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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朱谦之是中
关键词：朱谦之
日本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1002－7874(2012)01－0118－1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代。与同时代中国的日本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主要从日本或苏联引进研究成果相比，在日本思想史领域，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通史性或专题性研究成果：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和刘及辰的《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及朱谦之主持编撰的两本日本哲学史料集。这些著作，可谓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奠基时代领先于日本研究的其他领域，要归功于朱谦之和刘及辰这两位卓越的先行者的努力。而且，从上述著作的名称可以看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起初主要是以日本哲学思想为内容和对象，这与两位奠基者的哲学家身份是分不开的。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就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提及朱谦之早期的日本思想研究，就不能不追溯到他1931年发表的论文《日本思想的三时期》。虽然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状况还有待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该文的实证性与系统性、理论性，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
据朱谦之自述，《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是他在日本写成的。关于在日本留学的情况，朱谦之在1945年写的自述《奋斗廿年》中称，那时“专注全力于历史哲学研究”，“我初住在神保町有明馆，后迁赤门帝大对面的登龙馆，两处附近均有长列书市，我每日有暇，一定从书市的首端走到书市的末端，视为常课。我搜集历史哲学一类书籍，凡能购得的，都不惜重资，尽量收为己有，书籍之外更特别注意于新旧杂志……我所搜集的单篇论文，在两年之后，居然订成五大册，定名为‘历史哲学论文集’，这也许就是我在的最大收获罢!我又每日必往图书馆，如上野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均为我经常足迹所在，凡不易购得的书籍，便在那里面抄……自朝至夕，我均为历史哲学的工作而忙，我的苦学和搜集狂，即是我唯一的嗜好和唯一的娱乐……我的刻苦耐劳的习惯，也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来看，朱谦之后来在1968年的自述《世界观的转变》中所说的“我虽曾留学日本，但从未注意日本哲学”，显然是另有深意的。我想，这主要是他因为学术立场发生转变而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搜集阅读大量资料并专注于历史哲学研究的情况下，朱谦之是如何看待和研究日本思想的发展呢?
关于日本的古代思想，他认为“都是不重理论而看重情意的，所以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学的”。摆脱大陆儒佛思想的影响，是日本思想发展的出发点，“从崇拜儒教本土的迷梦唤醒起来，这实在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过此便入日本思想的第一期——神学思想的时期了”。具体而言，“因为德川时代正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时代，所以许多神道学者如贺茂真渊等出来提倡古学，而排斥从外国传来的儒佛”。
关于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时期”，朱谦之说：“如把德川时代的神道思想比成西洋思想史上的文艺复兴，则明治维新实好像‘启明运动’似的。所以明治时代，神道思想便只剩得糟粕，没有人去注意他。于是神学时期一转而为形而上学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他认为以西洋思想为背景的“明治时代的维新精神，已完全根据于个人的和国家的自觉运动，较德川时代只以宗教为中心的神国观念、保皇观念，当然是要进步多了”。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他具体分析说：“我们讲到日本思想的第二期，为方便起见，可完全用德国的正统派哲学代表它。这派哲学起于明治中期，以大正十三年地震为止，势力很大，至今尚为大学里研究的中心。”日本的思想家将德国派的观念论哲学“与东洋思想融化而成一新的哲学系统”，朱谦之认为“形而上学派”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讲坛哲学中还有“认识论派”(左右田喜一郎、波多野精一等)和“现象学派”。
第二个时期日本思想的特点是“高唱着国家主义”，“并且以为国家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朱谦之认为：“日本思想从大正十三年大地震以后，便是一个大转期，他(原文如此，应为“它”。——引者注)已经不是第二时期的国家思想，而进入于第三时期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派(大杉荣、荒烟寒村、石川三四郎)、社会主义派(早期如坍利彦、山川均、安部矶雄，代表唯物论辩证法的福本和夫、河上肇、三木清)。朱谦之总结说：“日本现在的思想，正在第三时期社会科学思想极发达的时候；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出风头的时候；……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应该有个新的发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开倒车’，便只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了。”另外，他还看到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另一种倾向，即“似乎有积极走向法国的新实证主义的趋势”，并对这种趋向充满期待。“日本对于德国哲学已根深蒂固似的，无论在官学，在民间社会，试问除了粉饰着晦涩的文句，与观念辩证法的滥用以外，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派的哲学，是从生物学出发?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一个哲学家，是从心理学出发?真是一个也没有。为救这种死沉沉的霉气，当然日本学者会有重新呼吸新实证的空气的要求，这或许也是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罢!”
