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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士风裂变和诸葛亮隐和仕选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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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下,士人被深入地纳入国家体系中。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微,士人面临形势的改变,于是开始在黑暗、混乱的政治中挣扎,寻求新的思想体系,士之个体自觉被唤醒,士风发生了裂变,并形成一种新的处世模式,隐逸之风盛行。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诸葛亮也深受此影响,从诸葛亮对隐与仕的选择中,我们也可窥探出当时士人们对于隐与仕的态度。
关键词:汉末;士风;诸葛亮;隐与仕
1009-0118(2012)08-0064-03
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为了加强集权,建立了一套新儒学体系—“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在其理论体系中千方百计拔高、神化皇帝,因此确定的“君权神授”自然成为“天人感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另外,董仲舒将“礼”纳入体系,在天人、礼的面前,人就变得渺小了,只有依附君主,融化于群体之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确立。而如何才能使个体有效地怎么写作于专制政权呢?即“崇教化、立学官、察举征辟、建立文官之制”,士人由推荐考核而入世干进求禄,建功立业,它不仅是为专制皇权提供行政支柱,而且也成为士大夫确立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

一、东汉末士风之裂变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君与士找到了和谐点,士人积极投身仕途,在政治中寻找自身价值。但是到了东汉末,情况却发生了转变,由于种种原因,皇权和儒学都走向衰落,士人陷入了混乱、迷茫之中,士风开始发生裂变。

(一)士风裂变的原因

1、皇权异化

东汉后期王朝衰落,政治黑暗。“东汉中后期与西汉及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君权的危机和君主地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东汉中后期政局始终在四种力量的斗争中动荡,一是君主,二是宦官,三是外戚,四是士族”。这句话准确的说明了东汉政局。
东汉王朝不稳定的必然性首先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东汉后期皇帝在章帝以后多年少继位,如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献帝9岁。帝少不更事,必然寻求庇护,大权旁落在所难免,这就造成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现象。
君主年幼,只能听从于太后及其代表的外戚。例如年幼的冲帝在梁太后及其兄梁冀拥立下即位,此后梁冀几乎独霸朝政,没人敢和其抗衡。少帝即位后,何太后掌政,其兄大将军何进掌权。但幼帝稍大便欲亲政,于是亲近宦官,依靠宦官力量打击外戚。梁太后去世后,桓帝和宦官单超密谋发动政变,梁冀,此后宦官力量压过外戚。灵帝时对宦官的宠幸更加厉害,窦太后之兄窦武结合太傅陈蕃,密谋铲除宦官,事泄惨败,更爆发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力量达到顶峰。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的往来厮杀就不曾终止,并愈演愈烈,直到汉末双方斗争终于引来地方军阀势力。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斗争使皇权发生异化,皇帝权威瓦解,政治混乱不堪,失去依托的士人陷入艰难境地。

2、宦官迫害

面对宦官专权,作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士人,在皇权盛时的崇高地位受到动摇,无论是出于心中失落,还是由于所受教育赋予的责任感驱使,与宦官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却遭到极大的打击与迫害,即“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儒者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收系狱中,后因同情党人的外戚窦武的营救,得免杀身之祸,但被放归田里,禁锢终身。第二次即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的那次,陈蕃死后,宦官又诬告党人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并由此扩大到搜捕各地党人,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受牵连禁锢、死徙者约六七百人。熹平元年,迫害再次升级,宦官四处逮捕党人,太学生、郡国生徙千人,三万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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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敢持异议者无一幸免。熹平五年,灵帝又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族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党锢之祸使众多儒者遭到波及迫害,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身体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想起便让人心惊的党锢之祸无疑让士人对政治失去信心,对统治者充满不信任。
在东汉后期,为什么会出现宦官祸乱朝政的局面,金春峰先生在《汉代思想史》中阐述了皇帝选择信任宦官的心理,“宦官本是皇帝的奴仆,并非一种政治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代表着皇权最黑暗腐朽的方面,成为皇权最为放心最为亲近的势力。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离组合中,惟有宦官是与皇权共存的”。宦官是皇权的寄生者,两者一荣俱荣,宦官就等于皇帝自己,永远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相对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独立士人,皇帝则表现出了警惕。

