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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既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叙述模式；跨文化；民族主义
1003—0751(2012)04—0184—05
与普通题材相比，构建国家形象所需的素材往往与国族政治相关，其中，民族存亡、浩劫、危机等灾难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重述民族的生存危机、释放民族巨大悲痛，有效凝聚起国内民众的意志与情感，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灾难及其影响已经难以局限在国内，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对本民族灾难性事件的叙述，既是在世界舞台上表达民族国家特有的集体意志、政治观与价值观，展示、传播国家形象；又因其灾难性，更易于激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的支持，被其他国家接受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适合构建国家形象的素材之一。它具有宏大而高阶的全球性平台，如“二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背景，类似的集体暴力与种族灾难以及多国性，曾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关注。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内电影出现三种各具特点的叙事模式，分别是以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正史叙事模式，以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文艺片模式，以及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的商业化叙事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三种模式叙述的效果都不太理想，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质疑，国内与国外的效果差异甚大。影片对本民族灾难的叙述未能展示出一个健康、理性的国家形象，反而被西方认为是虚检测的对外宣传，矫揉造作的情节剧。出现这种传播结果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客观地说，这与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叙述缺陷密切相关。
事实上，国内电影不乏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和吴子牛1995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代表了一种依据正史的叙述模式。影片坚守民族国家的特定立场，凝聚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严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非人的暴行、残忍，突出国人遭受的灭顶之灾：他者的妖魔化和我族的凄惨形成强烈比照。然而，这种叙述局限于义愤的民族情感上，简单地理解这场灾难，缺乏直逼人性的力度。影片虽然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但难以探知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在一个值得认同、理解的叙事者引导下，想象地经历故事虚构的情境，它强调叙述的特殊性、体验性。《南京大屠杀》里，主要人物医生一家、老师与观众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其悲欢离合流于视觉表面。概言之，“正史”叙事模式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调民族灾难中的集体形象，于是，镜头对准散落的人群，难以真正聚焦具体人物，深入复杂的内心世界。
之所以把《南京！南京！》作为第二种叙述模式，是因为陆川在叙述方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图解，也不是非人的政治批判，而是站在超越阶级、民族属性的人性角度上进行了艺术化叙述，体现在如下几点：1.在塑造人物方面，有意地跨越中日民族界限，以日本军人角川为视角，探索“南京大屠杀”对人性的摧毁。影片在中日民族之间平均用力，一方面大量的中国人毫无抵抗地被屠杀，另一方面，角川等在紧张、惶恐中度日。2.弱化民族主义，强调普适性的价值取向。影片虽然存在陆建雄、国际难民营等多条线索，但贯穿剧情始终的则是角川，表现日军的人性苏醒。3.穿插大量的日军日常生活内容，淡化冲击，模糊战争的残酷性，试图把日本侵略者从“魔鬼”还原成“人”。4.黑白片的艺术形式，突出光线的造型功能，体现了精致的艺术感。如果说陆川用普适的人性价值代替民族主义立场遭到了国人的强烈质疑，那么，黑白片的艺术形式、颇具艺术质感的光影造型、极具抒情的电影音乐还是得到了肯定。