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的“事实”作这样的分期，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的最后一段给出了答案的线索：“最后由上面所举事实的证明，便知日本思想的发展，是由(一)宗教的哲学时期；到——(二)自我的哲学时期；又到——(三)社会科学时期；而最近将来的——(四)新生命哲学时期，则正在创造的进化中。如由于新黑格儿主义与青年黑格儿(原文如此，应为‘尔’。——编者注)派的运动，重新发现黑格儿哲学的生命性、艺术性(如大江清一、松原宽、岩崎勉等)，这便是好例。前途茫茫，我不敢预说什么，然而由上种种的事实，对于我前著《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却已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了。”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朱谦之强调说，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历史哲学”的成立，即把历史事实给以哲学的研究，由“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哲学”“来解释历史全体”。为此，他介绍了孔德的《实证哲学讲义》，写道：“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系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的阶级：(第一)神学阶级(Theological Stage)，这时期做一切理论的基础的，就是‘神’。一切现象都可以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解释他。(第二)形而上学阶级(Metaphysical Stage)，这时期以抽象的概念，就是潜伏人们内心的思想来解决一切。(第三)实证或科学的阶级(Positive or Scientific Stage)，这时期专以观察为主，汇集事实上所得的法则而整理之，排列之，籍(原文如此，实应为‘藉’(借)。——编者注)以说明一切，所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
据此，朱谦之将历史哲学本身的发展分为宗教的历史时期、自我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或科学的历史时期和综合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论述西洋、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时都运用了这种分期说。比如，在论述西洋近代哲学的生命派时，他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文艺复兴)”、“自我哲学时期(启明运动)”、“社会的科学的时期(19世纪)”和“现代的生命哲学时期”四个时期；在论述印度哲学的历史进化时，他同样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婆陀罗衍)”、“自我哲学时期(乔陀婆陀)”、“社会哲学时期(甘地)”和“生命哲学时期(泰戈尔)”；在论述中国近世以来的哲学时，他也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宋代)”、“自我哲学时期(明代)”和“社会政治哲学时期(清代)”。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对日本思想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可见，这时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本着他一贯的历史哲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其日本思想研究与《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的关系，与其说是“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不如说是有意地对其分期原理作了一个补注。
(三)朱谦之关注的重点在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思想界，对近现代日本思想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
这不仅表现在朱谦之对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各种派别的思想实质及其论争的充分了解，而且在于他并不是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简单地进行直线式理解，而是看到了不同阶段里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因素。比如，“科学阶段中虽有唯物史观与社会史观两派，但均不彻底，尤其是神学阶段的封建思想与形而上学阶段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尚为有力的反动阶级之势力，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旧式之军事征掠手段，强占东省，便是好例”。此外，他还针对“形而上学派”中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等代表人物，从其各自的特点出发，探讨了其思想中东西方思想因素的融合及其浓厚的东洋色彩。即便在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中，朱谦之也注意到了儒佛的更替以及神儒的关系，只是没有充分展开。
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朱谦之在《历史哲学》中虽然认为它“是算不了什么的”，但还是看到了其积极的方面。他说：“他这种以经济事情为中心的历史观，因他说明历史上的社会变迁、注意在社会史上一切关系依于物质的条件而变化的原因，故此学说推到极端，把理想那样东西，也看做不过物质的影子，历史家对于这句话，自然不能同意的
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批判、介绍以及到后来开始接受并自觉运用的变化进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发现，他在回忆自己20世纪20年代初的思想时，曾这样提到唯物史观：“我因痛恨于独秀用列宁政府的金钱，来收写工人，做他野心革命的牺牲，所以对于唯物史观的革命论者，非常失望!而欲从根本上去求改造人心了!”后来，在《世界观的转变》中，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哲学》根本是从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前提出发，所以太信赖了人类的良心，而忘记了有许多剥削阶级存在，因为立场错了，世界观也错了，甚至所用以实现未来社会的方法也流于空话”，并表示“我深刻地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无比，同时更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感谢这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感谢全体群众所给我的过去所未曾有的思想教育。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我”。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自觉地批判和否定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目的在于“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我为鉴戒，以后不再走资产阶级世界观下个人英雄主义的路”。同时，他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并想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一定的具体实际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谦之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曾经抱有的力图从学理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的热情，这时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注意收集唯物史观的著作，在后来也只不过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朱谦之后来回忆说：“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现藏即有中苏英日四种版本，而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的日译本，尚是我在1929年7月9日在岩松堂夜间购得，时距该书发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纪念的。”此外，朱谦之的自叙诗中有日：“中年落拓到东瀛，无福日光富士行。