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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淳是朱熹的高第。最初恬然退守,以训童居乡若无闻焉。两度亲谒朱熹,学问精进;后出乡讲学,忧时论事感慨动人,名播天下。陈淳喜言浑沦,称理气为浑沦极至之物,反对朱熹的“理能生气”、“理在气先”,理气截然而分的观点,意在回避朱熹所构建的宇宙发生论。本文旨在通过对陈纯及其思想的反思性评论得出结论,即陈淳思想不仅是怎么写作于原始儒家,而且是怎么写作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写作技巧学家的。
【关键词】陈淳 朱熹 理学 反思
1673-8209(2010)08-0-02
陈淳虽是朱熹高徒,没有从政的经历。以训蒙为生,在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完成《启蒙初诵》、《训童雅言》两篇儿童启蒙读物,晚年又作《北溪字义》开示后学。训蒙、讲学经历使陈淳对朱子思想的传扬更加体系化和易于理解接受,陈淳又维护师们甚力,进而为朱学在南宋晚期获得“钦定”成为学术打下社会及其教育基础。
无疑陈淳对“注疏-解释”体的长处是十分了解的,《北溪字义》选择字义作为诠释的突破口,并不是偶然。朱熹的思想博大精深、著作宏富,如果想要使朱熹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首先要创制易于后学接受的基础文本。因此陈淳所要提供的文本就必须拥有准确的、概括的、完整的特性。《北溪字义》选择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中的二十五个重要概念“命、性、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二十五个范畴,陈宓认为这些概念“决择精确,贯穿浃洽”二十五个重要概念纂有目录,便于学者阅读浏览。
陈淳的《北溪字义》以“字义-解释”作为诠释的方式,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朱熹的“注疏-解释”方式。朱熹在解经时是非常关注字义的,正如黄震所云“复祖训诂,先明字义”表明了字义的准确与否是朱熹使经典文本“坦然易知”的手段。对比之下陈淳的“字义”被称为“学者穷理之利刃”。而《北溪字义》所要诠释的“对象-文本”,并不局限于原始儒家的经典。表面上是“合周、程、张、朱之论而为此书”而实际上是对朱熹及其以前理学思想的整体性概括。由于周、程、张、朱等先贤的思想散落在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解释”、语录等文本之中。而朱熹的“注疏-解释”的局限性就是无法摆脱逐行注释的麻烦。虽然宋学有疑经的传统而“注疏-解释”方式在其理论预设上,还是要承认原典的权威性;但“注疏-解释”不同于训诂的语言学的诠释方式,依然有超越经典的内在要求。因此,陈淳《北溪字义》所采用的“字义-解释”方式彻底摆脱了“注疏-解释”的局限,对朱熹为主的先贤们的思想作了整体性的、概括性的诠释,同时也摆脱了经典文本的束缚,使其对儒学的诠释获得更多的自由。
北溪善于独立思考,“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同异之见而失之过者。”全祖望虽未明言北溪失在何处,但试猜之,《北溪字义》直从字义入手,合汇周、张、二程、朱子所论并择其紧要字训义即成,“或疑其滋后学捷径之心。”在此,试为北溪辩解之,其一,汉儒解经重训诂,通经致用的目的在于政事、治道。从方法的角度来说,训诂只在书本文字上作工夫;善章句的小儒,多使后学自陷于文字之间,白首不知其原,又不及修身。然而儒学本为教养之学,是重修身的为己之学,如被直接的用于现实的政道与治道,则理想与现实便会发生冲突,产生不良后果。而《北溪字义》的“辨析字义”并不同于章句训诂,虽贬为捷
陈淳学术与其师确有不同之处。其一,从太极论的角度来讲,朱熹认为“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3]陈淳说“太极只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看起来朱陈师徒并无区别都以太极为形上的本体。然而朱熹并未就此止步,他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4]朱熹在太极论的基础上,将理气论进一步展开,为它的宇宙论怎么写作。相对的,陈淳以反问的方式对朱熹的理气论提出质疑。并在《北溪字义》明确指出理气为浑沦极至之物。意在从形上学的角度以“理气不二”构造“体用不二”的原型。其二,从万物分殊角度讲,朱熹认为“理能生气”,气虽为理所生但又管不得气,这是以气化的过程打通人、物,于是由气造作而出的“分殊”,就有了无造作的“理一”作为基础。相对的,陈淳也讲气化,他讲的气化是从“一贯”的角度讲起,又强调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并不纠缠于宇宙生化的局部。最关键的是,陈淳认万物存在的根原在天命,命只对人有意义,这样他用命对人、物作出区分,那么陈淳学术的中心回归到人本身及心性论。
提到“别宗”,朱熹倒是也背负过这样的名号。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学问是“身心性命”之学,反对传统的“理学”与“心学”的区分,判定陆王是继孔孟之后的“正脉”,称程颐为“别子”朱熹是“继别子为宗”。试想陈淳被称为“紫阳别宗”,是否两别为“正”,陈淳会是孔孟儒家的“正脉”吗?