相对说来，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具有特殊意义。影片上映以来占尽优势，成为2011年度票房最高的华语影片，赢得国内观众的称赞，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代表中国大陆角逐美国奥斯卡大奖。在商业资本天然趋利的推动下，《金陵十三钗》呈现出华语电影迄今最为开放的国际性，如编剧（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导演（最具世界影响的华人导演）、题材（美国人救助中国女孩）、人物（好莱坞一线明星）、语言（大量使用英语对白）以及宗教元素（基督教），等等。由此出现了第三种叙事模式，即商业化模式。质言之，影片之所以国际性，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赚取票房，谋取更大的经济回报。因此，《金陵十三钗》虽然叙述沉重的民族灾难、历史记忆，却充满了商业化的世俗气质。“”（世俗性）挺身而出的壮举，改变了原来的负面形象，成为被称颂的“金陵十三
这三种叙事模式均存在一些弊端。吴子牛“正史”的叙述模式突出民族浩劫的表面现象，未能充分发挥这一题材的极端性，拘泥于历史资料记载的真实性，仅仅停留在惯常的人伦情感，未能真实地表现“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内心震撼、人性裂变。陆川的《南京！南京！》借助普适的人性价值强调了这一题材的艺术性，但却回避了这一题材本身难以回避的国族政治特征。在本民族无比悲恸的惨剧面前，施暴的一面无论怎样也难以等同于受难者。因此，影片未能满足国内观众抚慰本民族精神创伤的观影期待。张艺谋的“好莱坞式”商业叙述模式，在国内之所以受到热捧，不外是这一“英雄传奇”在中日民族对立的叙事框架中表现了反日的民族情绪，并且提供了华美的视觉和好莱坞一线明星。但是，这种商业化叙事严重侵蚀了题材的严肃性，被经济资本彻底驯服的故事传奇抽空了沉重的历史经验。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直到1997年，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一场遗忘的二战浩劫》（简称《南京暴行》），“南京大屠杀”才引起美国的关注，尤其是她以的方式震撼了西方世界。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给我们提供了美国学生观看《南京大屠杀》时的鲜活经验：“学生们开始的反应是太恐怖、太了，有些看不下去。到影片放完时，就只剩下一些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残酷画面留在学生的脑子里，他们对影片的整体却没有把握。”⑥的确，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强调正史的叙述角度，注重“把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资料视觉化”，如影片出现的两个日本军人杀人比赛，日军在中国小孩手中放炸弹等细节，更强调忠实于史料，给美国学生造成了电影“更像板着面孔的教科书”的印象。吴子牛“正史”式的叙述模式依赖于国内保存的史料，过多强调题材的政治性、民族性，在缺乏文化阐释与艺术形式的情况下，它被视为当下中国政府对外的政治宣传。
2011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在美国上映，票房虽仅取得12万美元，但获得了较好评价。⑦《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陆川是一位视觉艺术大师，“对比手法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特色——有时场面宏大，有时细腻，有时侧重群体，有时关注个人，残酷与温暖并存。……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家，用宽银幕，再加上用黑白片拍摄，他特意挑选出了一些特别的影像”⑧。《纽约客》认为：“这部中国战争影片展现了近年来很少看到了完美黑白影像。”⑨除了黑白的艺术形式，西方媒体还称赞影片人性化地表现日本军人。“陆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这次大屠杀进行了精湛的电影呈现以及对于‘人’这一主题的格外关注，其全球化的视野及态度在以上两方面都有体现。”⑩《纽约时报》认为：“《生死之城》（《南京！南京！》——笔者注）没有牵涉到这样沉默的政治考量，但陆坚持要塑造人性化的日本人，特别是通过角川正雄这一角色，这本身就是勇敢的政治立场，也是勇气可嘉的道德立场。他拒绝将日本人描写成历史的野兽或怪物。”
与之不同的是，《金陵十三钗》在国内得到一致好评，却在美国市场上遭受冷遇与恶评。《纽约时报》、《好莱坞记者报》等著名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伊曼纽尔?利维直言不讳地说：《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从事电影行业取得成功以来最糟糕的作品之一”。而他所指的成功之作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该影片的商业特征，也被影评家们清楚地揭示出来。如美国著名影评人迈克?霍尔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金陵十三钗》的叙述态度缺乏严肃及必要的尊重，出现“令人吃惊的轻佻”。“《金陵十三钗》由于所描述的事件与张艺谋的距离严重失衡而失败……本质上，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他拒绝采取一种立场。”贾斯汀则指出：“这部电影无疑是保守的：用过于伤感的电影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美国影评人认为，由于过于商业化，《金陵十三钗》已成为“廉价”的好莱坞情节剧，影像豪华、情节虚检测。美国影评人托德?麦卡锡认为，只有好莱坞最愚笨的制片人才会在可怕的“南京大屠杀”中注入性诱惑，但它却成为《金陵十三钗》的中心元素，这使再三被戏剧化的历史时刻呈现出不自然的、缺乏说服力的形态。霍尔说得更明确：“他（指张艺谋——笔者注）对待1937事件真正的方式是将之作为一个豪华、充满好莱坞情调的情节剧，这使他成为受欢迎的艺术大师。在这个过程中，他未能传达最重要的元素——庄严、历史力量、真正的悲悯——那些本来能使电影更有价值。”贾斯汀也注意到豪华的影像和虚情检测意的故事之间的关联。