埋首篷窗逃白眼，侧身岛国隐书城。何曾丝竹耽歌舞，而向马恩借甲兵。终是风尘身仆仆，不教狂客显声名。”其心绪可见一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界的共识，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①。其开创之功或研究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2)系统地梳理了日本的哲学史、儒学史；(3)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4)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在其第一本日本思想史专题著作《日本的朱子学》中，朱谦之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还不是那么坚定，称“在观点方面，日本哲学界至今尚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并申明“本书是我研究东方哲学史之一初步尝试，在观点方法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加以指正”。但是到1962年7月为《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撰写前言时，朱谦之对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似乎已经很有信心，也非常娴熟了。他写道：“日本哲学史即日本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前日本哲学的基本情况，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斗争，在德川时代已经十分明显。”“研究日本哲学史，主要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并批判过去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也不能忘却，在唯心主义哲学里面，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的内核一样，阳明学左派的辩证法，也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日本哲学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则不可不先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及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准备时期哲学的诸流派。”
实际上，将这里的“日本”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很适用。朱谦之进而将哲学学派斗争与社会阶级矛盾联系起来，说：“日本哲学的学派斗争，是和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与变动有关；以阶级矛盾作为各学派思想斗争的背景来看，就更容易明白中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对日本哲学所起的各种特殊作用”。可见，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公式化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朱谦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时地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比如，他在评价徂徕的“独特的所谓‘唯物论”’时说：“徂徕所谓物，当然不是我们之所谓物质，但也具有某一种客观存在之意义。”“徂徕的唯物是把自己束缚于先王之礼之物之下，一口气也不许出，结果便是极端的自卑感，极端的奴性教
朱谦之认为，从文化的类型上说，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从文化的结构上说，西洋文化也有宗教和哲学，而从文化的接触上说，西洋文化史上的“哲学时代”是受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的。为此，他先后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和美洲的影响进行研究，出版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之影响》(1940年)和《扶桑国考证》(1941年)。在其比较文化学的视野中，朱谦之认为“日本文化的发生，实始于中华民族移住该土之后”，“日本文化原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为中国文化所传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谦之首先从朱子学人手，对日本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亦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种研究工作，在中国今日尚属创举”。因此，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注重叙述朱子学在日本之传播与发展”，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研究，也是想“借以明了中国哲学对于日本近世哲学的影响”。
朱谦之能够开创中日思想交流与比较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源于他的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是对其既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因为固有理论的影响，使他容易过于看重中国哲学，特别是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
比如，他在论述“建武中兴”与宋学的关系时就指出：“所谓‘建武中兴’(‘建武’为后醍醐天皇年号，建武元年即1334年)，从思想的基础上说，是得力于研究宋学。因宋朱子生于偏安之时，无一日不思复兴，其史论往往为此而发，后醍醐为武门陪臣所迫，王室衰微，情况与此相似，故因研究宋学，而激发忠义磅礴之气，确立了建武中兴的功业。”这种说法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推测，也许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是后来的实证研究表明建武中兴运动由宋学的理念所致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朱谦之在这里一方面主张“后醍醐虽在宫中树起宋学的新学帜，成就了后来复位时的建武中兴”，一方面也还是顾及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当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的儒学，依然是没有它的独立地位的”，表现出一个历史学者的谨慎态度。而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做了过当的发挥，甚至提出日本史上的‘建武中兴’，是以宋学作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判定在14世纪，即德川幕府之前两个世纪，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把宋学作为一种理想的统治思想了。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理论先行的负面影响吧。
实际上，提倡史观与史料并重，是朱谦之自上世纪30年始倡导的“现代史学”的重要思想。他说：“从前只知注重史料的确实性。以为只要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事了；现在却将这些史料用来解释那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我们看重后者方法，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我们亦看重前者，因其能为历史进化法则建立下史料之确实的基础。”到50年代，他在讲授史料学时还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把握材料，愈能全面把握关于研究部门的所有材料，研究的成绩，便愈成功”，同时还批判了傅斯年等“不注意史料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朱谦之在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时正是注重选录大量的相关原始史料，使研究者得以直接与原始史料接触。这为他的研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结语
笔者曾经提出过“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这一观点。通过上述对朱谦之的研究著作和方法进行的分析和总结，所谓的“接着讲”，不外乎有以下几层含义。