陈淳并不愧于“别宗”之名,虽护师门甚力。但其学并不限于朱子,亦有超越朱子之处。北溪喜言天理自然,此点近于程灏。视太极为大本,一气流行化生万物,个个各足,自然而然,而太极又衍贯于万事万物。不重性理而重天命自然,不重格物穷理而重 “贯动静、一显微、彻表里、始终无间者也”[5]的心的涵养,只因心的活动若有动静、表里的间断便为不自然。主张体用不离、不二,太极大本与人伦日用不离,若以自然而然的心境迎接事物就可以“廓然大公,物来顺应”。[6]北溪认理气为浑沦极至之物,从实存的角度主张形上形下的不可分性亦不同于小程与朱子注重概念区分的为学。可见,陈淳思想受大程子的影响较多。可见,陈淳将朱熹外在化的视角重新收归于内。
陈淳不采用其师惯常采用的注疏解释方法,《北溪字义》以“剖判字义”的形式为后学传授北溪心法,是坚持了儒家价值优先的原则。从朱学的外部来说,各家对语言、字义的看法是不同的。例如陆九渊指责朱熹说“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7)陆九渊认为朱熹在表达儒家思想时过于依赖语言、字义而不能自立,常常造成学者们在文字、语义上的纠缠,而使真正的儒家精神淹没在语言文字之中。面对这种质疑陈淳有他的自觉。《北溪字义》开篇就嘱咐读者“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聚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见得明了。”[8]他又说:“忠信之信与五常之信如何分别?五常之信以心之实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须是逐一看得透彻。古人语言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执一看。若泥着,则不通。”[9]陈淳的诠释以字义为起点,首先要对单个字、词、范畴的意义有准确的理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明确字、词、范畴之间的内在的脉络联系,最后要打破字、词、范畴之间的界限从整体上把握义理的旨趣、意蕴。并且要求在“辨析字义”时防止低层次的拘泥于文字意义本身。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就会达到“茅塞豁然”之时,最终实现识得“天理”的目的,那么“辨析字义”的活动本身已经被超越,自然不会出现“若泥着,则不通”的情况。由此完成由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应该说陈淳的“剖判字义”理论来源于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豁然贯通”之说,陈的“剖判字义”对应朱的“格物”,陈的“茅塞豁然”对应朱的“豁然贯通”。如此“剖判字义”既坚持了朱学重视读书、明字义等下学之功的一贯原则,又超越了“辨析字义”活动本身的局限,并且能满足了人们安身立命之时对形上的追求。陈淳虽以剖判字义为下学入路之方,然而关键概念字义的准确自要遵循否则就会义理不明,在整体意义与超越意义道理的把
参考文献
《朱子语类》卷七.
《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
[3]《朱子语类》卷一.
[4]引自《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上卷
[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答横渠先生定性书》.
[7]《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8]《北溪字义·命》.
[9]《北溪字义·忠恕》.