由于上映的时间非常接近，美国影评家们纷纷比较《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这两部影片，态度非常一致。伊曼纽尔?利维认为，在“南京大屠杀”的系列中，陆川的《南京！南京！》和Michael Prazan的《南京：记忆与遗忘》均是佼佼者。贾斯汀认为，《南京！南京！》比《金陵十三钗》更值得纪念，视野更广阔、笔致更精细；后者虽然选取书娟的叙事视角，但并没有给故事增加任何意义。托德?麦卡锡认为陆川的《南京！南京！》是“真正优异的影片”，而《金陵十三钗》的故事与之过于相似，并对诸多细节提出批评，如“影片提供很少的历史背景。人物没有提供立场或者缺乏观察力，有道德感的人物成为一个有待意义装满的空瓶”。他犀利地指出：“如果华纳兄弟在1942年制作了这部影片，那么它会具有一种有效的反日宣传效果，在交易中可能成为吸引人的电影，但今天，它只有废话的作用。”美国媒体对《金陵十三钗》这部“史上最贵”的华语电影的票房前景持怀疑态度。如托德?麦卡锡认为，张艺谋用好莱坞明星贝尔吸引观众注意力，谋取海外票房，有意争取让更广泛的观众接触到可怖的南京故事，但由于“和《南京！南京！》过于相似——票房前景（至少在北美）非常有限”。与之相似，丹纳?哈里斯在著名电影媒体网站indieWIRE撰文指出，影片“即便在中国首映，也已显现‘枯萎’的迹象”，他援引市场分析师罗伯特?凯恩的意见，认为《金陵十三钗》只有拿到相当于《阿凡达》的票房成绩，制片方才有利可图，“虽然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看起来它不可能在中国大陆突破1亿美元票房，更不用说本需要的2亿多美元”，“《金陵十三钗》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目前为止最大的亏损者”。从目前的票房来看，这个判断倒也符合影片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评价标准在于强调全球化的普适性价值，弱化民族主义。这里的全球化当然是以西方文化为核心。西方媒体虽然以缺乏民族情感、缺乏探索人性的严肃性抓住了张艺谋电影过于商业化的软肋，但却忽视了陆川影片的民族立场迷失。西方媒体直接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政治议题，“南京大屠杀”所承载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了西方一个非常敏感、不愿触碰的政治话题。
事关民族尊严、创伤、正义的“南京大屠杀”，脱离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范畴，必然要求对民族国家进行合理性阐释与辩护，这不仅是国家政治与社会公共领域的需要，也是社会群体及普通民众的诉求。它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的政治观念，更需要文化对其进行阐释，即怎样从自身的文化意义价值维护、增强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提振民族的勇气与信心，才是叙述这类事件的根本。“由于政治题材向来作为所谓的敏感题材，合乎逻辑地被要求与维护政权的稳固和发展保持高度一致，电影创作者在制度上与心理上完全服从于当时特定的国家意志，以确保作品成为政治一体化制度与现代传播组织技术化的集中表达。”这种特殊的题材有着与民族国家高度契合的叙事要求，创作者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服从，更需要“心理上”的情感认同，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美国影评人对《金陵十三钗》中对民族灾难的叙述过于“轻佻”的指责，就是最好的例证。贾斯汀所谓的“保守”存在两个意义，一是由于电影讲述的中国民众在异族入侵的民族灾难中过于“伤感”，总是“被动”承受、躲避灾难，对自身命运“保守”，缺乏主动抗争；二是指电影叙事的保守，囿于既有的叙事思路、范畴，缺乏叙事想象力。
因此，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就应当以文化传统与民族艺术的价值、形式，自信地凸显这一题材的政治性，并借助现代视听技术广泛地传播，以此为契机，在全球范围内建构理性的国家形象。“南京大屠杀”的当下叙述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与经济资本之间复杂的关系，电影叙事重点不断偏移，未能聚焦于身处死亡之城的中国人。如《南京大屠杀》仅表现医生一家和难民营中的女教师躲避灾难、幸运得生；《南京！南京！》突出德国人拉贝等国际难民营对中国人的救护；《金陵十三钗》把重点放在美国人拯救中国女学生的传奇故事，忽视了正视身处人间地狱的中国人内心裂变的勇气。创作者虽然是“制度上”的服从，但“心理上”的情感认同尚未充分显现出来。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当下叙述存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严厉地批判中国人惨遭史无前例的杀戮时的诸多劣根性。影片中缺少不了大批忍气吞声、麻木漠然的中国人，缺少不了“汉奸”角色，缺少不了当众撒泼的“”形象，更缺少不了国人之间的蝇营狗苟、钩心斗角。这种叙述违反了此类题材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削弱了凸现民族意志、建构国家形象的题材功能，因此难以让观众获得观影满足。