1.坚持资料“搜集狂”精神，这当然是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就个人而言或许容易做到，但是要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翻译出版而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个世纪之前以朱谦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的《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的“古代之部”和“德川时代之部”，就亟待有人能够接下来进行校订、增补和扩展。
2.重视
源于：论文库www.udooo.com
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研究著作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民国时期，朱谦之以自己的历史哲学为基础，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还是在理论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他都进行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整理学术史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推进现在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关键词：朱谦之
日本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1002－7874(2012)01－0118－1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代。与同时代中国的日本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主要从日本或苏联引进研究成果相比，在日本思想史领域，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通史性或专题性研究成果：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和刘及辰的《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及朱谦之主持编撰的两本日本哲学史料集。这些著作，可谓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奠基时代领先于日本研究的其他领域，要归功于朱谦之和刘及辰这两位卓越的先行者的努力。而且，从上述著作的名称可以看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起初主要是以日本哲学思想为内容和对象，这与两位奠基者的哲学家身份是分不开的。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就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前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
朱谦之(1899～1972)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是中国“历史哲学”的开创者。他的日本思想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其历史哲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提及朱谦之早期的日本思想研究，就不能不追溯到他1931年发表的论文《日本思想的三时期》。虽然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状况还有待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该文的实证性与系统性、理论性，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
据朱谦之自述，《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是他在日本写成的。关于在日本留学的情况，朱谦之在1945年写的自述《奋斗廿年》中称，那时“专注全力于历史哲学研究”，“我初住在神保町有明馆，后迁赤门帝大对面的登龙馆，两处附近均有长列书市，我每日有暇，一定从书市的首端走到书市的末端，视为常课。我搜集历史哲学一类书籍，凡能购得的，都不惜重资，尽量收为己有，书籍之外更特别注意于新旧杂志……我所搜集的单篇论文，在两年之后，居然订成五大册，定名为‘历史哲学论文集’，这也许就是我在的最大收获罢!我又每日必往图书馆，如上野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均为我经常足迹所在，凡不易购得的书籍，便在那里面抄……自朝至夕，我均为历史哲学的工作而忙，我的苦学和搜集狂，即是我唯一的嗜好和唯一的娱乐……我的刻苦耐劳的习惯，也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来看，朱谦之后来在1968年的自述《世界观的转变》中所说的“我虽曾留学日本，但从未注意日本哲学”，显然是另有深意的。我想，这主要是他因为学术立场发生转变而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搜集阅读大量资料并专注于历史哲学研究的情况下，朱谦之是如何看待和研究日本思想的发展呢?
(一)朱谦之力图推演、概括日本思想发展的历程，符合其历史哲学的“分期说”
朱谦之指出，日本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再到科学阶段”三个时期。关于日本的古代思想，他认为“都是不重理论而看重情意的，所以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学的”。摆脱大陆儒佛思想的影响，是日本思想发展的出发点，“从崇拜儒教本土的迷梦唤醒起来，这实在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过此便入日本思想的第一期——神学思想的时期了”。具体而言，“因为德川时代正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时代，所以许多神道学者如贺茂真渊等出来提倡古学，而排斥从外国传来的儒佛”。
关于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时期”，朱谦之说：“如把德川时代的神道思想比成西洋思想史上的文艺复兴，则明治维新实好像‘启明运动’似的。所以明治时代，神道思想便只剩得糟粕，没有人去注意他。于是神学时期一转而为形而上学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他认为以西洋思想为背景的“明治时代的维新精神，已完全根据于个人的和国家的自觉运动，较德川时代只以宗教为中心的神国观念、保皇观念，当然是要进步多了”。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他具体分析说：“我们讲到日本思想的第二期，为方便起见，可完全用德国的正统派哲学代表它。这派哲学起于明治中期，以大正十三年地震为止，势力很大，至今尚为大学里研究的中心。”日本的思想家将德国派的观念论哲学“与东洋思想融化而成一新的哲学系统”，朱谦之认为“形而上学派”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讲坛哲学中还有“认识论派”(左右田喜一郎、波多野精一等)和“现象学派”。
第二个时期日本思想的特点是“高唱着国家主义”，“并且以为国家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朱谦之认为：“日本思想从大正十三年大地震以后，便是一个大转期，他(原文如此，应为“它”。——引者注)已经不是第二时期的国家思想，而进入于第三时期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派(大杉荣、荒烟寒村、石川三四郎)、社会主义派(早期如坍利彦、山川均、安部矶雄，代表唯物论辩证法的福本和夫、河上肇、三木清)。朱谦之总结说：“日本现在的思想，正在第三时期社会科学思想极发达的时候；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出风头的时候；……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应该有个新的发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开倒车’，便只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了。”另外，他还看到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另一种倾向，即“似乎有积极走向法国的新实证主义的趋势”，并对这种趋向充满期待。“日本对于德国哲学已根深蒂固似的，无论在官学，在民间社会，试问除了粉饰着晦涩的文句，与观念辩证法的滥用以外，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派的哲学，是从生物学出发?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一个哲学家，是从心理学出发?真是一个也没有。为救这种死沉沉的霉气，当然日本学者会有重新呼吸新实证的空气的要求，这或许也是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罢!”
