非道德说教，视为消除仇恨的良药。马斯洛与沈从文思想的不谋而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沈从文社会政治思想的纯粹性与超前性。在《迎接秋天》中，沈从文详细谈到音乐与自己政治观的联系：惟音乐虽能使人类情感谐和，必乐曲、乐队、乐人、三者齐备而又合作方可期望见出效果。……余非乐队中人，音乐知识本不甚高，且对作曲兴趣特少，惟实具一种热忱，使中国悲剧场面略换，专以为中国进步作种种怎么写作也。
借助音乐重新激发被“仇恨”和“隔阂”所扼杀的“爱”与“同情”，并以此为心理基础重造和平的社会政治是沈从文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沈从文“音乐重造政治思想”的主要内涵
“音乐重造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沈从文在北京写作的一系列“北平通信”中。由于这一系列文章是沈从文用化名发表的，长期以来都没有被人发现，直到21世纪初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它们才浮出“历史地表”开始引起论者的关注。总体来看，这些文章所包含的“音乐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音乐”教育
沈从文认为，社会各种黑暗与腐败常常是扭曲的人性造成的，而扭曲的人性早在早期小学教育中就生下了根。在《从开发头脑说起》中，沈从文说：“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由于教育的无知，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而大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殿堂，“乐”同样“几乎完全缺如”。艺术教育的缺失损害了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培养了一种自私、势利、“务实”的人格。这种人容易为社会流行观念迷惑，“习于不思不想”，对生命与国家缺乏深刻的思想，对理想缺乏追求的热情，使得当时社会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和“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弄得个社会国家恹恹无生气”。总之，艺教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促生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因此沈从文认为，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得依靠学者和教师从教育人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
1948年，沈从文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中再次谈到艺术教育与拯救中国的关系：
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惟事出于人，转机在人，自小学教育中音乐，图画，游戏诸课目作比例增加，至高等考试，亦已废除党义，必考试诗学，并作美术鉴赏力测验后，上层统治者首即下一手令，“废除手令制”。由此而下，国家即逐渐进入一新的进步趋势中。
沈从文立足于自身的音乐体验，重申“音乐对于情绪卫生与民族品质调整改造关系重要性”，企图以此重造“新”的人民，为未来中国政治变革做准备。他坚信，“若社会保健设计进步”，只需“加重美术音乐课程，至某种比例，即可于十年后收效见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方案：
首先，从中小学开始减去“不必要之强迫训练”，加大音乐、美术、文学、哲学课程比重，“属于情绪范围，各系学生均得受高级音乐训练，凡对古典伟大音乐无反应，欢喜叽叽呢呢流行曲子，写不美观美术字，取洋名，过分阿谀师长，以及私领政治津贴之学生，均认为神经有病，病在脑系，得就专科医生治疗，治疗不愈，即行开除”。
其次，加强艺术教育师资的建设和培养。沈从文对艺术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认为：“主持艺术教育者，宜为一个有哲思并具诗人气质之大师。”他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意义有着庄严的认识——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艺术创作者，更是在以“美育培育下一代领袖，下一代标准公民”。那么如何培养出能承担此重任的艺术教师呢？沈从文认为，必须用艺术、哲学和历史“先来教育为人师者之‘气度’，‘眼光’，更重要事还是那个‘灵魂’，正如得重新拂拭，洗刷，琢磨，除去由于艺教错误得来之腐败积习，和本质上之翳阴与霉斑，使其莹洁透明，如美玉纯金”。如此方足言美育，言艺教。沈从文关于艺术师资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在当时显然是不容易实现的。
再次，加强艺术教育设施、活动建设。在艺术教育制度上，他提出实行纯艺术与应用艺术分离制，提高纯艺术教育的标准，加强纯艺术教育的管理。此外，政府应增加对大学艺术教育的投资，大学“每系均有丰富之陈列室三所至五所”，并且定期于“可容万人之大会堂，举行音乐戏剧竞争会”。
沈从文的上述观点，后来得到了马斯洛等西方心理学家、
源于：毕业论文指导记录www.udooo.com