电影等艺术媒介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叙述虽然具有丰富的形态，但是，它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需要从积极的角度凸现它的正面价值。日本学者酒井直树说得直截了当：“一个民族国家可以用异质性来反抗西方，但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同质领域’，就成不了国民。”以此观之，中国电影的民族叙述恰恰相反，在国民内部凸显差异的悬殊，对外却呈现出价值的趋同。当现代民族国家遭受外族入侵、存亡关头的危急时刻，排除内部的异质性，建立“普遍同质领域”的民族主义存在着相当的合理性。这也是夏光所说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所有阶级（包括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同体。在理论上，民族国家是一定社会的所有成员/所有阶级的国家，其合法性只能来自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所有阶级在归属感上的基本共识”。换言之，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而且，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注释
①最早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是《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相关资料参见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世界知道些什么》，《报刊荟萃》2005年第11期。②王炎：《犹太大屠杀的话语演变》，《艺术评论》2009年第6期。③④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153、154页。⑤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著名畅销书栏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相关资料可参见吉车《张纯如：震撼全球华人的女人之死》，《世界经理人》2006年6月2日。⑥王炎：《〈南京〉——历史记忆与真实再现》，《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⑦《南京！南京！》北美票房数据来源于.⑧Manohla Dargis，A tale of Nanjing Atrocities That Spares No Brutal Detail,The New York Times,May 10,2011.⑨⑩《〈南京！南京！〉北美公映 获美主流媒体关注》，国际在线2011年5月4日。Ema
责任编辑：采 薇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叙述模式；跨文化；民族主义
1003—0751(2012)04—0184—05
与普通题材相比，构建国家形象所需的素材往往与国族政治相关，其中，民族存亡、浩劫、危机等灾难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重述民族的生存危机、释放民族巨大悲痛，有效凝聚起国内民众的意志与情感，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灾难及其影响已经难以局限在国内，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对本民族灾难性事件的叙述，既是在世界舞台上表达民族国家特有的集体意志、政治观与价值观，展示、传播国家形象；又因其灾难性，更易于激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的支持，被其他国家接受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适合构建国家形象的素材之一。它具有宏大而高阶的全球性平台，如“二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背景，类似的集体暴力与种族灾难以及多国性，曾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关注。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内电影出现三种各具特点的叙事模式，分别是以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正史叙事模式，以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文艺片模式，以及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的商业化叙事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三种模式叙述的效果都不太理想，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质疑，国内与国外的效果差异甚大。影片对本民族灾难的叙述未能展示出一个健康、理性的国家形象，反而被西方认为是虚检测的对外宣传，矫揉造作的情节剧。出现这种传播结果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客观地说，这与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叙述缺陷密切相关。
一、政治、文化与经济：“南京大屠杀”的三种叙事模式