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的“事实”作这样的分期，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的最后一段给出了答案的线索：“最后由上面所举事实的证明，便知日本思想的发展，是由(一)宗教的哲学时期；到——(二)自我的哲学时期；又到——(三)社会科学时期；而最近将来的——(四)新生命哲学时期，则正在创造的进化中。如由于新黑格儿主义与青年黑格儿(原文如此，应为‘尔’。——编者注)派的运动，重新发现黑格儿哲学的生命性、艺术性(如大江清一、松原宽、岩崎勉等)，这便是好例。前途茫茫，我不敢预说什么，然而由上种种的事实，对于我前著《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却已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了。”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朱谦之强调说，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历史哲学”的成立，即把历史事实给以哲学的研究，由“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哲学”“来解释历史全体”。为此，他介绍了孔德的《实证哲学讲义》，写道：“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系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的阶级：(第一)神学阶级(Theological Stage)，这时期做一切理论的基础的，就是‘神’。一切现象都可以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解释他。(第二)形而上学阶级(Metaphysical Stage)，这时期以抽象的概念，就是潜伏人们内心的思想来解决一切。(第三)实证或科学的阶级(Positive or Scientific Stage)，这时期专以观察为主，汇集事实上所得的法则而整理之，排列之，籍(原文如此，实应为‘藉’(借)。——编者注)以说明一切，所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
据此，朱谦之将历史哲学本身的发展分为宗教的历史时期、自我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或科学的历史时期和综合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论述西洋、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时都运用了这种分期说。比如，在论述西洋近代哲学的生命派时，他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文艺复兴)”、“自我哲学时期(启明运动)”、“社会的科学的时期(19世纪)”和“现代的生命哲学时期”四个时期；在论述印度哲学的历史进化时，他同样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婆陀罗衍)”、“自我哲学时期(乔陀婆陀)”、“社会哲学时期(甘地)”和“生命哲学时期(泰戈尔)”；在论述中国近世以来的哲学时，他也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宋代)”、“自我哲学时期(明代)”和“社会政治哲学时期(清代)”。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对日本思想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可见，这时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本着他一贯的历史哲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其日本思想研究与《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的关系，与其说是“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不如说是有意地对其分期原理作了一个补注。
(二)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状况的理解，显示了既定的历史哲学原理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朱谦之的研究侧重于日本近世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近现代思想状况，对日本古代思想的论述比较简略。(2)关于儒佛等来自中国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朱谦之一方面承认其影响非常大，但是更多强调“儒家思想和日本的国民性，有些不尽吻合”，以至于主张“儒家思想终究和日本思想不能相容。我们现在一谈到日本哲学，好似就只儒佛的思想盛行，这完全由于我们自尊的心理，结果把日本思想的真相淹没，对于研究的对象，反为把捉不着了。实在说来，在德川时代所谓儒教，虽代替了佛教的地位。但到日本古学复兴，便儒教也渐渐自告衰微；当时的国体论和神道论，都是始而主张神儒合一，后便变成纯粹神道的思想了”。注重日本思想的固有特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里，朱谦之对日本儒学自身的特色显然注意不够，这也与他的理论前提，即将所谓“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规定为“神学思想的时期”这种限制有关。(三)朱谦之关注的重点在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思想界，对近现代日本思想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
这不仅表现在朱谦之对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各种派别的思想实质及其论争的充分了解，而且在于他并不是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简单地进行直线式理解，而是看到了不同阶段里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因素。比如，“科学阶段中虽有唯物史观与社会史观两派，但均不彻底，尤其是神学阶段的封建思想与形而上学阶段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尚为有力的反动阶级之势力，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旧式之军事征掠手段，强占东省，便是好例”。此外，他还针对“形而上学派”中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等代表人物，从其各自的特点出发，探讨了其思想中东西方思想因素的融合及其浓厚的东洋色彩。即便在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中，朱谦之也注意到了儒佛的更替以及神儒的关系，只是没有充分展开。
(四)朱谦之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值得注意
比如对河上肇，朱谦之指出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基础理论》一书，上篇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可算日文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最好参考书了。但是河上氏因他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倾向(堺利彦也这样说他)，其所谓唯物史观，究竟是否和马克思、燕格尔(即恩格斯——引者注)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很是问题”。还有，其辩证法“是否真是唯物辩证法”也大可怀疑。由此，朱谦之提醒人们注意，“在我国思想界所认为日本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是不可靠极了”。他希望将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的诞生。他希望以“从生物学出发”、“从心理学出发”，即他在《历史哲学》中所强调的“生机主义的方法”来打破思想界“死沉沉的霉气”，“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朱谦之在《历史哲学》中虽然认为它“是算不了什么的”，但还是看到了其积极的方面。