3、儒学衰落

东汉政权的衰落,使其依附的两汉经学同样面临危机,走向衰落。
(1)经今古文之争。儒家经学的典籍,在秦始皇焚书之时,六经首当其冲。武帝崇儒,立五经博士,传业者甚多,所传为汉初隶书所写,故曰经今文学。到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相继校书,发现了用以前文字所写经书,称为经古文学。此后各方学者便各执一方,开始了经今古文之争,古文学得到传播,地位开始提高。肃宗“诏高材生受《古文尚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于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可见统治者对古文经学的拔高,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
(2)两汉经学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出现了“空守章句师说以至烦琐迂阔”的趋势。《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府,劝以官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到东汉这种风气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书?郑玄传》曰“及,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3)谶纬神学对经学的影响。两汉董仲舒的儒学理论是儒学和五行学术糅合的结果。“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都参杂了神学的荒诞色彩,以援天道来正皇统。“近人梁启超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祖述阴阳家言者几居半”。关于“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有征验之书,可见是预言的意思,对于借神当权的统治者来说是十分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虚玄之论来正言。《后汉书?张衡传》言“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虽也有不少儒者排斥,但至章帝于白虎观集儒者刊定儒家经典之后,谶纬与经学就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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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逢乱世

诸葛亮出生后不久,即三年后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动摇东汉国本的黄巾起义。带着各种目的,不同的政治集团在黄巾起义后都采取了镇压行动。此时的东汉王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混乱与黑暗,已面临灭亡的危险,正如《后汉书?皇甫嵩传》中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卒,少帝即位,身为外戚的大将军何进欲趁机诛灭宦官,召袁术、董卓进京,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董卓专权,皇权实亡,历史进入军阀混战局面。
诸葛亮正是在这种乱世出生,此后连绵的战火更使其饱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琅邪郡属徐州,徐州刺史为陶谦,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太祖征陶谦,下十馀城,谦守城不敢出”,“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曹操接连两次攻打徐州,使徐州陷入战火中,且“所过多所残戮”。恰值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豫章郡在江西,于是亮等随叔父玄由北南下,以避战火。但不久又“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在短时间内的两次迁徙,可见在战乱中亮不得不跟随叔父在战火中艰难辗转求生,生活十分不安定。
战争使社会陷入到更加混乱和凄惨的境地。曹操曾在《蒿里行》中感慨:“白骨露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的《七哀诗》在揭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主题和画面惊人的相似,“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亮在战火中南下可谓十分不易,途中要经受很多艰辛,再加上途中所见世人生活的惨状,必然产生对战祸的不满与对安稳生活的渴望,正如亮所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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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惨痛无疑对他选择“隐”的人生观有深远的影响。

2、士人灾难

战争使士人的生活倍加艰难,许多文人不得不在战火中奔走,以寻求避难之所,如刘表所在荆州相对稳定,士人们多往之,“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同时东汉末由于政治的不稳定,使入仕制度已不能得到保障,由诸葛玄被袁术“署”(写作技巧的意思)为太守,后又和汉朝派来的朱皓相抵,可以发现制度的混乱和崩溃。加上军阀力量此消彼长,士人的仕途充满了不确定和变数,如陈琳初为何进的主簿,何进死后,避难于冀州,投奔袁绍为典书记,袁绍被曹操消灭后,陈琳又归附了曹操。
士人在仕途中已找不到满足与昔日的辉煌,《魏书?王粲传》中就表达了“士不遇”与“不得志”的抑郁之情。“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语气中透露出对当势者不能知人而任的不满。即使士人们在乱世中找到依附力量,也不能保证就能得志。裴松之在《王粲传》注中提及阮瑀的出仕,“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筵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伎人列”,曹操如此不顾得到阮瑀,却用这种态度对待,令其鼓歌。许多文人在曹操手下都不算得志,往往像陈琳一样被委以一个虚职。曹操对人才任用的标准已变为“惟才是举”,不讲究道德,这必然使所任用士人才能参差不齐,或有言过其实。
社会的混乱,都使士人们陷入政治的困境中。仕途的不确定性及对安稳生活的向往,使诸葛亮选择了隐逸,可见他对乱世及入仕的不能信任。同时汉末清净、坚守士风也对其有所影响。《后汉书?逸民传》中有一个庞公,刘表数请都不肯出山,当刘表问其“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答“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他认为官禄只能带给子孙危险,安他留给子孙的却是安全。《诸葛亮传》中引《襄阳记》曰“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亮与之交密,且对其非常尊敬,汉末士人道家淡泊的思想也必然深入其心。

(二)诸葛亮之仕

混战不断,使士人生活非常惨淡,加之对仕途失去信心,诸葛亮选择了隐居自守。但在躬耕近十年后,却选择了出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隐与仕的转换呢?