社会学家的证实。他们的研究发现，个体内部隐秘的精神状态与其外在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联的，心理的健全是建构健康的社会政治的条件，精神和心理健康的人才能建设健康合理的社会，反过来，美好、合理的社会又会帮助个体实现自我，给个体提供健康心理的条件。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只能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危害。因此，“增进个体的健康是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方法”。那么如何增进个体的健康呢？在这个方面，沈从文与马斯洛又不谋而合。他们认为过去一味强调的科学教育主要是一种言语教育，这对于人性的健康发展不利，今天的教育应特别突出非言语教育的地位、重视艺术教育在健康心理培养中的价值。一切有利于人们朝向心理的健康和完满的人性发展的事物都将改变其整体精神状态，进而作用于社会。沈从文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万能”的时代局限中超越出来，这不能不归结到音乐对他的帮助。总之，沈从文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将教育问题跟人性的健康、人的充分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他的教育理论同时也就成了对一种健康人性的作用的描述，一种人本的人性解放的呼唤，一种对社会政治变革的关怀——“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
(二)音乐性政治文化设计
音乐教育能够培养未来的合格公民和政治家，然而这种教育主要是在校园里进行的。对于广大的市民来说，音乐教育还得以其他形式开展。为此，沈从文以北京为例，构想了一套都市音乐文化。沈从文认为，“保护北平者，实不在城防工事之坚固与否”，“乃人心趋向”，因此“用音乐来融解百八十万市民之苦闷情绪，作为文化城一种文化设计，其事极平常自然”。音乐能够将人心黏合，以“爱”来替代“仇恨”，其守城效果将大于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沈从文提议政府出资购置“大型收音机三百座”，安置于社会各个角落，每日定时播放世界名曲乐章，动员各个阶层人员就近听取音乐，“洗刷灵魂，使此高尚古典音乐，给予以一种新的教育”。此外，政府还应定期邀请世界第一流乐队，第一流指挥来为北平市民演奏，“市民即再顽固保守，学生即再激烈”也必被此宏壮优美之乐所融解感化，趋于谐和。政府各个机关场所也要改变过去森严的形象，用艺术来装扮改造。例如，派出所外的草地要放送贝多芬等人的幽雅宏伟乐曲，“柔和市民情绪”。这些措施初看起来确实有些荒诞不经，但是沈从文对它们的功效深信不疑。例如在《北平通信》中，沈从文说：此事如能见诸实行，三五月内，学校秩序，市内治安，以及法院，税局……必均有截然不同之惊人现象发生。此现象用“进步”二字形容，似犹未甚妥当，必用“奇迹”始合。因比文学运动之实证速度或尤早。事之显而易见者，即大群墙上或其他地方，标语纸张，当可节约至最小限度，市上竟有囤积此种纸张商人，因销路呆滞，宣告破产者。一般日用品价值，均降落甚多，因大户囤积之物，已被其小姐少爷报告公家，加以处分。一般商业社会，诚信品质记录，亦见出上升迹象。就医之病人，必可减少等待，苛索，及马虎诊治之痛苦甚多。国际救济品，亦必有较多入于平民手中。此外如贪污，失职，渎职，专制，等等纷乱社会人心减低政府信用之记录，亦显著在降落。地方军警宪进出人家检查，已极和平，不带杀气。
由于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并没有付诸实践，因此上述设想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无从得知。然而从西方当代心理学理论来看，沈从文的音乐化政治思想是具备理论可行性的。西方当代心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爱、创造、幽默与艺术的根基深深地扎在我们人类的“无意识”之中。压抑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对于爱和创造的追求就会丧失。故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索》中认为，“爱也已经被认为是复归（即不能倒退的人就不可能爱）。最后，分析学家赞成灵感和重大的（基本的）创造部分地出自无意识，即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一种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而音乐恰恰能够让人“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因为音乐美感对情绪最大的功效就是将人们的潜意识（初始过程）从意识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据神经生理学研究显示，语言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而音乐旋律主要作用的是人类大脑的右半球。右半脑是无j蕞识半球，它控制着情绪行为、形象知觉、直觉思维等等，这些东西很难由左半球用语言加以控制，然而非语言艺术的音乐恰恰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右半脑而产生明显的“治疗”效果。故当代心理治疗有关理论认为，“初始过程的认知或原始思维，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教育、舞蹈教育或其他非语言的教育方法，大都可以重新恢复”。
沈从文虽然没有系统地钻研心理学，但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平时的观察，同样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当国家被当权者“武力滥用到无从节制”，到处充满着仇恨与隔膜时，沈从文坚信伟大的音乐能“将宗教政治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成为一种更强有力光明的人生观的基础”，从而“培养出爱与合作种子”，建立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谋取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公正”。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明日真正的思想家，应当是个艺术家”，“政治家的能否伟大，也许全得看他能否从艺术家方面学习认识‘人’为准”。沈从文的政治思想带有浓重的艺术家气质和深刻的心理学底蕴。