他说：“他这种以经济事情为中心的历史观，因他说明历史上的社会变迁、注意在社会史上一切关系依于物质的条件而变化的原因，故此学说推到极端，把理想那样东西，也看做不过物质的影子，历史家对于这句话，自然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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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过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他们专门在上帝之城、理想之城去发现历史的原理的，却别开生面从地球上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原文如此，应为“它”。——编者注)。”后来，朱谦之在其193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唯物史观放在了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批判、介绍以及到后来开始接受并自觉运用的变化进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发现，他在回忆自己20世纪20年代初的思想时，曾这样提到唯物史观：“我因痛恨于独秀用列宁政府的金钱，来收写工人，做他野心革命的牺牲，所以对于唯物史观的革命论者，非常失望!而欲从根本上去求改造人心了!”后来，在《世界观的转变》中，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哲学》根本是从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前提出发，所以太信赖了人类的良心，而忘记了有许多剥削阶级存在，因为立场错了，世界观也错了，甚至所用以实现未来社会的方法也流于空话”，并表示“我深刻地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无比，同时更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感谢这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感谢全体群众所给我的过去所未曾有的思想教育。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我”。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自觉地批判和否定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目的在于“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我为鉴戒，以后不再走资产阶级世界观下个人英雄主义的路”。同时，他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并想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一定的具体实际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谦之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曾经抱有的力图从学理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的热情，这时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注意收集唯物史观的著作，在后来也只不过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朱谦之后来回忆说：“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现藏即有中苏英日四种版本，而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的日译本，尚是我在1929年7月9日在岩松堂夜间购得，时距该书发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纪念的。”此外，朱谦之的自叙诗中有日：“中年落拓到东瀛，无福日光富士行。埋首篷窗逃白眼，侧身岛国隐书城。何曾丝竹耽歌舞，而向马恩借甲兵。终是风尘身仆仆，不教狂客显声名。”其心绪可见一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界的共识，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①。其开创之功或研究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2)系统地梳理了日本的哲学史、儒学史；(3)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4)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朱谦之也有一个从小心翼翼地试用到充满自信地娴熟掌握的过程。这也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在其第一本日本思想史专题著作《日本的朱子学》中，朱谦之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还不是那么坚定，称“在观点方面，日本哲学界至今尚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并申明“本书是我研究东方哲学史之一初步尝试，在观点方法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加以指正”。但是到1962年7月为《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撰写前言时，朱谦之对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似乎已经很有信心，也非常娴熟了。他写道：“日本哲学史即日本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前日本哲学的基本情况，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斗争，在德川时代已经十分明显。”“研究日本哲学史，主要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并批判过去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也不能忘却，在唯心主义哲学里面，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的内核一样，阳明学左派的辩证法，也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日本哲学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则不可不先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及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准备时期哲学的诸流派。”
实际上，将这里的“日本”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很适用。朱谦之进而将哲学学派斗争与社会阶级矛盾联系起来，说：“日本哲学的学派斗争，是和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与变动有关；以阶级矛盾作为各学派思想斗争的背景来看，就更容易明白中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对日本哲学所起的各种特殊作用”。可见，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公式化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朱谦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时地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比如，他在评价徂徕的“独特的所谓‘唯物论”’时说：“徂徕所谓物，当然不是我们之所谓物质，但也具有某一种客观存在之意义。”“徂徕的唯物是把自己束缚于先王之礼之物之下，一口气也不许出，结果便是极端的自卑感，极端的奴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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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他的《学则》的自由主义风格恰相矛盾”，并感叹“以一个绝顶豪迈的人，抑何其谦卑自守至此!”有论者由此读出：“朱谦之倾注了个人情感在里面，对自由主义学风的推崇也表明他的五四学风是一以贯之的。”(二)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