【关键词】陈淳 朱熹 理学 反思
1673-8209(2010)08-0-02
陈淳虽是朱熹高徒,没有从政的经历。以训蒙为生,在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完成《启蒙初诵》、《训童雅言》两篇儿童启蒙读物,晚年又作《北溪字义》开示后学。训蒙、讲学经历使陈淳对朱子思想的传扬更加体系化和易于理解接受,陈淳又维护师们甚力,进而为朱学在南宋晚期获得“钦定”成为学术打下社会及其教育基础。
1 北溪心法及其意义
宋写作技巧学家疑经疑说,不认同汉唐学者繁琐的章句训诂。因为训诂注重的是字面上的意义,使用的是语言学上的解释方法,其解释的对象是某个字、词的单个意义,而遗忘了创造性文本深层的意义,对宋儒来说就是把握不住“义理大本”。朱熹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大量采用“注疏-解释”方式。然而“注疏-解释”并未妨碍朱熹对理学的建构。朱熹说“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讨他第二重。”那么,要领悟作者的创作意图除了要弄清文本字面意义,更要力求超出语境层次的理解,达到原始意义与超越意义的理解。无疑陈淳对“注疏-解释”体的长处是十分了解的,《北溪字义》选择字义作为诠释的突破口,并不是偶然。朱熹的思想博大精深、著作宏富,如果想要使朱熹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首先要创制易于后学接受的基础文本。因此陈淳所要提供的文本就必须拥有准确的、概括的、完整的特性。《北溪字义》选择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中的二十五个重要概念“命、性、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二十五个范畴,陈宓认为这些概念“决择精确,贯穿浃洽”二十五个重要概念纂有目录,便于学者阅读浏览。
陈淳的《北溪字义》以“字义-解释”作为诠释的方式,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朱熹的“注疏-解释”方式。朱熹在解经时是非常关注字义的,正如黄震所云“复祖训诂,先明字义”表明了字义的准确与否是朱熹使经典文本“坦然易知”的手段。对比之下陈淳的“字义”被称为“学者穷理之利刃”。而《北溪字义》所要诠释的“对象-文本”,并不局限于原始儒家的经典。表面上是“合周、程、张、朱之论而为此书”而实际上是对朱熹及其以前理学思想的整体性概括。由于周、程、张、朱等先贤的思想散落在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解释”、语录等文本之中。而朱熹的“注疏-解释”的局限性就是无法摆脱逐行注释的麻烦。虽然宋学有疑经的传统而“注疏-解释”方式在其理论预设上,还是要承认原典的权威性;但“注疏-解释”不同于训诂的语言学的诠释方式,依然有超越经典的内在要求。因此,陈淳《北溪字义》所采用的“字义-解释”方式彻底摆脱了“注疏-解释”的局限,对朱熹为主的先贤们的思想作了整体性的、概括性的诠释,同时也摆脱了经典文本的束缚,使其对儒学的诠释获得更多的自由。
北溪善于独立思考,“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同异之见而失之过者。”全祖望虽未明言北溪失在何处,但试猜之,《北溪字义》直从字义入手,合汇周、张、二程、朱子所论并择其紧要字训义即成,“或疑其滋后学捷径之心。”在此,试为北溪辩解之,其一,汉儒解经重训诂,通经致用的目的在于政事、治道。从方法的角度来说,训诂只在书本文字上作工夫;善章句的小儒,多使后学自陷于文字之间,白首不知其原,又不及修身。然而儒学本为教养之学,是重修身的为己之学,如被直接的用于现实的政道与治道,则理想与现实便会发生冲突,产生不良后果。而《北溪字义》的“辨析字义”并不同于章句训诂,虽贬为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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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但追寻的乃为宋儒所倡切己的修身义理。其目的不在于教授知识与意见,而在于教授开示后学获知性命之奥的道理。其二,虽有《字义》之名,但不同于《说文解字》等考订字学之书,所以在门目上亦不似《说文解字》等解字成千上万,北溪只选定二十五门而为此书,虽逐一分殊,又极讲究合而汇通。分析训释必及“体用”,“体用”分则“本原”显;究天人之际定及“一贯”,体用合无有滞碍。则天以命显其实存、心以情显其实存、事以显其实存,又以其“一贯”与“相禅”复为一不可凿七窍的浑沦机体。虽以字义为捷径,但融会贯通、约与博相得益彰。若初学以其为指南,潜心玩味则可明性理入群经。此两点,可知陈淳以字义开示后学的用心良苦,北溪以其精深的学力,为后学诸生剖判字义,指点出儒学的入门捷径。秉持“思必近思”之精神,为后辈晚生传授探心性之幽的北溪心法。究其经历, 北溪由训蒙讲师逐渐过渡为朱子门人,在学问精进后又回归讲学成为朱子传人。此中的艰辛正提示了陈淳作《北溪字义》的初衷。2 紫阳别宗及其意义
陈淳在训蒙时并不出名,但在从事讲学活动时,致力于传播朱子学,带动与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北溪学派,颇具影响力。因黄幹为朱子嫡传,北溪学派被称为“紫阳别宗”。若是别宗,那么朱陈师徒学术是否有分殊,分殊的意义何在呢?陈淳学术与其师确有不同之处。其一,从太极论的角度来讲,朱熹认为“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3]陈淳说“太极只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看起来朱陈师徒并无区别都以太极为形上的本体。然而朱熹并未就此止步,他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4]朱熹在太极论的基础上,将理气论进一步展开,为它的宇宙论怎么写作。相对的,陈淳以反问的方式对朱熹的理气论提出质疑。并在《北溪字义》明确指出理气为浑沦极至之物。意在从形上学的角度以“理气不二”构造“体用不二”的原型。其二,从万物分殊角度讲,朱熹认为“理能生气”,气虽为理所生但又管不得气,这是以气化的过程打通人、物,于是由气造作而出的“分殊”,就有了无造作的“理一”作为基础。相对的,陈淳也讲气化,他讲的气化是从“一贯”的角度讲起,又强调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并不纠缠于宇宙生化的局部。最关键的是,陈淳认万物存在的根原在天命,命只对人有意义,这样他用命对人、物作出区分,那么陈淳学术的中心回归到人本身及心性论。
提到“别宗”,朱熹倒是也背负过这样的名号。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学问是“身心性命”之学,反对传统的“理学”与“心学”的区分,判定陆王是继孔孟之后的“正脉”,称程颐为“别子”朱熹是“继别子为宗”。试想陈淳被称为“紫阳别宗”,是否两别为“正”,陈淳会是孔孟儒家的“正脉”吗?