虽然国内政府与社会群体、民间组织对“南京大屠杀”周年都有规模不一的纪念、宣传活动，但这种社会仪式与活动大多停留在例行公事的层面上。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等叙事媒介）对它的重视程度、持久程度均远远不够， 导致整个话题在国际上缺乏传播力。“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做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②而在“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国内电影不乏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和吴子牛1995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代表了一种依据正史的叙述模式。影片坚守民族国家的特定立场，凝聚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严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非人的暴行、残忍，突出国人遭受的灭顶之灾：他者的妖魔化和我族的凄惨形成强烈比照。然而，这种叙述局限于义愤的民族情感上，简单地理解这场灾难，缺乏直逼人性的力度。影片虽然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但难以探知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在一个值得认同、理解的叙事者引导下，想象地经历故事虚构的情境，它强调叙述的特殊性、体验性。《南京大屠杀》里，主要人物医生一家、老师与观众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其悲欢离合流于视觉表面。概言之，“正史”叙事模式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调民族灾难中的集体形象，于是，镜头对准散落的人群，难以真正聚焦具体人物，深入复杂的内心世界。
之所以把《南京！南京！》作为第二种叙述模式，是因为陆川在叙述方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图解，也不是非人的政治批判，而是站在超越阶级、民族属性的人性角度上进行了艺术化叙述，体现在如下几点：1.在塑造人物方面，有意地跨越中日民族界限，以日本军人角川为视角，探索“南京大屠杀”对人性的摧毁。影片在中日民族之间平均用力，一方面大量的中国人毫无抵抗地被屠杀，另一方面，角川等在紧张、惶恐中度日。2.弱化民族主义，强调普适性的价值取向。影片虽然存在陆建雄、国际难民营等多条线索，但贯穿剧情始终的则是角川，表现日军的人性苏醒。3.穿插大量的日军日常生活内容，淡化冲击，模糊战争的残酷性，试图把日本侵略者从“魔鬼”还原成“人”。4.黑白片的艺术形式，突出光线的造型功能，体现了精致的艺术感。如果说陆川用普适的人性价值代替民族主义立场遭到了国人的强烈质疑，那么，黑白片的艺术形式、颇具艺术质感的光影造型、极具抒情的电影音乐还是得到了肯定。
相对说来，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具有特殊意义。影片上映以来占尽优势，成为2011年度票房最高的华语影片，赢得国内观众的称赞，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代表中国大陆角逐美国奥斯卡大奖。在商业资本天然趋利的推动下，《金陵十三钗》呈现出华语电影迄今最为开放的国际性，如编剧（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导演（最具世界影响的华人导演）、题材（美国人救助中国女孩）、人物（好莱坞一线明星）、语言（大量使用英语对白）以及宗教元素（基督教），等等。由此出现了第三种叙事模式，即商业化模式。质言之，影片之所以国际性，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赚取票房，谋取更大的经济回报。因此，《金陵十三钗》虽然叙述沉重的民族灾难、历史记忆，却充满了商业化的世俗气质。“”（世俗性）挺身而出的壮举，改变了原来的负面形象，成为被称颂的“金陵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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钗”。对于可能制造全球票房障碍的民族主义，影片采取了迂回的叙事策略，一方面选取更具影响力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低调处理民族主义。影片有意省略可能刺激民族情绪的惨烈结尾，一切都在书娟等待、期盼的叙述声中突然结束。如此，“南京大屠杀”这一体现民族主义的重大历史题材，在张艺谋的叙述中反而透露出流行文化的特征，即用世俗的生命价值削弱了民族在特殊时刻的超越性与神圣感，出现了平义倾向。“文化平义是一些流行文化研究者的思想预设：普通人的符号经验和实践有重要意义，从分析和政治的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经验和实践比大写的文化还重要。”③平义之所以盛行于流行文化，“普通人的符号经验和实践”之所以比“大写的”精英文化更重要，是因为在当下社会中，普通人/多/量构成了对精英/少/质的包围，表现出“反精英”、“反智主义”的特征。它在专制的权威主义面前，显示出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是，在“后英雄”时代的大片中，自由、平等的生命观与当下泛滥的消费主义合流，成为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甚至是衡量流源于：毕业论文致谢www.udooo.com