朱谦之的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以至比较文化学的延伸。朱谦之认为，从文化的类型上说，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从文化的结构上说，西洋文化也有宗教和哲学，而从文化的接触上说，西洋文化史上的“哲学时代”是受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的。为此，他先后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和美洲的影响进行研究，出版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之影响》(1940年)和《扶桑国考证》(1941年)。在其比较文化学的视野中，朱谦之认为“日本文化的发生，实始于中华民族移住该土之后”，“日本文化原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为中国文化所传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谦之首先从朱子学人手，对日本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亦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种研究工作，在中国今日尚属创举”。因此，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注重叙述朱子学在日本之传播与发展”，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研究，也是想“借以明了中国哲学对于日本近世哲学的影响”。
朱谦之能够开创中日思想交流与比较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源于他的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是对其既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因为固有理论的影响，使他容易过于看重中国哲学，特别是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
比如，他在论述“建武中兴”与宋学的关系时就指出：“所谓‘建武中兴’(‘建武’为后醍醐天皇年号，建武元年即1334年)，从思想的基础上说，是得力于研究宋学。因宋朱子生于偏安之时，无一日不思复兴，其史论往往为此而发，后醍醐为武门陪臣所迫，王室衰微，情况与此相似，故因研究宋学，而激发忠义磅礴之气，确立了建武中兴的功业。”这种说法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推测，也许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是后来的实证研究表明建武中兴运动由宋学的理念所致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朱谦之在这里一方面主张“后醍醐虽在宫中树起宋学的新学帜，成就了后来复位时的建武中兴”，一方面也还是顾及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当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的儒学，依然是没有它的独立地位的”，表现出一个历史学者的谨慎态度。而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做了过当的发挥，甚至提出日本史上的‘建武中兴’，是以宋学作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判定在14世纪，即德川幕府之前两个世纪，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把宋学作为一种理想的统治思想了。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理论先行的负面影响吧。
(三)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朱谦之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如果说，朱谦之在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的文化比较学的理论是一种外在的临时习得的或固有的由来已久的理论，在给他的研究带来开拓性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局限的话，朱谦之那种尊重原始资料、强调“无征不信”的历史主义的实证方法，则是最终使他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的法宝。实际上，提倡史观与史料并重，是朱谦之自上世纪30年始倡导的“现代史学”的重要思想。他说：“从前只知注重史料的确实性。以为只要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事了；现在却将这些史料用来解释那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我们看重后者方法，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我们亦看重前者，因其能为历史进化法则建立下史料之确实的基础。”到50年代，他在讲授史料学时还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把握材料，愈能全面把握关于研究部门的所有材料，研究的成绩，便愈成功”，同时还批判了傅斯年等“不注意史料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朱谦之在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时正是注重选录大量的相关原始史料，使研究者得以直接与原始史料接触。这为他的研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结语
笔者曾经提出过“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这一观点。通过上述对朱谦之的研究著作和方法进行的分析和总结，所谓的“接着讲”，不外乎有以下几层含义。
1.坚持资料“搜集狂”精神，这当然是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就个人而言或许容易做到，但是要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翻译出版而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个世纪之前以朱谦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的《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的“古代之部”和“德川时代之部”，就亟待有人能够接下来进行校订、增补和扩展。
2.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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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修养。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还是对西方近代哲学思想，朱谦之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认识，这是他研究日本儒学乃至整个日本哲学史的基础，是他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根本。而且，在强调建构新的世界史的今天，对某一国思想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以该国一国的视域为限，已经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广域的世界知识背景下研究日本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