三、沈从文“音乐重造政治思想”的局限
音乐对于沈从文心灵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典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体验而非说理进行的。虽然当时的心理学还没能全面揭示出音乐对人心的改造作用，但是这并不妨碍沈从文对于“音乐改造人心功能”的认识，因为真切的生命体验往往比外在的理论证实更有说服力。虽然沈从文不断地在给自己的音乐重造思想寻找医学、心理学的证据，事实上，他对于音乐——情绪的理解已经超前了那个时代。同时，它也给沈从文的社会政治思想埋下了难以克服的弊端——过于个体体验化，缺乏普适性。音乐体验的个体差异性比较大，同样是一段乐曲，不同的感受者所受到的启发和熏陶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像沈从文这种来自湘西苗族聚居地，自小深受“巫乐文化”和原始思维影响的人，他对于音乐的体验显然与一般人有着较大的差别。正如前文所展示的那样，音乐对于沈从文来说，与其说是音乐，毋庸说是一种忘我的“神秘”体验。现代心理学对这种状态做过很多的研究分析。威廉·詹姆斯认为，这种带有神秘性的音乐体验对于体验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然而对于没有类似体验的人来说，它则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不管用多么有力的证据或事实去证明都无济于事。没有此类体验的，不仅不能理解这种体验对人心的启示和“改造”，甚至对于这种体验本身的存在都会质疑。
因此，音乐“神秘”体验是否存在，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对于体验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无论哪一种答案，对于他们本身来说都是真诚的。
同样的道理，沈从文40年代提出了那一系列音乐改造人性、音乐改造社会政治的思想，对于没有过这类音乐体验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荒诞的白日梦。正如徐志摩所说，欣赏音乐还得需要能欣赏音乐的耳朵，当代乐疗理论也认为，音乐对于人心的作用受到主体差异的制约。对于那些缺乏音乐感受力的人群来说，音乐不可能产生沈从文所预想的效果，他们认为沈从文将“音乐”的功能夸大到了荒唐的地步。沈从文以自己的音乐感悟力预想所有的中国人，其思想的偏颇性可想而知。这种建立在特殊例子（或少部分例子）上的政治思想，不具备“普适性”，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
沈从文社会政治思想另一局限就是轻视物质和经济因素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虽然在《从开发头脑中说起》一文中，沈从文认为中国的问题实由“穷”和“愚”造成的，但很快又认为，“穷”的问题易解决，？愚”的问题才是关键，这里所说的“愚”不是指知识的缺乏，而主要是指人心理的不健康。到了《烛虚》、《七色魇》等文章中，沈从文又将物质与精神摆在对立的位置，认为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使得乡村那种纯朴的道德解体，滋生了自私、虚伪、欺诈的社会风气。这种观点运用在教育上，便促使了沈从文对于大学理工科、商科等专业的歧视。因此当有银行职员与沈从文探讨理想时，沈从文认为舒适的生活会消磨人对于理想的追求，银行中人不配去谈理想。沈从文的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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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定的道理。20世纪初期以来，科学的盛行和资产阶级金钱崇拜之风的东渐确实冲垮了中国固有的轻物质重精神的道德风气。不过将物质与精神摆在对立位置，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根本力量，人的意识和道德从根本上说也受物质的制约。沈从文过于强调精神的超越性显然带有脱离现实的理想性。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不少超越于物质，超越于时代的大哲人（如老子、庄子）。他们生活在物质极度贫乏的世界，精神却保持着高度的自由与超越。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特例，而且即使是他们也需要长期的心性修养才能达到。忽视物质和经济在人性提升中的作用，也使得沈从文与马斯洛的思想显示出根本的差异。马斯洛认为物质与生理需要是人的根本需要，只有满足了人的这一层面需要，人才会朝更高层次需要迈进。也就是说，低层次的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是人性朝着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沈从文恰恰相反，他将安逸的生活以及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视为精神超越的敌人。因此马斯洛与沈从文各据一端，都显得有些片面。马斯洛将人性的发展按阶梯式排列，人性只能一级一级地提升，忽视了人们精神的超越性，这是不科学的。沈从文则忽视了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对于高层次需要追求的促进，而脱离现实谈超越，过于“精英化”，同样不具备普适性。
总之，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心理结构和个体化的生命体验之上的，带有较强的书斋味和理想色彩，缺乏现实可行性。它注定只是一种小范围的设想，无法在全国付诸实践，甚至可能只作为一种学理的探索而存在。值得庆幸的是，一种思想的可贵与否，实践功效并不是检验它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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