行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化平义只专注消费这一维，其态势是钳形运动；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则推进全盘市场化”④。文化平义之所以凸现多数的“普通人经验”，不外是因为消费行为“量的最大化”原理所决定的，也就是商业资本扩张的文化策略。可以说，《金陵十三钗》显示了经济资本整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三种叙事模式均存在一些弊端。吴子牛“正史”的叙述模式突出民族浩劫的表面现象，未能充分发挥这一题材的极端性，拘泥于历史资料记载的真实性，仅仅停留在惯常的人伦情感，未能真实地表现“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内心震撼、人性裂变。陆川的《南京！南京！》借助普适的人性价值强调了这一题材的艺术性，但却回避了这一题材本身难以回避的国族政治特征。在本民族无比悲恸的惨剧面前，施暴的一面无论怎样也难以等同于受难者。因此，影片未能满足国内观众抚慰本民族精神创伤的观影期待。张艺谋的“好莱坞式”商业叙述模式，在国内之所以受到热捧，不外是这一“英雄传奇”在中日民族对立的叙事框架中表现了反日的民族情绪，并且提供了华美的视觉和好莱坞一线明星。但是，这种商业化叙事严重侵蚀了题材的严肃性，被经济资本彻底驯服的故事传奇抽空了沉重的历史经验。
二、美国的接受心理：跨文化审视三种模式的传播效果
叙述“南京大屠杀”绝不应当满足于国内的自说自话，或是被动地回应日本右翼势力对它的否认。重提这段国族灾难历史，是为了在国际政治语境中设置议题，辨明历史真相，争取这段历史与事件的话语权。因此，考量“南京大屠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传播效果就成了应有之义。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直到1997年，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一场遗忘的二战浩劫》（简称《南京暴行》），“南京大屠杀”才引起美国的关注，尤其是她以的方式震撼了西方世界。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给我们提供了美国学生观看《南京大屠杀》时的鲜活经验：“学生们开始的反应是太恐怖、太了，有些看不下去。到影片放完时，就只剩下一些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残酷画面留在学生的脑子里，他们对影片的整体却没有把握。”⑥的确，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强调正史的叙述角度，注重“把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资料视觉化”，如影片出现的两个日本军人杀人比赛，日军在中国小孩手中放炸弹等细节，更强调忠实于史料，给美国学生造成了电影“更像板着面孔的教科书”的印象。吴子牛“正史”式的叙述模式依赖于国内保存的史料，过多强调题材的政治性、民族性，在缺乏文化阐释与艺术形式的情况下，它被视为当下中国政府对外的政治宣传。
2011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在美国上映，票房虽仅取得12万美元，但获得了较好评价。⑦《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陆川是一位视觉艺术大师，“对比手法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特色——有时场面宏大，有时细腻，有时侧重群体，有时关注个人，残酷与温暖并存。……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家，用宽银幕，再加上用黑白片拍摄，他特意挑选出了一些特别的影像”⑧。《纽约客》认为：“这部中国战争影片展现了近年来很少看到了完美黑白影像。”⑨除了黑白的艺术形式，西方媒体还称赞影片人性化地表现日本军人。“陆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这次大屠杀进行了精湛的电影呈现以及对于‘人’这一主题的格外关注，其全球化的视野及态度在以上两方面都有体现。”⑩《纽约时报》认为：“《生死之城》（《南京！南京！》——笔者注）没有牵涉到这样沉默的政治考量，但陆坚持要塑造人性化的日本人，特别是通过角川正雄这一角色，这本身就是勇敢的政治立场，也是勇气可嘉的道德立场。他拒绝将日本人描写成历史的野兽或怪物。”
与之不同的是，《金陵十三钗》在国内得到一致好评，却在美国市场上遭受冷遇与恶评。《纽约时报》、《好莱坞记者报》等著名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伊曼纽尔?利维直言不讳地说：《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从事电影行业取得成功以来最糟糕的作品之一”。而他所指的成功之作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该影片的商业特征，也被影评家们清楚地揭示出来。如美国著名影评人迈克?霍尔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金陵十三钗》的叙述态度缺乏严肃及必要的尊重，出现“令人吃惊的轻佻”。“《金陵十三钗》由于所描述的事件与张艺谋的距离严重失衡而失败……本质上，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他拒绝采取一种立场。”贾斯汀则指出：“这部电影无疑是保守的：用过于伤感的电影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美国影评人认为，由于过于商业化，《金陵十三钗》已成为“廉价”的好莱坞情节剧，影像豪华、情节虚检测。美国影评人托德?麦卡锡认为，只有好莱坞最愚笨的制片人才会在可怕的“南京大屠杀”中注入性诱惑，但它却成为《金陵十三钗》的中心元素，这使再三被戏剧化的历史时刻呈现出不自然的、缺乏说服力的形态。霍尔说得更明确：“他（指张艺谋——笔者注）对待1937事件真正的方式是将之作为一个豪华、充满好莱坞情调的情节剧，这使他成为受欢迎的艺术大师。在这个过程中，他未能传达最重要的元素——庄严、历史力量、真正的悲悯——那些本来能使电影更有价值。”贾斯汀也注意到豪华的影像和虚情检测意的故事之间的关联。