1、择主而栖

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出,士人在战乱中要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明主并不容易,刘表的无为、曹操的专横,使士人们并不能充分发挥才智。而诸葛亮没有选择事刘表或曹操,却终因刘备的“三顾草庐”而出仕,显然是择主而栖。
范晔在《蜀书?先主传》中对刘备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从开始三顾草庐的诚意到后来举国相托的信任,刘备对士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君主,“忠臣、明主的遇合,始终是士大夫对君臣关系的一种浪漫而又固执的憧憬”。对于从东汉中后期至此在政治中屡受打击的士人,他们对政治已经有了失望与恐惧心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陈寿在进《诸葛氏集》表中也提到“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写作流程诚”。可见正是由于刘备的宽仁大度及对刘备的信任,才会有诸葛亮的出仕辅佐。

2、隐中待仕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可知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并不是只躬耕陇亩,不仅与当地名士结交,好游学,并且已心存志向。《诸葛亮传》言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就是明显的表现。管仲、乐毅皆是王霸之才,或佐齐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或辅燕昭率五国联军破齐雪耻,“诸葛亮不以隐逸之宗夷齐为楷模,而以济世之士管乐为型范,其志明矣”。
诸葛亮避乱于荆州,由于刘表的关系,荆州相对安定,是名士、才俊云集之地,这也为诸葛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考察孔明之所著,可证他在青年时期勤奋攻读,所谓躬耕仅反映了他生活的一个侧面。刘备《遗诏》中曾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可见亮所学百家杂糅。出自孔明的著述有集二十四卷,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内容。另外有《汉书音》、《论前汉事》、《兵法》、《八阵图》、《女诫》、《集诫》等,涉及历史、军事、等多方面内容。因此亮虽深居隆中,却了解天下大势,博学多识,当时识人有“水镜先生”之称的司马德操称其为“伏龙”,可见“诸葛亮既有济世之志,又有济世之才”。

三、初步结论

诸葛亮先选择了隐居于隆中,后又择刘备而仕,从诸葛亮对于隐与仕的转换中我们可以窥视出处于当时历史时期的士人心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隐中求志,积极入世,而以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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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道家则主张完全的心隐,宣扬隐居之乐。而诸葛亮无疑“在隐与仕的矛盾中找到了最佳落脚点”。《出师表》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可见在社会混乱,士人饱受重压下亮选择了道家的修身养性,过着闲适的田耕生活。但却隐中待仕,择主而栖。诸葛亮的得时则仕,无道则退无疑在汉末士人基础上完成了承前启后的转变。
纵观东汉后期士人们士风的转变,无非是政治的黑暗,集中君权与权威思想的崩溃,从而使士人退隐息身,重新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动。东汉渐次流行的老庄哲学并不是独尊主义,士人的洒脱中,包含了对政治罪恶的怀愤抗击,以及无奈下的趋害养性,他们援引清净无为的哲学来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使疲惫的灵魂获得轻松。于迎春先生认为这一时期为儒道的糅合,“道家哲学在这一时期,以其大致说来是内敛、退守的气质,辅于儒术,并融合一体地体现于士大夫的安身立命、处世为人之中”。这样,诸葛亮及汉末士人的“隐”与“仕”心理就很容易理解。
“按心理学家揭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最难以忍受的东西是孤独。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群体,如果不与他人发生联系,进行某些合作就无法生存。人具有自我意识…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从属’”。只有从属于一种东西,人才不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当封建社会处于一个稳定时期,而西汉儒学也给士人提供了实现价值的途径,社会成为唯一能给人们提供实现个体价值的领域。一旦人们失去这种从属,只能退守,以缓解失去精神支撑的迷茫与痛苦。可见“隐”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题,它只能立于辅位,作为士人暂时的调节,无论是汉盛的仕,还是汉衰的隐,无不是在人们在千方百计地主动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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