陈淳并不愧于“别宗”之名,虽护师门甚力。但其学并不限于朱子,亦有超越朱子之处。北溪喜言天理自然,此点近于程灏。视太极为大本,一气流行化生万物,个个各足,自然而然,而太极又衍贯于万事万物。不重性理而重天命自然,不重格物穷理而重 “贯动静、一显微、彻表里、始终无间者也”[5]的心的涵养,只因心的活动若有动静、表里的间断便为不自然。主张体用不离、不二,太极大本与人伦日用不离,若以自然而然的心境迎接事物就可以“廓然大公,物来顺应”。[6]北溪认理气为浑沦极至之物,从实存的角度主张形上形下的不可分性亦不同于小程与朱子注重概念区分的为学。可见,陈淳思想受大程子的影响较多。可见,陈淳将朱熹外在化的视角重新收归于内。
陈淳不采用其师惯常采用的注疏解释方法,《北溪字义》以“剖判字义”的形式为后学传授北溪心法,是坚持了儒家价值优先的原则。从朱学的外部来说,各家对语言、字义的看法是不同的。例如陆九渊指责朱熹说“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7)陆九渊认为朱熹在表达儒家思想时过于依赖语言、字义而不能自立,常常造成学者们在文字、语义上的纠缠,而使真正的儒家精神淹没在语言文字之中。面对这种质疑陈淳有他的自觉。《北溪字义》开篇就嘱咐读者“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聚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见得明了。”[8]他又说:“忠信之信与五常之信如何分别?五常之信以心之实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须是逐一看得透彻。古人语言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执一看。若泥着,则不通。”[9]陈淳的诠释以字义为起点,首先要对单个字、词、范畴的意义有准确的理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明确字、词、范畴之间的内在的脉络联系,最后要打破字、词、范畴之间的界限从整体上把握义理的旨趣、意蕴。并且要求在“辨析字义”时防止低层次的拘泥于文字意义本身。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就会达到“茅塞豁然”之时,最终实现识得“天理”的目的,那么“辨析字义”的活动本身已经被超越,自然不会出现“若泥着,则不通”的情况。由此完成由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应该说陈淳的“剖判字义”理论来源于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豁然贯通”之说,陈的“剖判字义”对应朱的“格物”,陈的“茅塞豁然”对应朱的“豁然贯通”。如此“剖判字义”既坚持了朱学重视读书、明字义等下学之功的一贯原则,又超越了“辨析字义”活动本身的局限,并且能满足了人们安身立命之时对形上的追求。陈淳虽以剖判字义为下学入路之方,然而关键概念字义的准确自要遵循否则就会义理不明,在整体意义与超越意义道理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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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上不可采定说之方,要采“浑沦”与“不泥着”的权说,这样在长期的玩味求索中才会独得道体。总之,陈淳的思想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之外,始终将学术的重心锁定在对儒家价值本体的诠释上。也念念不忘为后学提点进入理学的门径,其深层的意义就是陈淳认为新儒家的地位与古代圣贤地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参考文献
《朱子语类》卷七.
《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
[3]《朱子语类》卷一.
[4]引自《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上卷
二、转引自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版,第90页.
[5]《北溪字义·心》.[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答横渠先生定性书》.
[7]《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8]《北溪字义·命》.
[9]《北溪字义·忠恕》.