由于上映的时间非常接近，美国影评家们纷纷比较《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这两部影片，态度非常一致。伊曼纽尔?利维认为，在“南京大屠杀”的系列中，陆川的《南京！南京！》和Michael Prazan的《南京：记忆与遗忘》均是佼佼者。贾斯汀认为，《南京！南京！》比《金陵十三钗》更值得纪念，视野更广阔、笔致更精细；后者虽然选取书娟的叙事视角，但并没有给故事增加任何意义。托德?麦卡锡认为陆川的《南京！南京！》是“真正优异的影片”，而《金陵十三钗》的故事与之过于相似，并对诸多细节提出批评，如“影片提供很少的历史背景。人物没有提供立场或者缺乏观察力，有道德感的人物成为一个有待意义装满的空瓶”。他犀利地指出：“如果华纳兄弟在1942年制作了这部影片，那么它会具有一种有效的反日宣传效果，在交易中可能成为吸引人的电影，但今天，它只有废话的作用。”美国媒体对《金陵十三钗》这部“史上最贵”的华语电影的票房前景持怀疑态度。如托德?麦卡锡认为，张艺谋用好莱坞明星贝尔吸引观众注意力，谋取海外票房，有意争取让更广泛的观众接触到可怖的南京故事，但由于“和《南京！南京！》过于相似——票房前景（至少在北美）非常有限”。与之相似，丹纳?哈里斯在著名电影媒体网站indieWIRE撰文指出，影片“即便在中国首映，也已显现‘枯萎’的迹象”，他援引市场分析师罗伯特?凯恩的意见，认为《金陵十三钗》只有拿到相当于《阿凡达》的票房成绩，制片方才有利可图，“虽然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看起来它不可能在中国大陆突破1亿美元票房，更不用说本需要的2亿多美元”，“《金陵十三钗》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目前为止最大的亏损者”。从目前的票房来看，这个判断倒也符合影片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评价标准在于强调全球化的普适性价值，弱化民族主义。这里的全球化当然是以西方文化为核心。西方媒体虽然以缺乏民族情感、缺乏探索人性的严肃性抓住了张艺谋电影过于商业化的软肋，但却忽视了陆川影片的民族立场迷失。西方媒体直接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政治议题，“南京大屠杀”所承载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了西方一个非常敏感、不愿触碰的政治话题。
三、三种叙述模式与构建国家形象的可能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既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凸显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形象的重要契机，这需要充分认识当下叙述语境的特点。金元浦把全球化分成“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两个阶段。在“全球本土化”阶段，随跨国资本而来的西方文化越界生成一种普适性的文化价值；然而到了“本土全球化”阶段，这种普适性文化受到本土文化抵制，非西方文化介入多元文化的竞争，参与全球文化的建构。如此，国家形象、民族身份难以与全球化语境分开，但在文化全球化的扩张面前，又只能依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记忆。“本土全球化”语境决定了“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必须具有本民族文化的哲学思辨、政治理想、文化智慧与立场。以此观之，不仅吴子牛“正史式”的叙事以民族主义为旨归，缺乏本民族的哲学思辨、文化及必要的叙事策略，就是陆川强调普适性价值的艺术叙述、张艺谋的“好莱坞”叙述模式，都缺乏阐释、维护本民族文化价值，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与伤痛的思想力量。事关民族尊严、创伤、正义的“南京大屠杀”，脱离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范畴，必然要求对民族国家进行合理性阐释与辩护，这不仅是国家政治与社会公共领域的需要，也是社会群体及普通民众的诉求。它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的政治观念，更需要文化对其进行阐释，即怎样从自身的文化意义价值维护、增强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提振民族的勇气与信心，才是叙述这类事件的根本。“由于政治题材向来作为所谓的敏感题材，合乎逻辑地被要求与维护政权的稳固和发展保持高度一致，电影创作者在制度上与心理上完全服从于当时特定的国家意志，以确保作品成为政治一体化制度与现代传播组织技术化的集中表达。”这种特殊的题材有着与民族国家高度契合的叙事要求，创作者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服从，更需要“心理上”的情感认同，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美国影评人对《金陵十三钗》中对民族灾难的叙述过于“轻佻”的指责，就是最好的例证。贾斯汀所谓的“保守”存在两个意义，一是由于电影讲述的中国民众在异族入侵的民族灾难中过于“伤感”，总是“被动”承受、躲避灾难，对自身命运“保守”，缺乏主动抗争；二是指电影叙事的保守，囿于既有的叙事思路、范畴，缺乏叙事想象力。
因此，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就应当以文化传统与民族艺术的价值、形式，自信地凸显这一题材的政治性，并借助现代视听技术广泛地传播，以此为契机，在全球范围内建构理性的国家形象。“南京大屠杀”的当下叙述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与经济资本之间复杂的关系，电影叙事重点不断偏移，未能聚焦于身处死亡之城的中国人。如《南京大屠杀》仅表现医生一家和难民营中的女教师躲避灾难、幸运得生；《南京！南京！》突出德国人拉贝等国际难民营对中国人的救护；《金陵十三钗》把重点放在美国人拯救中国女学生的传奇故事，忽视了正视身处人间地狱的中国人内心裂变的勇气。创作者虽然是“制度上”的服从，但“心理上”的情感认同尚未充分显现出来。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当下叙述存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严厉地批判中国人惨遭史无前例的杀戮时的诸多劣根性。影片中缺少不了大批忍气吞声、麻木漠然的中国人，缺少不了“汉奸”角色，缺少不了当众撒泼的“”形象，更缺少不了国人之间的蝇营狗苟、钩心斗角。这种叙述违反了此类题材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削弱了凸现民族意志、建构国家形象的题材功能，因此难以让观众获得观影满足。
电影等艺术媒介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叙述虽然具有丰富的形态，但是，它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需要从积极的角度凸现它的正面价值。日本学者酒井直树说得直截了当：“一个民族国家可以用异质性来反抗西方，但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同质领域’，就成不了国民。”以此观之，中国电影的民族叙述恰恰相反，在国民内部凸显差异的悬殊，对外却呈现出价值的趋同。当现代民族国家遭受外族入侵、存亡关头的危急时刻，排除内部的异质性，建立“普遍同质领域”的民族主义存在着相当的合理性。这也是夏光所说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所有阶级（包括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同体。在理论上，民族国家是一定社会的所有成员/所有阶级的国家，其合法性只能来自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所有阶级在归属感上的基本共识”。换言之，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而且，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注释
①最早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是《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相关资料参见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世界知道些什么》，《报刊荟萃》2005年第11期。②王炎：《犹太大屠杀的话语演变》，《艺术评论》2009年第6期。③④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153、154页。⑤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著名畅销书栏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相关资料可参见吉车《张纯如：震撼全球华人的女人之死》，《世界经理人》2006年6月2日。⑥王炎：《〈南京〉——历史记忆与真实再现》，《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⑦《南京！南京！》北美票房数据来源于.⑧Manohla Dargis，A tale of Nanjing Atrocities That Spares No Brutal Detail,The New York Times,May 10,2011.⑨⑩《〈南京！南京！〉北美公映 获美主流媒体关注》，国际在线2011年5月4日。Ema
源于：科技论文www.udooo.com
nuel Levy,Flowers of War:China’s Oscar Entry，/review/flowers-of-war-chinas-oscar-entry/.Mike Hale，A Shady American in the Nanjing Massacr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20,2011.Sam Justin，the flower of war：movie review，/review/movie/826-the-flower-of-war--movie-review.Todd McCarthy，Based on Yan Geling''s novel "13 Flowers of Nanj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plays front and center in director Zhang Yimou''s tale，The Hollywood Reporter,12/11/2011.Dana Harris，"The Flowers of War" Debuts in China to Good Numbers,But They Need To Be Great,Indiewire，Dec 20，2011.金元浦：《文化中国：上海世博中站立着的国家形象》，《中关村》2010年第9期。刘君：《从制度到文化：政治传播模式下的中国电影变迁》，《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2期。［日］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张京媛主编《后殖义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8—409页。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三联书店，2005年，第322页。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